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中荣 | 论《郭子》与《世说新语》的文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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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中荣 | 论《郭子》与《世说新语》的文本关系

论《郭子》与《世说新语》的文本关系

许中荣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

摘要：《郭子》与《世说新语》的文本关系至为密切，据今所见较为可靠的81条《郭子》佚文中有75条在《世说新语》中有对应文本。《郭子》是《世说新语》编纂的重要素材来源。《世说新语》基于鲜明的纂缉体例对《郭子》文本采取直录、增减细节、拆分、兼存二说等处理方式。《世说新语》不仅促成了《郭子》相关文本的经典化，同时也加快了《郭子》亡佚的步伐。

关键词：《郭子》；《世说新语》；文本关系

在中国志人小说史上，《郭子》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上承裴启的《语林》，下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及其前后》中谓“《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冥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郭子》作为承上启下的作品，对《世说》的纂缉具有直接的影响。透过《郭子》与《世说》的具体文本关系，我们可从微观的层面考察《世说》在体例上的纂缉情况及其编纂趣味的时代变化等问题。

当然，讨论《郭子》与《世说》的文本关系，我们不能忽视更早的裴启《语林》。因为从志人小说发展史上来看，《语林》是开先河的，中经《郭子》，至《世说新语》而成熟。讨论三部小说文本的变化，似乎可对这一时期志人小说的创作手法、价值取向、审美特点的变迁有一具体的认识。

一、《郭子》与《语林》《世说》的同出文本

由于《语林》《郭子》均散佚严重，所以仅通过现有的辑佚文本来整体讨论小说集的内容变化殊为困难。然而，《语林》《郭子》《世说》的同出条目，则为我们微观探讨三部小说集的纂辑特征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据笔者所见，《郭子》佚文中有三条与《语林》《世说》相同。见表1：

《语林》
《郭子》
《世说》

1
满奋字武秋，体羸，恶风，侍坐晋武帝，屡顾看云母幌。或云：“北窗琉璃屏风，实密似疏。”奋有难色，武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或云：是吴质侍魏明帝坐。”
满奋字武秋，高平人，畏风。在武帝坐，北窗作琉璃扉，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问之。对曰：“臣若吴牛，见月而喘。”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言语篇》）

2
孔坦为侍中，密启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闻之曰：“王茂弘驽痾尔！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当敢尔否？”
王丞相言：“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竝一见我而服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 （《赏誉篇》）

3
雷有宠，生恬、洽。
王公有幸妾姓雷，颇与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
王公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惑溺篇》）

从上表中的文本比较可见，《语林》中的条目似在记述笔法上还带有初期志人小说“史家”笔法的遗存，更倾向于记录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多有生活细节的点缀式记录。如“满奋”条，《语林》首先强调故事背景为满奋“字武秋”，因其“体羸”故而“畏风”；到《郭子》只是介绍人物字籍（当然，此处的字籍也不能排除是贾渊《郭子注》的阑入），却已无“体羸”二字的背景交代，而仅言其“畏风”；到《世说》由于小说集有着更为严格的体例意识，《郭子》中“字武秋，高平人”的介绍也被进一步精简，仅言“满奋畏风”而已。特别是《语林》中“屡顾看云母幌”一句细节，由于其无关“言语”，在《郭子》《世说》中均被删去。通过三部小说集中这则故事的记载，我们可见其间有一个逐步凸显“臣犹吴牛，见月而喘”这句经典对答之“言语”的倾向，而正是为了极力凸显这句对答，小说纂缉者对此前与之关涉较远的文本进行了删减，体现出较强的纂缉自觉性。

这种纂缉自觉，在第2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语林》中王導说“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前有一背景交代，正如周楞伽所云“此所引上下文殊不多，而孔坦之之正直敢言，王導之负气颟顸，跃然纸上” 。然《郭子》却删去这一让人物“跃然纸上”的背景，把王導的负气之言变为自誉之言，具体原因难以详考，但可能与当时对王導的评价潮流有关。而《世说》却又把《郭子》中的“并一见我而服也”这句王導自负的话删去，仅保留王導评价刁玄亮、戴若思、卞望之的话而收入《赏誉篇》。周楞伽谓《世说》如此删节“殊属非是” ，恐怕是没有弄清《世说》纂缉有着严格的体例意识。正如范子烨所说：“《世说》取此二家之文，而有所删节，因成《赏誉》之目；倘若不加以删节，完全因袭《语林》或《郭子》，则本条就成了王导丞相的‘自誉’，与《赏誉》一门之‘誉他’或‘他誉’的宗旨产生冲突。” 另外，通过第3条文本的比较，我们也可看到，裴启《语林》中记载的“雷有宠，生恬、洽”在《郭子》《世说》中已不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由于这一句无关小说纂缉旨趣，故而为《郭子》《世说》所不取。

由上可见，从《语林》中经《郭子》至《世说》，志人小说的观念逐渐清晰，小说纂缉的体例意识渐趋明朗以及体现出清晰的由注重单独事件的故事性到注重门类统一的体例性的纂缉走向；由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到注重某一细节的典型性的审美取向。正如宁稼雨先生在讨论《世说新语》纂缉特点时所认为的：“它是作者在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时，截取生活流程的一个视点，一个横断面……它舍弃了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从而使表现的这一要点对象更鲜明，更突出。” 小说文本纂缉的目的性、体例性越来越强，更加注重小说文本“片言”的“玄远冷隽”、以“片言”呈现人物的“高简瑰奇”，中国志人小说的语言日趋利落简洁、更加富于艺术性和审美性，“把故事形态反映人物品藻和清谈玄学的风潮作为自己编书的唯一目的” 意识越来越明确，到《世说新语》达到顶峰。

二、《郭子》与《世说》的同出文本

正如鲁迅所言，“《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且“纂缉旧文，非由自造”。至于《世说新语》到底具体辑录了多少《郭子》的“旧文”，由于《郭子》从隋唐志书中记载的“三卷”散佚为今日仅见的“一卷”，大量的文本散佚让这一考察得出具体的数字非常困难。但是，我们仍可通过迄今发现的《郭子》佚文来对二者的文本关系略作探讨。

笔者在鲁迅先生等前贤成果基础上辑校《郭子》，确定为《郭子》佚文的有81条，存疑的有5条。其中确定为《郭子》佚文的与《世说新语》同出的文本有75条，存疑的有2条。我们虽囿于《郭子》散佚严重，但从今天所见的《郭子》佚文在《世说》中出现的情况（近93%的同出率）可知《世说》在纂缉过程中曾大量采撷《郭子》“旧文”确定无疑。今以确定为《郭子》佚文的81条为基础，讨论其与《世说》的文本关系。

通过文本的逐条比较，我们可发现《郭子》中的75条佚文散布在《世说》的23个门类中（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世说》其他门类中还有大量的《郭子》佚文），可见二书关系至为密切。今从文本关系上看，《郭子》与《世说新语》大致有以下几种关系：

（一）文本全同或仅有个别字词上的差异。而且个别字词的差异对文意没有影响，甚至字词差异也可能只是出于传抄过程中的手民之误。

例如：

1、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郭子》）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世说•文学篇》）

2、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谈。（《郭子》）

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世说•德行篇》）

3、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既登祚，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郎，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斯之虑。臣为陛下保之。”简文因诵庾仲初诗曰：“士痛朝危，臣哀主辱。”其声甚凄怆。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身不能以道匡衡，思患豫防；愧叹之深，言何能譬。”因泣下。（《郭子》）

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诵庾仲初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凄厉。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世说•言语篇》）

在75条同出文本中，二书具有此种文本关系的条目有39条（占52%）。这39条相同文本也足以证明《世说》吸收了大量《郭子》的“旧文”并且不少“旧文”甚至未加改动而直接纂入。这也一方面说明了《世说》“纂缉旧文”时存在“直录”习惯的编纂方式，同时也可见郭澄之编纂《郭子》的创作形式、审美态度与刘义庆及其门客编纂《世说新语》时已经非常接近。

（二）《世说》增减文本细节，以符合编纂体例。在75条同出文本中，二书具有这一文本关系的条目有31条（占41%）。其中，增加细节的有24条，删减细节的有7条。笔者认为，删减细节的文本处理相对于增加细节的文本处理更易于发现《世说》纂缉旧文时的自觉性，毕竟由于《世说》“纂缉旧文”存在“直录”习惯的编纂方式，加上《郭子》散佚严重，保存下来的《郭子》文本并不一定是完整文本，所以不能排除《世说》中的文本正是《郭子》中的原文，而我们今天辑佚所得的《郭子》文本只是残缺文本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以“张凭举孝廉”条为例来看删减细节的情况：

张凭举孝廉，出京，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语，咨嗟称善，数日乃止，曰：“张凭劲粹，为理之窟。”即用为太常博士。（《郭子》）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世说•文学篇》）

通过文本比较可见，《世说》在《郭子》的基础上删除了“数日乃止”四字，粗看这一文本处理无关文意，但从《世说》的编纂体例上来看却甚为重要。因为“数日乃止”是突出“赏誉”之言的笔墨，而从《世说》编纂体例上来看这一则被置于“文学”一门，所以《世说》在纂缉旧文时基于小说体例，为了最大程度上突出“文学”门类，故而删除了可能会导致门类混淆的“数日乃止”一句带有“赏誉”意味的细节。

其次，“王浑与妇钟氏共坐”条也极具代表性：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前过，浑谓妇曰：“生儿如是，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翅如此。”参军是浑中弟，名沦字太冲，为晋文王大将军，从征寿春，遇疾亡，时人惜焉。（《郭子》）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 （《世说•排调篇》）

从上可见，《世说》删除了《郭子》中“参军是浑中弟，名沦字太冲，为晋文王大将军，从征寿春，遇疾亡，时人惜焉”一节有关王沦的故事，而是把情节集中于王浑夫妇的对话，从而来强化这一事件的“排调”意趣。还可佐证此条有强化“排调”倾向的是，《世说》在“谓妇”前加了一个修饰性语汇“欣然”，王浑此处的“欣然”恰与随后钟氏的对答形成强烈的反差，王浑的“欣然”顿时就变成了“哭笑不得”，“排调”的意趣由此得到鲜明的彰显。

另外，从《世说》增加细节的文本处理上我们也可看出《世说》显著的体例意识。首先，以“庾公为护军”条为例：

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为索一柱吏。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致与庾公而称云：“是海内清士。” （《郭子》）

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真海岱清士。” （《世说•赏誉篇》）

通过上述文本比较可见，《郭子》中桓公向庾公举荐徐宁时仅有“是海内清士”，而在《世说新语•赏誉篇》中此句前又增加了“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一句，使之带有更浓重的赏誉色彩。我们从此也可看出《世说新语》在对此前文本的处理上带有的明显的体例意识与纂缉自觉。

其次，我们还可以“大将军王敦起事”条为例再作讨论，《郭子》中此条为：

大将军王敦起事，丞相导率诸兄弟诣阙请罪；值周侯将入见，诸王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伯仁，以百口赖卿。”周侯直过不应。苦相申救，既许，周大悦，饮酒。及出，诸王犹在门，又呼顗，顗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一金印如斗大系肘。” （《郭子》）

《郭子》中的此条在《世说》“尤悔”门类中，而仅通过《郭子》中的文本我们难以发现其中“尤悔”从何而来。因此《世说•尤悔篇》在《郭子》此段后增加了王導悔恨的一段凸显“尤悔”的情节，从而彰显了《世说》编纂时鲜明的体例意识：

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 （《世说•尤悔篇》）

（三）《世说》拆分《郭子》文本，使体例更为严谨。这一类的文本处理有2条。

祖士少道右军：“王家阿菟，何缘复减处仲?”右军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清迈，我家亦以为澈朗。” （《郭子》）

通过文本比较，我们可发现《世说新语》把《郭子》中混为一体的祖士少和王羲之的互相评价以及王子猷对祖士少和王羲之的评价文本拆分为王羲之评价祖士少以及王子猷评价祖士少和王羲之的单独两条，使“赏誉”线索更为清楚明白，体例意识也更为明显：

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叹林公“器朗神俊”。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世说•赏誉篇》）

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 （《世说•赏誉篇》）

（四）兼存二说。这一类的文本处理有1条：

世中称“庾文康为丰年玉，庾稚恭为荒年谷”。（《郭子》）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稺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世说•赏誉篇》）

通过文本比较可见，《世说》在《郭子》文本中的“世称”赏誉之语后又增加了“庾家论”一句与“世称”相反的评价，以兼存二说。从兼存二说的纂缉特点来看，《世说》亦未摆脱“实录”之纂缉原则，《世说新语•轻诋篇》中记载的裴启《语林》“遂废”的事件殷鉴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以反面例子直接影响了《世说》在“求实”倾向上的凸显。

（五）除了上述四种文本处理方式，我们还可发现《郭子》与《世说》的文本关系也存在情节大致相同，但文本有很大差异的情况。这类文本有2条。

1、桓公年少，至贫，尝樗蒲失数百斛米，齿既恶，意亦沮；自审不复振，乃请救于袁彦道。桓具以情告，袁在艰中，欣然无忤；便云：“大快！我不但拔卿，要为卿破之。我必作快齿，卿但快唤。”即脱其衰，共出门去。觉头上有巾帽，掷去，着小帽。既戏，袁形势呼袒，掷必卢雉；二人齐叫，敌家震惧丧气，俄倾获数百万。（《郭子》）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慊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不？” （《世说•任诞篇》）

2、贾公闾女悦韩寿，问婢识否？一婢云是其故主。女内怀存想，婢后往寿家说如此。寿乃令婢通己意，女大喜，遂与通。与韩寿通者乃是陈骞女。骞以韩寿为掾，每会，闻寿有异香气，是外国所贡，一着衣，歴日不歇；骞计武帝唯赐己及贾充，他家理无此香；嫌寿与己女通，考问左右，婢具以实对，骞即以女妻寿。未婚而女亡，寿因娶贾氏，故世因传贾充女。（《郭子》）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蹻捷绝人，踰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閤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馀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世说•惑溺篇》）

笔者认为，二者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文本差异，很可能是由于《世说》在纂缉过程中并非只纂缉了《郭子》之“旧文”，而是在当时大量讲述同一故事的文本群落中选取更符合《世说》体例与审美风格的文本辑录。《世说》与《郭子》“同事异文”的文本关系也足以说明当时曾出现了大量对同一事件有不同记载的故事文本，《世说》在纂缉过程中面对故事群落曾依据自己的编纂原则进行了择“优”而用，这一选择、改动的过程一方面促进了《语林》《郭子》等同类早期小说文本的经典化；同时，选择的过程也是淘汰的过程，《世说新语》的后出转精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快了《语林》《郭子》等同类小说亡佚的速度。

三、《郭子》未被《世说》纂缉的文本

通过梳理可见，较可靠的《郭子》81条佚文中还有6条未被纂缉入《世说》，如下：

1、王东海初过江，登琅邪山，叹曰：“我由来不愁，今日直欲愁。”太傅云：“当尔时，形神俱往。”

2、孙子荆上品状，王武子时为大中正，谓：“访闻此人，非卿能拔。”自为之目曰：“天下英博，亮拔不群。”

3、王丞相未令不看事。

4、琅邪诸葛亡名面病鼠瘻，刘真长视之，叹曰：“鼠乃复窟穴人面乎?”

5、光禄王蕴指厅前擗曰：“我尝在下，得残盘冷炙。”

6、锺雅自左丞为中丞，常怏怏恨云：“独处已以事也。”

由上可见，除了第3条语意不全外，其他5条语意均较完整。笔者认为，依《世说》纂缉体例，第1条可入“言语篇”；第2条可入“识鉴篇”或“品藻篇”。

另，粗看第4条似可入“容止篇”，然细绎《世说•容止篇》39条文本，未见有单述人物丑陋的条目。例如《世说•容止篇》中的“刘伶”条，虽述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但文本却指向刘伶“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名士风神。故而可见，第4条之所以未入《世说》很可能是因其不符编纂体例所致。

第5条、第6条可能由于其难以划归入《世说》36门中的某一门类，故而未被《世说》采录。

以此，《郭子》佚文未被《世说》采录的最主要原因可能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条目所记之人也许不够‘名士’级别” ，因为王承、孙楚均为当时大名士，而非“不够名士级别”，究其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由于这些条目不符《世说》纂缉的体例或许不具典型性而被舍弃。

最后，可略作补充的是，有学者曾对《世说新语》之所以未收入“萍之依水”条和“谢哲”条加以解释，认为“萍之依水”条是由于“纯属于议论，当然不属于志人一类”；“谢哲”条是由于谢哲“不够‘名士’级别，就没有被取用” ，此说并不符合事实。“萍之依水”条非《郭子》佚文，鲁迅《古小说钩沉》即注出郭璞《萍赞》，此条出自《郭子》应为《御览》误题。谢哲乃南朝梁陈间人，时代晚于郭澄之《郭子》，“谢哲”条出自《郭子》应是《御览》误题无疑，而且谢哲的时代也晚于《世说》，亦无被《世说》采录的机会。学者未考，故有种种误解，今澄清之。

小结

通过上文分析，《郭子》与《世说》的文本关系至为密切，在确定的81条《郭子》佚文中有75条与《世说》为同出文本，可见《郭子》是《世说》纂缉过程中参考的重要文本和素材来源，而且《郭子》的创作风格、审美取向已与《世说》非常接近了。细致比较《郭子》与《世说》的文本可发现，《世说》在“纂缉旧文”时有着鲜明的体例意识，对《郭子》文本进行增减细节、拆分、兼存二说，以最大程度地符合《世说》相关门类的编纂体例。当然，《世说》也出于体例规范淘汰了不少《郭子》中的文本。《世说》相对于《郭子》来说后出转精，不仅促成了《郭子》相关文本的经典化，同时也加快了《郭子》亡佚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