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古代典籍“经史子集”四分法中看，虽史部所列位次后于经部，但是史出现之时却早于经。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校注》中就提及“《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仓颉尝为黄帝之史。”而三皇五帝之书乃经部之源，故“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虽经、史两部在目录学分类上“泾渭分明”，但是两者确存在着“剪不断”的关联，如《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曰:《春秋》据史书而为之,史有左右,据何史乎?答曰:《六艺论》云:“《春秋》者,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可见，以《春秋》《尚书》为代表的一些经部书籍其实带有史书性质。此外，《四库全书总目》 曰：“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 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足见经、史之地位、作用。故而，对史书体例的分类在中国历代学者中都被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唐代刘知幾《史通通释》曰“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极言史书之体例犹如国法之重。虽史部在我国学术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亦颇受历代目录学学者重视，但是关于其在目录学中的分类及其具体表现并非得到一以贯之的重视，史之位列，范围等尚存在一定变化。以《汉书 艺文志》《隋书 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汉书》《隋书》《四库》）等著作为例：


　　一、 史部：从无到有


　　史虽早已有之，但目录学中对“史”进行专门的分类却并非随之而生，而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汉书》成书于东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专著。《汉书》承《七略》之例，将所录书目文献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六类，未给史书单独设类。所录史书基本散于六艺略中春秋类、礼类、尚书类后、诸子略中儒家类、阴阳家类、小说类后、数术略中历谱类、形法类等，如《战国策》33篇、《国语》21篇收于六艺略、《高祖传》13篇收于诸子略、《帝王诸侯世谱》20卷收于数术略。


　　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诸子学说日渐式微，对于经学解读以及各种文学样式的兴起，使得六艺略、诗赋略日趋发展，而诸子略、兵书略趋于萎靡。然而在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虽仍占据重要地位，但统治阶级无暇私修史书管控，使得史学发展更为迅猛，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中对彼时社会修史之情形作出如下描述“官修之史，十才一二，私修之史，十居八九”“士大夫各有所记录，未肯后人，因之各有国史，美富可称”，这一修私史之风气直接影响了史书入“部”。西晋荀勖《中经新薄》即亦形成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格局，其将包括经、史等各类典籍的汲冢书附入丁部，将属于类书的皇览簿归入丙部，这种分类方法意味着史学的独立地位的形成。梁阮孝绪的《七录》对四部分类的形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七录》设“记传录”一部，专收史部书目，下分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十二个小类。这种类目的划分和类名的设置对后世史部目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至《隋书》，将分类正式冠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名，同时，在史部中明确划分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种小类，在随后的宋元明清诸朝目录学著作中史部分别大多以《隋书》对史部的十三个小类为主：如《新唐志》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13类）、《宋志》正史、编年、别史、史抄、故事、职官、传记、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霸史（13类）等。


　　《四库》相对于 《隋志》 来说，其史部分类更加明晰细致，著录史籍数量也大为增加，共分类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


　　与《隋书》相比，《四库》在史部分类上有如下异同：


隋书


正史


杂史


职官


地理


起居注


古史


霸史


杂传


薄录


仪注


旧事


刑法


谱系








四库


正史


杂史


职官


地理


编


年


载记


传记


目录


政


书



别史


诏令奏议


史抄


时令


纪事本末


史评


　　《隋书》与《四库》史部分类中，名称和所涉内容一致或者基本一致的有正史、杂史、职官、地理；名称有变但所涉内容不变的有霸史改为载记、杂传改为传记、薄录改为目录，此外，起居注和古史在《四库》统编为编年，仪注旧事刑法在《四库》中统编为政书；差异较大的则有《隋书》中谱系在《四库》中隐没，而《四库》中增设了别史、诏令奏议、史抄、时令、纪事本末、史评。


　　谱系为帝王、家族谱牒类图书。别史为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诏令奏议为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者。史抄为删除正史之冗赘，博取约存者。时令为大抵农家日用、闾阎风俗为多。纪事本末为编年与纪传二体之外别立一家者。史评为考辨史体者。


　　可以看到，《四库》中对史部的划分显然更为细化，尤其对诸如别史、纪事本末等处于两者之间者作出了明显的分类划界。同时还增添了时令，是对时令类图书“上自国家典制，下至民间风俗，不专限于农事，隶于农家，实有不妥”的史学价值进行进一步确认，这均表现出史的作用范围的再扩大，层次性逻辑性更具体，以及学界史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


　　总之，史和经互为交错，导致史部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史的早期依然与经部，甚至子部等难以区分。经由《汉书》酝酿，以及《中经新簿》《七录》的前期铺垫，到《隋书》史部才于经部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门类。《隋书》中关于史部的十三种划分，经由宋元明诸朝的调整，于《四库》得到进一步的细化。


　　二、 学术思想、社会背景：史学观念的确立


　　从《汉书》到《隋书》，再至《四库》，史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清晰的从有到无，从杂乱到有序，从粗略到详尽的轨迹。缘何出现早于经，且与经同等重要的史呈现如此特点？解答这一问题或可从学术思想、社会背景上得到答案。


　　(1)缘何《汉书》不设“史”：非书籍不足，而因史学为经学之羽翼


　　对于《汉志》不立史部，一般认为是由于史籍数量太少，不足以单独立类，如阮孝绪《七录序》：“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纪传录为内篇第二。然而根据王征（2014）统计，以班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之言，《汉书》中所录“春秋类”“尚书类”书籍都应视作史书，归为史部，依此标准《汉志》中所录的史书数量为 1672 篇，占该书所录图书13269篇的近13%，比重已然非常高，所以并非史书过少导致在《汉书》中不单独设史。


　　既然并非因史书数量过少导致《汉书》中单独设史类，这意味着大量史书散置于其他诸类之中，其中以六艺略、诸子略最多。而六艺略历来被看作是《汉书》的“经部”，诸子略中“儒家”类所存书籍也与经书接近。观《汉志·六艺略》，其所收书籍为儒家六经及《论语》、《孝经》、《尔雅》、小学书。后四类是附录。在六经中，每类中除了儒家所尊“经”书之外，其余皆为解“经”之“传”或“说”。按此例，《春秋》类中所附的《史记》等史书，也是被看作解《春秋》之作。又如班固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已经明确地指明《春秋》《尚书》既是史书，又是经书，而不将之归为史，而归为经，足可以说明在独尊儒学，经学大盛的汉代，班固在编撰《汉书》时受到的“以传释经”观念影响过重。且不说《春秋》《尚书》等历史著作在汉人眼中已经完全属于“释经”之作，即便司马迁《史记》在当时亦不能摆脱“经学”的笼罩，所谓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等等都不过只是太史公对自己著述境界的追求，而其真正的目的则还是借助对人与事的传述而阐发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支柱的社会伦理观念。


　　即史书以经学为准，史书视为经学之羽翼，经学著作在各类著作中居于支配、统帅的地位，史家也都以经书为宗镜，将其著述见为经学的辅翼和解释，这一思想成为当时主流，影响到了《汉书》形成。


　　（2）《隋书》之史部确立：经学式微，史学繁荣


　　相较于《汉书》，除《隋书》明确了史部之地位外，在所录书目中还有谱牒类书目增多，小说书目增多等几个方面的差异：


　　1.史部明确独立之地位。政局动荡，经学式微，史学获得发展机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纷争的时期，长期动乱的政局，短命王朝，都使得国家统治阶级整体上处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境况。魏晋时代，从建安的重抒情，到两晋之引入哲思，到宋齐归于抒情，齐梁的走向娱乐，大抵上是沿着远离政教道路发展的，这就使得以政教为目的的经学脱离了国家机器这棵可以依靠的大树。经学的式微引发史学繁荣。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提到，“魏晋以后，转尚玄言，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 无可发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 （史部）”，这已清晰地说明，史学因经学的式微，而获得繁荣发展的机会，亦说明史学已然脱离经学，获得独立发展的地位。


　　2. 谱系类繁盛。修私史盛行，讲门阀讲家学促进谱系类书目增多。魏晋史官制度相对松弛，导致私人著史之风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风气盛行，客观上促进了史书数量的增长和史书种类的增多。此外，魏晋时代，极为讲究门阀，氏族大户，名门望族格外重视家学和谱系，故而修私史，修家史成为这一时代的风气，这也客观上促进了史书数量的增长和史书种类的增多。也正是这一风气所影响，谱系这一分类在《隋书》中得到空前的细化。相较于《汉书》中的《帝王诸侯世谱》和《古来帝王年谱》，《隋书》中不仅有了明确的独立的小类，而且数量达到41部360卷，可以说明社会风气对录书之影响。


　　3. 志怪小说、士人小说进入史部且大量出现。小说中求实文化和补史精神突出。这一时期，也是志怪、士人小说大为兴盛的时期。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作者和评论者由于受史官求实文化的影响，往往秉承史家的实录精神来创作小说，并且常常为小说的真实性辩护，存在着强烈的求实精神与补史意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提到：“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而郭宪《汉武帝洞冥记自序》云：“宪家世述道书，推求先圣往贤之所撰集，不可穷尽，千室不能藏，万乘不能载，犹有漏逸。……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则反映了这一时期志怪士人小说认为其书能起到“补史”作用。既然志怪小说、士人小说有求实和补史之功能，那自然也可视为是史书一种。受此影响，唐初魏徵等修《隋书》把志怪小说入经籍志之史部，并认为魏晋志怪之人小说为“史官之末事”。《隋书》之后，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中国目录学分类方法成为后世目录学分类的主流。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是我国史学从经学附庸走向学科独立，成熟的阶段。


　　（3）《四库》之史部细化： 朴学思想与统治观念双重影响


　　《四库》与《隋书》有如下三个大方面的差异：


　　1.谱牒类由“史”换“子”。《隋书》《四库》中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谱牒类书目由“史部”换至“子部”，原因有二：一是门阀制度在清王朝不再流行，科举制取代察举制和门第，成为新的考核官员录用的主要途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家族血统和力量的谱牒类书目的作用大不如前，意义不复之前；二是，清王朝不是汉民族统治的王朝，少数民族入主势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对有可能影响到其统治或者地区稳定的大氏族大门阀加以管控，从录书中将至移置子部，实际上是不鼓励大氏族大门阀的再扩大，不鼓励其利用血缘关系壮大力量。


　　2. 史部分类更加明晰细致，介于两者之间者有了明确界定。《四库》与《隋书》差异之处还在于对史部的分类更为明晰细致，增加了一些诸如别史、纪事本末等介于两者之间者的分类。这种无疑是受到了统治者要求史“正”的影响。我们知道，清王朝并非汉民族统治的王朝，在清王朝早期中期，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不动摇，统治者对于修史极为重视，也广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禁锢，这就使得《四库》在编撰时格外重视“正史”，对于可能影响统治的谱系类加以“清除”，同时对“异说”格外重视。《四库》史部总序中即云“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故而，我们看到，在统治阶级的授意下，《四库》秉承的是明确的“正史中心观”，“史者纪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轻”，强调史书体例的纯正，对有可能影响江山稳固的书籍要么列入其他门类，要么列至史部其他小类，这就使得《四库》史部的调整相较之其他朝代更为细化，更有层次。


　　3. 对所收史籍均作较为详细的提要来进行考证。《四库》相较于《隋书》而言，书中多了对所收史籍均作较为详细的提要来进行考证，原因无外乎受到了清代学风的影响。《四库》中对所收史籍均作较为详细的提要进行考证，反映了《四库》编撰者在编撰过程中受到了严谨务实的学风影响。清代朴学之风大盛，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在此学风影响下，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这种学风为目录学学者所用，并延伸到《四库》的编撰方法上，即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反对脱离实际而驰骋议论。此外，朴学中考经证史的原则，也使得《四书》编撰者特别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将对历史的褒贬与社会现实的关联相结合，从而作出对史书部类所属的判断。


　　综上，中国史学虽发源已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沦为经学附庸，并未获得独立地位。周朝史学观念萌生，汉代经学大盛，经史不分，魏晋南北隋经学衰微经学繁荣，为唐代《隋书》中史部的出现以及史学的独立奠定基础，至清考据之风及正统修史观念使得《四库》史部更为细化，成熟化。总之，史部的萌生、发展及成熟这一发展轨迹都显然受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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