人到中年，伤于哀乐，这句老话人人都说，好像已很平淡，可是一
旦身临其境，其中的震撼真是强烈无比。一些没有想到，而且看起来毫
无端倪的事，却就那么突然地来到了，真令人倍感世事无常。9月6日，
有学生寄来一封邮件，告知卞孝萱先生于9月5日不幸逝世。这消息是
那样地突如其来，顿时使我陷入一种恍惚的境地。因为，就在8月15日，
我到卞先生的府上，他还是那样健康，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热情爽
朗，不过才二十天，怎么就天人永隔了呢？
    那一天，我如约到卞先生家去取稿子。差不多半年前，《人文中国学
报》慕卞先生大名，希望他能赐稿支持。卞先生慨然应允，约定暑假中交
稿。老人重然诺，以八十六岁高龄，说到做到。一见面，他就直抱歉，说是
虽已定稿，但比较乱，本应抄录誊清，无奈身体出了点状况，生怕耽误刊
期。又体谅编辑的苦衷，再三强调要亲自校对，以确保无误。卞先生不用
电脑，这78页的稿子，全是手写而成，一些重要的资料，采用剪贴的方
式，粘在不同的部位，整篇稿子充满各种颜色，就似一领百衲衣。我们知
道，撰写论文，当然是脑力劳动，但也可以说是体力劳动，其中查找文
献，比对资料，谋篇布局，行文撰写，都很是劳心劳力。而且，这又是一篇
讨论清代家谱与家族文化的文章，不少资料并非常见，写起来就更加不
易。是怎样的不易呢？武黎嵩君对此曾有记述。黎嵩还在中学时，我就
非常看好他的文史素养，他后来考上南京大学，选择的是史学，一路读
到硕士、博士，卞先生晚年对他非常器重，不仅与他合写文章，也带着他
到处访求资料，其间固然有收获颇丰的时候，但也每每失意而回。如到
桐城寻找张廷玉家谱，因该家谱在私人手中，多方努力，仍旧不果。今年
4月，去南京某图书馆查阅家谱，该馆管理人员以书有破损为由，不予提
出，尽管卞先生说明自己已经八十多岁，打的出来一趟要花几十块钱
很不容易，希望能够通融，迹近哀求，却也终于未能如愿。所以，他写作
这篇文章，该是付出了多大的心力，这区区抄录誊清的事，当然应该由
我们这些后学晚辈来承担。顺便也说一句，卞先生逝世后，看到胡阿祥
教授转述武黎嵩君的话，说“卞先生于七月廿八日将与武黎嵩合撰的
《没有钱穆名字的钱穆家谱———对锦树堂钱氏宗谱的发掘研究》定稿
并投寄《中国文化》杂志，尚未发表，此系先生生前写定的最后文章”。如
果仅从时间上看，也许，这篇《〈宜兴胥井、武进前街董氏合修家乘〉的文
献价值》才是“先生生前写定的最后文章”。
    卞先生在外面查找资料的辛苦，只有陪伴在他身边的人才能知
道，但他在南京大学校园中的风采，却是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经常
在上午时分，南大校园中都会出现一个步履匆匆的白发老人，提着包
几乎是目不斜视地，一直向着图书馆走去。南大图书馆的古籍部藏书
之丰富，在全国高校图书馆里可以名列前三名，每天都吸引着许多读
者。这些读者中，定期坚持的大都是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青年教师
由于教学、科研、社会工作的压力，往往倒不像研究生们那样能够集中
时间了。所以，一个经常出现其间的白发老人，就显得格外醒目。事实
上，古籍部里的卞先生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以至于有的学生曾
说，在古籍部里看到卞先生是他每次的隐隐期待。而且，卞先生的到
来，尽管只是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份，但他给古籍部带来的，可能他自己
也意想不到。古籍部的馆员多是年轻人，卞先生的到来给了他们随时
请教的机会，他们在工作中碰到的一些疑难，往往足不出户，就得到了
解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仍然端坐
在那里，沉静地读书，无疑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不仅让研究生和青年
学者们肃然起敬，而且促使大家反思和自省，激励大家不懈地努力。
    卞先生成果丰硕，著作等身，都是这样坚持不懈、争分夺秒地工作
而得来的。他并不是科班出身，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担任小职员的工
馀，只能靠挤时间来读书治学，所以，他非常懂得时间的宝贵，他的节
奏，永远像他的步伐，总是那么紧凑。人们都知道，和卞先生见面或打
电话，他很少寒暄，总是直接进入主题，非常干净利落，因为他认为有
限之生不能做无益之事。他刚调来南大，还住在小粉桥的时候，住处逼
仄，我曾因事拜访，不过是在门外相见，立谈几句而已。他那时也没有
条件把客人让到家里，因为他的书和资料太多，充塞了不大的空间，以
至于他经常感叹，有时明明知道自己有某种书，却不知塞在什么地方，
只能到图书馆去借。后来他搬到了汉口路，有了两间房子，稍显宽裕，
这种风格仍然不变。有一次，我奉千帆师之命，给他送一份材料，踏进
冬青书屋，只见一张大桌子上，摊满了各种资料。那时正是《中华大典·
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截稿之际，作为主编的他，正在非常辛苦
地审读一篇篇文稿。他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地客气、热情，却也并不留
坐，立谈之中，三言两语把该说的话说完，就直抱歉，说自己在赶工，时
间紧迫。现在回想，我认识卞先生也有二十五年了，而且承他厚爱，多
有鼓励支持，谈学问的次数不少，治学之外的闲谈，倒也没有几次。
但是，一旦和学术有关，卞先生又是很舍得时间的，这一点，尤其体
现在他和年轻人的交往中。卞先生以自学起家，在治学的过程中，自觉
地转益多师，终于成为文史兼通的大家。他的独特经历，不仅使他深知
求学的不易，而且没有门户之见，特别对那些有志于治学的年轻人，更
是大力扶持，乐于提供帮助。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多少精力，用去了多少
时间，根本无法计算。他逝世之后，有那么多的中青年学者在唁电中饱
含深情地追忆，就是明证。我本人当然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甚至
我的学生，一有问题，也往往首先想到向他请教。他们知道，来到冬青书
屋，就如入宝山，是不会空手而返的，而书屋的主人又是那样和蔼慈祥，
让他们敢于，而且乐于亲近。今年春天，我的学生吴玉廉从美国回国做
博士论文，她研究清代扬州的盐商及其相关文化的问题。4月1日，她来
信说要到南京来，其中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向不仅饱学，而且是身
为扬州人的卞先生请教。她说得很自然，好像是一个已经安排好了的项
目一样，完全没有后生晚辈提出拜访大学者时的忐忑不安，也没有觉得
自己造次。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她深信能够从卞先生那里得到帮助，而
且，她在南大七年的经历，也使她深知卞先生的为人。后来，她在南京果
然受到卞先生的热情接待，获益匪浅。在我的学生中，不少都和卞先生
很亲近，如周焕卿、李丹等，他们的成长，都有着卞先生的一份心血。
卞先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颇有古君子之风。他出生才两个月，父
亲就逝世了，全靠母亲辛勤劳作，在艰难的生活中，将他抚养成人。家
里穷，请不起教书先生，但为了让他学文化，母亲就利用自己在学堂帮
佣的机会，每天先向老师学几个字，再回家教儿子。卞先生的启蒙教育
就是这样在伟大的母爱中完成的，仿佛演绎了一次现代版的欧（阳修）
母教子。也正因为这种独特的经历，卞先生一生事母甚孝，他曾经将母
亲教自己读书识字的这段事迹写成《征诗文启》，遍请海内名流为之题
咏，一时传为佳话。这种“古道不远”的事，已经和卞先生的生命融为一
体。我们知道，卞先生的求学过程非常艰苦，他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好
几位前辈的赏识和提携，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卓然名家，因此，终其
一生，他时时不忘师恩，感情非常深厚。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和卞先生一
起参加活动，他在阐述各类学术问题时，往往会提到范文澜先生的见
解，总是能够和当下的主题非常吻合。这其实是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
宣传范先生的思想，当年范先生编撰《中国通史》时，卞先生作为助手，
度过了其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日子，所以总是念念在心。而且，卞先
生感于由于时代变化而造成的某些不全面认识，希望完整地宣扬师
说，将范先生在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的贡献综合起来看待，使人们更
系统地认识其价值，就更是他晚年重要的心愿。还有一件事，我们同门
师兄弟谈起来都感喟不已。2000年，先师程千帆先生不幸逝世，学校和
家里都设置了灵堂，供人们凭吊。卞先生来到灵堂，扑地跪倒，对着程
先生的遗像，连行叩拜大礼。他没有说过为什么要这样行礼。但人们都
知道，卞先生来到南大之后的二十五年，是他在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
而他之所以能够来到南大，也和程先生对他的赏识分不开。因此，他行
如此大礼，除了是把程先生当作长辈看待之外，是否也还有一种对知
遇之情的感念在内呢？认识卞先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即感到
他身上古风犹存。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略见一斑。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卞先生的大名，那是1980年，我的老
师吴汝煜先生和卞先生联名写作的《刘禹锡》，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那时，吴老师四十岁，和许多年轻学者一样，经历了文革浩劫，才刚
刚喘过气来。书的出版，在学校里似乎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因为吴老师
还是那样年轻，而当时出版学术著作又是那样的不容易。这一切，当然
和卞先生的提携帮助是分不开的。我那时已经立志要从事古典文学研
究，所以不时向吴老师请教，记得他也向我展示过这本书，卞先生的大
名从此就镌刻在脑海中了。真正认识卞先生是在1984年以后，那一年，
他从北京调到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而我在1984年12月通过了硕
士论文答辩，随即就进入了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边工作，边
攻读博士学位。文献所的所长和编纂室的主任当时都是程千帆先生，
两个机构同在西南楼的二楼，而且是门对门，所以，也就开始有了当面
向他请益的机会。事实上，他对我的指教尚在成为同事之前。当年的硕
士论文，按规定，要聘请同行专家若干人为之审查，卞先生就是审查人
之一。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他以工整的字体所写的评语，一直非常感谢
他对论文的期许和进一步修改的建议。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有些事
情觉得是那样遥远，又好像近在眼前，触手可及。最近两年，他每次见
到我，都要握着我的手，说说我手头在做的事情，他看到了我主持的
《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四册已经出版，还有《全清词·雍乾卷》也在陆续
出版（已印出四册），因而非常高兴。不过，他也指出，清代的东西太繁
多，太复杂，太缺少工作基础，文献搜求太不容易，进行这项工作，对人
力物力的需求很高，让我要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卞先生对清代
以迄近现代的文献都非常熟稔，他的看法，真是非常的内行。
    梁启超的病情渐趋恶化时，其学生谢国桢等都劝他不要再工作
了，可他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后来谢国桢因病住院，有
人劝他好好养病，不要再读书，他则举师训不可违以对。最近见到同事
徐兴无教授，兴无告诉我说，他去看望卞先生时，先生告诉他，发病那
天的上午还往南大图书馆看书，下午小便出血才住入医院，因而感慨
卞先生是工作到了最后的一刻。我听了以后，也是久久地感慨，进而联
想到卞先生的一生，觉得非常符合他的形象。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卞
先生的学术成就已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而他对学
术的热爱，也必将继续激励一代代年轻学子，热诚敬业，勤奋追求。他
那为追求学术而孜孜不倦的身影，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贴的这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