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介子推故事的演变

先秦两汉介子推故事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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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jie 发表于 2010/4/6 20: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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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介子推故事的演变

摘要：先秦两汉是介子推故事演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记录者不断在介子推故事中加入新的元素，逐渐完成介子推的隐士形象塑造。这一时期又是介子推故事与民间传说相互结合的发端期，介子推故事从史官叙事范畴进入民间叙事视野，民间叙事的介入使故事产生了鲜活的生命力和再造空间。
关键词：介子推故事；先秦两汉；叙事；演变

为了证明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顾颉刚说“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反过来，顾颉刚用研究故事的眼光去读古史，探讨古史的来源、格式与转变的痕迹，勾勒出古史演变的轮廓。顾颉刚在研究历史和故事时采取的鲜明态度是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不断发展累积的变量，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量。在这一方法指导下，顾氏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虽然顾氏所说的故事不完全指虚构性的叙事，但是至少可以认为是经过一定修饰和加工的叙事。事实上，历史与故事之间存在互渗性，历史的著录过程可能汲取故事因素，故事的流传过程往往也会借鉴历史，达到一定程度便出现了历史的故事化和故事的历史化两种不同的发展倾向。笔者正是在这种观点方法的指导下，试图探讨介子推故事的演变过程。介子故事最早见于《左传》的记载，之后又屡见于历史、笔记、诗歌和小说等文献材料，流传到今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不同时代，记录者不断在这一故事中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梳理这一故事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考察导致发展演变态势的原因，是准确了解这一故事文化内涵的必要手段。
一
介子推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这件事情发生在周襄王十七年，晋文公重耳元年，即公元前636年。这一年晋公子重耳结束了19年的流亡生活，回国即位，照例要封赏流亡时期的追随者。介子推（《左传》中称介之推，后人以音相近，改为介子推）没有主动要求封赏，晋文公也没有想到介子推，于是介子推和母亲一起隐居而死。经过一段时间后晋文公才想起介子推，可这时介子推已经去世了，于是晋文公就把绵上这个地方划为介子推的封田。
不言禄的原因文献中通过介子推的话说得很清楚，介子推认为晋文公能回国即位属于天之功，而非从者之力，并且对二三子贪天功的行为表示了不耻。晋文公在封赏追随者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介子推，文献中并没有提及。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左传》中的其他相关文字和同样记载过晋公子重耳之亡的《国语》中找出原因。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重耳遂奔狄……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左传》仅列举了五位主要的随从，介子推并没有位列其中，可见禄亦弗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介子推的地位问题。这一点可以在另一部同时代文献中得到印证，相传亦为左丘明所作的《国语》对晋公子重耳之亡的历史也有过记载，对比国语和《左传》的记载，事件的前后经过基本相同，《国语》较《左传》更为详细，然而在《国语》中，非但从者的名单中没有出现介子推，连不言禄的事件也只字未提。不论《左传》与《国语》作者是否为同一个人，如果介子推真是功不可没的话，对这段历史有详细记载的《国语》不可能不提到，《左传》中列出的从者也应该有他的名字。按照常理推断，晋文公作为一位知人善用的政治家，由于自身疏忽而忘记封赏介子推的可能性并不大，更大的可能性在于介子推的地位问题或者功劳大小问题。根据后人刘向《说苑》记载，没有得到封赏的并不仅仅介子推一个人，至于不封赏的原因，看看下面一段话，答案似乎比较明显。
晋文公亡时，陶叔狐从。文公反国，行三赏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见咎犯曰：“吾从君而亡，十有三年，颜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国行三赏而不及于我，意者君忘我与？我有大故与？子试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岂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贤，德行全诚，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谊，蕃援我使我不得为非者，数引我而请于贤人之门，吾以为次赏。夫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之中者，吾又以为之次。且子独不闻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后，而劳苦之士次之……”这里晋文公说得很清楚，赏罚的顺序是先德而后力。即便后人记载的割股献食之事属实，按照晋文公的赏罚原则，介子推应该和陶叔狐一样，是不属于上赏、次赏甚至是三赏之列的。可见，介子推没有被封赏的原因，既不是晋文公健忘，也不太可能是晋文公有飞鸟尽，良弓藏的心理，最大可能是介子推的地位和功劳不足以得到高等级的礼遇。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左传》记载中，介子推遂隐而死在先，晋侯求之在后，而这种先后顺序也在后人的记录中悄悄发生了变化。
二
《左传》之后介子推故事主要见于战国晚期的《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吕氏春秋•季冬纪第十二》、《楚辞•惜往日》和《庄子•杂篇•盗跖》。《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韩非子》中有些篇章有疑问，即便是有李斯的文章混入，成书最迟也不会迟于李斯被杀即公元前208年，《庄子》的成书年代问题比较复杂，杂篇大约形成于战国晚期。如果以杨伯峻先生定《左传》成书于前403年至前386年间为准的话，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介子推故事有哪些变化呢？
《楚辞•惜往日》仅两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中的有关文字为：
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著其名。
《吕氏春秋•季冬纪第十二》记载较为详细：
今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难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於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簦，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干嗌，日夜思之，犹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离俗远矣。
《庄子•杂篇•盗跖》中提到：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比较这些文字和《左传》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到约半个世纪后，介子推的故事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首先，《韩非子》中增加了割肌情节，《庄子》中进一步明确为割股。
其次，《吕氏春秋》出现了赋诗情节，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琴曲歌辞一》收录《士失志操四首》并认定作者为介子推，但全诗比较直白，类似于民间歌谣，不太可能出于介子推本人，属后人附会或借用民间传说的可能性较大。“五蛇”显然是指当时追随重耳流亡的五个重要随从，但是具体哪五个人没有说明，“一蛇”指介子推无疑。在《左传》之中，五人指的是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是不在其列的。可见从战国末年开始，五位重要随从的说法已经开始产生分歧了。
最后，也是对后代介子推故事演变很重要的一点，《庄子》中出现了“抱木而燔死”的说法，这一点对后人把介子推故事和中国传统节日——寒食联系在一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增加割股情节，显然是为了说明介子推在重耳流亡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吕氏春秋》赋诗中把介子推上升为五位重要随从之一的用意是一致的。同时期有关食人的记录还有牙易烹献和乐羊食子的故事：
《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记载：
（齐桓）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邪？”
《韩非子•说林上第二十二》记载：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
可见战国晚期已经有了烹食人肉的现象和记载，介子推故事的传录者极有可能受到这些故事的影响，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加工，为介子推故事增添了割股献食的情节。
孔子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说，割肌献食，需要忍受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更大的是伦理意义上的精神牺牲，有了这一行为，就足以凸显禄不及子推的不合理性，也就更能表现介子推不言禄的高尚士操。在《庄子》中与介子推一并提及的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尾生、比干、伍子胥，或为隐者、或为贞士、或为忠臣，可见，到战国晚期，介子推已经作为一位功成不受赏的高洁之士被人传颂了。受到同时代有关献子而食文献的影响，记录者在介子推故事中增加割股献食的情节也就不足为奇了。战国时期增入的割股献食情节到汉初已经十分流行了，《韩诗外传》记载：“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闻。”
战国晚期是介子推故事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沿用《左传》故事梗概的基础上，传录者增加了诸如割股献食、赋诗言志、抱木燔死等情节。这些新元素的加入，一方面对凸显介子推轻利重义的高洁人格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给后人继续附会缘饰提供的借鉴意义和发挥空间。

三
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第九》对介子推的故事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文公元年，秦送重耳至河……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渡河……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
本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原则编写的《史记》综合运用了国家档案、先秦典籍、先父旧稿、游历访问、奇闻轶事、民歌谣谚等叙事材料。介子推的故事沿用了《左传》和《吕氏春秋》的基本框架，又稍有变化，关于介子推是否属于五位重要随从的问题，《史记》的记载是前后矛盾的。《晋世家》中先说：“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重耳遂奔狄……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和《左传》中提到的五人比较，颠颉、司空季子已经换成了贾佗、先轸，可见，除了《左传》之外，司马迁还有可能见过其它材料，也正是取材的多样性，导致了是否把介子推列入五人之列的矛盾说法。《史记》基本采用了《吕氏春秋》赋诗言志的记录，只是在文字上稍作了一些改动，五蛇指的是前面列出的赵衰、狐偃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一蛇无疑还是指介子推，而一蛇又应该是五蛇之一，但前面提到的五人介子推是不在其中的。显然，这是由于《史记》所根据的不同材料说法不一，司马迁在进行整合时又缺乏前后照应导致的矛盾说法。司马贞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在《索隐》中认为“龙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旧云五臣有先轸、颠颉，今恐二人非其数。”这样又把先轸、颠颉和贾佗排除在外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赋诗情节司马迁作了细微调整，《吕氏春秋》中赋诗人是介子推本人，而到了《史记》中赋诗人已经变为介子推的从者了。既然介子推自愿不接受封赏，赋诗抱怨实在显得多余。司马迁可能看到这点，于是把赋诗的任务移交给介子推的从者，这样既可以增强介子推高洁脱俗品格的纯度，又不影响之后晋文公封田旌善情节的发展，这种改动无疑是很巧妙的。抱木燔死的情节显然具有较强的虚构性和传奇色彩，讲求实录精神的司马迁并没有采纳。
四
《史记》之后，记录介子推的典籍数量增多，故事的文学性和传奇色彩进一步增强。除了沿用之前文献不言爵禄、携母归隐、赋诗言志等基本情节外，《史记》之后有关介子推的记录普遍采纳了抱木燔死之说。如刘向《新序》和《说苑》分别记载：
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鲍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
桓谭《新论•离事》记载：
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的纪录为：
文君，晋文公也。寤，觉也。昔文公被丽姬之谮，出奔齐、楚，介子推从行，道乏粮，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国，赏诸从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隐。文公觉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烧其山，子推抱树烧而死，故言立枯也。蔡邕的《琴操》则说：
介子绥（按：即介子推）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从以上这些记载看，《史记》之后介子推归隐绵上山，最终被求之心切的晋文公放火活活烧死的情节被普遍采纳，就故事本身而言，对于完成介子推的隐士形象塑造和增加故事的悲情色彩无疑都是必要的。然而意义并不仅限于此，这一情节的普遍采纳直接导致了介子推故事和民间禁烟火、吃冷食的习俗联系起来。关于寒食节禁烟火、吃冷食的习俗是否来源于介子推故事历来存在不同说法，本文不拟讨论。介子推故事从这个时候开始由史官叙事范畴进入民间叙事的视野却是不争的事实，介子推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一位历史人物开始被传说化，介子推故事正是在这种民间叙事的介入和传说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鲜活的生命力而传承沿袭至今的。
综上所述，先秦两汉介子推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实际是一个介子推高洁脱俗品格的提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记录者以史实为内核，不断兑入一些新的元素，通过情节的精心构设和丰富，使得原本模糊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为汉以后介子推故事进入文学领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这一时期又是介子推故事与民间传说相互结合的发端期，是该故事通过历史真实与民间传说的合力承载民族文化的良好开端。
历史是不可复制的事实，第一次的文献记载多少有些语焉不详，介子推故已经成为久远的想象，“在可理解的意义上，一切历史事实都依赖于它如何被叙述。”随着新元素的不断加入，后人很难把故事的历史真实和叙述者的主观意愿截然分开，从史实考证的角度看，这是不幸的。然而，“人们已经认识到，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在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叙事不仅传达意义，也创造意义，从故事演变和文化传承与变异的角度看，这又是幸运的。介子推故事的意义再造功能不会就此消歇，介子推故事的文化传承功能仍将继续。

（本文发表于《晋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chpd1919 发表于 2010/4/7 9: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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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一个先

hulalalafei 发表于 2010/4/7 12: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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