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珠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夏习英
[摘 要]对不同时期有关绿珠的材料采用国外主题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发现赞扬绿珠坠楼殉情、知恩图报和贬斥绿珠是祸水这三种论调，是纷繁复杂的绿珠故事的基调，也是绿珠故事据以演变的内核。
[关键词]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绿珠；知恩图报；美女祸水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275（2009）01-0000-00

绿珠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之一，她是西晋石崇的一个家妓，石崇因孙秀索要绿珠不予而被杀，绿珠则坠楼身亡。我们翻开晋代以后的史传、诗文、小说、戏曲，可以看到很多对绿珠或贬或褒的评价。我们发现以绿珠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有很多，如宋代乐史的传奇小说《绿珠传》、元代关汉卿的杂剧《绿珠坠楼记》（已散佚）、宋元时期佚名的话本小说《绿珠坠楼记》、明末作家毕魏的传奇剧《竹叶舟》、清末曼陀居士的传奇《三斛珠》、京剧中的《绿珠坠楼记》。
为了对绿珠故事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传演变情况及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我们除了使用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外，我们还采用了国外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对晋以后的诗文，笔记，小说，戏曲等各种文学体裁中见诸文本的有关绿珠故事的材料进行尽可能的搜集；通过对不同时期有关绿珠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我们发现赞扬绿珠坠楼殉情、知恩图报和贬斥绿珠是祸水这三种论调，是纷繁复杂的绿珠故事的基调，也是绿珠故事据以演变的内核。
一、绿珠坠楼殉贞情
西晋至南北朝主要从容貌才艺方面品评绿珠，到了唐代，人们观察和接受绿珠故事的角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大力讴歌绿珠和石崇之间的真挚的爱情，高度褒扬绿珠对爱情的忠贞。石崇出于对绿珠的宠爱，不舍得以绿珠赠人，因而速祸，这件事是石崇被杀的导火索。这不能不使绿珠感动，绿珠从这件事看到石崇不把她当作奴婢看待，而获得一种人的尊严的满足，出于酬答石崇对自己的尊重和知遇宠爱，绿珠才在金谷园自投楼下而死，绿珠之死是由于赵王伦、孙秀的罪恶造成的，她的死可以看成是美被邪恶势力所摧残，因此后人根据石崇和绿珠的这种关系，又基于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对绿珠之死中包含的美被毁灭的痛惜，而对历史上绿珠坠楼进行改造，把石崇对绿珠的宠爱看成是爱情，把绿珠之死看成是对爱情忠贞的表现。后人认为绿珠和石崇之间有真挚的爱情的历史基点在于石崇知音擅律，绿珠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于是石崇与绿珠以艺术为媒介走向感情的结合。对男性文人石崇而言，在亲密的接触中就可能对绿珠产生情感上的依恋，从单纯的肉欲上升到精神审美道德的层面。由此可见两人是郎才女貌，并且还有共同的爱好。在相互交往中，双方了解的越深入透彻，就越能超越一般交往的关系而达到一种心灵相通的状态。
唐人一些诗歌和小说中对绿珠石崇之间爱情的表现就是后人对这一历史事件改造的产物。在绿珠坠楼之烈举的直接感召下唐代曾发生了窈娘殉情报乔知之的事情。乔知之和窈娘的爱情悲剧，几乎是绿珠故事的再一次上演。乔知之用血泪之笔写下了《绿珠篇》：“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此外，元和间秀才崔郊因爱人被夺，感慨绿珠被孙秀所夺之事，写下了：“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绿珠和石崇，乔知之和窈娘之间美好的爱情在现实中受到摧折并最终走向毁灭，爱情之花被邪恶势力践踏。“爱史的最后一页是血写的，爱的歌曲的最后一阙是失望的呼声。”[1]376他们在爱情和生命面前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的爱情可谓是感天动地。
唐代人们观察和接受绿珠故事的角度之所以会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这和当时处在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人的心态是分不开的。唐代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也表现出空前的自信心和开放性。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这些文化习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唐代社会风气奢靡，贞节观念减弱，宫廷贵族妇女纵欲放荡，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礼教松弛、“闺门不肃”的社会风气。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不受社会舆论谴责。另外，唐人传奇、笔记中，妙龄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之事俯拾皆是，这正是对唐代的社会现实一定程度上的真实反映。在这种非常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大力讴歌绿珠对爱情的忠贞的诗文小说显著增多。
宋元时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绿珠故事也随之增添了不少新鲜气息，注入了市民阶层的新鲜血液，绿珠故事有了新的发展。宋元时期的市民对这一故事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宋元话本《绿珠坠楼记》写石崇的发家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帮助老龙王射死了小龙王，老龙王以无数珍宝相酬，这是一个典型的发迹变泰类型的故事。话本通过石崇的活动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发家史，市民阶层和封建阶级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又通过绿珠对爱情的忠贞，表现市民阶层对封建阶级迫害的反抗。话本虽然没有着重写石崇和绿珠的爱情，但是突出了她对爱情的忠贞，表彰了绿珠宁死于非命而不受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贞烈。在话本小说中当石崇被王恺陷害入狱，家产全部入官，绿珠将被王恺所夺时，她自思道：“丈夫被他诬害性命，不知存亡。如何今日强要夺我，怎肯随他，虽死不受其辱。”于是坠楼而死。绿珠之死，主要原因不是她的美丽，而是石崇的敌国之富引起王恺的嫉妒之心和国君认为是不测之祸的起因，也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从巩固封建秩序，维护封建阶级的利益而对市民阶层压制迫害而造成的。绿珠这种宁死不受其辱的行为，不仅是对石崇爱情的忠贞的表现，而且象征着市民阶层的反抗封建阶级迫害的宁死不屈的精神，含有市民阶层反抗封建阶级对他们的压制迫害的意义，表现了宋元时初步壮大的市民阶层的反封建意识。绿珠石崇之间的爱情具有鲜明的市民阶层的特色，这种变动使话本《绿珠坠楼记》成为绿珠爱情故事中最富有光彩的作品。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绿珠坠楼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绿珠这种遇暴宁死不受其辱的刚烈之举，赢得了市民们的高度称赞和无限的同情怜惜，以至于当时的市井细民把绿珠刻入年画中。年画艺术，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生活、信仰和风俗的反映，同时也最能反映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金代有“平阳姬家”店样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四美图》①，刻的是昭君、班姬、飞燕、绿珠。年画中的所绘的绿珠成了市井细民思想意识的载体，是以市井细民作为模子塑造出来的，同时反映了市民们朴素的感情。
到了明代后期，随着商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在崛起了尊情的思潮影响下冯梦龙把绿珠收入《情史》情贞类。在冯梦龙看来，“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维系世界万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散线就索穿，天涯成眷属”。[2]1不仅如此，它还有陶冶人性、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情”作用于个人身上，体现为“有情则勇，无情则怯”(《情史序》)。在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在接受绿珠故事时，更多的是转向从情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故事。
在尚情的滚滚时代思潮下，绿珠以死殉爱情的刚烈之举鼓舞和感召了多少痴心男女。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六：“金生拭泪读其诗道：‘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绿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谁知也到侬。’”[3]143翠翠在战乱中被人掳为姬妾，而作者对她的“失身”毫无谴责，仍然赞颂她和金定之间的爱情，也表现出宽豁的、重人情而轻礼义的态度。这一做法真切生动地反映了市井民众的思想感情。
情意相投、感情笃厚的才子佳人却往往多生乱世，爱情之花也常常难逃邪恶势力的摧残。明代谢肇淛著杂俎类《五杂俎》卷八：
惟文君之于长卿，绿珠之事季伦，可谓才色俱侔，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点玉于初年，一以行露碎璧于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陨涕，欲问天而无从也。[4]
在女子没有婚姻自主权的封建社会中，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美女往往逃脱不了流离颠沛，或匹偶非类的悲惨结局。美女绿珠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她和石崇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原本再美满幸福不过，却活生生被拆散，怎能不令千古之下的人为之扼腕叹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也发出了同样感慨。清代了缘子《醋说》对绿珠石崇、碧玉和乔知之这两对鸳鸯被强行拆散表示强烈的愤慨。绿珠和石崇这样一对鸳鸯也活活被豪强恶霸仗势打杀。这种棒打鸳鸯的恶行，是万千佛钵中最难令人释然者。《海上尘天影》第五十五回：“伯乐相逢便寄身，绿珠高占万山春。麒麟入梦花开罢，羡煞文君第一人。”[5]739在作者看来，石崇和绿珠之间相知相属的知己之爱可以高占万山之春。
慕真山人《青楼梦》第一回称赞绿珠是有情而沦落的佳丽：
挹香道：“兄差矣！夫秦楼楚馆，虽属无情，然金校玉叶，士族官商，有情者沦落非乏其人。第须具青眼而择之，其中岂无佳丽？况歌衫舞扇，前代有贵为后妃者，他如绿珠奋报主之身，红拂具识人之眼……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只何轻视若斯耶？”仲英语塞。[6]4
自唐代以来，关于文人狎妓生活的小说及笔记就延续不断。到了清代后期，城市商业化的程度更高，娼妓业也随之更为发达。尤其像上海这样在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高度繁荣的城市，汇聚了大量的金钱和各式人物，也汇聚了无数沦落的女子。一些经常出入于青楼的文人，遂把这里面所发生的种种所谓“艳情”，写成市民阶层所喜爱的小说。在买笑追欢的无情之地，但是也有许多象绿珠一样有情、痴情者沦落其间。
绿珠坠楼在以往小说戏曲中都写得非常简略，只有京剧中的《绿珠坠楼》写得较逼真、生动，剧中写绿珠和石崇同归金谷园后，石崇百般宠爱绿珠，在第十二场绿珠念白道：“奴家、绿珠。自归石尉，宠爱偏怜，在这罗绮丛中，享尽风流情趣。”[7]35第十五场绿珠唱道：“在名园只觉得恩情缱绻，整歌衫和舞袖共度华年。”[7]40还有绿珠和翔风所唱的《牧羊关》：“我只在这温柔乡里度韶光，纵有神仙眷属都难比。春日凝装伴使君，笙歌缭绕动香尘。阶前蝴蝶双双戏，比翼鸳鸯逐水滨。情脉脉，乐沉沉，劝君共醉玉壶春。”[7]43绿珠和石崇在金谷园就象蝴蝶一样双飞双栖，象鸳鸯一样在水中无忧无虑的戏耍，连神仙眷侣也自惭形秽，两人恩情缱绻，可是好景不长，潘岳属下孙秀见绿珠貌美，竟忘形叫绝。潘、石怒斥之。孙秀恼羞成怒，径投靠赵王司马伦，得任中书令，并伺机报复，欲得绿珠为快。孙秀隔墙听绿珠和翔风两人演习明妃曲，更是神魂颠倒，急切想把美女绿珠抢到手。向石崇强夺绿珠被拒绝，被进馋司马伦杀了石崇，绿珠在石崇生死不明时，心情十分忧伤：“这几日闷恹恹愁怀难展，卸钗钿慵对镜懒整云鬓。看小栏花溅泪容光惨淡，痛残红他与我共带愁颜。”[7]47想到两人生死前途未卜，山盟海誓犹在耳边，悲欢离合无情之间就已变幻，心中十分伤感：“往日里列笙歌痛敲檀板，蒙使君情缱绻密誓河山。怕只怕他那里萍飘梗散，怕只怕我这里絮惹泥沾。这也是奴命薄劳燕飞散，好鸳鸯拆比翼孤影形单。”[7]48当绿珠听到石崇法场丧命的消息时，顿时昏死过去。当众歌女听到石崇丧命的消息，只顾各自逃命：“将这金谷园团团围住，你我趁此机会，各自逃命去吧！”[7]49孙秀围金谷园，搜寻绿珠。“古来烈女柏舟上，岂肯随鸦误凤凰！”[7]48临坠楼前在“思来想去添惆怅，阵阵凄凉无主张。银牙咬碎肝肠断，不如一死永流芳”[7]51绿珠下定决心以死殉情，也不让孙秀阴谋得逞。该剧中绿珠和石崇的爱情故事情节更加曲折，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可以说是绿珠故事的集大成者。
绿珠对石崇爱情的忠贞，令后人为之钦佩。而这一殉情故事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绿珠石崇故事的原貌，而是后人对这一历史故事进行加工改造的结果。不同时期的人们常常把历史上的绿珠殉情故事进行加工改造，让她体现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意愿。
二、绿珠故事与恩报观念
绿珠作为一个歌妓，她的命运掌握在石崇的手里，幸福与否，能否得宠也是由石崇一人决定，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和封建社会中君臣遇合的关系极其相似，臣子的地位和婚姻关系中妻妾奴婢的地位和命运极其相似，而臣妾们的荣辱兴衰仅仅掌握在君主一人的手里。女子想要取悦于所爱男子的一份爱意与深情，与渴望建功立业臣子欲求知用的感情心态极易产生共鸣。女子寻求悦己者而不得容易引起渴望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知己难遇的感慨。由此，以绿珠受石崇宠爱来比喻君臣遇合，后世已经被经常当作典故来使用。虽然历史上流传下来许多君臣遇合的佳话，但是封建社会里不合理的用人制度最终导致君臣遇合的希望非常渺茫。既然知遇如此难得，那么被知遇者一定要报答别人的这种恩惠。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绿珠也没有辜负石崇，在石崇遇难之时，坠搂而死来报答石崇的赏识宠爱之恩。在渴望知遇的文人看来，绿珠是知恩图报的楷模和典范。
除绿珠报答石崇的宠爱之恩，知遇之恩外，还有忠仆报答主子的恩宠。绿珠为主死节，也恰恰符合了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忠臣死节报君恩的伦理观念，接近古代人们对忠臣良将的期望和要求。所以往往把绿珠视为女中忠臣的楷模而极力褒扬。
1．大唐盛世——绿珠以死报石崇知遇之恩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高歌道：“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绿珠犹得石崇怜，飞燕曾经汉皇宠。良人何处醉纵横，直如循默守空名。”绿珠作为一个歌妓，在美女如云的金谷园中，却得到了石崇的知遇和宠爱，甚至为了绿珠而速祸。美丽善歌舞的绿珠尚且能得到主人的宠爱，才华横溢的初唐四杰对自身为代表的落拓文人的终能显达充满了自信。他们这种自信和抱负源于唐代当时的盛况。生活在唐代这种政治大背景下的初唐四杰，在这种高涨的时代氛围熏染下，流露出非凡的锐气和勇气，渴望能建功立业留名青史。
他们这种豪气冲天、敢作敢为的热情和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完全是受到时代的激发。他们看到“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8]1692，“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9]529，这些出自他们笔下的诗句，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的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表现了社会中下层人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期待，以及渴望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10]
2．理学初渐的宋元时期——楼头小妇感恩死
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逐步繁盛，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也随着减弱；农民与地主之间以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也随着农村土地的兼并而逐步加深激化。这种经济上的繁荣导致了异端思想的暗流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伦理纲常，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纲常伦理的统治地位已经是岌岌可危，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宋代在文学创作上更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在唐代有所减弱的小说评价和创作中的历史意识在宋代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和弘扬，偏重于议论，借以劝善惩恶，对情节结构和人物描写反而忽视了。宋代乐史的传奇小说《绿珠传》，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具有明确的伦理目的。“其后诗人题歌舞妓者，皆以绿珠为名。……其故何者？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性，怀反复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务，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11]6912乐史之所以赞颂绿珠作为一个不知书而又地位低下的婢子，却能在主人遇难时为报答主人的知遇之恩坠楼而死，就是要借此批判那些无德而据高爵、无功而食厚禄、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显位者享高位、盗厚禄的辜恩背义之类。
金、元时代理学家的杨奂感叹绿珠“楼头小妇感恩死，君臣大义当何如。”[12]800元代另一位学家郝经作《绿珠词》：“石郎痴騃夸多財，三斛明珠买祸胎，坠楼独有一绿珠，绿珠不负三斛珠。”[13]卷八绿珠作为一个弱女子，尚且在遭遇孙秀强夺时坠楼而死保全贞节，以报石崇之恩，而那些道貌岸然，饱读圣贤书的堂堂七尺男儿，却国家危急之时，君主遇难之时，只顾自己的安危，把君臣大义忘得一干二净，可以说，绿珠感恩坠楼这一烈举令那些臣子们感到自惭形秽，自愧不如。
3．贞节酷烈的明清时期——女中忠臣烈女绿珠
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强化和程朱理学的兴盛发达，社会上对妇女的贞节极为看重，贞节崇拜之风愈益浓盛起来。宋代以后，贞节崇拜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对节妇烈女的旌表也更加制度化，甚至有些病态化了。在明清时代，按照程朱理学的贞节观念来观照绿珠坠楼之事，那么绿珠无疑是程朱理学所提倡的烈女的范本和楷模。明清时期在绿珠的故里甚至还为绿珠建造了祠堂，供乡人瞻仰拜祭。清代康熙四十七年，广西知县程镳在西乡绿萝村重修绿珠祠，并亲自写下《绿珠祠記》:铭曰：绿萝之山，珠江之水，千秋万古，山辉川媚，平乐府重建三贤祠记。[14]7234
广西知县程镳高度赞扬绿珠坠楼保全贞节的刚烈之举，并且连绿珠故乡也会因为绿珠的贞烈之举而山川永媚。他们之所以这样标榜烈女绿珠是因为明代对于节烈妇女的表彰，已是官方一项固定制度。早在洪武元年，明太祖就下诏指示说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可以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是说，寡妇守节，不但本身得旌表的光荣，本家的差役，转可藉以除免，那么哪个寡妇能不守节，哪个本家能不希望寡妇守节呢？因此即使未亡人不愿守，本家也会劝她守节，逼她守节，中央政府亲抓节烈妇女表彰之事，大力提倡修建贞节牌坊. 贞妇烈女众多，就意味着官员们宣扬朝廷的德政成绩显著。贞妇烈女多的州县，不但官员很容易升官，而且入学生员和录取秀才的名额也可适当增多。这一做法促使地方官或士人学子更加买力地宣扬弘播封建贞节观念，制造更多的节妇烈女。地方官或士人学子卖力地宣传标榜烈女绿珠，试图制造更多的节妇烈女。
在“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这种思想指导下，同是美女，许多人赞美绿珠远远胜过西施诸美女。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云：“‘绿珠之死，粤人千载艳之。爱其人并及其井，使西子当时能殉夫差，则浣纱溪与此井，岂非同为天下之至清者哉。’……‘一自绿珠留此井，风流不道浣纱溪’”[15]158清代王晫所撰的传奇小说《看花述异记》更是标榜绿珠不惜坠楼而死来保全自己的贞节，旨在通过宣扬妻子对丈夫忠贞不贰、舍身取义，以此激励臣子对国家赤胆忠心、死而后已。这其实是有意嘉许绿珠遇暴凌辱而能以死相拒，使之具有和忠、孝具有同等的道德意义。封建统治者将“烈女”与“忠臣”相提并论，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如果国家中的臣子能像家庭中妇女恪守贞节那样恪守忠臣的节操，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在恪守儒家思想的人士看来，女人保持贞节竟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家中的烈女节妇就相当于国家中的忠臣，从而把妇女的节烈提高到和男子的忠、孝一样的道德伦理的高度。而绿珠所表现出坠楼而死保全贞节以报石崇的贞烈精神和忠臣尽忠报国、国难死国的精神是一致的。
三、美女祸水论与绿珠故事
迷人的美色不可接近，接近了会有生命危险。在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下，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美女祸水”的论调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旧约•创世纪》中人类的女性始祖夏娃因为受到蛇的蛊惑，吃了上帝不许人吃的果子，而且使人类的男性始祖亚当也吃了这智慧之果，导致人类最终被逐出伊甸园，并且世代背负原罪。除此之外，荷马史诗中美女海伦就是引发历时十年之久、血流成河的特洛亚战争的罪魁祸首。同样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美女祸水论”的观念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比，丝毫也不逊色。早在《尚书•牧誓》就已经有“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16]235《诗经•瞻印》更是直接赤裸：“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17]1046
历史上石崇和孙秀因为政治上的仇隙，再加上石崇炫耀自己的财宝，又因孙秀索要绿珠，石崇不予，因而矛盾一触即发，其实，绿珠只是石崇速祸的导火索，并不是石崇招致杀身之祸的最根本的原因。但是在美女祸水论思想的熏染下，唐代在有关诗文中常常把绿珠视为导致石崇亡家的罪魁祸首。如徐凝《金谷览古》：“金谷园中数尺土，问人知是绿珠台。绿珠歌舞天下绝，唯与石家生祸胎”[9]773徐凝认为绿珠是导致石崇家破人亡的祸水。这种思想和唐代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安史之乱”使唐帝国发生了由盛转衰的巨变，社会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安史之乱结束以后，虽然有过宪宗时的“中兴”，中央政权有所加强，但这种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一直延续到唐亡。饱经战乱创伤的人们，叹恨时世变迁，流露出的对一去不复返的‘开天盛世’的悼惜之情。生活在中晚唐的文人，他们在反省天宝战乱之由时，通常把唐王朝的衰落归罪于杨玉环迷惑唐明皇。石崇因为不舍得把一个歌妓绿珠送给孙秀，结果导致石崇家破人亡。在他们看来，杨玉环是导致国家衰败的祸水，而绿珠是石崇家破人亡的祸水。诗人们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还有人用明哲保身的眼光，批评石崇不予绿珠不识时务的做法。衰败的政治局面和混乱的社会秩序，虽然消灭了诗人们的拯世救国的政治热情，但是自身的屡试不第（如“白头游子白身归”的徐凝，又如曾屡举不第、沦落长安十年的曹邺）沉沦下僚的经历和遭遇，又不能不引起他们对国事人生深沉忧虑，包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
在美女祸水论者看来，女人愈是美丽绝伦，她对国家、社会、家庭的危害也就越大。男子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扼杀美女的出现。《太平广记》卷三九九引《岭表录异》：“梁氏之居，旧井存焉。耆老传云，汲饮此水者，诞女必多美丽。里闾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遂以巨石填之。迩后虽时有产女端严，则七窍四肢多不完全。”（《岭表录异》）[18]1994宋代邵博《邵氏见闻录》、周去非《岭外代答》也都有大致类似的论调。在他们看来“美色无益于时”。把绿珠的悲剧归结为红颜薄命。所以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告诫子孙蓄置婢、妾，不要蓄姿貌黠慧过人的美女，以防发生孙秀抢夺绿珠的惨剧。
在通俗小说中，也不乏认为绿珠是亡家祸水。如《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第四十六回：“古贤遗训太叮咛，气酒财花少纵情。李白沉江真鉴识，绿珠累主更分明。”这一观点和《水浒传》的女性观是倒退的女性观有密切的联系。《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英雄好汉是作品描写的中心人物，女人是祸水，不恋女人的男人才是豪杰。书中的女性，都只不过是英雄好汉的反衬和附庸，是男人的烘托，是随意脱换的衣服。《水浒传》以“女人是祸水”为主旨，并以庸俗、粗野为突出特点丑化女性的形象，并加以不同程度的贬低甚至歪曲。在这种女性祸水的女性观的指导下，绿珠就被视为累主的祸水。清代梁国正的《温柔乡记》更是设置了一个勾人魂魄的温柔乡，在作者看来温柔乡中美女绿珠也是令石崇招来杀身之祸的尤物。此外也有从讽刺石崇豪华奢侈的角度入手，认为绿珠是祸水的。如《恨冢铭》。此外，嘉善闺秀魏于云《重集烈女传例》认为绿珠“艳色冶容追欢卖笑”，虽“捐躯以殉”，但是也难以逃脱平日对石崇的“盅惑之罪”，并且假设说“使其遭逢人主必与太真丽华之倾国者同科”，认为绿珠是盅惑石崇亡家的祸水，没有资格收入《烈女传》。
但是，历史并不是区区几个无权无位的女性可以翻云覆雨的导致沧海桑田。历史变迁的罪魁祸首是凌驾于女性头上的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男性。也有不少文人有客观辩证的眼光反驳绿珠祸水说。如清末陈森“狭邪小说”《品花宝鉴》第二十四回。虽然此处只是替杨玉环洗去祸水的罪名，并没有详细提及绿珠，但是从文中“这四种更妙，为普天下才子佳人吐气”可推知，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有力的反驳了美女祸水论。
总而言之，后世的人们在接受绿珠故事的时候，存在一个对历史上绿珠原型的如何认识问题。人们往往会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对历史上的绿珠故事加以改造，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截取不同的侧面，赋予不同的意义，更多时候是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抒写自己在形势中的认识和感受。所以文人骚客们笔下的绿珠已经变成了寄托着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绿珠。
正如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卡尔•包勃尔在论及历史研究时指出的那样：“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迫切的需要等着解决。”[19]155由此可知，每一代人的切身利益、实际价值、现实需要，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和归宿，是历史研究的定位和导向，也是历史研究的动力和标准。它从根本上调节着人们观照历史的内容和方式，进而人们观照历史所取得的见解和结论，它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贯穿着一个明显的价值联系，历史因这种价值联系而得到有机整合，也因这种价值联系而获得新的生命。同样，历史上的绿珠只有一个，而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绿珠都是对绿珠故事“各种解释”，都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和经验对绿珠故事做出的“自己的解释”。有情者讴歌绿珠痴情，感恩者赞扬绿珠知恩图报，对女性又爱又畏惧者把祸水的脏水无情地泼在无辜的绿珠身上。当然无论以上哪种解释都不是最终的解释，这也是绿珠故事拥有长盛不衰的魅力的原因所在。
[注 释]
①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帝俄柯兹洛夫大佐潜入我国甘肃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塔内盗掘西夏文物时，偷携走了《四美图》，1915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狩野直喜博士游历欧洲时，发现此图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中陈列(现藏东方博物馆)，于是设法将复制品带回日本，并撰文介绍。1929年，日本的另一位学者那玻利贞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对此画加以评介，由此引起了东西方各国对我国民间木版年画的重视， 著名学者郑振铎对这幅画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是中国版画艺术由佛像到人像的一大转折，也开了我国人像版画的先声。参见介子平《<四美图>衣饰考》，载《新闻出版交流》1997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保加利亚]瓦西列夫.情爱论[M].赵永穆，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4.
[2]冯梦龙.情史类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3.
[3]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六[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
[4]传世藏书[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5]邹弢.方兴便等点校.海上尘天影第五十五章[M].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6]慕真山人.青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1988.
[7]绿珠坠楼[M].京剧汇编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64.
[8]全唐文：卷一百六十六[Z].中华书局影印嘉庆本，1983.
[9]陈贻焮.增订注释全唐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10]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1]史仲文.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2]杨奂.还山遗稿：卷下[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13]郝经.陵川集：卷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六[Z].中国边疆丛书.台湾：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1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二十五[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8]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九[Z].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5.
[19][英]卡尔•包勃尔.历史有意义吗[M].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