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作业（修改版·马熙） - 传统文化与文学

子部作业（修改版·马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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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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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作业（修改版·马熙）

子部目录所见学术思想之变动

一、子部的从无到有之所见

《汉志》无子部，《诸子略》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类，其序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汉志》中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到了《隋志》中被一起并入了子部，《隋志》中对此是如此叙述的：“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可以说，从《汉志》到《隋志》，子部的变动比诸经、史两部来说，要剧烈得多。

汉唐两部目录变动下，子部的从无到有，似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解释。

第一，从目录本身的变动来说，《隋志》子部的成型是汉唐间目录学变动层累的结果。《汉志》中只有《诸子略》而无子部，西晋时期荀勖《中经新簿》将诸子与兵书、术数合并为一类，构成了以后历代目录中子部的主要内容，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中经新簿》中乙、丙两部对换。此后历代目录的子部内容都包含庞杂，成为四部中最特殊的一部。

第二，从汉唐学术发展的层面来看，《汉志》诸子略到《隋志》子部的过程，是经学作为汉唐思想世界的中心进一步得到明确，但思想世界的边际却不断扩展、模糊的一种反映。《隋志》的子部不仅包含了《汉志》之诸子略，《汉志》中与六艺略并立的兵书、术数、方技，也被归入了子部，这表明兵书、术数、方技略在汉唐间目录变动中地位明显降低，兵书、术数、方技略，是古来被归属为术的，因此这一降格的趋势，应该说，是汉唐间经与术分离的一种结果。经术的分离，正是作为思想世界中心的经学不断得到明确的结果。在经与术之间的，正是子学，即“六经以外皆子书”（《四库提要》）。因此，经学作为中心的不断明确，导致经术分离，或者说经与术界限越来越明晰的同时，就使得子学的范畴扩大了。同时，思想世界中心范围的划定，也就意味着范围之外的边际可以增长、模糊。因此在经学之外，佛道之学等以往不为经学所重的学术不断发展，使得汉唐思想世界的边际不断扩展。这些特质反映为目录中的变动，就是《隋志》子部的确立、子部类目的庞杂——从《汉志》诸子十家一变而为《隋志》子部十四类。

一、子部类目的变动之所见

1.类目变动的概貌

《隋志》子部下所分的十四种，其情形如下：

1.儒，2.道，3.法，4，名，5.墨，6.纵横，7.杂家，8.农，9.小说，10.兵，11天文，12.历数，13.五行，14.医方；

其中，与汉志《诸子略》相比较，《隋志》子部删去了阴阳家；与《兵书略》相较，《兵书略》所收全部并入《隋志》子部之兵家下，与《术数略》相比，《术数略》之天文、五行、历谱均称为《隋志》子部下的大类，而蓍龟、杂占、形法等并入《隋志》之五行类。《方技略》中医经、医方演化为《隋志》中的“医方”，房中、神仙则归入《隋志》后所附的“道经”类。

这是《汉志》到《隋志》演变的大概。至《四库总目》，则较《隋志》又有更复杂的变动。

从类目的数量说，《四库总目》子部中仍为14种，但顺序、种类都有极大的变动，其14种分类的顺序与情况如下：

1.儒，2. 兵，3. 法4. 农5. 医6. 天文算法7. 术数8. 艺术9. 谱录10. 杂家11. 类书12. 小说家13. 释家14道家。

具体而言，大的类目变化中，《四库总目》相较于《隋志》而言值得关注的点有：

1）顺序的改移，其中兵、法、农、医的顺序被提到儒家类之后。道家反而移到了最后。

2）类目的删除，墨家、名家、纵横家、五行类被删除；相关书目并入其他类；

3）类目的增设，新增艺术、谱录、类书。

4）与经部、集部、史部的互动。如《隋志》中附于全志最后的道经类、佛经类，在《四库》中被改移到子部，而名为释氏类、道家类；

5）是子部在收书中，收入了如《几何原理》等翻译自欧洲的西学书籍，以及传教士们所撰写的洋书。

《总目》对自身所作的一系列改变，在子部序中也有一番阐释，对于顺序的变动如此说：

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馀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卒，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

对于类目的增删，则如此解释：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

以上是就大的类目变化来看，而从子部与其他部类的交互而言，《四库总目》中又体现出了颇为繁复的变革。

一是《隋志》中本属于子部的，《四库》改移到了其他部类，如在《汉志》《隋志》中被列于子部的《孟子》，在《四库总目》中属于经部。

二是《隋志》中未划入子部的，《四库》将其归入了子部，如《隋志》之佛经类至《四库》，改为释家类列于子部。

子部学术中这些横向与纵向的历史演变，显然分别反映了相关学术的演变。如，从诸子到子部的成立与子部内类目的分合增删，无疑反映出不同时代对于自学认知有深刻的出入。而如墨家、名家、纵横家等类目的删除，显然与墨学、名学、纵横学在秦汉以后的衰歇相呼应；而艺术、谱录、类书等的增设，又无疑肇自新风气流行所导致的著述增多。而在天文算数中收入西学书目，既与大航海时代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通有关，又与明末至乾隆年间的西学观有关，这些种种的变化，可以说，无一不与时代风习的改变、社会阶级的升降相呼应，

2.诸子略与《隋志》《四库提要》中所设类目与子学认知的变化

1）《汉志》的情形

《汉志》诸子略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一〕是以九家之（说）〔术〕蠭出并作，〔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亦即子学的兴起与王官之学的衰歇、流散有直接原因。“诸子出于王官”，是《汉志》“诸子略”中的重要观点，《汉志》诸子十类的设置，也正一一按照王官之学的排列：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汉志》子学的内涵，源流上来说，是出于王官之学的九家，就宗旨上说，有一定而一贯相承的政治理想。可见，《汉志》仍然强调诸子之学属于经之支流的一面，一如《汉志》所说，诸子“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些偏重于术的学术不入于诸子略，正是经术有别的体现。

2）《隋志》的情形

与《汉志》相较，《隋志》首先承袭了“诸子出于王官”的观点，如：

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人，其四曰儒，是也。

道家，周官九两，其三曰师，盖近之矣。

名家，周官，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辨其名物之类」，是也。

墨家，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师「掌立国祀及兆中庙中之禁令」，是其职也。

纵横家，周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

杂家，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

农家，周官，冢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一曰「三农生九谷」；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是也。

小说家，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

兵家，周官，大司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国」，是也。

天文，周官，冯相「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是也。

历数，其在周官，则亦太史之职。

五行，周官则分在保章、冯相、卜师、筮人、占梦、视祲，而太史之职，实司总之。

但是，必须注意到，《隋志》一方面对诸家源自的周官做了修改，一方面又进一步坐实了具体所对应的周官官职。如，《汉志》认为道家出史官，杂家出议官，但到了《隋志》，道家和儒家一样，出于周官九两，而杂家则从出自议官变成了出自史官，同时名家，《汉志》认为出礼官，墨家，汉志以为出庙守，但《隋志》均列为出周官宗伯。

道家由出史官而变为出自九两中之师，师，即三师之师。三师，亦即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按《通典·职官典》：周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则道家之源，论道经邦，协理阴阳，无疑较之《汉志》之出自史官有了大的提升。而史官在隋唐，是隶于门下的不重要小官。《通典·职官典》：

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著。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周则曰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诸侯之国，亦置其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及郑书，似当时记事，各有其职。秦有太史令胡毋敬。至汉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马谈为之。卒，其子迁嗣。卒，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之职，以他官领之，于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汉以前，职在太史。具太史局。当王莽时，改置柱下五史，记疏言行，盖效古「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自后汉以后，至于有隋，中间唯魏明太和中，史职隶中书，其余悉多隶秘书。大唐武德初，因隋旧制，史官属秘书省著作局。至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

道家源自的这一变化，显然与中古时期道家地位的抬升有密切关联，尤其是《隋志》修撰的年代，皇室追尊老子为始祖，又令道士、女冠附籍宗正，这样道家之源就不单纯是学术性的问题，还尤其涉及皇宗的地位。

另一方面，杂家从出议官变为出史官，其背后则又有许多可以阐明的点。一是议官地位的不断提升，二是杂家地位的持续下降。议官，即议政之官，备天子顾问左右，谏议大夫侍中、中书之属是。到了隋唐，这一类官属于职官系统中是最核心的清望官，而成为中书、门下二省的主要构成，中书、门下又是实际的宰相机构。如《通典·职官典》所言：

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其相国、丞相，或为赠官，或则不置，自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职。其真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后魏旧制，有大将军，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后，始俱置之，神瑞元年，置八大人官，总理万机，时号「八公」。然而尤重门下官，多以侍中辅政，则侍中为枢密之任。……大唐侍中、中书令是真宰相。

显然，将杂家与中枢作联系，是不太合适的。此外，《隋志》中子学的范围显然做了扩充，但《隋志》将《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纳入子部，应该说，仍然是继承《汉志》对子学有为政设术这一点的厘定脉络。对此，《隋志》是这样说的：

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不仅如此，《隋志》还强调数术、方伎在术之外，与仁义礼智有可以汇通之处，即其功用在于治身：

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

因此，《隋志》中子部所体现的子学范围，虽然较诸汉志，内容上扩充了，但无疑仍然是延长线上的变化。

3）《四库总目》的情形

《四库总目》的类目设置，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是《总目》 “六经以外立说皆子书”的见解，这大大扩展了《汉志》中子学的范围：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

总目的这一见解，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它对杂与子学的阐发：

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今从其说，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

就上引材料来看，总目在体例上继承的仍然是《汉志》《隋志》以来对子学的根本理解，但又作了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些调整。

第二，《四库》对 “诸子出于王官”说的质疑，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四库总目》对班固的批评上，原文说：

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而从事六德、六行、六艺，无异学也。周衰而后，百氏兴。名家称出于礼官，然坚石白马之辨，无所谓礼；纵横家称出于行人，然倾危变诈，古行人无是词命；墨家称出于清庙之守，并不解其为何语；〔以上某家出某，皆班固之说。〕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其传者寥寥无几，不足自名一家，今均以杂学目之。其他谈理而有出入，论事而参利害，不纯为儒家言者，亦均附此类。

第三，是《四库》子部类的设置与收书尤其体现了中国知识世界的构成与变化趋势发展到清代时的成果。

艺术类、谱录类的增设，是《隋志》《汉志》所无。《四库总目》对于设置这一类的类目，是如此说的：

古人学部，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

很显然，艺术类与谱录类的增设，是六朝以来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以及娱乐内容在一千多年间发展、繁荣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类目的创设反映的是古代知识世界中新兴风气流行的成果。

其中艺术类的情形，很多是原先被其他目录列为经部的，但被《总目》调整到了子部，而单设艺术类加以归纳。这种退经归史而降为艺术的调整，尤其反映了一千余年间知识世界中雅文化与俗文化的消长。《总目》中艺术类中，可以看到大量论及雅俗消长的评断。

如：

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玄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于《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体经。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

又如：

以上所录皆山人墨客之技，识曲赏音之事也。若熊朋来《瑟谱后录》、《注浩然琴瑟谱》之类，则全为雅奏，仍隶经部乐类中，不与此为伍矣。

又如：

《羯鼓录》、《乐府杂录》，《新唐书志》皆入《经部．乐类》，雅郑不分，殊无条理。今以类入之于艺术，庶各得其伦。

而从《总目》中的这些评论来看，又有一条深刻的线索在其中。艺术类着录的内容之前是属于礼经类的，这些从礼经类分出转入艺术类的现象，反映了古代礼乐到后世戏乐的一种转变。《朱子语类》中曾论傩戏，曾说，傩本古礼，而今近于戏。说明的就是这一转变。又《总目》所批评的“雅郑不分”，虽然是就《新唐书·艺文志》对《羯鼓录》、《乐府杂录》的着录情形而言，但这反映的正是古代雅、俗两种文化的消长。

3.类书类的从无到有之所见

1）类书类的设立与类书的源起

类书之名，《隋志》所无，《新唐志》首列 “类书类”，并着录类书二十二部，分别为：《皇览》一百二十二卷又八十四卷、《类苑》一百二十卷、《寿光书苑》二百卷、《华林遍略》六百卷、《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长洲玉镜》一百三十八卷、《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要录》六十卷、《书图泉海》七十卷、《检事书》一百六十卷、《帝王要览》二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玄览》一百卷、《累璧》四百卷、《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策府》五百八十二卷、《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文思博要》并目一千二百一十二卷、《三教珠英》并目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凡七千八十四卷。

类书之源，王应麟首主起于曹魏时之《皇览》，《四库总目》继承了王氏的这一见解，说：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

2）子与集的归属：类书的兴起与晋唐间文学的发展

《隋志》中将类书类收入子部，胡应麟《笔丛》将其列入集部，提示了类书与集部之学存在密切的关联。类书始于《皇览》，《皇览》创于魏文时，魏文帝视文章为经野体国之事，所著《典论》即倡 “文章经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事”，文学史上将魏文帝曹丕《典论》视作晋唐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因此，不能不说，类书之兴与文学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

文章之学尤其是六朝以来骈文盛行，骈文写作崇尚引言引事，所谓“征于旧则易为信,举彼所知则易为从” 《文镜秘府》亦曾详论文章需以类相对之事，谓：

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至若上与下,尊与卑,有与无,同与异,去与来,虚与实,出与入,是与非,贤与愚,悲与乐,明与暗,浊与清,存与亡,进与退,如此等状,名为反对者也(事义各相反,故以名焉).除此以外,并须以类对之:一二三四,数之类也;东西南北,方之类也;青赤玄黄,色之类也;风云霜露,气之类也;鸟兽草木,物之类也;耳目手足,形之类也;道德仁义,行之类也;唐虞夏商,世之类也;王侯公卿,位之类也。

这一时期文学写作对引言引事的的重视，使得类书编纂成为文章歌咏不可或缺之事。这从隋唐类书的编纂缘起找到不少直接的例证。《艺文类聚》的撰写，即是针对《文选》只取其文，《皇览》仅载其事的不便，而将文、事合编。

《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爱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

隋代类书《编珠》序中则言：

皇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偶缘属思,顾谓侍读学士曰:“今经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繁阅览,欲其故实简者,易为比风.爱命微臣编录,得窥书围.故目之曰《编珠》,其朱书者故实,墨书者正义.时大业七年正月奉软撰进,勒成四卷。

《大唐新语》载《初学记》之编撰，即因玄宗苦于皇子欲学作文，苦于检寻，而需要一部简要的工具书以便初学：

玄宗谓张说日:“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恢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求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

3）目录中 “类书类”的变动与类书发展从帝王之学转向事类之学

最早的类书以皇览为名，已表明类书为帝王学的特色。南宋蜀本《太平御览》序更进一步说：“祖宗圣学，其书之大者有二，曰太平御览，曰资治通鉴。……御览备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废兴之由，道德性命之奥。”这里鲜明地表现了类书作为“帝王之学”的特质。

另一方面，随着古代政治从帝王中心转向士人中心，类书的发展也就表现出帝王之学以外的特质，即不再专供帝王阅览，而向事类之学发展、并追求事务上的实用。唐初虞世南《北堂书钞》首先表现此一特点，该书的编纂目的，最初即是为了自己“临事取给用便检索”, 《隋唐嘉话》即载“(唐)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之后的《通典》《龙筋凤髓判》这一类书，都是这一倾向下的产物。

这种从帝王之学向事类之学的发展，与唐代文士开始占据政治事务的垄断地位有关。玄宗开元设集贤殿学士，设立知制诰，为天子拟撰王言，此后出身清流、以文学而名、曾掌王言的文人占据了朝廷的中枢地位，居于政府的核心。这也使得唐代选举、政治运作，务求辞章。身言书判中的“书判”成为选举中最优先的标准。《通典选举典》言：

吏曹所铨者四，谓身、言、书、判。今外州送判，则身、言阙矣。对曰：「夫身、言者，岂非洪范貌、言乎？貌谓举措可观，言谓词说合理，此皆才干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试之判，不求浮华，但令直书是非，以观理识，于此既蔽，则无貌、言，断可知矣。书者，非理人之具，但字体不至乖越，即为知书。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则才可知矣。彼身、言及书，岂可同为铨序哉！」

《新唐书·艺文志》始专设类书类对类书之学予以提奖，正是类书作为帝王之学、事类之学不断发展的体现。然而，《四库总目》对类书之体却持负面评价，谓“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这反映出《新唐志》以后到《四库总目》之前，类书的发展又有大的变动。这一变动，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从文章政事服务发展出科考服务的应试类书，另一个方向是从士大夫面向的事类之学发展出平民日用的事类之书。前者的代表者可以举出《玉海》《五经纂要》等，代表后者的，可以举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万宝全书》、《万事不求人》、《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多能鄙事》等。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7年。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2年。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联经出版，1998年。

6.宁稼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7.宁稼雨《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差异及其评价标准》，《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