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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罗宗强先生（左东岭）
发起人：liujie　　回复数：1　　浏览数：13322　　最后更新：2010/4/10 19:06:14 by cosmos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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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23 19:47:00
liu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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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罗宗强先生（左东岭）
转眼间，距先生去年住院的时候，已经整整一年了。

也许由于是从事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我和我的师兄弟们无论当面还是背后，总是习惯于称我们的导师为先生，而不是目前高校中流行的所谓“老板”。“老板”虽然有足够的权威与派头，却总令人觉得师生之间有一种因雇佣关系而产生的距离感；而“先生”的称谓除了包含着弟子对导师的敬慕之外，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之情寄寓其中。于是，师兄弟间便都称其为“先生”，倘若要区别于其他老师，便增一姓氏而称之为“罗先生”，对外面不熟悉的人则全称为“罗宗强先生”。

记得去年先生住院时，看着他那斑白的鬓发，清癯的面容，心中时时感到不安。但我并不感到突然，因为我对先生身体的担心已经不是短时间内的事了。

我是１９９２年秋季开始师从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思想史专业的博士学位的。初次见到先生时，他便是这斑白的鬓发，清癯的面容，当然，那时的先生气色要好多了。随着与先生相处的时间长了，我知道他身体的瘦弱，除了肇于早年生活的艰辛外，更与他治学的方法与态度有密切的关联。先生所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把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时代思潮、政局变化、哲学思想、士人心态等诸多因素，全都融汇贯通起来，将文学思想史学科变为一种立体动态的研究。读先生的著作，使人感到结论实在而又丰满生动，思辨深邃而又文采飞扬。从结果看，先生的研究仿佛举重若轻、挥洒自如，但研究过程需要做大量繁重的工作。举凡浩如烟海的文集阅读，文、史、哲诸领域的广泛思考，历史背景的全面把握，材料真伪的考辨，以及理论思辨，这些也许并不是常人所能体会到的。在学术研究中，材料的梳理可以靠功夫，体系的建构可以靠聪明。但先生的学术宗旨却是求真，既要材料真，又要对古人的思想内涵、审美意识以及理论体系的真实状态进行历史的还原，同时还要显示出当代学者逻辑思维之严密与文字表现之漂亮可读。要达到这些标准，先生所付出的劳动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在我跟随先生的日子里，他根本没有星期天，也很少锻炼身体，除却日常行政工作与对外学术交流外，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仰望窗外作学术沉思，以及伏案挥笔疾书，构成了先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内容。也许很多人会以为这种劳作苦不堪言，但先生却在与古人的心灵对话中领略到无穷的乐趣与审美的愉悦。这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难得的生命情调。然而，这也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于是，先生的身体也便一天天消瘦下来了。我时时替他担心，但也只能是担心，我没勇气、也没能力去劝阻他。

这种担心有一天终于变成了现实。那是１９９５年的春天，先生突然在一天早上晕倒了。事情的起因是师母住院动手术。那是一个病因不明的手术，带有相当的危险性。先生不仅要在医院陪护，还要亲手在家中做好饭送到医院去。在那些日子里，他真是要累垮了。他当时是中文系的主任，可他没有麻烦系里任何一个人，而是自己硬撑着。我本想替一替先生，但他坚决不肯，说师母不是我能伺候的。我了解先生曾经与师母在这一生中领受过多少人生的苦难，也知道他们又如何同心协力渡过了多少人生难关。因此我的确担心，担心我笨手笨脚，实在难以做到先生那般的细致周到，于是只好眼睁睁看着心里着急。其实，我想错了，后来我才知道，先生不用我，主要是怕影响我撰写学位论文。我本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三年的学习中，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只要你们学有所成，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那就是我最大的愉快了。”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先生在三年中不曾因家务繁忙而“使用”过我，也不曾让我干一些抄抄写写的文字工作，他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留给我读书、思考与写作。在那一段时间里，先生白天做饭送饭，晚上还要为我以及其他几个博士生看学位论文，加之师母住院后，先生又无心饮食而营养极度缺乏，终于晕倒了。现在想想真是觉得对不住先生，竟然连那点送饭的小忙都帮不上，实在怪自己太笨。惟一感到对得起先生的是，在先生的辛勤教诲与严格要求下，我的学位论文已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出版时被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最近又在全国博士论文评选中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也算没有白费先生的一片心血。先生有学问，但先生更有宽阔的胸襟，他默默地担负着生活与工作的重担，却尽全力为弟子的成才创造充分的条件。

１９９５年夏天，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先生，离开了母校南开，但对先生的担心却并没有因离开他而有丝毫的减弱。１９９６年初夏，听说先生要到新加坡讲学，我便匆忙地在他临行前回母校去看望他。一年不见，眼前的先生依然是斑白的鬓发，清癯的面容。此刻，一向整洁的书房略显零乱，书案上、茶几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原来先生正在准备到新加坡后讲学的课程。我很纳闷，先生要讲的是唐诗欣赏与《文心雕龙》研究等课程，这些先生早已是滚瓜烂熟了，尤其是《文心雕龙》，他已经给研究生上过许多遍。于是，我劝他在临行前多注意休息，不必再为这些熟课程而劳心费神。可先生说，他在国外代表的是大陆学者的形象，只能讲好，不能讲差。先生终于去了新加坡，但去得并不潇洒，因为伴随他的还有超重的许多书籍，为此他花费了数目可观的运费。无论是面对高水平的专家，还是面对汉学基础并不深厚的外国学生，先生都能同样认真地传授知识学问，这便是先生的境界。

又一年过去了，先生于１９９７年夏季从新加坡回来。当我前去为先生接风时，又见到了他那斑白的鬓发，清癯的面容。先生精神略显疲惫，但心情很好。在谈话中，他时而介绍国外研究状况，时而为自己负责编写的文学史而焦虑，时而又告诉我以后的研究计划，一副准备大干一番的模样。我劝他回国后应该休息数月，使身体得以恢复，千万不能劳累过度。他笑一笑，说自己何尝不想休息，可一大堆事情等着，又如何能够休息。我无奈，只好带着那份担心离开了他。随后传来的便是先生一项一项成果的完成。他仿佛在和谁比赛似的，日夜不停地投入到研究中去。于是，我的担心也便一天天加重。

我的担心终于在１９９８年的春节又变成了现实，先生从那时起便病倒了。在天津医治数十天却不见效果，最后只得转到北京医院。在医院里见到先生时，他更加瘦弱了，体重也一天天在减轻。可他的病床上还放着为博士生上课用的书籍与讲稿，还放着教育部送给他审阅的评奖书稿。根据医生的叮嘱，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将这些东西从他的病床上移开。我安慰先生，说这场病是他多年来积攒的假期，千万将这个假期度完了才能工作。话虽如此说，可我的心中却想了很多很多。像先生这样的学问，这样的境界，多么需要时间啊有那么多有价值的科研项目等着他去主持，有那么多渴求知识的学生需要他去辅导，天公何以要把他困在病床上呢先生曾送给我一篇回忆已故少年朋友吴精理的散文，我清晰地记得其中的几句话：“老天真是不公，奸滑刁恶者，往往荣华富贵，一生平安；而善良忠厚者，却注定了要受尽苦难。他们来到世上，就是要来领受这一份苦难的。”这是先生在为那位命运坎坷的少年朋友抱不平，可病床上的先生却没有表现出这种不平。在陪护先生的日子里，他给我谈了许多，谈学问，谈人生，谈国家形势，仿佛他并没有过多的忧虑。而且他总是问我的情况，生活有无困难，学问是否长进，并常常催我早早回家，他不放心我那在校读书的女儿。但我知道，先生的心里一定是苦的。社科院文研所的刘跃进兄在电话中曾说：“罗先生是有思想的人，他如今躺在病床上而不能读书，该是何等的痛苦”我当时深以为然。先生是位思想敏锐的学者，他思考学问，并不是为某种外在的功利目的，而是他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如今，他因病而不能不暂停思考，对先生来说，无疑是最残酷的折磨。然而，先生对生命毕竟是充满信心的，在周围人的悉心照料下，在先生的乐观态度的配合下，仅仅住院两个月，病情便有了很大的好转。６月下旬，先生要出院回天津了。我去为先生送行，他非常乐观地对我说：“我有一种感觉，我会在短时期内很快好起来。”在先生的眼中，我是一个不善言谈的弟子，此时，我也只说了句：“路上保重，回去后注意多多休息。”但心里却默默地替先生祝福，希望他尽快好起来。

令人高兴的是，先生果真很快地好起来了。我后来每去看他一次，先生的健康都有明显的进展。后来，他又开始工作了，依然是那么严谨地为学生上课；再后来，他又开始主持科研项目了，依然是那么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再后来，他又开始写作了，而且发表在《文艺研究》与《文学遗产》上的文章依然是那么地逻辑严密，依然是那么地文风潇洒。当我最近再见到先生时，他竟然将完全康复。鬓发尽管依然斑白，脸色尽管依然清癯，但精神是大大不同了，谈笑风生，充满活力。我心中暗暗惊异，先生所患的病类，许多人恢复起来都相当艰难而缓慢，可先生在这短短的一年中，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作为先生的弟子，我当然为他感到高兴，但我更想弄清其中的原因。此刻我想起了先生住院期间，汪春泓兄从韩国寄来的信中，曾有一句对先生的祝福：“仁者必寿。”如今想来，真是很有些道理。因为仁者能够与天地一气感通，永远不会失去社会责任感与对事业的追求；仁者有爱人之心，同时也能够得到周围人的爱，于是他便有了和谐宽松的生存环境；仁者充满了生机，因而从来不会失去对生命的热爱与信心，也就有了顽强的生命力。这是做学问的境界，同时也是做人的境界；只有达到了这一境界，人生才会充满意义。借春泓兄的吉言，祝先生身体更加康健，以便能够做出更多想做的学问。
2010/4/10 19:06:16
cosmos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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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就很喜欢看罗先生的书，感觉文采与情思并重，很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