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文化学视域中的包公故事研究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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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文化学视域中的包公故事研究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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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文化学视域中的包公故事研究述论

中国叙事文化学视域中的包公故事研究述论

摘要：包公故事由经典文艺、通俗文艺、民间文艺汇集而成，具有影响持久深远、文献载体众多、文化底蕴深厚的特征。海内外包公故事研究相关成果丰富，然尚有继续挖掘的空间。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切入点，包公故事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和深化。撷取包公形象多层面的文化内涵，对于传承包公文化，弘扬廉洁精神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叙事文化学；包公故事；研究愿景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繁盛期和转折期，贤才辈出，灿若群星。生活在这个时代背景的包公似乎显得有些黯淡。宋代吟诵成风，文人雅集甚多，而包公自己撰写的作品除奏议外，仅留下一首诗和一则家训。作为北宋著名的直臣，包公因清廉公正、革新吏治、严惩腐败、关心民瘼，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清官的典型代表。

自宋开始，包公成为众多文艺创造者青睐和关注的文学形象。就历史人物的真实原貌来说，包公在宋代，文采不如欧阳修、苏轼，政绩不如范仲淹、王安石，这一切似乎注定了包公很难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事实恰好相反，自宋人将包公的逸闻趣事写入笔记小说，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的演绎，包公故事多次成为文艺创作中的主要题材，包公成为箭垛式人物。从笔记小说的零星记录到戏曲舞台的清官形象，再到世俗小说的符号人物，包公故事既包含着文学的时代变迁因素，又暗含着创作主体的审美趋向。20世纪以来，包公故事研究成果丰硕，然在文献搜集整理与文学文化研究方面仍有继续开拓的空间。因此，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角度来探究这一箭垛式人物形象的变迁，对于研究包公故事的演变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一、包公故事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

宋代是包公从历史人物步入故事人物、文学人物的阶段。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包公，宋代史料记载较多。有《两朝国史•包拯传》，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张田编的《孝肃包公奏议集》，吴奎的《孝肃包公墓志铭》，曾巩的《包拯传》，王称《东都事略》及出土的《包公墓志铭》等。包公去世后不久，就进入通俗文学作品里，成为叙事文学的重点关注对象。元明清时期，包公形象在经典文学与民间文学中持续发酵，文本多样、内容丰富、情节复杂，衍生成一个庞大的包公故事系统。包公故事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着鲜明的特征。

第一，包公故事影响的深远性。包公在宋代就以清正廉洁、铁面无私的形象而家喻户晓，盛名远传，其后包公故事沿着世俗化和通俗化的方向通往广阔的艺术天地。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都对包公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欣赏。在政治黑暗、官贪吏腐的时代，民众更是呼唤包公，期盼包公一样的清官为民作主、伸张正义。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献不乏官吏比拟包公的记载，直至当今，民众仍然喜欢将那些嫉恶如仇、不畏权贵、公正廉明的执法者称为包公或包青天。而遍布于海内外的包公庙，说明包公信仰的持久性和深刻性相较于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是丝毫不逊色的。

第二，包公故事文献的丰赡性。包公故事犹如武侠中的北冥神功，内力强，吸力大，融合了雅文学与俗文学，既有案头文本，也有场上之曲，更有口头传说。承载包公故事的文本有史传、诗文、笔记、诗词、散文、谣谚、方志、小说、戏曲、对联、碑刻，说唱文学中的子弟书、鼓词、弹词、宝卷等，以及各地方剧种和民间传说。文献样式的多样化使得包公故事兼具流变的复杂性和情节的多元化特点。

第三，包公故事底蕴的深厚性。故事叙事中包含着意识形态。时代变迁、政权更迭、社会思潮、道德宗教、审美风格等对文学的渗透与制约无影无形而又无处不在，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作品中表露出来。从历史真实性到文学虚构性，文艺创作者对包公故事内容情节的任意架构，满足了民众不在意真实性，只关注趣味性的心理。包公故事的滋长繁衍打下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化烙印，流淌着帝王文化、士族文化、市民文化[1]的文化传统血脉。包公形象既融合了市井俚俗的民间文化因素，又融入了政治智慧与文化精英的上层文化理念。这些文化背景对于探究包公故事的演变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二、包公故事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关于包公故事的研究，如果从鲁迅、胡适、赵景深、孙楷第等学者算起，至今尚不足百年。包公研究成果丰富多彩，在文献考订、文本分析、文化探索等方面都有极大进展。

（一）大陆地区的包公研究

大陆地区的包公研究，在这近百年历程中，可分做三个阶段。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包公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用于研究的文献资料不多、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代表性论著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胡适《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胡适《<三侠五义>序》、孙楷第《谈包公案》、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收录了六篇与包公相关的论文，简洁宏观阐评述了包公故事。孙楷第《包公案与包公案的故事》，不仅考析了《龙图公案》中的一百则故事，还对双勘钉、盆儿鬼、抱妆盒和还魂记四个盛传于今的故事进行梳理。朱东润《元杂剧及其时代》简要分析了元杂剧包公戏。鲁迅、胡适等学者对包公故事作家、作品的研究，引领了一代学术潮流，开启了一种学术范式。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包公研究关注史实，偏重于对包公历史地位和清官价值的评价。徐朔方《元曲中的包公戏》（《文史哲》1955年9期）分析了元杂剧中的十种包公故事。王运鸿、杨国宜、张习孔、黄永清等撰文或考证包公的生平，或论述包公的清官价值。政治气候日益恶化后，学界对于包公文学形象研究出现了很大偏差，以主观的阶级斗争论，代替了文学实证研究等科学方法。许多批判包公的文章常见诸报刊。改革开放以后，研究者对包公的历史地位与包公故事的价值重估，肯定包公在清官文化中的典范作用。随之出现了一系列包公传纪著作和考证作品。孔繁敏《包拯年谱》（黄山书社，1986年）条分缕析，考证了包公一生的行迹。杨国宜《包拯集编年校补》（黄山书社，1989年）对包拯奏议进行系年。傅永魁《巩县石窟寺、包拯墓、北宋皇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认为包拯墓在河南巩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环境氛围宽松起来。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及外国研究理论的引入，譬如叙事学、文体学、美学、意象、结构学理论等诸多研究理论的综合影响下，包公故事研究出现新的局面。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包公研究方盛未艾。对包公故事的研究，无论是文本流传、体裁特征，还是跨学科的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

1.专题研究

朱万曙《包公故事源流考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对宋元明清戏曲，小说以及讲唱文学中的包公故事题材的创作进行了梳理。孔繁敏《包拯研究:历史与艺术形象中的包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论析包拯家世、主要事迹和治国思想，考订了《包拯集》和宋史中的一些史实。程如峰《包公传》（黄山书社，1999年版）以包拯墓志为主线，以正史、《包拯集》为基础，广泛收集了宋代有关包公记载，按时间顺序，完整展现包公真实光辉的一生。杨国宜《包拯集校注》（黄山书社，1999年）是目前最为完备的包拯奏议集。

1999年，为纪念包公诞辰一千周年，肇庆、合肥、开封、澳门、新加坡等地相继召开了包公学术研讨会，并结集成论文。主要有谢达怀主编《廉吏风仪何处求--纪念包拯诞辰一千周年暨包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肇庆炎黄文化研究会，1999年），马康盛、宋元强主编《包拯研究与传统文化--纪念包拯诞辰千年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后者收集的包公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史学、法学、文学三个方面。

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用带有民间色彩的包公故事来解读中国法律文化，认为包公故事的描写与当时的法律规定基本吻合，中国传统法律司法文化具有“集权”的特征。刘岱旼《包公题材说唱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对包公题材说唱文学做了专题性的综合研究。杨绪容《百家公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析了《百家公案》版本、作者、成书时间、故事源流以及艺术特征，下编主要探讨了《百家公案》与包公文学的关系及发展，并简要总结了清官文学。李永平《包公文学及其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年出版社，2007年）借助传播理论框架，做包公文学的传播研究。鲁德才《鲁德才说包公案》（中华书局，2008年）系统梳理历代包公案，剖析版本异同、故事源流及创作风格，兼及包公形象、判案制度和习俗。陈涛《包公戏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元明清杂剧、传奇及近代京剧中的包公戏为研究对象，对包公戏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李建明《包公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以清官文化的产生为背景，研究包公文学的产生、发展和包公形象的变化，内容偏重于戏曲与小说。

2.个案研究

有关包公研究的单篇论文不乏佳作。朱万曙《<认金梳>、<剔目记>与明代包公戏》（《戏曲艺术》1999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新发现的材料《认金梳》和《剔目记》，指出二者是明代的两部颇有价值的包公戏,对考察包公故事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意义。涂秀虹《包公戏与包公小说的关系（上、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3期）和曹萌《包公现象及其在通俗文学中的展现》（《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进一步指出包公戏与包公小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胡淑芳《<鲁斋郎>与“金海陵”--<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本事探索》（《艺术百家》2005年第3期）认为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是截取话本小说《金海陵纵欲亡身》改写而成，鲁斋郎的原型是金废帝海陵王完颜亮。潘建国《海内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考》（《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对新发现明文萃堂本《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的版本、作者、刊刻书坊、成书时间及题材来源诸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考；并简略梳理了明代以降“五鼠闹东京”故事的历史流变。其后，潘建国继续撰文《明说唱词话<新刊宋朝故事五鼠大闹东京记>考》（文学遗产，2015年第2期）论五鼠闹东京故事流变及其学术意义。丁春华《<琼林宴>故事流变考》（《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从车王府藏藏曲本、日本及港台所存资料入手，参考大陆现存剧本、记载，探寻该故事的其发展脉络、流变体系等问题。萧相恺《<百家公案>与戏剧考论》（萧相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通过考证，论析《百家公案》作为短篇小说集，保存了一些宋元市人小说，与包公戏剧有着密切的联系。李雪梅《新发现元刻本<包公出身除妖传>说唱词话考论》（《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6期）从说”“唱”文字、十字句式、不规范押韵等角度出发，对比考证了《包公出身除妖传》与《明成化说唱词话》的文本特征，有助于学术界定义元明说唱词话的文本特征。伏涤修《包公戏本事取材特点摭谈》（戏剧，2013年第1期）认为。包公戏中的包公故事虽然少有历史上包拯行事的文献依凭，却至为切合包公的个性特征和行事风范，附会虚撰的包公戏故事具有真实深刻的社会现实。祝秀丽《20世纪包公传说的采录与研究综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1辑，2015年第1期）分三个阶段对20世纪包公传说的采录和研究进行历时性的梳理。

（二）台湾地区的包公研究

台湾地区研究包公的论著有：罗锦堂《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60年）搜集前人所著各类元曲，重新整理考定出现存元杂剧161部之本事渊源，简要梳理了元杂剧部分包公戏故事源流。齐晓枫《元代公案剧研究》（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1975年）以情节、人物、思想三项做为重点，对元代公案杂剧剧本内容进行研究，并旁涉公案剧与历史关系的研究。翁文静《包拯故事研究》（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1988年）探讨了包拯由原本史传中记载简略的历史人物，经由民间文学的孳乳，转变而为形象突出的芵雄人物的过程，文献材料做得很扎实。柯玫文《<三侠五义>研究》（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1988年）论述了《三侠五义》一书的版本、传承、主题、艺术技巧与影响。吕幸珍《元代包公戏研究》（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探讨包公戏的形成与发展，论析了对元代包公戏的产生原因、时代精神以及包公戏的情节结构、艺术手法。丁肇琴《俗文学中包公形象之探讨》（辅仁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主要是梳理民间故事中的包公，偏重于文献的梳理。赖洲玉《台湾民间包公信仰研究》（台南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教学硕士班，2001年）探讨正史、文学作品与神坛上的包公三者间的关系，说明包公如何由一个历史人物成为受人崇拜的神祈。归纳整理台湾包公信仰的现况，分析包公信仰的文化意涵与肩负使命。胡龙隆《文学,道德与法律之辩证:以包公故事为例》（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年）将包公故事视为“文学中之法律”及“作为法律之文学”，在不失文学本位的情况下，分析文学如何书写法律，以及法律如何影响文学对法律的书写。何福田主编《反腐倡廉包青天》（新北市：新人类文明文教会基金，2014年）论文集，收录了台湾地区最新包公研究成果。

（三）国外的包公研究

国外学者对包公研究的主要成就有：美国马幼垣《中国通俗文学中的包公传统》（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71年），美国乔治•海登《元代的包公戏》（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美国苏珊•布莱德《<三侠五义>探研及其与<龙图公案>唱本的关系》（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韩国金光永《元代公案杂剧研究》（汉城大学博士论文，1986年），金明学《元代公案剧研究》（忠南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姜周完《<百家公案>研究》（延世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高淑姬《包公公案小说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2]239以及韩国留华学生张守连《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等对包公小说、包公戏曲均有不同程度的研析。

俄国学者李福清撰写了相关论文研究包公，如《说唱艺人石玉昆和他的清官及侠义故事》（《曲艺艺术论丛》，1982年第3辑）分析了清官形象的形成与发展演变。李福清还发掘了一些包公新文献，如《包拯坐水牢》等。美国学者马幼垣《<全像包公演义>补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对包拯形象有细致客观的研究。马幼垣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考证包公小说版本，梳理了包公故事源流。日本学者根山彻、岩田秀夫、阿部泰记等都撰写论文对包公故事展开了多种研究。阿部泰记有专著《包公传说的形成与发展》（汲古书院，2004年）论述包公形象的流变与影响，第五章分析了包公庙。泰国留华学生林佩玲《<包公案>泰译本分析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选择《包公案》泰译本作为研究课题，从中国翻译理论家王宏印在《文学翻译批评》一书中提出的翻译批评程序，首次对其进行详细探究。美国学者伊维德《罪恶与清官:说唱词话中的包公》（《文艺理论研究》 2016年第2期），认为成化唱词产生时间不晚于杂剧话本，很可能系杂剧之源。词话大胆批判了一个权势和罪恶相伴的世界,它们非常关心包公审判的权力和自主性等问题,而没有一味地赞颂皇帝的统治效力。

综观包公的研究成果，或偏重于史实，记述包公生平事迹；或侧重于包公小说、包公戏曲的专题研究；对包公说唱文学也有部分研究，但尚不全面；对包公故事的系统梳理比较薄弱。而对包公故事的内容、情节、人物等变化还可加强，个案研究可以深化。包公故事与区域文化、宗教文化、鬼神信仰、民俗文化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考察与探究。

三、中国叙事文化学视域下的包公故事研究愿景

中国叙事文化学比较新颖，宁稼雨先生首倡此法，“作为中国化的主题学研究，有必要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框架体系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建构中国化的主题学研究”。[3]他还指出：“故事主题类型属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于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界限的突破和超越。它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小说、戏曲、诗歌、散文这些文体樊笼和单个作品的单元壁垒，而是把故事主题相关的各种文体、各样作品中的相关要素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个案。同时，以故事类型为核心，牵连各种相关文学材料的集结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叙事文学呈现特征。”[4]集合文本材料，跨越体裁限制，使故事主题研究突破以往框架的束缚。

包公故事就文献资料方面来讲，除了各地的地方戏中的包公戏与各种唱本及各地民间传说。在传统文学样式里，仍然有很多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先，以往的包公文学研究仅侧重于小说、戏曲，对于诗文往往关注不够，甚至忽略。其实在宋代，就有不少赞扬包公的古诗，包括词作。历经元明，特别是清代，文人墨客有大量题咏包公或包公祠堂的诗。包公“不持一砚”、“一笑河清”的典故常出现在诗作中。一些诗话作品如《诗话总龟》、《苕溪鱼隐丛话》、《诗谭》、《雪桥诗话》等论述了跟包公有关的诗作。宁稼雨先生《对<关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若干思考>的回应意见》论述了诗文典故是个案故事材料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化发生过程的符号，具有叙事化学的深层意象价值。[5]

其次，自宋迄清，文人作品集里不泛对包公的论述。或引包公事例说理，或记包公奏议读后感，或为包公奏议作序跋，或为包公祠宇作记，这些作品也是值得加大关注力度的。民间文学传播固然是包公故事流传广泛深远的重要因素。但文人士大夫对包公的褒扬推崇，说明包公的政绩优秀与品质优良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大传统与小传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动性极强，相互交替影响，二水中分，齐头并进，形成雅俗共赏的局面。再次，包公虽然三十九岁才正式出仕，但辗转任职，担任过多地的地方官，各地方志就收录不少包公的故事和遗迹。这些资料需要继续发掘和清理。况且，这些地方志可反证包公良好的口碑，绝非凭虚捏造。

就故事演变方面来论，包公故事流变中有些故事仍值得开掘。除了熟知的狸猫换太子、铡美案等故事，胭脂记故事、双钉案故事、包公出身故事、五鼠闹东京故事等都可条分缕析，作更详细全面的研究。就文化方面来说，包公故事的文化意蕴像丰富的宝藏，值得深挖掘，细开垦。包公故事与鬼神文化就是一例。古代中国的鬼神信仰，由来已久。在小说方面，描写鬼魂故事的志怪小说一直延续到清代，并波及到通俗白话小说。在戏曲方面，中国鬼戏的形成源远流长。巫术和傩戏是中国古代戏曲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二者祈福驱鬼的仪式自然会影响到戏曲的思想内容。而中国小说和戏曲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中国古代传统的鬼文学包括人鬼相恋、魂魄雪冤等母题，这在包公故事里都有体现，包公故事与鬼神文化的深厚关系还需梳理和阐发。

中国叙事文化学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将西方实证主义与传统的考据学方法有机结合，以期重建新时期中国体系的学术范式，实现真正中国化的主题学研究。在包公故事研究中，以全新角度诠释包公故事主题，重点考察包公故事形态的演变轨迹，发掘包公故事中潜藏着的深层文化内涵。

第一，全面搜集文献材料。以包公故事为研究对象，将自宋代以来相关的文本进行全面搜集整理。除小说、戏曲、诗文外，还涉及史论、方志、庙记、庙碑、楹联、讲唱文学以及绘画、书法等相关作品，以求全面立体地勾勒出包公故事的风貌。在阅读材料时，笔者发现许多描写包公的古诗受到的关注不太多，未被纳入包公故事研究的材料范围。又如明代无名氏撰的《胭脂记传奇》里有包公断案故事[6]，此传奇为以前研究者所忽略。

第二，深化文学研究内容。中国叙事文化学突破传统藩篱，将同一故事主题的不同作品和不同文体连为一体，并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形成立体网状的研究视域。在梳理包公故事文本的基础上，探究故事演变的历史、道德、政治、宗教、民俗、思想等文化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三分法”是一项独特的创造。他用长时段--地理时间--结构，中时段--社会时间--局势，短时段--个体时间—事件，作为“解释工具”来确定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不同程度的作用。布罗代尔用的是层次分解法，把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放在首位，其次是中层因素(经济局势)，最后是昙花一观的“尘埃”(政治事件)。[7]17这种方法对于解读故事文本，进行文化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目前中国叙事文化学已初具规模。宁稼雨先生编写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8]已出版，这是西方主题学与中国本土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类型主题索引。单元个案故事的研究不断添砖加瓦，已经形成帝王系列、神魔系列等体系。理论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也取得一定进展。近年来，宁稼雨先生多次撰文，不断阐发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念、思路与方法，以新的视角进行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引起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也撰文积极响应。当然，“学术研究的尊严不在于结论是否为“真”，而在于研究方法是否合乎时代规范、研究过程是否充分体现了人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成果是否闪烁了人类智慧的光芒。”[9]一个学科一旦模式化，并不利于学术的革新与推进，如何避免单纯的大众化分析是一个值得重视与思考的问题。

包公故事体系由经典文艺、通俗文艺、民间文艺三种叙事类型相融共生建构而成，承载着历史记忆、族群认同、文化遗存，是传播和延续包公文化的重要载体。马克•柯里曾说：“叙事并不能为自己说话，它需要阅读为它说话，而阅读却永远是一种重写。但阅读不能完全自由地阐释文本，不能畅所欲言。阅读总在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两极之间摇摆。阅读创造了叙事，而阅读也同样被叙事所创造。”[10]148中国叙事文化学不仅努力克服这种消极影响，而且为包公故事研究提供了宽泛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路径。这对于撷取包公形象多层面的文化内涵，传承包公文化，弘扬廉洁精神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J].求索，2017（3）：4-13

[2][韩]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3]宁稼雨.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J].中州学刊，2007（1）：214-216

[4]宁稼雨.“中体西用”：关于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的思考[J].学术研究，2014（9）：129-134

[5]宁稼雨.对《关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若干思考》的回应意见[J].天中学刊，2017（1）：11-15

[6]吴书荫主编.绥中吴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第4册)[Z].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7][法]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1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8]宁稼雨.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9]施爱东.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26-39

[10][英]马克•柯里著；宁一中译.后现代叙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