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建立民族本位的中国叙事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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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怀明：建立民族本位的中国叙事文化学

[摘要] 西方叙事学理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引入中国并应用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它拓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以往中国学者不曾涉及的观察视角，但此种研究也存在一些弊端和局限。宁稼雨先生首倡中国叙事文化学，借鉴吸收叙事学、主题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表层的叙事结构与深层的文化内涵有机结合起来，是对叙事学、主题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修正和推动。

[关键词]中国叙事文化学叙事学主题学

[作者简介]苗怀明，男，1968年生。河南平舆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将西方叙事学理论引入中国并应用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与叙事学同时引入国内的还有信息论、结构论、系统论等众多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在当时曾热闹一时，广受关注。如今时过境迁，八十年代作为一个恢复学术、引入方法的特殊时期载入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至于那些新理论、新方法以及运用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文章则大多已被人们忘却。值得注意的是，叙事学作为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被保留下来。

叙事学的保留显然是学界选择和筛选的结果，因为它拓展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领域，提供了以往中国学者不曾涉及的观察视角，比如叙事者、叙事人称、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叙事顺序等问题，这些都是以往研究者忽略或不曾重视的，与传统的小说戏曲结构或技法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能比较有效地描述中国小说戏曲的内在特性，且便于操作运用。较早将叙事学理论应用于中国小说研究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该书运用叙事学理论深入阐释中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变迁，令人耳目一新。

也正是为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叙事研究很快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并出版了一批相关的研究专著，如李庆的《信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巴蜀书社1995年版）、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彬的《红楼梦叙事》（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时达到开谈不说叙事学，研究小说也枉然的程度，这种热度一直持续到当下。以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推动中国小说戏曲的研究，取得一批重要研究成果，由此带来新的气象，这无疑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将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审视过一遍、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经典作品上一一演练之后，问题也逐渐出现，那就是如果只是一味将叙事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套用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上的话，一方面会形成一种机械式的套路，遮蔽了作品自身的丰富特性，将叙事学研究模式化、简单化，变成一种纯技术性的劳动，另一方面，仅限于技术性的描述，对小说戏曲作品特性揭示的深度将大打折扣。这既是中国小说戏曲叙事研究存在的弊端，也显示了此类研究的一些局限。进入新世纪之后，这种弊端和局限越来越明显，中国小说戏曲的叙事研究逐渐陷入瓶颈状态。

而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者对中国文学本土特性与民族风格有着更多的认同，以学术史的研究为开端，从学科角度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和反思，大家逐渐认识到，中西文学固然存在不少共性，但其彼此之间的差异更值得关注，两种文学有着各自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用西方文学的作品作为标尺来要求中国文学，用西方的文学理论硬套中国文学，必然会出现很多弊端。而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中国小说戏曲乃至中国文学的研究恰恰是在西方文学理论传入的背景下按照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是存在着先天不足。这样在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坎坷经历之后，如何尊重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实际，建立民族本位的中国文学研究就成为新世纪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国小说戏曲的叙事研究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面对这一重要的学术转型，许多学人积极寻求突破之道，宁稼雨先生近年来大力提倡中国叙事文化学，在此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为中国小说戏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从理论资源来看，宁稼雨先生首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借鉴吸收了叙事学、主题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吸收叙事学理论、方法中的合理、有效成分，避免其机械化、简单化弊端，着力探讨故事讲述背后的演变轨迹与社会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借鉴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将其从民间文学引入到文人创作的研究中，为叙事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从表面上看，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主题学研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都探讨故事情节的类型和组成，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主题学的研究主要应用于民间文学研究，它关注的是情节背后的集体无意识与集体情结。但中国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不同，其中固然有集体创作的成分，但个人撰著的作品也是相当多的。一个母题类型比如三国故事、水浒故事、西游故事等的发展演进，其中固然有民间力量的推动，但个体在其间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单纯用主题学的方法来研究个人创作的小说戏曲作品会遮蔽掉一些个性化、风格化的东西，因而影响到对作品深入、准确的理解。而中国叙事文化学则可以克服这一弊端。它一方面描述和归纳一个母题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兼顾到作家个人在这一过程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因而对中国小说戏曲的研究是较为妥帖和有效的。

总的来看，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将表层的叙事结构与深层的文化内涵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对叙事学、主题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修正和推动，因而更符合中国小说戏曲自身的发展实际。宁稼雨先生近些年来在此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如《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等，他一方面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叙事文化学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小说戏曲自身的实际，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文学现象、具体作品的解读中。这一提倡和示范已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同，出现了一批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在其积极提倡和推动下，将会有更多的学人加入，取得更多更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值得期待的。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和方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它还会继续吸收其他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更具张力和弹性。宁稼雨先生等人研究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提倡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研究者同样具有启发性。在此推动下，经过不断探讨，研究者也许可以找出更多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来。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15年第六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