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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皇君臣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唐明皇君臣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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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8/12/2 17:51:46 by ra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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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s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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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皇君臣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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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皇君臣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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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叙事文化学方法,对唐明皇君臣故事作个案研究,搜集历代流传文本,梳理故事类型与演变轨迹,并从势道关系、“明皇情结”方面剖析唐明皇君臣故事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唐明皇君臣故事;势道关系;“明皇情结”;中国叙事文化学
唐明皇
庙号
玄宗,是一个传奇帝王。晚清史学家姚莹曾说:“自古人主一身,前后异辙,未有如玄宗者也。”[1]
丁如明也说:“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其间大故迭起,理乱兴衰,足资后人借鉴。”[2]2
唐明皇帝王人生的前后之异充满了戏剧色彩,形成了以后妃、君臣、好道、梨园诸故事为基本构成的唐明皇故事群。唐明皇故事的实质是帝王故事,以唐明皇与朝臣、文士故事为重要构成部分。这些故事初见于唐五代笔记小说的记载,在宋元明清的小说戏曲中广为流传,以君臣相得故事、知遇与贬谪李白故事、唐明皇为士人赐婚故事为主要内容,文本形态多样,内涵深刻,值得探究。
梳理唐明皇君臣故事的内容及演变,剖析文人书写这一故事的心态,可知唐明皇君臣故事中的帝王与文人互动,再现政统与道统之间的角力,势道关系的亲疏离合影响了唐明皇君臣故事的传奇书写,“明皇情结”亦影响了唐明皇文学形象的塑造。
一、唐明皇君臣故事的文本流传
唐明皇君臣故事广泛流布于唐五代及以后的小说、戏曲文献中,历代流传不息,围绕帝王与士人这个主题,唐五代的记载以唐明皇为叙事中心,宋元开始帝王故事与士人故事分庭抗礼,明清时代帝王故事背景化,帝王形象符号化,文士故事成为铺叙重心。
唐五代是唐明皇故事的生成期,题材生成与文学演绎同步,数十种的笔记小说,以“残丛小语”的形式、超大的信息量,搜罗记述唐明皇君臣事迹。《开元升平源》《次柳氏旧闻》(又称《明皇十七事》)《明皇杂录》等书名,可见此期的君臣故事以唐明皇为叙事中心;《开天传信记》《开元天宝遗事》等笔记记述,有补史之阙的功能,便于探讨开天治乱之由。唐五代的文本众多,故事零散不成体系,取材偏重于安史之乱前,具体故事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君臣相得故事,如唐明皇礼遇姚崇,萧嵩草诏、乞骸骨,宋璟“雪刺满头”等故事,见于《开元升平源》《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等,《开元天宝遗事》之“赐箸表直”“七宝山座”“痴贤”“精神顿生”“文帅”等条是唐明皇对贤臣的表彰。
第二类,恩遇才士故事,《开天传信记》中有刘朝霞献赋被授官故事;唐明皇恩遇诗人李白故事被多书记载,如《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之“玄宗召李白于便殿”,《松窗杂录》之“翰林学士李白作《清平调》”,《本事诗·高逸第三》记李白醉写《宫中行乐》诗十首,《唐摭言·敏捷》李白醉写宫词文不加点,《开元天宝遗事》中“梦笔头生花”“粲花之论”“醉圣”“任人如市瓜”“美人呵笔”条等,表现李白不世之才华,渲染唐明皇对其的恩眷,形成了李白醉写和“赐金放还”故事体系。
第三类,朝臣矛盾故事,如姚崇张说不和、魏知古负恩姚崇,萧嵩韩休不协等,唐明皇居中调和,使其互相牵制,共同打造安定局面;亦有李林甫嫉贤妒能故事,如排挤李适之、张九龄等。此外还有唐明皇宠遇奸佞故事散见于各书,《安禄山事迹》也有表现。
上述作品集中表现唐明皇的青、中年,塑造了仁明天子的形象;对唐明皇中、晚年的记载,以谴责权奸为主,极力保全其帝王尊严。如《戎幕闲谈》记明皇失政退位,被李辅国强制移宫,明写李辅国的骄横、以下犯上,也侧面表现了唐明皇的晚景凄凉。
宋元的唐明皇君臣故事,选材一般在安史之乱前后,以表现唐明皇宠奸祸国为主要内容,他宠信奸佞、贬谪才士,面对乱政束手无策,是一个失道昏君的形象。叙事重心发展到帝王故事与文人故事分庭抗礼,元杂剧中以单篇表现唐明皇君臣故事。具体内容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奸臣叛乱、唐明皇失政故事。如《玄宗遗录》写唐明皇预知奸佞造反,苦闷不休;《翰府名谈》通过记梦写唐明皇在大乱将至时的不安;《青琐高议》之“贵妃袜事”写天宝十三载秋苦雨,唐明皇打算传位太子。元代文学强化了唐明皇失政帝王的形象,《梧桐雨》写他贪图享乐、色令智昏,宠奸误国,又痛苦反思、泪水连连。
第二类,李白醉写与被贬故事。《青琐高议》卷二李太白跨驴入华阴县内自夸:“曾得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抹靴,贵妃捧砚。”[3]152
张扬文人狂傲,内中透露着对皇权威仪的歆羡。元代王伯成的《李太白贬夜郎》杂剧,以四折的篇幅表现李白醉写和遭谗被贬故事,从李白因才受赏、春风得意,至其骂丑被贬、死于水滨,把李白恃才爱酒、不慕名利、仗义执言的傲岸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明清的唐明皇君臣故事不仅有单篇作品,也成为《长生殿》《隋唐演义》等长篇戏曲、小说中的表现内容。可分为两类内容:
第一类,唐明皇为文人赐婚故事。唐《本事诗》中的“开元制衣女”故事发展到明代,《石点头》中有《唐玄宗恩赐纩衣缘》。复制唐明皇为宫女边士赐婚情节,才子佳人作品中形成了唐明皇为文士赐婚故事,元杂剧《唐明皇御断金钱记》中为韩翊、柳眉儿赐婚。到明清,明皇赐婚故事蔚为大观,传奇《题门记》中为王维与楚莲香、崔护与谢娇英赐婚,《龙凤钱》中为崔白与周琴心赐婚,小说《锦香亭》中唐明皇为才子钟景期与三位佳人赐婚。
第二类,唐明皇与李白故事。作品众多,短篇的表现唐明皇对李白的优宠;长篇多表现李白的宦海沉浮。前者如《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清张韬《续四声猿》杂剧之《李翰林醉写清平调》;尤侗的一折杂剧《李白登科记》(又名《清平调》),独抒新意,虚构李白中状元。后者如明屠隆《彩毫记》传奇,以42出的规模写李白历宦海沉浮后入道故事,塑造了不慕荣利、
藐视权贵
的李白形象;
《混唐后传》第14-37回,备述唐明皇政变上台,开元之治及后期宠信奸臣、嬖宠宫闱、丧国流窜的故事,叙及李白答番书、撰《清平调》;《隋唐演义》后24回为唐明皇朝故事,述及杨国忠、高力士作梗使李白科举不第,李白应诏答使国忠磨墨、力士脱靴,后被谗言离间赐金放还,兼写李白救郭子仪情节。小说《锦香亭》第四回“金马门群哗节度使”,写李白醉骂安禄山、醉写《清平调》,后唐明皇为才子佳人赐婚时,李白担任媒人。
从唐五代的笔记记述,到宋元明清的小说戏曲演绎,唐明皇君臣故事的叙事重点逐渐从写帝王转向写士人,文人借李白的高才而不遇、忠直而被贬抒发个人积愫,使得唐明皇君臣故事叙事充满张力。
二、势道关系与唐明皇君臣故事的演变
唐明皇君臣故事以帝王与士人的互动为主要内容,再现了势统与道统的平衡与角力。余英时先生最早论势道关系,《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儒家礼乐传统构成了道的核心内容,知识分子以道自任,是为道统;政治权威为巩固加强皇权所形成的政治机器是为势统,“道统与政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紧张和冲突的一面”[4]90
,因为势统以国家机器为组织形式,但道统缺乏具体的组织形式,道需要具备某种架构才能与“势”抗衡,道统的实现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的自爱、自尊、自高、自贵来彰显。因此知识分子以才华高自标持、追求高洁的人格情操,时刻昭示着“以道自任”这一士的显著特征,并形成一种传统。战国时期“道优于势”,秦汉大一统后则“势尊于道”,士人从“为王师友”沦落到为王忠臣、奴仆,独立人格渐次失落。随着势道关系的这一消长,道统与势统间要维持平衡便十分困难,君主与士人之间的关系也呈现了多样性。
从势道关系考察,在唐五代的叙述中,士人包括文臣宰辅、武将边士和在野文人,唐明皇均能与之较为和谐地相处,表现出君臣相得,势道融洽;宋元以来叙述重点一分为二,唐明皇遭奸臣安禄山背叛、唐明皇贬谪大诗人李白,君臣叛离等极不和谐的音符,昭示着势道关系的对抗与疏离;明清文人喜演绎李白故事,写李白先因才华受明皇赏识,后因抨击安禄山而遭谗被贬,最终以安禄山造反证明李白的忠直,唐明皇时明时昏,本色却不离仁德,多次为文士赐婚,从中可见明清势道关系的矛盾性,疏离中有弥合,弥合中又有隔阂。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唐明皇君臣故事,以遇合为主题,表现君明臣贤、君臣相得,帝王爱才、文人俯就,在皇权的绝对威严和士人的自我实现之间,势道关系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唐明皇爱才任贤、礼贤下士,士人也以用世为荣、深知进退之道——帝王与士人双方的苦心经营,使得势道关系处于蜜月期。
唐明皇以非嫡长子继承帝位,登基前后经历了严酷的政治斗争,如平定武韦之乱、扫平太平公主势力等,这就必然需要联合道统。开元年间他励精图治,尤其注意君臣关系的维护。他起用姚崇从渭滨田猎开始(见《开元升平源》《大唐新语》),与宋璟借交流打羯鼓联络感情(见《羯鼓录》);对朝臣的优待、赏赐也别具匠心,如赐萧嵩二枚异果,表现对退休宰相的余恩不绝。对在职宰相宋璟,曾“赐箸表直”[2]65
;鼓励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七宝山座”[2]66
;称赞直谏的右拾遗张方回为“忠贤人”[2]67
;夸奖张九龄“每见九龄,精神顿生”[2]92
……这些嘉奖,对以道自任的士阶层来说是投其所好,既认可了他们人格的高洁、任道的精神,又表现出亲切的关怀,富于领导艺术。与此相应,大臣则毕生不忘示忠,宋璟因年老请求致仕,不忘歌颂“乐生尧世,死荷圣恩”[2]104
。
唐明皇礼遇贤臣,君敬臣忠,一度使势道关系找到了最佳平衡,造就了明君贤相君臣相得故事,也使唐明皇有了爱才明君的美誉。他执政后期,“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属,上所援用,恩意甚厚,而礼遇渐轻”[5]6
。这种前后之异,透露出势统与道统之间的角力与调整,虽势尊于道大局已定,在帝王个人权威尚未树立时,势统以低姿态团结道统为之服务,势统壮大后,即表现出凌驾的姿态。
势道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发掘四海遗贤,见于帝王与文人故事。以表现唐明皇爱才为目的,认为文人倨傲是恩遇未契的主要因素。《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记李白受召,因倨傲终不受重用的故事: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6]116
“力士脱靴”出于此处,李白高朗的精神造成强大的气场,使帝王忘却万圣之尊,亦使权臣失势,不由自主为之脱靴。也正因为这种傲岸,无意间形成了一种不与政权合作的暗示。势道的角力,虽文人在便殿一时得胜,但势尊道卑的格局却无法通过文人之才扭转。刘朝霞献赋故事也是如此,唐明皇爱刘之才,欲授其高官,因命他改去赋中“五角六张”字,刘却说:“臣草此赋时,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从天而改。”[2]59
这让唐明皇不满,说他“真穷薄人也”[2]59
,只任命他为宫卫佐。帝王固然欣赏才士,但在帝王作出礼贤下士姿态时,也需士人放下身段、积极迎合。
《开元天宝遗事》“任人如市瓜”条则写李白曲承唐明皇:“天后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者。”[2]105
谀主的李白形象看似突兀,内涵却是对唐明皇一朝势道关系、帝王与士人之间心理角逐的准确描述。
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与完善,无数士子竞逐于科场,以中进士做官为荣。势统已经高高在上,道内化为士人的傲岸人格,只有在取得势统的认同后,才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因此,科举的兴废、仕途的穷达,成了左右士人心态的重要因素,势道关系也因此变得敏感而微妙。作为书写者和表现对象,文人的穷达与科举密切相关,这也连带影响了唐明皇君臣故事的主题表现与帝王形象的塑造,宋代以来的作品中,君臣相得不再是唐明皇君臣故事表现主题,其间的素材选择与文人写作心态,仍与势道关系密切相关。
元代科举一度废弃达七十余年,读书人失去进身之阶,儒士地位急剧下降,有些文人以创作杂剧为生。这固然是一种无奈,但没有了仕进的诱惑,文人不再依赖势统,思想逐渐自由,对势道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更少顾忌,创作也更能抒写胸臆,《李太白贬夜郎》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里创作出来的。《梧桐雨》的作者白朴终身未仕,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
明清科举竞争更加激烈,士子皓首穷经,驱驰在科名的道路上。文人常以李白自况,借李白高才而不受重用,抒发科举不第、仕途偃蹇之叹。如自负文才、又仕宦不显的张韬,其《李翰林醉写清平调》即为宣泄内心不平而作。尤侗作《李白登科记》
敷演李白中状元,杜濬在《题词》中说“可以解嘲而释撼”[7]
,其所释乃史上无名士状元之憾,亦是蹭蹬科场、不第文人的内心之憾,“余睹其名而异之,跃起把玩……则听然而笑笑者喜,叹吾不得而知也。巳复泫然而泣泣者悲,叹吾不得而知也。计余弃场屋已三十年,理在悲喜之外,则又胡然而喜,胡然而悲,叹余亦不得而知也。”[7]
尤侗曾六入科场皆名落孙山,后其子尤珍中进士才一了心愿。由
此可见,科名夙愿是文人
毕生
的追求。明清八股取士,士人或一时愤激,作出游离于势统的假象,但在根本上,他们无法抗拒、也难以摆脱科名的吸引。这使得明清时代的势道关系,表现为势统的高高在上和士人的单方面迎合屈就。
三、“明皇情结”与唐明皇形象的演变
在唐明皇君臣故事的文本演变中,唐明皇帝王形象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唐五代致力于打造其仁明天子形象,宋元则多表现其失道昏君形象,明清又回归仁德帝王形象。唐明皇形象的这一演变,与文人的“明皇情结”密不可分。
中晚唐文人喜谈明皇朝轶事,出现了叙写开元天宝遗事的盛况,有数十种笔记小说传世,对此,周勋初先生说:“唐代文士常是带着深情记述、评论、感叹玄宗一朝的轶事,于是兴起了一股融史学与文学于一炉的笔记小说的洪流。”[
8
]25
李剑国先生也说:“唐人把自己的危机感、失落感和历史政治认识,寄托到往昔反思上。”[
9
]56
追念开元的繁荣,并反思开天致乱之源,这是“明皇情结”形成的原因,《论中晚唐笔记小说中明皇叙事的文化心态》一文中指出:“中晚唐笔记小说中,显现着创作者浓厚的‘明皇情结’。有意淡化李隆基施政失误、用人失察、沉湎酒色,卒致丧败的一面,而着意突出其作为‘盛世英主’的励精图治以及作为‘风流天子’的才华横溢的一面,给予其儒家式的个人魅力展现,正是这种情结的呈现。”[10]
礼遇贤臣、恩遇才士、爱才宥过、积极纳谏的唐明皇形象出自于唐五代笔记小说,这些记载“虽非信史,但因多属时人所记,或是后人得自前朝传闻,里巷之谈,史家不弃,间亦采撷,以补正史之阙”[2]2
。《开元升平源》写唐明皇任命姚崇为相,从谏如流,是“致仁政之初”。《次柳氏旧闻》记萧至忠因依附太平公主未得善终,唐明皇仍念之深,提拔与其容貌言语相类的源乾曜,表现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贤明与仁德。
唐明皇重视朝臣,苦心维护君臣关系,极力维护大臣声誉,乃至承认“君有戏言”。《明皇杂录》记唐明皇想任命苏頲为相,令萧嵩草诏,萧嵩未注意避苏頲父讳,明皇令改,见其只把“国之瑰宝”改为“国之珍宝”,“嵩既退,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左右失笑。上闻,遽起掩其口曰:‘嵩虽才艺非长,人臣之贵,亦无与比,前言戏耳。’”[
11
]34
唐明皇仁德天子的形象亦见《潇湘录》,“苍璧奴”条写李林甫家奴入地府听阎王谈论:“大唐之君,奢侈不节俭,本合折数,但缘不好杀,有仁心,固寿命之数在焉。”[1
2
]2404
安史之乱爆发,唐明皇仓皇出逃时,仍顾念百姓,不肯烧毁府库,说:“盗至若不得此,当厚敛于民,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5]9
由于仁明爱才,唐明皇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贤臣才士,李白的名闻天下,亦离不开唐明皇的赏识恩遇。唐李涉《题温泉》赞道:“能使时平四十春,开元圣主得贤臣。当时姚宋并燕许,尽是骊山从驾人。”[1
3
]137
北宋以来,史臣注重通过唐明皇的“始终之异”申明警示意义,对唐明皇的批评开始尖锐,《新唐书》说他败于“女祸”“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14]154
,受此影响,宋元的明皇文学形象多为失政昏君,或悲情帝王。直到明代,“明皇情结”再次发挥影响力,叙事文学中交错编织唐明皇昏君、仁君和风雅天子等三重帝王形象①
。就君臣故事而言,他为边士宫女赐婚,为士子佳人赐婚,虽不免受奸臣蒙蔽,但最终能拨乱反正,重致太平。《石点头》第十三回《唐玄宗恩赐纩衣缘》,写宫女桃夫人与边士李光普制衣结缘故事,塑造了仁慈、通达的唐明皇形象,小说将祸国罪魁指向奸臣,唐明皇误用奸相,“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杨国忠,便弄坏了天下,搬调得天子不理朝纲,每日听音玩乐,赏花饮酒”[1
5
]235
,从而导致了升平之祸。
《龙凤钱》传奇是由唐明皇引发的一个才子佳人故事,写唐明皇游月宫回程,洒金钱为戏,并抛下龙凤御钱各一枚,并发愿得龙钱男为翰林,得凤钱女为次妃。不想得龙钱的书生崔白不受翰林之职,而且与得凤钱的周琴心两情相悦,经过离魂波折,崔白得中状元,唐明皇为崔、周二人赐婚。为才子佳人赐婚的唐明皇,作为最高权威,往往能拨乱反正,顺遂善良大众的愿望,从而强化了其形象中贤明、爱才和仁爱的因素,仁圣君主的形象由此巩固。
“明皇情结”影响唐明皇形象从历史真实走向文学虚构,文人素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人生两大幸事,恩遇才士、为文人赐婚的唐明皇形象,寄托了文人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
注释:
① 详见拙文《浅论明代叙事文学中的唐明皇形象》,《语文学刊》201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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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明]天然痴叟著.石点头[M].王鸿芦校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cosmos516 于 2018-12-2 22:39:27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