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合浦珠在进入正史叙事的开始,必然带有浓烈的政治底色。而“合浦珠还”叙事在不同时期的流变,其背后真切体现了自帝王文化而士人文化,又自士人文化而市民文化的“中国文化三段”说。有关“中国文化三段”说,宁稼雨先生论之甚详。汉晋时期,帝王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可以说,“合浦珠还”叙事的根基正在“政教”二字。汉晋的文化体系中坚信天人相应,在天成象而在地成文。因此,产珠这一自然现象,正如胡司德在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早期中国的动物与灵异)中指陈,先秦两汉的动物世界是被纳入整个道德伦理体系之中,不是作为牺牲、灾异,就是祥瑞。前者是礼仪性的,后者是政治性的。合浦珠还的叙事也同样如此。其目的在于彰显德政,这一政治伦理尤其可以从东汉《白虎通义》中找到依据。《白虎通义》卷五载:“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醴泉通,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明珠”。唐宋间“合浦珠还”叙事的转向,实则由于这一时期士人文化的抬升而声影相随。书写的重心从史类转入类书类、又进入诗赋类的背后,是历史叙事向文学叙事的转进。在传统的中国政治体系中,历史书写最开始就是以君主为中心的,所谓“君举必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然而,南北朝文学与经、史的分立,却是与中古士族门阀的兴起相应的。世家大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文学创作中,不仅仅有审美、艺术上的因素,更有相应的政治、经济背景在,这一点,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及周一良先生都有相应的论及。明清时期,“合浦珠还”叙事的异化从大的背景下说,则与市民文化的兴起不可分割,正因如此,“合浦珠”之叙事转而更多地出现于传奇、戏曲等讲唱类文学之中,作为娱乐的一种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