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所见古代学术思想的变化

一、经部的从无到有之所见

《汉志》称“六艺略”，《隋志》则分列“经部”。《隋志·经部》与《汉志·六艺略》下的分类几乎相同：

《汉志·六艺略》：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 论语 孝经 小学

《隋志·经部》：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 孝经 论语 谶纬 小学

这一类目上基本相沿的现象，说明了汉唐学术尤其是经学保持着稳定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从名实相应的层次看，名称上《汉志》“六艺略”转而为《隋志》“经部”，又反映了汉唐学术的诸多变貌。这一变化的背后，似可从如下几个层面加以说明。

一，就目录学内部的转进来看，《隋志》“经部”这一形式的出现，是汉至唐初一系列目录学演变层累叠加的结果。这一层累的过程是：汉代刘向《七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志》分全部典籍为六类，至曹魏时荀勖《中经新簿》改汉代六分之法而为甲、乙、丙、丁四部，此后又有南齐王亮、谢朏《四部书目》、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的推展创制，最后《隋志》承此数百年间流风之嬗变，而定制为经史子集四部。这一变化过程，《隋志》言之颇详，兹引如下：

（刘）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着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班）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着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更为七录……今考见存，分为四部……

二，从经学本身的变化而言，六艺略转而为经部，是汉唐间经学崇尚有所倾移、经的数量（或者说经的范围）有所扩充的一种展现。

首先，汉唐间经的范围有了延伸。《汉志》时代，经的范围限定于六艺。“六艺”的解释，贾谊《新书·六术》中说 ：“是故内本六法 ，外体六行，以与《诗》、《书》、《易》、《春秋 》、《礼 》、《乐》六者之术 ，以为大义 ，谓之六艺 。”又《汉书·儒林传》说：六（学）〔艺〕者，王教之典籍。颜师古注： 「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显然，汉代儒学承认的经之范围，仅限于六经。因此，《汉志·六艺略》中虽然列有论语、孝经、小学类，但论语、孝经是作为传附于经，小学则是作为理解六经的工具之学附于经。因此可以说，至少班固及之前的汉人观念中，经即六艺、六艺即经，无疑矣。

然而魏晋六朝至隋唐，经的范围较之汉代又有增加，那就是从“六经”增加到“七经”，之后又增加为“九经”。如《唐六典》明载正经有九：“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在这样一种形式下，显然，“六艺”既涵盖不了全部的“经”之范围，“六艺”也非 “经学”准确的代名词了。那么，总括经学的甲部之学，不再以“六艺”而以“经”部为名，自是理所应然。

再者，在经的范围有了增广之外，汉唐间经学的重心亦有了倾移。两汉经学实以专守一经为中心，亦即后世所说“自汉以来经学分折，传习不同”。汉代自武帝以后，立五经博士于官学，各专一经，即说明了此点，《汉书·儒林传》：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藩滋，〔一〕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二〕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然而专守一经的风气，至贾逵、马融、郑玄等一批以汇通群经着称、不肯为专儒的学者出，博治诸经的风气渐渐取代了专诵一经。《后汉书》中可以见到许多此类记载，如：

（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

（郑）兴好古学……兼通《易》《诗》。

（贾逵）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

（王充）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马融）为世通儒。

唐初颜师古《五经正义》的出现，正是这一兼通群经风气的汇聚。因此，汉唐经学的门类与取法虽然相循而稳定，但经学的重心确实有了变化，从专治一经变为了汇通群经， “六艺略”变而为“经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三，就汉唐间整体学术变迁的层面来说，六艺略到经部的变化，是中国学术从“六经”独尊的时代，进转至史学、文学独立于经学之外的时代。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言：“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 、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武帝采纳了董仲舒之言，独尊儒术，而儒术，即六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对此说得很明白：“夫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汉以后，经学作为思想与知识世界的中心仍然得到了确立，而经学之外的史学、文学也逐渐隆盛，最终在南齐时，史学、文学与经学并立于四学馆。经史之才、经史之学、文史之学、文学之才等一类词更多见于六朝隋唐史册中，这些都说明，经学作为知识世界的中心是明确的，但知识世界的层次也远较《汉志》时代更为丰富，其边缘也更加宽广。

二、《汉志》《隋志》《四库总目提要》类目变化所见。

《汉志》《隋志》与《四库总目提要》的类目变化，大略有这样两种：一是类目的增设与删削；二是具体类目顺序的改移。

其中，类目的增设、删削，具体有如下三种情形：

1)《隋志》于经部中下特列“谶纬”类，此《汉志》《四库总目》所无。

2)《四库总目》“经部”下设“五经总义”类，此《隋志》《汉志》所无。

3)《汉志》《隋志》中的“论语”类，在《四库总目》中被“四书”类取代。

而类目顺序的改移，细而言之有如下两种：

1)《汉志》中被置于“论语”类之后的，到了《隋志》《四库总目》中，“孝经”类在经部中的顺序前移至《春秋》之后。

2)与“孝经”类顺序的前移相较，“乐”类顺序在《四库总目》中被后移，仅列于“小学”类之前。

1. “五经总义”类的从无到有

“五经总义”是对“兼诂群经”一类书的分类，最早可追溯到汉宣帝时的《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这一类对群经加以总体训诂解说的书，《汉志》将其杂置于“孝经”类的最后，这是因为“孝经”类是《六艺略》中最后一类，所以《汉志》实际是将其附在了“经”的最末。

“五经总义”之名，最早见于《隋志》。《隋志》将其附于经部“论语”类下，言 “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

盛唐时， “五经总义”类书目不再杂附于经部其他门类。“经解”被独立列于经部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唐开元间。唐开元九年十一月，玄宗敕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刘仲等修成《群书四部录》，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这两部书虽然久已不存，但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经籍志》因仍了上述开元时期的目录，其“经部”中就单列“经解”以总括这一类“兼诂群经”的书目，《旧唐书经籍志》共录经解之书“三十六部，经纬九家，七经杂解二十七家，凡四百七十四卷”。

“经解”类著述的增加，固然是引起上述目录学上变化的直接原因，但进一步推求，“五经总义”之名虽首创于《隋志》，但经解在经部中的独立，不完成于《隋志》而收功于开元，则不能不从唐代贞观、显庆以来至玄宗开元间学术风气以及政治社会的变迁上寻理解。这里我们且从高宗显庆以来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中科举与门阀两端加以陈述。

唐初至盛唐的科举明经科颇重通经。贞观初，太宗敕颜师古等撰《五经正义》已重对经典的汇通。唐代官学立经，正经有九，并需兼习《孝经》《论语》，明经、进士并需通经。其具体的规定，《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有详细的记载：


其明经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熟，辨明义理，然后为通。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诸明经试两经，进士一经，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每经三言。通六已上，然后试策：《周礼》、《左氏》、《礼记》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皆缘经文及注意为问。其答者须辨明义理，然后为通。通十为上上，通八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其通三经者，全通为上上，通十为上中，通九为上下，通八为中上，通七圣经通五为不第。)


另一方面，经学的风尚至盛唐有巨变。《四库总目》卷四《经部总叙》中言魏晋隋唐时期学术说：“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这个杂字，其实也是不再以专精为风尚的一种体现。汉代经师多专力一经，谨守师说、章句，如《四库全书总目》所称，其“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又由于汉晋南北朝间，纸张作为书写材料仍不普及，因此书常常不能大范围流传，而世家大族既有相当的经济与文化实力，又由于选官制度极重门阀甲第，所以某一专门经学便往往成为世家的家学。然而世家门阀至隋唐衰落、纸张使用的普及等一系列变化最终也影响及于经学。唐初，已渐有突破章句藩篱之势，如史称德明授经“随端立义”，徐文远讲经“诘驳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至八世纪初，刘知几、魏知古、徐坚等攻击专陋之儒尤力，刘知几《史通》外篇中更撰《疑古》《惑经》，他指斥专守经句者，称其“徒以研寻蠹简，穿凿遗文，菁华久谢，糟粕为偶。遂使理有未达，无由质疑。是用握卷踌躇，挥毫悱愤”。徐坚、刘知几等俱为玄宗时代学术的中心人物之一，这无疑说明当时经学界的风气已有大变。这也可为“经解”类著作何以在盛唐的独立，略添一解。

自《开元四部录》经部中单列“经解”以来，诸家著录因之。如《新唐书·艺文志》：“经解类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五《经籍考十二》亦以“经解”与“孝经”等并列。不过，“经解”之名，至明人已表异议，清初朱彝尊《经义考》则改为“群经”，列于小学类。然而，无论是“经解”还是“群经”的名称，馆臣以为皆有不安之处，于是兼取《隋志》“五经总义”之名与《旧唐书》以来在“经部”中独立成类的事实，改“经解”、“群经”之名为“五经总义”。《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对其理由首先有较粗略的申说：“兼诂群经者，《唐志》题曰经解，则不见其为群经。朱彝尊《经义考》题曰群经，又不见其为经解，徐干学通志堂所刻改名曰总经解，何焯又讥其杜撰。今取《隋志》之文名之曰五经总义”。到了《四库总目提要》卷三十三“五经总义类”的类序中，复作详细的阐发。今赘引如下，以省读者翻检之劳：


……《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干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语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于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四库提要》卷三十三“五经总义类”序


可以说，《四库》于经部之中改“经解”为“五经总义”，仍是沿袭着传统目录学演化的延长线而加以修正，从这一点上说这并非经部目录的一大剧变。然而，将目光从禹域之内稍作扩大的话，又有其他可供比较、参考的点。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由藤原佐世奉敕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分类、体例模仿的是《隋志》以及吉备真备于8世纪中叶带回日本的《集贤院见在书目録》。然而，今存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分四十家，其中并未单列“经解”，相当于《旧唐书经籍志》“经解”类的书目，如《五经异义》《经典大义》《六艺论》《五经勾沉》等仍然附录于“论语”类。这一差异，或与汉籍东传的滞后，以及日本奈良、平安初期朝廷重视文章学而经学不盛的局面有关。

汉学与宋学，是古代学术史中的两个重要主题。从汉学演变至于宋学的一个脉络，即是从专守经句到汇通群经。 “经解”、“五经总义”在经部中的独立，反映出中国古代经学研究的一个演化，即从最初专研一经，逐渐兴起不满于某一单经而属意于汇通群经的学风。作为这一脉络下的现象之一，就是从汉至唐——对“五经”加以总体训解的著述有一个兴起的趋势。上述经学风气演变的趋势，呈现在目录学中的结果，即以“经解”类的形式从经部其他门类中独立出来。而其在目录中独立成类的情形之所以在盛唐出现，又与唐初至盛唐社会的演变有深切关系。本文尝试从那门阀士族的式微与庶族力量的兴起、以及国家对通经的重视对此加以阐述。然而， “经解”之名却不断遭到质疑，这又与宋以后五经研究重心不断迁转所引发的结果在不断变换有关，其最终在《四库总目》中以“五经总义”的名称出现。


2、“谶纬”类的从有到无

“谶”，《说文解字注》云“验也。验本马名，葢卽譣之假借。谶、验叠韵。有征验之书。河雒所岀书曰谶。十二字依李善鵩鸟、魏都二赋注补。释名：谶，纤也。其义纤微也。从言韱声。”

“纬”，《说文解字注》释曰：“(纬)织衡丝也。衡，各本作横，今正。凡汉人用字皆作从衡。许曰：横、阑足也。不对植者言也。云织衡丝者、对上文织从丝为言。故言丝以见缕。经在轴，纬在杼。木部曰：杼、机之持纬者也。引申为凡交会之称。汉人左右六经之书谓之秘纬。”

“谶纬”，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十五注说：“……苍颉篇云：谶书，河洛也；淮南谶书着之是也。顾野王谓占后有効验也。说文，验也。……大戴礼云：东西为纬也。说文：横织丝也。”

谶纬之书，《汉志》无著录。然而在《汉志》的时代，谶纬已行于世。这在《后汉书》中可找到不少传谶纬之学的记载。如《后汉书》卷30上：苏竟字伯况，扶风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能通百家之言。《后汉书·薛汉传》：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谢承《后汉书》亦载：“（李）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博览古今，明于风角、星筭、河图、谶纬，仰察俯占，穷神知变”。又如卷八十二上：“廖扶字文起……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之术”。

谶纬之书的记载，则如《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李贤注：伎谓方伎医方之家也，数谓数术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图书卽谶纬符命之类也。

又《后汉书》卷四十下有“孔佐”之语，言孔子作纬书以佐汉运。李贤注：“孔佐，谓孔丘制作春秋及纬书以佐汉也，即春秋演孔图曰「卯金刀，名为刘，中国东南出荆州，赤帝后，次代周」是也，谓大陈汉之期运也”。

魏晋以来至于隋，谶纬盛行。《牟子理惑论》讲论佛法，亦称引谶纬以自证，言“诗之三百牵物合类，自诸子谶纬，圣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而谶纬与王朝改元、立统，更牵涉密切。何承天即曾抨击此一风气说：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假托谶纬，遂开治乱。此之为弊亦以甚矣（《后汉书·律历志三》李贤注引）。又《高僧传》卷七僧含传：含尝密谓峻曰：如令谶纬不虚者，京师寻有祸乱。眞人应符，属在殿下，檀越善以缄之。

谶纬如此盛行，是不能不反映于目录中的。那么，《汉志》之后、《隋志》之前诸家目录对谶纬的著录情形如何呢？如众所知，东汉至隋数百年间的目录书大略有：魏秘书郎郑默的《中经》、秘书监荀勖《中经新簿》、宋元嘉八年谢灵运所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王俭之《七志》、齐永明中，王亮、谢朏之《四部书目》、阮孝绪《七录》等，这些目录虽俱已不存，但《隋志》在总序中称引王俭《七志》谓：“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又据南山大师道宣《广弘明集》所辑阮孝绪《七录》之序目，则阮孝绪《七录》已列“谶纬”于第五“术技录”中。因此，《隋志》以前的目录书中已有“谶纬”类，但似乎尚以方术技略视之。这一点还可以从范晔《后汉书·方技传》中找到支撑，范晔很明显地将纬侯之书列为卜筮方技：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縢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


《隋书·经籍志》是目前所见最早将谶纬之书独立成类而列于经部者，《隋志》经部下第九类为“谶纬”著录谶纬“十三部，合九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由于谶纬之书与中古政治关联密切，自刘宋大明以来，至于隋唐，朝命对谶纬之书屡加禁绝。其后谶纬书多不存，故今日欲了解汉唐间谶纬之书的概貌，多需据《隋志》中“谶纬”类小序。其中，《隋志》对谶纬之书的起源是如此说的：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着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旣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


于其篇目，则有如此叙述：


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汜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


按此，则谶纬的篇目可分为四类：1.《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这部分被任为是黄帝至周文王所传授。2. 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 3. 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 4. 又有《尚书中侯》、《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泛历枢》、《含神务》、《孝经钩命决》、《援神契》、《杂谶》。其中，前三者合为八十一篇。不过，李贤在《后汉书》中曾言及七经纬，而将《孝经援神契》、《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都列入七纬之中，这一对分类与《隋志》有所不同：


七纬者，易纬稽览图、干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琁机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干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


对谶纬的学术沿革，《隋志》则有这样一段评论：


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踰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


《隋志》何以列“谶纬”类于经部，《隋志》中是这样解释的：“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即认为“纬书”既为解经之作，则应附入经部，这自然是经学上的理由。这种见解，从李贤注后汉书中亦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支撑，如《后汉书》卷三十八言“夫孔丘秘经，为汉赤制”，李贤注：“秘经，幽秘之经，即纬书也”。而前面已述，王俭、阮孝绪已有著录“谶纬”的前例，这又可视作历史的渊源。就上引小序来看，《隋志》对“谶纬”的立场，实又颇复杂。尽管列入经部之中，却又称“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这在其同时代也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论述。如司马贞（679—732）《史记索隐》称：“盖谓五行谶纬之说，若今之童谣也”。《唐开元占经》卷一：“夫末世之儒，多妄穿凿、补増河洛，窃作䜟纬，其言浮虚，难悉据用”。

《隋志》于经部下设“谶纬”类的做法，为《开元四部录》《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所继承，其中《旧唐书经籍志》称“图纬”，《新唐书艺文志》名“谶纬”。

然而由于累遭朝廷禁绝，宋以后“谶纬”类名目被删除，于是 “谶纬”类所存书目的划归又有一个变动。如陈振孙《郡斋读书志》、郑樵《通志略》中仍将其并入经部各经下，但《崇文总目》、明代《百川书志》则将谶纬书分散到子部中。在此需要特别提及谶纬之书在日本的流传的情形，《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独列“异说家”，而列《河图》《河图龙文》《易纬》《诗纬》《礼纬》这些被《隋志》列为谶纬的书目置于“异说家”下。

《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易纬》八种，于经部的易类下附“易纬”。四库馆臣针对谶纬的源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


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然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图谶之类，谓之内学。河洛之书，谓之灵篇。」胡应麟亦谓：「谶纬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则纬与谶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右《干凿度》等七书，皆《易》纬之文，与图谶之荧惑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以其无可附丽，故著录于《易》类之末焉。


这一将谶与纬区别为两种不同的事物以分别谶、纬的做法，一方面承认纬书作为知识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将与政治关涉颇深的谶图剥离出来，最终将其置于“附录”的边缘位置。与《四库全书》对谶纬的收录相应，是有清一代对谶纬之书的辑佚工作，如赵在翰辑成《七纬》三十八卷。又如《易纬通卦验》， “朱彝尊《经义考》则以为久佚，今载于《说郛》者，皆从类书中凑合而成，不逮什之二三”。这些辑佚，与前代视纬书为妖妄不同，而是将其视作一种知识加以整理，因此《四库总目》对谶纬的这一分类与辨析，不能不说渊源自清代学术尚经学、崇考据、重古制的风气。


三、经部与其他部类的交涉之所见：以《孟子》为例

经部与其他部类交涉极其密切。以性质而言，《诗经》《尚书》当入集部，《春秋》《左传》《仪礼》当入史部，《论语》则当入子部，但这些典籍何以列于经部而不入其他部，经部的性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经部所收诸类中，相较而言，《孟子》一书的历史变动最为特殊。

《孟子》在《汉志》着录于诸子略，《隋志》中收在子部下，《四库提要》中《孟子》收在经部的四书项下，也就是说，《孟子》在《汉志》《隋志》中是子书，但到了《四库提要》的时代，则已经出子入经，而被列为了经。

《孟子》一书的出“子”入“经”，首先可以从目录学内部的变动上加以观察。《汉志·诸子略》仅列“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隋志·子部》则载有关《孟子》之书，亦不过三家：“孟子十四卷齐卿孟轲撰，赵岐注。孟子七卷郑玄注。孟子七卷刘熙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毌邃撰，亡。”然而，到了《宋史·艺文志》中，所列《孟子》有关着书24种，这说明唐宋数百年间《孟子》之学的流行。

《孟子》之学的流行，意味着《孟子》一书地位的突出以及孟子本人形象的升格。作为这一升格运动的高潮，就是《孟子》的升经。杨绾于宝应二年（763）上疏请准予《孟子》与《论语》、《孝经》同列“一经”，未允。此事见于《新唐书·选举志》：

《选举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所习经，取大义，听通诸家之学。每问经十条，对策三道，皆通，为上第，吏部官之；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

继杨绾之后，咸通中皮日休又请以孟子为学科，事见《北梦琐言》：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请以孟子为学科。其略云：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求者，必斥乎经史。为圣人之贼也，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同明经也。

杨绾、皮日休所请的列《孟子》为经，虽然未见允准，但毕竟反映了《孟子》一书的升格，尤其是成为之后《孟子》列于经的先声。《孟子》真正入于经的行列，要追溯到后蜀孟昶在国子学刻石立十一经列入《孟子》。孟昶此举，自然与抬升后蜀政权、推尊孟氏有重要的关联，但之后北宋以后蜀石经作底本刻经，就使《孟子》升经成为了既成事实。至北宋王安石变法，《孟子》被从国家制度层面正式承认为经得到了确认，这从司马光《上哲宗乞置明经行修科》中抨击王安石以私意进《孟子》为经可以见得：

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今国家大议科场之法，欲尽善尽美，以臣所见，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谷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

到元佑四年，《孟子》作为科举取士的经之地位再次得以确立，《宋史·选举志一》载：

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

如果说，王安石发起的《孟子》入经运动，实则是程朱理学以《孟子》立说的一个重要前提，而理学对《孟子》的阐发，又可以视作王安石《孟子》升格运动的在政治以外、学术层面的接续与发展。

与《孟子》一书相表里的，是孟子本人的入圣。圣人，按汉代《白虎通义》中的共识，“道无所不通”、“与天地合道”者才配称圣人，而确立圣人的权威，来自于国家祭祀制度。在汉代，国家祭祀制度中，周公是先圣、孔子是先师。到魏晋南朝，孔子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先圣先师的排列转为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然而正如唐初所说，数百年间，“周公孔子迭为先圣”。孔子作为“圣”的地位，要到唐代开元间才彻底得以确立。随着孔子作为圣人地位的确立，孔子以下的儒家人物地位亦得以升格，开元间，玄宗敕封颜回作为“亚圣”，开启了儒家二圣并存的先例，至宋以降《孟子》一书列为经而进入国家取士制度、《孟子》之学成为理学的核心，孟子遂最终在明嘉靖年间取代颜回，成为亚圣。也就是说，在汉唐宋明一千五百年间，儒学的圣人有这样一个变换，即从汉代的周孔并称，变为唐代的孔颜并称，唐以后，“孔颜”又进转为“孔孟”。显然，《孟子》一书从子部出，而列为经部，正是与孟子其人的入圣相表里的。

至此，可以看到由《汉志》《隋志》到《四库提要》所展现的《孟子》一书出子入经的历程，一方面是《孟子》之学在一千多年间发展、隆盛的轨迹，另一方面，集中展现了经部的某些特质。从前文所论《孟子》一书的变迁出发，这些特质可以试作这样的归纳：

1.朝廷选官、学校教育对经部之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以当时政府所承认并颁行为标准，最终由国家意志所确立、并用以实施于国家选举制度与教育制度中的儒家典籍。

2.如《孟子》一类的经部典籍，既具有子学的性质，又具有经学的特质。子学的性质，是指其在哲学、思想上富有启发的意义；经学的性质，则指依靠国家制度的支撑、在思想谱系中又占据了绝对的中心而不容置疑。这两种性质相互纲维，《孟子》一书的由子入经，其后又取代五经占据宋学的核心地位，正体现了此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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