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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化学作业)“雪衣女”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意蕴
(叙事文化学作业)“雪衣女”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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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23/9/8 23:28:09 by rainning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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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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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化学作业)“雪衣女”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意蕴
摘要:“雪衣女”据记载为杨贵妃所豢养的一只白鹦鹉,能通人言、知人情、晓未来,更能颂读《心经》。“雪衣女”的故事最早见于郑处诲的《明皇杂录》,此后经过历代的累计,“雪衣女”的故事逐渐丰满,成为贵妃逸事的一部分。一方面,“雪衣女”故事的创作反映了唐代小说“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另一方面,“雪衣女”颂读《心经》情节的演变也寓示了《心经》在汉传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佛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
关键词:雪衣女 鹦鹉 杨贵妃 佛教
一、“雪衣女”故事的文本演变
“雪衣女”为杨贵妃豢养的一只白鹦鹉。鹦鹉能通人言早已被先民熟知,两汉时期的《山海经》和《说文》即有所载,而“雪衣女”不仅能通人言,而且知人情、晓未来,更能颂读《心经》。“雪衣女”的文本可上溯至唐代郑处诲的《明皇杂录》[ 尽管《明皇杂录》“雪衣女”的原本文字已散佚,但《事文类聚》《白孔六帖》等作品所载的“雪衣女”故事都称其引自《明皇杂录》,加之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基本确定《明皇杂录》中确有“雪衣女”的记载],郑处诲为大历年间人士,与玄宗朝相去未远,故可推测《明皇杂录》为“雪衣女”故事最早的记录: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责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钏扰,常纵其饮味飞鸣,然亦不离展件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飞入局中鼓舞,以乱其行列,或咏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键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鸷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禳者。上与贵妃出于别殿,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于殿下,鹦越方戏于殿上,忽有鹰搏之而乾。上与责把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为立冢,呼为鹦鹉冢。
《明皇杂录》乃郑处诲为“补足正史”所作的一部史料笔记,作品所涉内容大多颇具史料价值,“雪衣女”的故事也是以信史的态度加以表述。此外,《宣和画谱》中张萱[ 《宣和画谱》119页卷五人物一]条下列有“写太真教鹦鹉图一”;周昉[ 《宣和画谱》127页卷六人物二]条下列有“妃子教鹦鹉图一”“白鹦鹉践双陆图一”,《图画见闻志》[ 《图画见闻志》卷一叙图画名意]中也同样提及了“唐周昉有《杨妃架雪衣女乱双陆局图》”,据考证张、周为玄宗开元年间(约713—741年)人,与贵妃同时代,加之张萱曾担任过宫廷画师,对宫廷生活及贵妃本人应有一定了解,故而二人画作确能反映现实。据此基本可以确认“雪衣女”的故事有其现实基础——贵妃确有一只白鹦鹉名唤“雪衣女”,且能通人言、乱棋局,贵妃也曾教过“雪衣女”,但由于张、周二人画作已佚失所以我们难以推测贵妃所传授的是否为《心经》。除此之外的情节,诸如“雪衣女”对贵妃所透露的对自身命运的预知则带有显而易见的传奇色彩。
综上,《明皇杂录》佚文中的“雪衣女”故事应当是郑处诲在现实基础上加以虚构而成。
《明皇杂录》之后,胡璩的《谭宾录》佚文也记载有“雪衣女”的故事(详见表1),宋代《太平广记》收录在禽鸟部之下的“雪衣女”故事称其源出于《谭宾录》,而《太平御览》羽族部之下的“雪衣女”故事则引自《明皇杂录》,其情节内容基本一致。此外,《白孔六帖》中也援引了《明皇杂录》的“雪衣女”故事,但只保留了“鹦鹉乱棋”的情节。由此可知“雪衣女”的故事在郑处诲笔下就已定型成为一个模式化范本,唐宋两代的作品中凡有收录“雪衣女”故事者大多言明引自《明皇杂录》,所有文本的来源均指向郑处诲,故而可以推测《谭宾录》的“雪衣女”故事应源自《明皇杂录》,亦或者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故事粉本。尽管以上诸多作品中“雪衣女”故事内容基本一致,但也有讹传。《太平御览》在引《明皇杂录》时称岭南献白鹦鹉为“开玄中”,然史载贵妃迎入宫发生在天宝年间,故《太平御览》所录似有讹误。
除此之外,“雪衣女”故事在作品中的归属问题也值得注意。尽管郑、胡二人的原文已佚失难以窥其貌,但根据《明皇杂录》的遗文可知作品是以玄宗为主线将诸多人物轶事连缀而成,因而“雪衣女”故事在《明皇杂录》中应当从属于玄宗或贵妃;而此后的《白孔六帖》《太平广记》都将“雪衣女”归入鹦鹉部(或鸟类)下——前者“雪衣女”只是作为玄宗与贵妃逸事的一环,侧重“记人”,其主角并非是白鹦鹉;而后者突出“志怪”,强调了这是一个关于鹦鹉的灵异故事,突出了“雪衣女”的绝对主角地位。唐宋以降的“雪衣女”故事沿袭“志人”与“志怪”两条路径继续发展:如明末清初张岱的《夜航船》承接“志怪”一类,将“雪衣女”故事归入“四灵部”,贵妃授颂《心经》这一情节与鹦鹉的灵验并无多少关系故张岱删掉此处,仅保留了鹦鹉乱棋和预示未来;贵妃的传奇命运为人所津津乐道,贵妃故事在安史之乱后便开始在民间流传,成为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宋元以后的许多贵妃作品中也可发现“雪衣女”的身影,诸如《杨太真外传》《艳异编》《隋唐演义》等,由于是以杨贵妃为主线的文本,故《明皇杂录》的故事粉本保留得较为完整,有的作品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改编,使其情节更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如《隋唐演义》的改编)。
表1 “雪衣女”文本的演变
年代
出处
故事内容
唐代
郑处诲《明皇杂录》
(《事文类聚》后集卷四十引)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责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钏扰,常纵其饮味飞鸣,然亦不离展件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飞入局中鼓舞,以乱其行列,或咏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鸷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禳者。上与贵妃出于别殿,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于殿下,鹦越方戏于殿上,忽有鹰搏之而乾。上与责把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为立冢,呼为鹦鹉冢。
唐代
胡璩《谭宾录》
(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六零引)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不离屏帏间。上命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嫔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鸷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难,有祈禳者。上与贵妃出游别殿,贵妃置鹦鹉于步辇上,与之同去。既至,命从官校猎于前,鹦鹉方嬉戏殿槛上。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立鹦鹉冢。开元中,宫中有五色鹦鹉,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试牵御衣,辄瞋目叱之。岐王文学熊延景,因献《鹦鹉篇》,上以示群臣焉。
唐代
白居易《白孔六帖》卷九十四 鹦鹉七
《明皇杂录》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娘”。上毎与嫔御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乃呼雪衣娘,即飞至,将翼以乱其行列。
宋代
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六零 禽鸟
……(与《谭宾录》同),出《谭宾录》
宋代
李昉《太平御览》卷九二四 羽族部
《明皇杂录》曰:开玄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惠,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雪衣女”。性既驯扰,常假其饮啄飞鸣,然亦不离屏帷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入局中一鼓舞,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鸷鸟所搏,将尽於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攘者。上与贵妃出於别殿,贵妃致“雪衣娘”於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於殿下,鹦鹉方戏於殿槛,瞥有鹰至,立时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於苑中,为立冢,呼为"鹦鹉冢"。
宋代
乐史《杨太真外传》
广南进白鹦鹉,洞晓言同,呼为“雪衣女”,一朝飞上妃镜台上,自语:“雪衣女昨夜梦为鸷乌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经》,记诵精熟。后上与妃游别殿,置雪衣女于步辇竿上同去。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妃叹息久之,遂瘗于苑中,呼为鹦鹉冢。
明代
陶宗仪《说郛》
与《明皇杂录》同
明代
王世贞《艳异编》
广南进白鹦鹉,洞晓言同,呼为“雪衣女”,一朝飞上妃镜台上,自语:“雪衣女昨夜梦为鸷乌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经》,记诵精熟。后上与妃游别殿,置雪衣女于步辇竿上同去。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妃叹息久之,遂瘗于苑中,呼为鹦鹉冢。
明代
张岱《夜航船》卷十七 四灵部
唐明皇时,岭南进白鹦鹉,聪慧能言,上呼之为“雪衣娘”。上每与诸王及贵妃博戏,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即飞入局中,以乱其行列。一日语曰:“昨夜梦为鸷所搏。”已而,果为鹰毙,瘗之苑中,号“鹦鹉冢”。唐李繁曰:“东都有人养鹦鹉,以甚慧,施于僧,僧教之能诵经,往往架上不言不动。问其故,对曰:“身心俱不动,为求无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清代
褚人获《隋唐演义》八十七回
看官,你道那梁间说话的是谁?原来是那能言的白鹦鹉。这鹦鹉还是安禄山初次入宫,谒见杨妃之时所献,畜养宫中已久,极其驯良,不加羁绊,听其飞止,他总不离杨妃左右,最能言语,善解人意,聪慧异常,杨妃爱之如宝,呼为雪衣女。一日飞至杨妃妆台前说道:“雪衣女昨夜梦兆不祥,梦己身为鸷鸟所逼,恐命数有限,不能常侍娘娘左右了。”说罢惨然不乐。杨妃道:“梦兆不能凭信,不必疑虑;你若心怀不安,可将般若心经,时常念诵,自然福至灾消。”鹦鹉道:“如此甚妙,愿娘娘指教则个。”杨妃便命女侍炉内添香,亲自捧出平日那手书的心经来,合掌庄诵了两遍,鹦鹉在旁谛听,便都记得明白,琅琅的念将出来,一字不差。杨妃大喜。自此之后,那鹦鹉随处随时念心经,或朗声念诵,或闭目无声默诵,如此两三个月。
一日,玄宗与杨妃游于后苑,玄宗戏将弹弓弹鹊,杨妃闲坐于望远楼上观看,鹦鹉也飞上来,立于楼窗横槛之上。忽有个供奉游猎的内侍,擎着一只青鹞,从楼下走过;那鹞儿瞥见鹦鹉,即腾地飞起,望着楼槛上便扑。鹦武大惊,叫道:“不好了!”急飞入楼中。亏得有一个执拂的宫女,将拂子尽力的拂,恰正拂着了鹞儿的眼,方才回身展翅,飞落楼下,杨妃急看鹦鹉时,已问绝于地下,半晌方醒转来。杨妃忙抚慰之道:“雪衣女,你受惊了。”鹦鹉回说道:“恶梦已应,惊得心胆俱碎,谅必不能复生,幸免为他所啖,想是诵经之力不小。”于是紧闭双目,不食不语,只闻喉颡间,喃喃呐呐的念诵心经。杨贵妃时时省视。三日之后,鹦鹉忽张目向杨妃娘娘说道:“雪衣女全仗诵经之力,幸得脱去皮毛,往生净土矣。娘娘幸自爱。”言讫长鸣数声,耸身向着西方,瞑目戢翼,端立而死。正是:
人物原皆有佛性,人偏昧昧物了了。鹦鹉能言更能悟,何可人而不如鸟。
鹦鹉既死,杨妃十分嗟悼,命内侍监殓以银器,葬于后苑,名为鹦鹉冢。又亲自持诵心经一百卷,资其冥福。玄宗闻之,亦叹息不已,因命将宫中所蓄的能言鹦鹉,共有几十笼,尽数多取出来问道:“你等众鸟,颇自思乡否?吾今日开笼,放你们回去何如?”众鹦鹉齐声都呼万岁。玄宗即遣内侍持笼,送至广南山中,一齐放之,不在话下。
且说杨妃思念雪衣女,时时堕泪。他这一副泪容,愈觉嫣然可爱。因此宫中嫔妃侍女辈,俱欲效之,梳妆已毕,轻施素粉于两颊,号为泪妆,以此互相炫美。识者已早知其以为不祥之兆矣。有诗云:
无泪佯为泪两行,总然妩媚亦非祥。马嵬他日悲凄态,可是描来作泪妆?
杨妃平日爱这雪衣女,虽是那鹦鹉可爱可喜,然亦因是安禄山所献,有爱屋及乌之意。在今日悲念,亦是感物思人。
……
杨妃涕泣道:“我有宿愆,又多近孽,当受恶报。只等这些冤证到齐,结对公案,便要定罪。如今本合国系地狱候审,幸我生前曾手书般若心经念诵;又承雪衣女白鹦鹉,感我旧恩,常常诵经念佛,为我忏悔,因得暂时软禁于此。多蒙上皇垂念,你今生回奏,切勿说我在此处,恐增其悲思,只说我在好处便了。”通幽道:“回奏须有实据,方免见疑。”杨妃道:“我殉葬之物,有金钗二股,钿合一具,是我平日所爱;前托雪衣女(口卸)取在此,今分钗之一盒之半,以为信物可也。”言罢,即取出铁盒付与通幽收了。
清代
素阉主人《贵妃艳史演义》
与《隋唐演义》同
近代
许啸天《唐代宫廷艳史》六十四回
杨贵妃养一头白色鹦鹉,宫中称作“雪衣女”,随贵妃已多年,甚是驯善;每随玄宗坐宫中如意小车游行御苑,必置雪衣女于小车竿头。所有宫中歌唱的《清平调》、《行乐诗》,此鹦鹉都能背诵,一字不错误。玄宗与杨贵妃都爱之。此鹦鹉原是林邑国进贡的,初养在金笼中,玄宗时时把玩;这时大臣苏頲,初入相,常奏劝道:“书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愿陛下深以玩物为戒。”但此雪衣女,十分聪慧,能通人意。一日,贵妃临镜梳妆,鹦鹉忽飞上镜台,对贵妃作人言道:“我昨夜做一梦,见一上飞鹰来捉侬去。”玄宗命贵妃教鹦鹉念《多心经》,自度灾厄。此鹦鹉便日夜念着《心经》。后玄宗与贵妃游别殿,仍放雪衣女在小车竿上;忽有飞鹰下来,咬住鹦鹉颈子,在右太监急上前救护,从鹰爪下夺得,早已气绝而死。玄宗与贵妃皆为之流泪。在后苑中筑起一鹦鹉冢,每日令宫女取鲜鱼果实祭之。
二、“雪衣女”故事的图像化
上文提及,《明皇杂录》之后“雪衣女”的故事被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作品反复征引,成为贵妃逸事中的重要一章,不仅文学创作中的“雪衣女”形象越来越丰富生动,在中国绘画中,“雪衣女”也成为重要题材,诸如前文提及的《宣和画谱》中收录张萱的“写太真教鹦鹉图一”,周昉的“妃子教鹦鹉图一”、“白鹦鹉践双陆图一”,《图画见闻志》中周昉的《杨妃架雪衣女乱双陆局图》。
尽管张萱、周昉二人的画作已散逸,但仍可根据现存🦟资料来推测其貌。《宣和画谱》卷六载周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 《宣和画谱》127页卷六人物二]”,而《历代名画记》[ 《历代名画记》540页卷十]称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故而张、周二人画风应有所相似,再结合流传至今的题为张、周所画的仕女图(《捣练图》和《簪花仕女图》)来看,二人所作的贵妃教鹦鹉图中贵妃应当丰腴艳丽、表现出盛唐贵族妇女特有的千娇百媚之态。
张、周二人所绘的“雪衣女”图像不仅在中原地区备受推崇颇,对少数民族绘画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内蒙古赤峰宝山辽代早期贵族壁画墓中即发现一铺“雪衣女”图像。宝山辽墓的年代约在辽太祖天赞二年(923年)左右,其中2号墓北壁的壁画被认定为“颂经图”(如图1-2),发掘报告[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01)73-95页]称“贵妇云鬓抱面,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弯眉细目,面如满月。红色抹胸,外罩红地毯路纹宽袖袍,端坐于高背椅上,面前置红框蓝面条案,上有展开的经卷,案左置高足金托盏,右侧立一鹦鹉,羽毛洁白,钩喙点红。案、椅下铺团花地毯,红边蓝地。贵妇仪态典雅贤淑,左手持拂尘,右手轻按经卷,俯首吟读,虔诚之态溢于言表。”在北壁右上角竖框内有榜题诗一首,题诗为墨书:“雪衣丹嘴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 皆(是)念经音”,榜题为解读壁画内容提供了明确的线索,此一铺壁画所表现的即为贵妃教“雪衣女”颂《心经》。值得注意的是发掘报告称“诸女发型、服装,皆与南壁《寄锦图》不同,形成鲜明对比。《颂经图》中盛装女子,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犹如唐代仕女画翻版,而男吏所戴的展脚幞头则为五代式样。”辽代壁画中为何保留了如此浓烈的唐风,巫鸿先生认为此铺壁画虽位于契丹人墓葬中,却极有可能为汉人所画。基于此或许可以推测诸如宝山辽墓《颂经图》此类“贵妃调鹦”图像可能存在某一固定粉本,且粉本可上溯至为张、周二人的《太真(妃子)教鹦鹉图》。换言之,“雪衣女”的故事不仅在玄宗当朝备受瞩目、被两位宫廷画师表现出来,而且其影响之深波及宋辽。
三、
据本文统计,历代作品中收录的“雪衣女”故事都称其为岭南的“进献之物”,尽管这并不特殊,然而其中可能透露出唐代文人对岭南书写的态度。前文提及有关鹦鹉能言的记载可以上溯至《山海经》《淮南子》和《说文》;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对鹦鹉种类及其产地作了纪实性的阐述。而郑处诲笔下的“雪衣女”不仅通人言而且能洞悉人情乃至预知未来,极富传奇色彩。与“雪衣女”相比,汉魏时期对鹦鹉的描写是真实的记录,即使有虚构现象的存在,也大多是因为作者不了解造成的,而郑处诲则是以虚增奇,不仅为满足自身的猎奇心理,也为满足大众口味,有意使用虚构手法,把本就神奇的物产写得更加神异。同时,岭南地处王朝边缘,张九龄主持开凿的梅关进一步加强了岭南与中原的连结,使得岭南地区的大量罕见物产得以为人发现,也吸引着小说家们大量创作。如此,作者将“雪衣女”安排为岭南进献之物,岭南地区固有的神秘性便很好的烘托并加强“雪衣女”的神怪色彩。
由于后来作品中的“雪衣女”故事其源头皆为《明皇杂录》,故历代都称“雪衣女”出自岭南。然而至清代褚人获的《隋唐演义》中,原本来自岭南的“雪衣女”却成为安禄山所献。其实,“雪衣女”的归属地发生变化早在宋辽时就已初见端倪,宝山辽墓中《颂经图》的榜题为“雪衣丹嘴陇山禽”,明确指出“雪衣女”为“陇山禽”,即是出产于陇山的鹦鹉。祢衡的《鹦鹉赋》称鹦鹉为“西域之灵鸟”,李善注“西域,谓陇坻出此鸟也”。西域出产鹦鹉确有其事,宝山辽墓壁画榜题所反映的是东汉以来的现实传统,并无夸张虚构的成分。由此可得出三种推论:一是“雪衣女”确实出自西域,唐人为渲染其传奇性将之改为岭南进献之物,二是“雪衣女”出自岭南,只是至宋辽时期已相去已远,宝山辽墓有所讹误;三是宋辽时期出现了一个与《明皇杂录》相异的“雪衣女”故事文本。
《隋唐演义》中,“雪衣女”的故事发生在第八十七回“雪衣女诵经得度 赤心儿欺主作威”尽管回目暗示主角为“雪衣女”但开篇点题“人当死期将至,往往先有个预兆”,是以“雪衣女”来暗写贵妃与明皇,因而在此处“雪衣女”仍旧是作为贵妃故事的点缀。《隋唐演义》将杨贵妃设计为杨广转世,塑造成一个负面形象,故而褚人获在征引“雪衣女”故事时便进行了创新性的改动,将“雪衣女”改为安禄山所赠,“雪衣女”往生后贵妃悲痛万分,以致日日思念时时堕泪,“虽是那鹦鹉可爱可喜,然亦因是安禄山所献,有爱屋及乌之意。在今日悲念,亦是感物思人”,成功反衬了杨贵妃对安禄山的私情及其荒淫堕落,这一改动可谓神来之笔。
四、
据上文可知在贵妃作品中,贵妃教鹦鹉颂《心经》的情节一直是“雪衣女”故事的关键,而在图像中辨识是否为“雪衣女”的关键之一同样是佛经(《心经》)与鹦鹉。鹦鹉颂《心经》在郑处诲创作“雪衣女”故事之初就作为一个标志性情节并非偶然,这与《心经》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
《心经》序分有记灵鹫峰法会上观世音为佛众讲“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便是《心经》的思想核心,基于此可知《心经》与观音信仰密不可分。李利安先生在《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中指出观音信仰自两汉传入经两晋时期的发展至隋唐时期成为汉传佛教主流信仰之一,乃至“户户观世音”。方广锠先生指出《般若心经》曾被译出二十一次,目前所知最早的《心经》汉译本是南北朝时期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然而此版本并未引起关注;直至初唐时期观音信仰的风靡,《心经》才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不仅如此,《心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理论核心,但《大般若经》如此巨著在文化程度并不髙的中古社会并不受欢迎,《心经》以简短精悍的篇幅阐明了般若空观理论。观音信仰的流行及其自身的优势共同推动了《心经》的盛行,《心经》不仅在佛教各宗派中受到普遍重视,在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在僧俗两界传播范围最广、信仰人数最多的佛教经典之一。唐代前中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繁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贵妃教鹦鹉颂《心经》未必不是现实;再者,唐代流行的佛经中,只有《心经》全文仅二百余字,持诵最为方便,因此《明皇杂录》在叙述“雪衣女”颂读佛经时选择颂读《心经》便不足为奇。
信众在不同程度上信仰宗教源于他们有诸多要求,换言之,信众有求于其信仰对象。《心经》的核心思想是般若空观,即对“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的全面否定。相比追求终极解脱的般若空观理论,中古社会的普通信众更希冀解决生存中遇到的疾病痛苦等种种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心经》开始迎合唐宋以降佛教去精英化和世俗化的趋向。唐代以后的文献中存有众多《心经》的感应故事,如《法苑珠林》[ 出自《大正藏·法苑珠林》第53册第422页]载陇西李虔观通过血书《心经》《金刚经》而得异香显现的感应;《净土圣贤录续编》[ 出自《大正藏·净土圣贤录续编》第78册第332页]载张孝林朗诵“弥陀经及心经”而往生净土的感应。这两则感应故事证明了唐以来随着《心经》的盛行,《心经》被赋予了《金刚经》《弥陀经》等一样的接引往生之神力。不仅如此,《观音持验记》[ 出自《大正藏·观音持验记》第78册第99页
]中还记载李后主曾手书心经一卷“赐宫人乔氏”,后主身后,乔氏将《心经》送至相国寺荐度后主亡灵,希望后主能度化至兜率净土。由此观之,《心经》在佛教世俗化的过程中不断适应社会生活,已独立具备接引往生的神力,换言之,《心经》可以度化众生至彼岸、解脱众生跳脱轮回。
想要获得《心经》救苦救难、祛病救灾、接引往生的神力加持,需要虔诚诵念《心经》。在这种颂经得往生的思想影响下,《隋唐演义》对“雪衣女”故事的细节有了进一步的补充:在之前的故事中“雪衣女”的结局皆是被青鹞(鸷乌)所搏杀,但在褚人获的笔下,鹦鹉并未身死,原因正是“诵经之力不小”。鹦鹉念诵《心经》三日之后向杨妃言自身“全仗诵经之力,幸得脱去皮毛,往生净土矣”;不仅鹦鹉如此,连贵妃本人亦有幸因“生前曾手书般若心经念诵;又承雪衣女白鹦鹉,感我旧恩,常常诵经念佛,为我忏悔”而得以免遭恶报。 “雪衣女”和贵妃手书颂念《心经》得以往生净土、跳脱轮回的情节不仅是对郑、胡“雪衣女”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使其情节更富戏剧性,同时也是唐宋以来《心经》信仰不断民间化、世俗化在文学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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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 1 宝山辽墓2号墓北壁壁画
图 2宝山辽墓2号墓北壁壁画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