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诸子”。何为“诸子”？“诸子”源于孔子门人尊称孔子为“子”，其他学派相习延用，把弟子纂述老师思想言行的书均以“子”称呼，这一类的书渐多，古代的史学家、目录学家为了记录的方便，就概括称为“诸子”。


　　先秦《庄子·天下》篇是最早的记录先秦诸子百家历史渊源，来龙去脉，评价主要思想，且加以批评的总结性的论述，此文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然而“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荀子·非十二子》也对“诸子之学”提出了评判，提出“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可以看到，虽然在这些批评类典籍中对诸子之学有着或多或少的批评，但是却从侧面看出，先秦时代“诸子之学”之兴盛，各家著书立派之纷争，这种繁盛之象为“诸子之学”入“子”奠定了意义和基础。西汉时刘向整理天下群书，分为六类，著成《七略》，其中的《诸子略》，就是对“诸子学说”的整理记载，至东汉班固承《七略》撰著《汉书·艺文志》，“诸子学说”成型。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中将其改为为四分法，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构成了以后历代目录中子部的主要内容。《隋书·经籍志》确立了以经、史、子、集为名的四部分类法，其子部分为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这一分类奠定了后世目录分类的基础。


　　一、诸书“子部”的比较


　　社会的发展演变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变革。这种社会对文化的深刻的变化在“子部”中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进而影响了与之相关的目录学归辑，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 总目》（下文简称《汉书》《隋书》《四库》），“子部”在类目上保持了一定的相同，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致可参见下表：



　　（一）三部目录学著作中均有的类目有儒、道、法、杂、农、小说，然而，各家位次变动不一：


　　儒家始终居于首位。儒家思想在古代始终处于统治地位，所以儒家类文献自然处于子部之首。不过，在儒家所录内容上出现细化趋势。《汉书》中儒家并没有区分派别；《隋书》已渐渐区分出孟子、子思、荀子等派，但是他们虽有小异，其理则大同；《总目》把儒家类文献分为两部分：儒家经典本身以及阐述儒家思想的文献。


　　道家在清代地位一落千丈。道家在《汉书》与《隋书》中均列为子部第二位，《四库》时下降到最后一位，与释家并置。


　　法家地位始终居前。法家在《汉书》中居于第四位，为儒、道、阴阳之后，至《隋书》阴阳类目删除，法家地位居于第三，《四库》中亦居于第三位。


　　杂家、小说家始终地位较后。杂家在《汉书》中为第八位，位次靠后，在《隋书》中为第七位，在十四类目中居中，在《四库》的十四类目中为第十位，位次偏后。小说家在《汉书》中位置最次，在《隋书》中为第九位，处于中等略下位置，在《四库》中居十二位，位次靠后。


　　农家在清代地位大幅提升。?农家在《汉书》诸子略中排第九位，在《隋书》子部中排第八位，在《总目》中排第四位。


　　（二）三部目录学著作中类目增减设置


　　从无到有的类目。《四库》比《汉书》和《隋书》增加的类目有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四种。《汉书》《隋书》并无专设艺术类，《四库》专设艺术类，涵盖书画、琴谱、篆刻、杂技等。谱录类在《隋书》中已出现，但在《四库》中归于子部，且内容涵盖更广，如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等，诚如《四库》谱录类序云：“《隋书·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亦病於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汉书》中没有类书类，《隋书》子部杂家类收类书，至《四库》专设类目，其目的如《四库》类书序云：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於检寻，注书者利於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可以看到类书的为寻查典故之百科全书式工具书，释书早已有之，荀勖《中经新簿》收佛经十六卷，阮孝绪《七录》收佛经五千四百卷，《隋书》收佛经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然而《隋书》将佛经附于四部之外并未将其归类，至《崇文总目》开始在子部中设立释书类，居于20个小类中的最后一类，《四库》亦在子部中设释家类，位次仍居最后。


　　逐渐增设的类目。这一类型与上一种类型的区别在于，从无到有的类型是《汉书》《隋书》无专设，《四库》专设的，而逐渐增设的类目是《汉书》无，《隋书》《四库》有的，如医家、天文家、兵家。医家在《汉书》中归于方技略，《汉书》方技略序：“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隋书》小序：“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汉书》有《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可见，在《隋书》医家已经归于子部，与儒、道、小说、兵等等同，不过在《隋书》中医家类位子部最末，共录二百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至《四库》医学仍归子部，但位次大为提升，至第五位，著录古代医药之书97部，存目医书100部，总计197部。天文类在《汉书》中归入数术略，与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小类并举混杂，至《隋书》《四库》专设天文类目，需要指出的是，《隋书》把《汉书》数术略中的六小类归结为“五行”“天文”“历数”三个类目收录在子部之下，《四库》则精简归纳成“天文算法”和“术数”两大类归在子部，位次也由第十一位、第十二位升至第六位、第七位。兵家在《汉书》中归入诸子略中，共录兵书 53 部 790 篇，《隋书》和《四库》都把兵家独立于子部之下，兵书的著录总体上呈增加趋势，位次由第十位，升第2位。


　　逐渐减少至消失的类目。纵观《汉书》《隋书》《四库》，数量逐渐减少以至消失的类目有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阴阳家，《汉书》著录其著作二十一种，而在《隋书》和《四库》中取消此类目。名家，《汉书》著录著作七种，《隋书》 减少至四种，到《四库》已取消此类目。墨家，《汉书》著录著作六种，《隋书》 减少至三种，到《四库》已取消此类目。


　　二、诸书“子部”之变化原因


　　（一）诸书“子部”相同类目异同及原因


　　①诸书“子部”相同类目之小结


　　1.儒家始终居于首要地位，但出现细化。


　　2.法家地位始终居前,但清代法家沦为“其术为圣世所不取”“虞廷钦恤，亦属有裨”。


　　3.道家在清代地位一落千丈。


　　4.农家在清代地位大幅提升，实用性书籍增多。


　　②从子部相同类目变迁看学术思想史之脉络


　　“尊儒”使儒家始终处于子部首要地位。汉武帝时期，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诏天下郡国立学官，自此儒家之学取代先秦诸子之学及汉初黄老之学，以封建正统思想的身份居于当时文化学术领域的独尊地位。但到了东汉末期，儒家维护的君权旁落，朝纲崩坏、战乱不断，儒家之学已经无法容于动荡的社会，随着政权的动摇，经学被人摒弃，加上曹魏时期当权者重名法思想，于是研儒之士失了进阶之路，儒家经学呈现极度衰微。魏晋时代的儒学，未能像汉代在学术思想界占据绝对优势，但玄学的发展打破了汉代儒学僵化固陋的弊病，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儒学的内容。南北朝时期儒学继续发展，南朝重郑学，北朝有王肃之学。总之，唐以前的儒学思想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佛道思想威胁，但总体来说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儒家经典仍然是太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并且随着隋朝的建立、国家的统一，儒学又重新走向一统的趋势。至清代，儒学亦为人推崇，《四库》子部总序即提到“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儒家外有兵家、有法家……凡十四类。儒家尚矣。”寥寥四字足以证明儒家之首要地位。故，因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尊儒”从而使得儒家在子部始终处于首要地位。


　　汉宋之争使得子部儒学出现分化细化。“尊儒”虽使儒家在子部始终处于首要地位，但并非一成不变。《四库》中的儒家与之前的儒家思想最大区别是在其内部划开了一条界限，把宋以前的儒家和宋代党同伐异的程朱理学及明代的陆王心学区分开来。造成这一分化细化的原因与汉宋之争有关。汉学即提倡汉代对经学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条例以治群书”。理学则致力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理学自宋以来，统治思想学术界已经五百多年，明显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精神的、物质的双重批判。尤其是明清之际，社会的急居动荡及其在理论思维领域所反映出的理学瓦解，形成了清初的反理学思潮。明确地亮出旗帜的“汉宋之争”，是从清代嘉庆年间开始的。当时江藩写出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表彰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之学。此书甚至把开创清代学术风气的黄宗羲、顾炎武都置之卷末，认为他们颇近于理学或者宋学，“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它真知约见哉！”为反击《汉学师承记》，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三卷，针锋相对地否定乾嘉学派，维护程朱理学亦即宋学。在这场纷争中，汉学占据上风，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当时学者皆以此种学风相矜尚，以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学术界遂成一“汉学专制”之局。这种争论也深刻地反映在到《四库》上。《四库》子部儒家序中即提到：“自时厥後，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此段已名言《四库》对朱、陆之态度。


　　不同的治国理念影响法家位次及作用。《汉书》说法家“出于理官”，即理刑断狱之官， 战国时形成独立的门派。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对中国统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时各诸侯国岌岌可危，有志之士纷纷主张变法，其思想成为了法家的源头。《汉书》法家小序：“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补礼制。”说明，法家推行的法制观念是用于补充儒家礼制来协助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隋书》法家序：“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也是对法家的法制对治理国家的作用作了解释。而《四库》法家序“刑名之学，起於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观於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於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然立议不同，用心各异，於虞廷钦恤，亦属有裨。是以仍准旧史，录此一家焉。”可以看到，到了清代只是鉴于其“于虞廷钦桖，亦属有稗”的缘故，收录在子部之下。《汉书》《隋书》成书之前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动荡大割裂年代，治理社会，维护国家稳定不仅需要儒家思想教化民众，也需要明罚厉法的法家思想管制规范人民。然而清代统治者善于学习、吸收比自己更为先进的制度及文化，因此清代统治者注重借鉴明朝立法及法律制度，明确“详绎明律，参以国制”，而明朝以道德代替法律，清代也循此法，而《四库》成书之乾隆年代，恰逢盛世，虽然法制严苛谨慎，但乾隆以仁孝治国进一步稀释了法家的作用，所以造成了在《四库》中法家虽仍居前列，但其法治作用大为削弱。故《四库》所录法家书籍仅十九部，一百五卷，是子部书目中数量最少的一类。且收录书籍多是《折狱卮言》《巡城条约》《风宪禁约》《续刑法叙略》《疑狱笺》，系后人杂取刑法及诏令奏议拼凑而成，其理论性和数量规模都远不如《汉书》了


　　道家被视为外学，导致道家地位大为降低。道家，《汉书》认为出于“史官”，通过观察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形成了“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背弱以自持”的思想。从战国末年开始道家兴起，汉初崇尚黄帝、老子的黄老之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了以“太上老君”为核心的较为完整的神学体系，特别是佛教的传入，更大大刺激了道家的发展。《汉书》著录道家学说三十七种，《隋书》增至七十八种，道家地位相对而言有所提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世的学者改变了道家的教义，把它转变为“绝去礼学，兼弃仁义”，宣扬“独任清虚可以为治”的思想。因此在《四库》编纂时，认为道家之学，是所谓的“外学”，即正统儒家之外的学术，所以把道家安排在子部的最后。


　　重视农业发展的社会背景使得农家地位大幅提升，实用性书籍增多。农家，《汉书》认为是“农稗之官”，即在古代负责管理农业的官员，督促民众播种百谷，鼓励人们从事耕田种桑，以足衣食。由于中国古代的生产力低下，农家自古以来都是十分受重视的类目。孔子说“所重民食”，是古代国家的重要事务。王与民共耕的实质是农家以农为本的社会政治主张。故《汉书》收录农家九种，大体上是关于以农本思想治国方面的书籍。而历代演变中，农家逐渐淡化其政治主张，转而强调农业技术。如《隋书》和《四库》中的农家所收录的书籍就退出思想的领域，大多于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著作，这说明农家的实用性大为提升。《四库》中农家地位的显著提升或许与清朝立国之初就十分注重粮食生产有关。康熙朝数次治理水患，疏浚河道兴修水利；雍正登基之后，更加重视农业，对积弊已久的制度又进行了多项改革，“摊丁入亩”，免除了王公贵族、士大夫的特权，极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乾隆年间旱虽然实行了一系列农业新政并进行了5次全国性免除钱粮税，农业获得很大发展，但期间灾寒灾蝗灾地震疫灾频仍，加之摊丁入亩导致人口激增，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依旧步步下跌，这就使得农家颇受重视，尤其是对提升农业生产力的具有实用性价值的书籍的重视程度大大提升。


　　（二）诸书“子部”类目增减情况之原因


　　①诸书“子部”类目增减情况小结


1. 增设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四类


2. 减少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


3. 医家、天文家、兵家地位提升


②诸书“子部”类目增减之原因


　　艺术样式增多，艺术作品繁盛催生艺术入“子”。《四库》艺术类序云: “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字品为二事。”从这句话中可以知道，这里的“艺术类”多指书法艺术等方面。书法艺术是在汉字成熟后衍生出来的艺术，汉字大抵成熟于汉代，但是由于当时有关书法艺术的作品甚少，也就没有收藏的必要。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是书法快速发展的时期，随之，越来越多高水平艺术作品问世，因此，目录学家们就新设了一个类目以著录之。到了清朝的《四库》继续沿用“艺术类”这一名称，并且包含书画之属、琴谱之属、杂技之属、篆刻之属四个子目。“艺术类”的产生和丰富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艺术的辉煌历史。


　　谱系类书大量出现，然目录分类混乱，亟需专设。谱录一类，是对专门事物的记录，多识博闻，为人们所利用，长期以来与与谱碟类、小学类、小说类也一直是相与杂混。《四库》谱系序云：“然 占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疵，往往 牵强，”中可以看到，随着学术的发展，在隋代前，谱录类书籍的著作还较少，还能勉强的附于谱系之后，但是唐宋元明清各代，谱录类书籍大量出现，按原来的目录分类原则，这些书籍无类可归，只能是由各目录学家依各自的意愿随意归附造成目录分类的极 其混乱，因而极需增设一个类目以统摄谱录类图书。


　　寻查典故、重视考据使工具性类书数量大为增加。《四库》类书序云: “此书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录，注书者易于剽窃，辗转稗贬，实学颇荒。”简而言之，就是人们把各种书中的知识按类辑录，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目的是寻查典故，便于文人咏诗题句，是一种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由于类书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所以《汉书》中不存在这一类目，但是在《隋书》中类书就顺应时代变化，置于子部杂家之下，唐代开始出现大量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清代学者重视考据，而类书里又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所以设类书类。经过多年积累，到《四库全书》编纂时，其数量已达 65部7045 卷，数量巨大，故产生类书这一类目。


　　佛教地位提高，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和影响社会思想的力量。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但由于统治者大力实行“独尊儒术”，佛教长期不为中国正统学术所接受，所以在《汉书》有这类的书，《隋书》虽有且数量不少但“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而后，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儒、道、佛三教的教义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佛教成为三教之一。然而，佛教与道教一样，虽然成为维系社会和影响思想的有力力量，但仍被视为是“外学”，其地位仍不能与儒家同日而语。此外，造成释家地位最末的原因还与释家“出世”思想有关，释家不从事生产，不重视世俗婚姻观念，其教条有违当时重视农耕，重视人口繁衍的社会制度和宗法制度等。


　　清代朴学学风严谨求实，导致书目归类细致严谨。如上，《四库》相较于《汉书》《隋书》而言，书中增设了艺术类、谱系类、类书类、释家类的类目，同时还多了对所收书籍均作较为详细的提要来进行考证，原因无外乎受到了清代严谨务实的学风影响。清代朴学之风大盛，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在此学风影响下，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这种学风为目录学学者所用，并延伸到《四库》的编撰方法上，即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公正的评价，反对脱离实际而驰骋议论。这种求真务实，细致入微的态度，加之书目的增多，共同催生了《四库》对艺术类、谱系类、类书类、释家类的类目的增设。


　　王官之学，脱胎儒家，但后与儒家思想背离，且传承者少，导致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等类目删减。阴阳家以阴阳五行解释宇宙生成和历史变迁， 代表人物为战国晚期的邹衍。汉初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曾将阴阳家置于先秦学术流派之首，谓其“序四时之大顺”。该学派思想一部分由董仲舒继承，与儒家政治社会伦理结合，提出天人感应学说， 神化君权和专制秩序; 另一部分则被方士利用，服务于原始道教理论体系建构，其学术自身却丧失了独立性。《汉书》诸子略中，阴阳家的排名仅次于儒、道，在很大意义上体现的是先秦的学术地位; 其后二十一种图书全部失传，《隋书》遂剔除了这一门类，《四库》亦如此。


　　《汉书》与《隋书》都有名家、墨家、纵横家三类，《四库》中无此三家类别。《汉书》名家小序：“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墨家小序：“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纵横家小序：“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可以看到，在《汉书》成书年代及之前，名家出自礼官，主管礼仪，墨家掌管宗庙，主操祭祀，纵横家掌管朝觐聘问，结交侯邦。可以看到，名家、墨家、纵横家都出自“王官”，是为统治者提供某一方向专门性服务之学，故在《汉书》中各有体现。《隋书》名家小序：“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春秋传》曰：‘古者名位不同，节文异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辩其名物之类’，是也。拘者为之，则苛察缴绕，滞于析辞而失大体。”墨家小序：“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粱之食，桐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汉书》以为本出清庙之守。然则《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禋人鬼’，肆师‘掌立国祀及兆中庙中之禁令’，是其职也。愚者为之，则守于节俭，不达时变，推心兼爱，而混于亲疏也。”纵横家小序：“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汉书》以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临事而制。故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周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邦乱家。”可以看到，《隋书》对于名家、墨家、纵横家的态度较之《汉书》发展了巨大转变，言辞间颇具反驳厌弃之嫌。这是因为，在《隋书》成书年代，虽经学衰微，但六艺经典在名义上仍占据着至高地位，春秋类史书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日显，诗赋文学也走向自觉; 相比之下，诸子之学却无突出进展，《七略》《汉志》的图书分类格局无法维系。此外，名家、墨家所推崇的礼仪章法早已不适用，春秋战国时代亟需的纵横捭阖，在隋唐时代也没有了实际意义，因此，《隋书》删除了名家、墨家、纵横家。《四库》将三家并入杂家:“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而从事六德、六行、六艺，无异学也。周衰而后，百氏兴。名家称出于礼官，然坚石白马之辨，无所谓礼；纵横家称出于行人，然倾危变诈，古行人无是词命；墨家称出于清庙之守，并不解其为何语；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其传者寥寥无几，不足自名一家，今均以杂学目之。”以上指出名家失大体，墨家混亲疏，纵横家贼害忠信覆邦乱家，这些都与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悖，不利于封建王朝的稳定。四库馆臣认为名、墨、纵横三家的思想根源于儒家，但是已经与儒家思想的本质背离，且后世继承者少，所以并入杂家。其中墨家尤为特别，它除了是诸子理论学派之一外，还是一个武装集团，也是中国绿林文化的根源，这对统治者产生了威胁，所以这一学派逐渐消失。


　　经世重实及西学东渐之风促进了医家、天文家、兵家之地位提升。《汉书》《隋书》中医、天文、兵三家地位不高，且变化不大，至《四库》均有了较大提升。究其原因，首先要考虑到清初以来的经世思潮 及汉学重实之风。《四库》凡例云: “圣贤之学， 主于明体以 达 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兵法农技、天文医术尽管偏重于形而下的物质器用范畴，却比某些体现古之道术而丧失生命力的先代哲学更能带来实效。主编纪昀亦主张“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对于科学知识与实用技能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其所作《阅微草堂笔记》中，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志怪故事多达百余篇，涉及到生物、医学、气象等诸多方面。另外，明代中后期以来西学东渐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四库》子部收录了不少西方人的学术著作，并给予极高评价，如利玛窦撰《乾坤体义》，熊三拔撰《简平仪说》，欧几里得撰《几何原本》等。受此影响，清廷君臣意识到科学技术及实用性书目的重要作用，由此用以提升生产力的农家、用以保护健康生存的医家、用以分辨农时凶吉的天文家、用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兵家之地位均有了很大提高。


　　总结


　　综上所述，《汉书》《隋书》《四库》对待“子部”的态度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亦存在很大差异。儒家始终处于首要地位，法家地位始终居前，杂家、小说家始终地位较后。从体例上说，附注、解题日趋完善，书目编排日益规范；从内容上说，医家、天文家、农家、兵家实用性日渐增强，墨家、名家、纵横家则随时代变迁没落·，甚至删除。这种差异与时代、政治和价值观等因素关系密切。


　　参考文献：


　　［1］邱燮友,张学波,田博元,李建崑．国学课［M］．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魏征.隋书［M］．上海:中华书局，1973．


　　［4］卞孝萱，胡阿祥．国学四十讲［M］．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5］刘韶军．国学基础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夏于全．四库全书精华［M］．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7］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 韩非子［M］．上海: 中华书局， 2010．


　　［8］张燕婴(译注) 论语［M］．上海: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