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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永文 | 新知旧学转深沉
伊永文 | 新知旧学转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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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9/8/29 0:18:35 by ra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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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9 0: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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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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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永文 | 新知旧学转深沉
凡是研究一个问题或设立一个研究体系,大都要借鉴前人或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的研究更完善,这是规律。宁稼雨先生的“叙事类型”研究就较好地实践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善于向西方学术学习但又不拘束于此的宁稼雨,他是怎样在汲取西方学术文化的基础上又在中国“旧学”的变化中发展自己的“东西”来的。
从“叙事类型”的发展历史来看,“类型”最初源于西方的“主题学”,它所注意的是俗文学故事中的题材类型和情节模式,后逐渐从民间传说的演变扩大到神话题材以外的作品,演为系统,遂成类型。其实,就中国“叙事类型”溯源的话亦有可寻,以“识宝故事”为例,至迟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已出现了“识宝”传说的片断,后不断繁衍,特别是加上西域胡人“识宝”的成份,蔚蔚壮观,已成“识宝”类型。
但是,个别不是一般,中国“叙事类型”整体受西方主题框架体系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尤为近百年来的欧风美雨,传播而来,西方主题学置于其中,从类型范围的分类,各种类型故事的分析等,“全方位”的却为中国的“叙事类型”提供了借鉴的表率。这一现象客观存在,不容忽视,宁稼雨对此作了冷静地分析,以至就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发声道:“这是外国人先为中国人设计好并垂以示范文学史这一学科领域的框架模式”。
这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就王、鲁著作实则涉及西方“主题学”,观察近百年中国学术变化的一个看法,从理论上看并不错。但它不应该继续影响我们仍然以王、鲁著作为范本研究的路数,因为王、鲁近达到的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们接受西方叙事文学研究之法而形成的风格,是很难超越也是无法超越的,我们今天所取之法应该在他们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但要比王、鲁那个时代更加灵活。
在这方面,我们要以陈寅恪为榜样,要象他那样广泛地了解,学习西方各学术领域的知识,但他从不盲从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他始终以中国学术为主,兼採西方学术之长,以建立自己的休系,如隋唐制度史研究。应该说宁稼雨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向着这个方向做了,即在西方“主题学”的内容植入中国的“叙事类型”,从而又超越之。
但是,想达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学习当然重要,如何消化更为重要,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化”,这个过程需要许多手段辅助才能逐渐完成。具体而言,象“叙事类型”这样大的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小的细节着手。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西方的学问以专题研究为正宗,其中必有主题,然后从各方面细节去论证,最后建立起一个有结构的整体。”(《余英时访谈录》,54页,中华书局,2012)看来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细节考据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的工作。
为了给“叙事类型”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宁稼雨用《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作出回答。他从先秦始,将具有故事性质的基本素材揽入怀中,截断众流,眼光平等,从纷纭繁杂中分为天地、神怪、人物、器物、动物、事件等六大类基本涵盖了“叙事类型”的内容,这看去颇有“主题学”的余韵,实则他用中国考据功夫充填。追本溯源,条分缕析,使《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扎扎实实地,成为了“叙事类型”的铺路石。
希望稼雨趁势而上,再继续编出《唐后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来,这个难度更大,但必须以此体现研究“叙事类型”的考据功力,不过须注意的是不要陷入繁琐锁的考据之中,使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余英时先生所告戒的那样:“研究历史虽必须从具体问题着手,但又不能陷于一个个的细节考证之中,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和发展一种超于个别问题之上的整体把握。”(同前引,41页)
总概来看,在“中西结合”的指导思想之下,稼雨运用西方已有的“主题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渗入“叙事类型”并予以变化,并用“旧学”之器——考据手法,奠定了“叙事类型”最初的学术通道,使“叙事类型”,已有面目虽非规模,它还须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仅就我之研究视野,“叙事类型”与历代笔记关系就要耗费相当大的精力,是一名符其实的大工程,广阔而又杂乱如何驾驭?这一点我与稼雨已作交谈,知道“叙事类型”有向“跨学科”发展的趋势,实际上“叙事类型”的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题目,这当然很好,极具学术意义。但问题随之而来,却富有挑战性。
我窃以为,在吸收西方研究成果,发挥中方已长这一重大举措上,“叙事类型”已作出可喜的业绩。目下一步是应专注于“个案”的研究,以便向纵深拓展,当然稼雨已率领不少的年青才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若《李师师故事的演变与古代青楼文化》、《韩寿偷香故事的演变与文化内涵》,等等。但这仅仅是序幕,人们希望看到的是绵延不断的大军,我言也许定得过早,但据“叙事类型”已取得的成果,当不是无根之谈。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14年第四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