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录学发源已久，《诗》《书》之序，即其萌芽，而“目录”合为一词则起于《别录》《七略》，到班固《汉书 叙传》“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中“目录”始带有群书目录的性质。中国目录学自萌生到发展，就担负着文献采集、整序、揭示等多重使命，唐魏徵《隋书·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颐，穷极幽隐”，但“剖析条流，各有其部”；唐毋煚《古今书录序》曰：“夫经籍者，开物成物，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清章学诚《校雠通义》中提出,目录学的主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主旨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目录学思想达到了最高峰。


　　儒家经典及研究著作在历来的综合图书目录中都序列第一，然，为顺应不同的统治需要，经学家需要在新的纬度上诠释儒家典籍，并赋予经学思想以新的内涵，这就使得经学及相关著作收录始终处于时新的变化之中。以《汉书 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学专著为例：


　　一、《汉书》《隋书》《四库》经部设置及体例涵括之异同


　　《汉语 艺文志》中目录分类方法为六分法，目录类别分别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而经部分类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隋书 经籍志》中目录分类方法为四分法，目录类别分别为经、史、子、集，而经部分类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目录分类方法亦为四分法，目录类别分别为经、史、子、集，而经部分类为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杂礼书、通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


　　如上三部目录学书目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中关于目录分类的两大系统，即“六分法”“四分法”。“六分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的分类方法，始于《七略》，《七略》按学术性质将书目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种，故称七略，但其中“辑略”实为绪论，并非对图书的分类，故《七略》只有“六略”，这种六分法对我国图书分类产生了巨大影响，《汉书 艺文志》即受此影响，且在图书分类上与之保持一致。随着图书创作情况的发展，原可归六艺略、诗赋略的作品大为增加，诸子略、兵书略相对减少，这使得六分法不再适用，四分法应运而生。四分法中有诸如荀勖《中经新簿》为代表的“甲、乙、丙、丁”分类法，亦有以《隋书 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其中后者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分类法的主流。


　　从经部分类上看，《汉书 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同有异。从整体上看，三部目录著作虽命名略有不同，但所录文献都多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孟子》《孝经》《小学》为主，其中，六艺在三部目录著作中列位均居前，《论语》《孟子》居中，《孝经》《小学》相对靠后。具体来说，《汉书 艺文志》依次著录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9 类典籍，其中《孝经》包含了作为解读儒家经典重要工具的《尔雅》《小尔雅》《古今字》以及《五经杂议》。《隋书 经籍志》与大体《汉语 艺文志》相仿，但将南北朝以来多有帝王注疏的《孝经》提至《论语》之前，同时将《汉语 艺文志》中原归属《孝经》的尔雅类和五经总义类等书著，归入《论语》，而后增加了用以解经的《纬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汉书 艺文志》《隋书 经籍志》最大的区别是增加了《四书》而删掉了《论语》，《五经总义》单独设类，又将《礼》划为周礼、仪礼、礼记、通礼、杂礼书 5类，“小学”划为训诂、字书、韵书 3类，《尔雅》入训诂类;乐类，降为第 9类。


　　此外，从所录书目的情况上看《汉书 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部目录学著作有较大区别。简要地来说，《汉书 艺文志》所录的书目大多仅仅标记了书名以及所录书目的卷数、篇章数，亦或者作者姓名，生活地域，有小序简述经典的产生传承，对于前代书目的流传情况没有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如所录《春秋》类中，有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


　　《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未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隋书 经籍志》于《汉书 艺文志》的进步之处在于，增加亡书的部分，并且对于前代图书的流传情况以及目录学的发展都有了一定的概述，同时对每类后的小序的总结更加详尽。如，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二卷(韦昭注。)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晋五经博士孔晁注。)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唐固注。梁有《春秋古今盟会地图》一卷，亡。)


　　右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悉。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穀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赢公。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穀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体注、《左氏》服、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每一类别的小序都置于类首，用以解释分类归目由来，对自汉至清各派经学优势与劣势进行客观评价，简要勾勒历代经学发展轨迹。而在记录所录书目时，将书名、卷数，注版本一一标注，同时还介绍作者姓名字号、生平事迹，概述著作始末，对其内容进行简要评价等等。关于春秋类的书目自卷26至卷31，共计6类，以经部二十六 春秋类一为例：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谷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谷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谷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於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徵、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於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於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馀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语，叶梦得谓纪事终於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徵验，盖不免从後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後竟不然，是未见後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後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甯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宋春秋》载祏后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於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谷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於口授之本也。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我们看到，从《汉书 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再到《四库全部总目提要》，反映了我国古代目录学不断走向成熟、走向科学、走向全面的事实，每一种改变，无论是体例、还是分类，亦或是所录书目体量及内容详略都是在继承了先辈的目录学传统上，结合社会发展现实及统治者要求进行的改变。


　　二、《汉书》《隋书》《四库》经部转变的学术思想内涵



　　总结如上三部目录学著作，可以看到《汉书》《隋书》《四库》之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汉书》六分法，并无专设“经部”，而《隋书》《四库》四分法，专设“经部”。


　　2.《隋书》出现“纬书”。


　　3.“乐”之地位下降，而“孝经”地位得到提升。


　　4.对所录图书的信息、作者信息、辑录体系等不断完善成熟，尤其出现了一些对所录书目的评价。


　　缘何，《汉书》为六分法，然而并未专设“经部”，而《隋书》《四库》专设经部？


　　从学术角度考虑，《汉书》将书目“六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学术性质不同。六艺略的主要部分是王官之学。诸子略所收为个人以及某学派著作，是私门之学，而诗赋、兵、数术、方技则因各有专门，必加分列。其二，学术成果的多寡。史书源于《春秋》，诗赋源于《诗》，两者同样出于经部，但史书被归类于经部春秋类中，而诗赋却自成一略。其原因之一便是篇卷多寡不同。史家之书，自《世本》以下，仅八家四百十一篇；而诗赋自屈赋以下，达百六家千三百十七篇。六分法是在统筹学术性质与文献数量后的合理选择，既区分了学术性质的不同，也保证了书目结构平衡。其三，对学术的认识不同。汉代经学虽处于正统地位，汉代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把经部做为一个图书门类加以设定，只是把它作为教化的一种工具，孔子对六艺的作用在《史记》中有记载：


　　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情，《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可以看到，这些书都是强调的是借助六艺，学习先贤在礼崩乐坏，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后维护社会秩序，治理国家，稳定人心的社会功能，而它作为正统的学术思想，其价值认定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学术现象的发生到学术概念的认定存在延迟，故《汉书》设“六艺略”而非“经部”。


　　缘何《隋书》经部出现“纬书”，而《汉书》《四库》没有或移除？


　　《汉书》没有为纬书设类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班固根据《七略》而撰成《汉书》,而《七略》成书年代,谶纬之学才刚刚兴起,还没有到可以分类着述的阶段,再加之《后汉书?张衡传》:“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録,成、哀之后,乃始闻之。” 西汉谶纬书的收藏之所在太史不在秘书，故《七略》中没有对纬书的特别记录。《汉志》沿用《七略》，故没有为纬书单独设类。其二、班固作《汉志》前有光武帝钦定图谶81篇,有别于从西汉到新莽时期的谶纬文献,故因政治、学术原因难以著录纬书。


　　《隋书》专设“纬书”则是出于防止后世将谶纬之书与经混同等原因的考量，正如《隋书》序曰：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而《四库》中“纬书”从经部移除，是因为历代帝王对谶纬之书的查抄，导致该类书数量减少，成为“绝学”。


　　缘何“乐”之地位下降，而“孝经”地位提升？


　　《汉书》《隋书》中“乐”之地位为五，而《四库》中居九，这种变化显示出音乐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降格。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在汉儒眼中，音乐的首要功用仍是治国、教化，其性质与易、诗、书、礼、春秋诸经并无根本区别，虽无《乐经》，但仍与五经并列。而《隋书》中虽然收录了64部，263卷，但是所收书目相当复杂，《汉书》中未曾收录的郊庙音乐、宫廷燕乐、音乐理论著作都被收入其中，这显示出，隋唐时代，音乐的教化功能退却，抒情娱乐功能提升。至《四库》，“乐”之地位大大降低，著录多为官方所发布的阐述音乐规则的著作，不少著作还有“御制”的头衔，而诸如琴谱、词谱等则归入别类，《四库》乐类小序云：“《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可以看到《四库》抓住了秦汉以后音乐著作的主要特点，将兼陈雅俗，艳歌侧调的娱乐性音乐置于子部或集部，较前世目录的分类更为合理，故在清代，音乐之功用如社会功用和娱乐功用为清人更细致辨别。


　　缘何从《汉书》《隋书》至《四库》体系日趋成熟？


　　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的日趋成熟是多方面的，在此主要着眼于为何出现“评价”“批评”类的字眼。


　　《汉书》《隋书》对所录书目的描述限于名称、作者、官职等，不涉及评价，《四库》中有了对书目的评价。原因是无论是先秦还是隋唐时期，儒家学派信而好古，征圣宗经的思想使得儒家典籍比其他学派的典籍更具有教化意义，故而统治者对儒家典籍及儒家学术十分重视，《隋书 经籍志》卷首序明确表示了经部的重要意义：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 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 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


　　我们看到，儒家征圣宗经思想在塑造符合统治阶级认可的完美人格，维系和传扬先贤文化以及借助先贤经验劝诫君王治理国家方面产生着积极的用途。不过，过于以史为鉴，以先贤为鉴，也容易使整个社会陷入因循守旧的境地。


　　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虽亦泥古，但反思中似乎更甚：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勾勒出了传统训诂学发展的轨迹，对其发展过程中的得失，特别是一些影响深广的流弊, 给予中肯的批评, 亦阐明了训诂学应坚持的学风与方法。这意味着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儒家思想式微，儒家学术推崇的先贤之言、先王之制已经变得黯淡无光，没有了汉唐时代的强大号召力，儒家典籍及思想之地位趋于回归自然之势。


　　儒家思想征圣宗经，强调教化使其成为统治者利于统治的利器，成为官学备受推崇，由此长期浸润中国社会。作为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三座里程碑，《汉书 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部总目提要》中关于经部的记载，反映除了不同社会时期，社会对儒家思想及儒家经典的需要，也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从征圣宗经走向自我反思的曲折发展。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4]魏俊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与《隋书·经籍志》“经部”比较研究，[J]长江丛刊，2019.07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 刘世俊,言简意赅的传统训诂学小结──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J]宁夏大学学报，1995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