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常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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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ning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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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的常识错误

[align=center]史学家的常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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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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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201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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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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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是人就可能出错,史学家岂能例外,虽然历史书写向来强调细节的正确核实。即便是被公认为中国史学开山祖的司马迁,其所著《史记》中错记、前后不一的漏洞也所在不少,事实上后人反复订正二十四史这件事本身,就已证明即便是被奉为经典的史学著作,常常也逃不开“无错不成书”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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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有盲点。黄仁宇曾指出法国年鉴派大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两处错误:把湖南解释为一个“沿海之省份”,又说中国在

1640

年至

1680

年间给“蒙古人征服”(《大历史不会萎缩》页

247

),在此他委婉地暗示布罗代尔对中国了解甚浅,其判断恐亦不足信。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具备史识,似乎不必太纠结于细处,但这也很容易遭到反驳:因为人们可以说,一个基本功不扎实的人作出的推导和判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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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大概也因此,历史学家大多极其强调基本功,要吃透原始材料,尤其是不能有常识上的硬伤,但百密间或总有一疏,即便大家又何能幸免。所幸多数时候这并不影响整体判断,些微小疵实亦无可厚非。如前所言,对二十四史的校正已成为数代学者的工作,可见其疏漏之多。且不提《辽史》等修得很差的“秽史”,即便其中不错的几部,阅读时亦须小心,如《新唐书》较《旧唐书》增设公主传,但吴缜挑出该传

20

多处错误,而其著者欧阳修也算北宋名家了。有些细节后人已知之不确,司马光一代良史,但其《资治通鉴》对突厥人官号是“特勤”还是“特勒”,也不能辨正,干脆统一用法,偏偏却选了错误的那个“特勒”(《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明末大学者顾炎武学识淹雅,但其《日知录》中谓摩尼教即回回教之说(后乾隆帝亦谓摩尼即回回教),在今天看来实在错误太过明显。又如清代经学家戴震《考工记图》曾推测着绘出过戈和戟的图像,但他只是通读古书,未有考古实物可资参照,结果画出来的图像“都与实物有较大差异”(《中国古代的戟》,见《中国古代兵器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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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现代学者亦然。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向称精审,却犯了个低级错误,将北宋画家米芾当作是南宋人(见该书页

415

)。佐竹靖彦研究中国史颇深,但一处却说伍子胥“受吴王阖闾之令而自刎身亡”——显然当系吴王夫差之误(见《佐竹靖彦史学论集》页

139

)。姜鸣专治中国近代海军史,然而其《龙旗飘扬的舰队》页

166

却将中法战争中死去的法国海军上将孤拔称为“孤拔海军上校”——这本来也算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事件之一。李济是一个时代的考古名家,于上古史颇有精研,但对后世史事似亦有疏漏,其所著《中国民族的形成》中竟将金代军事单位猛安、谋克当成女真人的两个部落(该书页

290

);另一处公元

2

年中国中部东区的人口数写作

307,666,883

人(前书页

248

),这个数字无疑太高(西汉末年全国都没有

3

亿人),而之后

280

年全国数字才

280

万人,似乎又低到无法置信的程度——不知这是否排版时多了少了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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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另一个很容易出错的领域是地理。这固然有时是“时代局限性”的问题——例如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向称良史,但它对域外地理记述也颇多谬误。中亚名城赫拉特在《明史》中有三种译法:哈烈、黑鲁、黑娄,而修史者不明其为同名异译,竟将哈烈、黑娄析为两传,又把哈烈的统治者沙哈鲁当作地名,与哈烈分别立传;更不可恕的是它将

Qamil

的不同译法“哈梅里”和“哈密”也视为不同两地,分别立传;又将张雨《边政考》中的阿速城(阿克苏)向西移动数千公里至阿拉伯半岛的天方附近!但那个时代的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本就匮乏,这实在是颇难避免的错误。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详密,指出许多正史错漏,但他也同样受限于自己的地理知识。《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有“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一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九二对此表示怀疑:“愚谓西北两面似不应薄海,何至如此之远,殊难信。”但如果现在从地图上看,当时突厥领地西达里海、北抵北冰洋,亦不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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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现代史学家的一些关于地理的陈述,就只能说像布罗代尔那样,是典型的常识错误了。如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页

114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同在一岛上,终未能融凝为一。”大概钱宾四先生以为英伦三岛是因这三部分得名,但爱尔兰与英格兰、苏格兰实在不能说是“同在一个岛上”的。又汪荣祖曾提到“法国的面积仅与广东一省相当”(《史学九章》页

102

)——无论法国或广东的那一个历史时期,法国的面积恐怕都是广东的两三倍吧。赵冈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谈到北魏“至孝文帝时,北魏已拥有河北、山东、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湖北、四川诸地”(页

27

)——上述江西恐当作江苏吧?江西在长江之南,如果被北魏占领,那当时也就不叫“南北朝”了。又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中将四川盆地面积说成是“

6000

平方公里”(页

7

),正确的数字恐当是

160,000

;同书页

264

又提到红军

1936

年被压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堡以东、曲子镇以南的狭小地段,几乎无法周旋”——这话乍一看没错,但问题在于“定边、盐池以北”就是内蒙古了,故而这里肯定是“定边、盐池以南……曲子镇以北”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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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有时这种错误也可能是学者大意所致。美国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颇为关注以色列史,按说《圣经》应该读过许多遍,但她一次也承认她的一本著作“直到本次出版才注意到的一个错误是,与天使扭斗的是

Jacob

,而非最初版本中的

Joseph

”(《实践历史》前言

P7

)。巴托尔德是一流的中亚史学者,但他竟会将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当作是其次子(见《中亚突厥史十二讲》页

188

:“贵由早在

1248

年去世,继位者是成吉思汗第二儿子的后人,换句话说就是拖雷的后人。”)这可能也是因为他对蒙古史不如突厥史精熟。马长寿是民族史名家,但他所著《北狄与匈奴》页

45

提到“匈奴单于统治的部落集团中包括有突厥语族和芬·维吾尔语族”显示出他对中亚语言学的不娴熟,

Finn-Ugor

语族通译“芬

-

乌戈尔语族”,

Ugor

不是

Uig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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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那些并非专治史学的学者,历史常识错误就更难免了。如王德威说到“我们都知道《水浒》英雄的忠义事迹,起源自南宋山东”(《当代小说二十家》页

217

)——他却也不管南宋时山东已在金朝境内;又说鲁迅《铸剑》中“眉间尺矢志报秦王杀父之仇”(页

364

),那恐怕是楚王才对。曾著《东方学》的

Edward Said

提到越南战争时的“绍和其将军”(

General Thieu and Ky



[

《世界·文本·批评家》页



,正如译者指出的,他所指的想来是阮文绍(

Nguyen Van Thieu

)和阮高其(

Nguyen Cao Ky

),只是想当然地以为东方人也是姓在后的——这倒有点像当年圣雄甘地称宋美龄为“石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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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上述错误大抵无伤大雅,但如果某个细节恰巧是理论大厦的基石,那么这个出错就将十分致命了。如巴托尔德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开篇第一段引述说玄奘记述

7

世纪中亚有历史著作,由此判断那个时代中亚已有史书——但这实际上却是因儒莲所译《大唐西域记》译文失误而造成的误引,结果他的整个推论亦无法成立。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Herbert Franke

(傅海波)有良好的汉学修养,汉文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史料文献源流方面知识都较熟悉,以至于汉学家顾彬曾说对此人的学问“佩服之至”,但他对宋金史的研究也并非没有漏洞——例如他认为澶渊之盟后辽帝尊宋帝为兄,宋方获得较尊地位,但陶晋生令人信服地证明:“宋帝为兄之时颇多,实因同辈中宋帝年齿较辽帝为长之故,并非真宗以岁币换得较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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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傅海波的过度推测非仅一处。他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负责撰写金朝一章,其中谈到金朝册封被俘的宋徽宗和钦宗为天水郡王、天水郡公,“要注意他们这块名义上的新封地位于一个中立地区”(前书页

271

),他暗示这是金朝在提高被俘王室的待遇以作为外交资本,并试图议和。然而这一推断却是错误的,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一错误在最新修订再版的剑桥史中竟然未被校正。宋室受封“天水”之号并非因为该地“位于一个中立地区”,而只因那是赵氏的郡望,故陈寅恪称宋代为“天水一朝”;以此为号,乃是中国古代习见的惯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指出,唐皇室祖先李虎先封赵郡公,即因山东著姓赵郡李氏的缘故,而“李虎死后,追封唐国公,盖止取义于中山、巨鹿等地所流传之放勋遗迹,并非如通常广义兼该太原而言也”。《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李德裕,赵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赵国公。”亦因郡望受封;而宋初降南唐后主李煜为陇西郡公,其例更是几乎与宋帝受封天水郡公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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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又《史通》邑里篇自注:“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称平原公,或号东平子,为明氏出于平原,卑氏出于东平故也。”陈寅恪乃据此判断安禄山之“长乐公”为因长乐乃敦煌旧名,而安氏出于敦煌;又沙州曹氏在敦煌文书中常称“谯郡开国公

/



/

男”(见《归义军史研究》),同样是这种攀附行为,以掩盖沙州曹氏本出胡姓的事实。刘浦江在其《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一文(见氏著《松漠之间》页

119

)中曾提到,“辽朝凡封漆水郡(县)者均为耶律氏,有许多证据表明,在辽金元三朝,漆水始终被契丹人视为耶律氏的郡望”,但因何如此却难以解释。其实都兴智《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已大致解答了这个问题,即漆水是渭水支流,契丹耶律氏是为附会为黄帝之后而自认郡望的,正如契丹萧氏也自称郡望是“兰陵”;其说恐怕并非像刘氏所说的那样“极为牵强”,从上引例子来说,这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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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史学中一些艰深的类别例如中亚史,是尤其容易出错的,以至于有些学者大量的精力都耗费在订正相关的错误上,像伯希和便是。丹尼斯·塞诺曾说他“在福兰阁的全部作品中,伯希和所能侦察到的仅仅是在重建外国人名方面的错误,而不是他写作大规模的历史综论的优点”,他故意忽略福兰阁,除了他的错误,而且挑错让他觉得好玩——这听起来实在是个讨人厌的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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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常识疏失,只要并不太致命,没有影响整个推论,那也罢了。但每个人对自己疏漏的反应也不一:一种是像朱起凤那样,因为一次小错为人奚落,而发愤读书;另一种反应则是扬长避短,如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被认为读书未博,“征文考献,辄多谬误”(余嘉锡《书

<

章实斋遗书

>

后》)钱钟书《谈艺录》谓“实斋记诵简陋……实斋知博学不能与东原容甫辈比,遂沾沾焉以识力自命”,看来以“史识”自命也是不够博学者的避难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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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附:近读《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此类名著翻译例当谨慎,但读下来译文瑕疵之多也是令人惊愕的,姑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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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目录

p.4

:蒂莫西·布鲁克:按

Timothy Brook

中文名为“卜正民”,

p.353

又将其姓作“布罗克”,

p.738

则作“布洛克”,

p.868

则译为“提蒂莫西·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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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p.12

:在同样远离长城的近代的热河省设立大名镇:按大名在冀南,疑有误



[/align]

[align=left]p.59

:《平淡的

1587

年:衰落中的明王朝》:按此书中文版名为《万历十五年》



[/align]

[align=left]p.62

:一些友好的蒙古人、回纥人:明代其译名当作“畏兀儿”,

p.219

即译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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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p.166

:第三段张居正文未按原文回译



[/align]

[align=left]p.207

:被俘皇帝的弟弟成王继位:按当作“郕王”



[/align]

[align=left]p.210



[

俺答汗



他建筑的科克果答(

Koke gota

,意为蓝泉):按恐当为呼和浩特,“青城”



[/align]

[align=left]p.225

:吐鲁番莫卧儿国家……莫卧儿人:按当作“蒙兀儿”



[/align]

[align=left]p.229

:注

1

:利玛窦《……利马窦》:按本书多处写作“马”



[/align]

[align=left]p.259

:远至咸镜省的整个开原地区:按咸镜道



[/align]

[align=left]p.274

:汉阳(原文如此,似应为汉城。——译者注):按汉阳即汉城之名,作者此处并没有写错



[/align]

[align=left]p.269



[1592

年谈判



沈惟敬要求日本从朝鲜彻底撤军,而小西则要明朝皇帝承认他为丰臣秀吉的附庸:按此处不知是作者还是翻译错误,但丰臣秀吉的朝鲜休战和谈七项条件并未要求明帝为其附庸,恐怕是相反——因为他提出的有两条是以明帝之王女为日本后妃、恢复朝贡,见汪向荣《中世纪的中日关系》



[/align]

[align=left]p.278

:祭祀五座圣山及四条圣河……五岳四河:按当作“四渎”,即江河淮济;

p.825

译出了“四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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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p.286

:柬埔寨、苏门答剌

-

帕赛(北苏门答腊)……帕棱邦(

Palembang

):按当作真腊、花面(?)、

Palembang

即巴邻旁,明代名为旧港



[/align]

[align=left]p.315

:舟山群岛的年连岛上的双屿:按无“年连岛”一称,双屿所在岛为六横岛



[/align]

[align=left]p.325

:一个叫做伊哈维尔德(

Ilha Verde

,即青州)的小岛:按当系现澳门半岛西北部的青洲



[/align]

[align=left]p.329

:列迦斯皮:按

Legaspi

通译“黎牙实比”



[/align]

[align=left]p.334

:马尼拉湾的卡维特(

Cavite

)半岛:按通译“甲美地”或“甲米地”



[/align]

[align=left]p.341

:焦竤(

Chiao Hung

):按当作“焦竑”;除了这一处,本书别处均作“焦竑”,如

p.714

[/align]

[align=left]p.344

:马来半岛上的帕塔尼:按

Pattani

即今泰国南部的北大年



[/align]

[align=left]p.352

:雅加答:当作“雅加达”



[/align]

[align=left]p.352

:荷兰人称他为“本肯头人”(

Captain Bencon

):按

captain

当时南洋称为“甲必丹”,非“头人”



[/align]

[align=left]p.356

:希斯盘纽拉(

Hispaniola

)岛:按通译“伊斯帕尼奥拉岛”



[/align]

[align=left]p.356

:贵色(

Quisay

,现在浙江省的杭州):按中世纪欧洲人对杭州的称呼

Quisay

,源出“行在”一词,因南宋称临安府为“行在”,表示皇帝临时驻跸的之处,非永久首都



[/align]

[align=left]p.357

:震旦(

Cathay

即中国):按

Cathay

一词源出“契丹”,“震旦”一词则是梵文

Cina

而来,不可混淆,此处只能译为“契丹”



[/align]

[align=left]p.396

:安杰拉·梁,同页下注

3

作“安吉拉·梁”,

p.1042

标出其原名为

Angela Ki Che Leung

,按即梁其姿



[/align]

[align=left]p.409

:魏斐德《大事业》:按此书已有中文版,名为《洪业》;而此处所引

Shih Chin

,“金石(音)”,该书译为“石锦”



[/align]

[align=left]p.418

:彼得·

C.

珀杜:按

Perter C. Perdue

有中文名“濮德培”



[/align]

[align=left]p.472



1583

年的祈门(惠州府):按当作“祁门(徽州府)”;

p.703

正确译出“南直隶与江西交界的祁门”



[/align]

[align=left]p.490

:瓜州(镇江正对面):按当作“瓜洲”,本书多处地图上均作“瓜洲”,而“瓜州”则在河西走廊



[/align]

[align=left]p.512



1545

年在平河,

1569

年在南靖,

1573

年在漳州:按此三地均在闽南,“平河”当系平和县



[/align]

[align=left]p.558

:萧州的西门内:按当作“肃州”,下正文作“萧州”者全误;下页地图上却正确地作“肃州”



[/align]

[align=left]p.560

:桃渚营:当作“桃渚所”;又下《崔溥日记:渡海漂流记》,当按作者原著书名作“漂海录”



[/align]

[align=left]p.562

:地图有误,现安徽、江苏两省边界在清代才划定,而此处浙江、江苏之间无省界,却在江苏、安徽之间有省界,且将“南直隶”字样标在安徽境内



[/align]

[align=left]p.571

:注

1

:陕西青阳府:按青阳县在安徽,此处乃指庆阳府,今属甘肃



[/align]

[align=left]p.572

:地图上由北至南:新集当指明代兴济县,“东厂”当指明代东昌府



[/align]

[align=left]p.594

:粮商从维辉、磁州沿官道远至天津:按“维辉”显然当指明代河南北部的卫辉府



[/align]

[align=left]p.596

:苏州洞庭湖(原文如此。——译者注):按此处作者并未错,苏州太湖中有洞庭山,此处不可译为“洞庭湖”



[/align]

[align=left]p.607

:高丽人崔溥:按当时李朝国号已改为“朝鲜”,不宜作“高丽”



[/align]

[align=left]p.617

:帕特里夏·埃伯利:

p.1005

其姓作“埃布里”,按

Patricia Ebrey

中文名“伊沛霞”



[/align]

[align=left]p.630



[

叶春及



其故里广东省的永安县:按明代有两永安县,福建广东各有其一,但叶春及故乡系归善县(今广东惠州),而永安县是今紫金县,故此处故乡一词修饰的是广东省而非永安县



[/align]

[align=left]p.632

:钱存训《纸张和印刷》:按当指氏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又,钱氏(

Tsien Tsuen-hsuin

)著作在本书末尾索引中缺失



[/align]

[align=left]p.651

:河南另一个县——广山县:按当作“光山县”



[/align]

[align=left]p.720

:安德鲁·

K.

普拉克斯《明代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下一行其姓又作“帕拉克斯”,按

Andrew K. Plaks

中文名“蒲安迪”,该书已有中文版,名为《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align]

[align=left]p.754

:新都(杨慎之字):按杨慎字永修,新都是其籍贯,明清人常以籍贯作为名士代称



[/align]

[align=left]p.757

:认识到“东西洋同一心、同一理”:按李之藻语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此语本出陆九渊



[/align]

[align=left]p.757

:布雷赫(

Tycho Brahe

):按通译“第谷·布拉赫”;

p.807

作“第谷·布雷”



[/align]

[align=left]p.760



[

沙勿略传教计划



葡萄牙的对手在马六甲阻挠了这个计划:按此处恐有误,沙勿略是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而当时葡萄牙一意垄断东方传教权,马六甲

1511

即被葡萄牙人征服,故此处阻挠沙勿略计划的当是葡萄牙人



[/align]

[align=left]p.764

:在广东北部数百里的韶州:按此处原文恐系

Canton

,以情理度之,原意当指“广州以北数百里的韶州”;而

p.760

“广州南部香山县”,则恐应指“广东南部香山县”



[/align]

[align=left]p.765

:李之藻……《读景教碑书后》:按当作《景教流行中国碑颂》



[/align]

[align=left]p.829

:皇帝突然病到:按当作“病倒”



[/align]

[align=left]p.854

:洪武皇帝……

1572

年,在他成为皇帝五年后:按此处显然系“

1372

年”之误



[/align]

[align=left]p.879

:神圣的行者莲华生大师,在

7

世纪时把密教引进西藏:按当作“莲花生”,他入藏是在

763

年,故当在

8

世纪



[/align]

[align=left]p.922

:全真教北宗……王哲:按王重阳本名当作王喆,虽然“喆”是“哲”的异体字,但通常其名不作“王哲”



[/align]

[align=left]p.938-939

:在《金瓶梅》的结尾处,孙月梅被迫放弃了她的儿子……把他送给普静:按《金瓶梅》中西门庆之妻名为“吴月娘”,此处不知何故误作“孙月梅”;又“普静”当作“普净”



[/align]

[align=left]p.954

:福叶岩吉(音):按“稻叶岩吉”?



[/align]

[align=left]p.959

:严从简的《殊域同咨录》:按当作《殊域周咨录》,以“同”、“周”字形相近而误



[/align]

[align=left]p.959

:夏特和

W.W.

罗克希尔……

J.

桑原:按

Hirth

当作“夏德”,

W.W. Rockhill

当作“柔克义”,

J.

桑原即“桑原骘藏”



[/align]



超以象外,得其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