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微路 叙事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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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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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微路 叙事文化学
董永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杨微路 2010161369


摘要:由汉至今,董永行孝遇仙的故事经历了历代文人和民间艺人的加工和改造,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故事格局:董永家贫、卖身葬父、仙女下凡、共渡难关。两千年来,董永的故事广泛流传于诗歌、小说、话本和戏曲中,借助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整理、爬梳历代的流传文本以及故事中主要人物的形象演变,对董永故事演变所折射出的丰富的文化意蕴进行分析。


关键词:董永;故事流变;文化意蕴


董永的现实原型,可以追溯到《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对高昌侯董永的记载:“建武二年五月己巳,侯永绍封......(地名)千乘。”这与干宝《搜神记》中“汉,董永,千乘人”的相关记载是比较一致的。董永作为故事主角甫一出现,便以一个孝子的形象广泛流传于民间,西汉刘向《孝子传》中对其的文字记载以及东汉梁武祠画像中对其的形象刻画,使得“孝子董永”故事的现实可信度大大增强。此后的故事流传中,仙女下凡助其渡过难关,更是为故事增添了不少浪漫色彩。作为经历漫长岁月发育成熟的民间文学艺术经典,董永故事拥有着独特的魅力与人文价值,已于2006年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首批保护名录。


一、董永故事的文本流传


董永故事始见于西汉刘向《孝子传(图)》,复载于晋代干宝《搜神记》中。由于刘向《孝子传(图)》已佚,有研究者遂认为董永故事始见于东晋的《搜神记》。但值得注意的是,约公元151年,董永已出现在东汉的梁武祠画像之中,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嘉祥县的武翟山。武梁石室的这个画像,被称为“鹿车载父”图,画上的长者上方有“永父”二字,董永的右侧有“董永千乘人也”六字。稍后的三国时期,曹植作《灵芝篇》,以五言诗的形式咏及董永事,可见董永故事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南朝,宋人郑缉之撰《孝子传》,曾记述董永遇仙故事。唐代,僧人道世于公元668年所编佛学丛书《法苑珠林》卷六二中引刘向《孝子传》记董永事。随后,敦煌文献中又有唐末写本《董永变文》、题句道兴撰《搜神记》、《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记载董永故事。唐末五代之际,又有杜光庭于志怪小说《录异记》卷八“墓•仙女墓”中提及董永之子董仲事迹。


到了宋元时期,董永故事开始更多地以话本和戏剧的文本形式流传。如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出自明嘉靖间钱塘人洪楩辑《清平山堂话本》),元南戏《董秀才遇仙记》(仅存六支残曲收入《九宫正始》卷九),以及元明之际的杂剧《董永过仙记》(录于明嘉靖间郭勋《雍熙乐府》卷十四,为末本唱词)等等。至此,董永遇仙的故事开始与戏曲结缘。同时,宋初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在卷四一一“人事部五二•孝感”、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绢”、卷八二六“资产部六•织”三载其事。李昉等人于公元977年所编撰的《太平广记》,也于卷五九“女仙部四•董永妻”记载了董永遇仙的故事。


明清时期,董永故事主要依赖戏曲形式大扬于世。这一时期的明传奇至少有心一子《遇仙记》、顾觉宇《织锦记》以及青阳腔《槐荫记》三种。此外,董永故事开始在其他的曲艺形式中出现,如清代后期的湖南挽歌《张七姐下凡槐荫记》,小曲《劈破玉》、《寄生草》、《岔曲》、《背工》,清末云南、四川讲评《大孝记》,上海弹词《槐荫记》等。到了近代,许多地方戏曲也把董永故事搬上了舞台。如安徽黄梅戏《董永卖身天仙配》、湖南花鼓戏《槐荫会》、越剧《织锦记》、南昌采茶戏《七姐下凡》等等。建国后,黄梅戏《天仙配》被拍成电影,又出现了话剧《七仙女送子》、电视剧《天仙配》等多种形式的董永故事。不同的文本流传,使得董永故事在不断的演变中愈加丰富多彩。


二、故事文本的演变轨迹


(一)汉魏晋:董永故事的衍生期


汉至唐代以前,可以看作是董永故事的衍生形成期。这一时期内,主要可参考的文本是西汉刘向的《孝子传》、曹植《灵芝篇》以及干宝的《搜神记》。《孝子传》中对董永的记载如下:


有董永者,千乘人也。小失其母,独养老父,家贫困苦。至于农月,与辘车推父于田头树荫下,与人客作,供养不阕。其父亡殁,无物葬送,遂从主人家典田贷钱十万文,语主人曰:“后无钱还主人时,永与殁身主人为奴一世偿力。”葬父已了,欲向主人家去,在路逢一女,愿与永为妻。永曰:“孤穷如此,身复与他人为奴,恐屈娘子。”女曰:“不嫌君贫,心相愿矣,不为耻也。”永遂共到主人家。主人曰:“本期一人,今二人来,何也?”主(又)问曰:“女有何伎能?”女曰:“我能织。”主人曰:“与我织绢三百胥,放汝夫妻归家。”女织经一旬,得绢三百胥。主人惊怪,遂放夫妻归还。行至本相见之处。女辞永曰:“我是天女。见君行孝,天遣我借君偿债。今既偿了,不得久住。”语毕,遂飞上天。


在这个故事文本中,已经具备了后来董永遇仙故事的基本叙事结构,即董永家贫而至孝——为葬父而佣作——孝感天灵而神女助织。曹植《灵芝篇》中的相关叙述与此故事框架也比较吻合:


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

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

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

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搜神记》中的董永故事,核心仍然是重在表现董永的“孝”,但有些细节已与《孝子传》中的记载略有不同。其故事内容如下: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由以上两个文本的对比,我们可以确定,董永故事的发生年代基本已被默认为汉代,他的身世为年少失母、父亡又无以葬的孝子。不同于《孝子传》中董永先是“贷钱十万文”、“无钱还主人时”再卖身为奴,《搜神记》中的董永是“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与前面的故事相比增添了几分悲剧色彩,董永至孝的人物形象也显得更加丰满、真实。其次,故事中所展示的“主人”形象也有所改变。《孝子传》中的“主人”,似乎看不到董永的孝心且并不为之感动,与董永只是冷漠的买卖雇佣关系。曹植笔下的“主人”似乎更冷酷了,他在董永无力还钱之时“填门而至”,使得董永“不知何用归”!到了干宝笔下,“主人”明显变得有人情味了,他感动于董永的孝与贤,“以钱与君”,把董永“织绢三百胥”的佣作改为了“织缣百匹”。再次,下凡助董永偿债的神女的身份也更具体化了,由身份比较笼统的“天女”演变为职责明确的“天之织女”。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时期董永故事的内核在于“孝”,他与神女的关系也比较简单,一个是任命下凡助人的神女,一个是接受援助的贫苦孝子。可见,董永故事其实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唐五代:董永故事的定型期


唐代,有敦煌出土抄本《董永变文》,全文用七言通俗诗体写成,内容大致可分为董永卖身、仙女相助、董仲寻母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与《搜神记》并无大的不同,只董永由“少偏孤,与父居...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变成了“年登十五二亲亡...所卖当身殡耶娘”。第三个部分在董永卖身遇仙、与仙分别之外增加了一段重要情节,即董仲寻母。变文如下:


娘子便即乘云去,临别分付小儿郎。

但言:“好看小孩子”,董永相别泪千行。

董仲长到年七岁,街头由喜(游戏)道边傍。

小儿行留被毁骂,尽道董仲没阿娘。

遂走家中报慈父,“汝等因何没阿娘?”

“当时卖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共田常(填偿)。”

如今便即思忆母,眼中流泪数千行。

董永放儿觅父(母)去,往行直至孙宾(膑)傍。

夫子将身来誓挂(筮卦),此人多应觅阿娘。

“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

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傍。

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

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修(羞)见小儿郎。”

“我儿幽(幼)小争知处?孙宾(膑)必有好阴阳。

阿娘拟收孩儿养,我儿不仪(宜)住此方。

将取金瓶归下界,捻取金瓶孙宾(膑)傍。”

天火忽然前头现,先生央却走忙忙。

将为当时总烧却,检寻却得六十张。

此因不知天上事,总为董[仲]觅阿娘。

至此,董永故事有了更加丰富的情节内容。但此时的文本内核仍不脱对董永至孝的赞扬,这在变文的开头便有所体现。“人生在世审思量...先须孝顺阿耶娘”,可见《董永变文》的主题仍然是“孝”,不同的是,它比之前多了董仲与仙女的母子之情。此时,故事对董永与仙女之间的感情描写几无涉略,但即使如此,它也为之后的故事演变提供了一条可供发挥的浪漫爱情线索。


至晚唐五代,前蜀杜光庭《录异记》卷八中记载了董永之子为其母建仙女墓之事,其文如下:


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即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仙女,人间无墓,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率百余人,往发掘之,即时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公不得。是岁淮西妨农,因致大饥焉。


其间对董永之子的称呼由“董仲”变为“董仲舒”,此后的宋元话本、明传奇因之,或与后人对董仲舒的神化有关,资不赘述。


(三)宋元:董永故事的转化期


宋元话本中,董永故事里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又有了新的演变,可参考明代洪楩所辑《清平山堂话本》中收录的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就人物形象而言,几个主要人物都有了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设定。首先,董永由贫苦的农家子演变为“少习诗书”、“家贫,惟务农工”的读书人;其次,仙女的形象中增添了许多“情”的色彩,变得更加丰满动人;再次,为董永提供钱贷的“主人”也变成了更加人性化、更加善良有大义的“傅长者”,其后更是成为董永娶妻得官的大贵人。就情节结构而言,这一时期的董永故事有了新的转化。其一,话本增加了董永以孝感之事得以入朝面君、封为兵部尚书并迎娶“傅长者”之女“赛金娘子”的情节,形成了传统的大团圆性质的故事模式。其二,增添了槐树为媒、仙女表衷情的场景,并对董永与仙女之间的夫妻之情有了一定的刻画。如二人槐荫分别时,写仙女“不觉两泪交流”,“董永欲留无计,仰天大哭”,直叹“指望夫妻偕老,谁知半路分离”,开启了“孝感”与爱情的双重模式。其三,增添了董永之子董仲舒寻得母亲后吃仙药、形体变异,后被玉帝封为“鹤神”的情节。此外,话本中提到的夜间众仙女下凡助织女“一夜织十匹”等细节,也为董永故事增加了不少的喜剧色彩。


(四)明清:董永故事的成熟期


明清时期是董永故事的成熟期与全面发展期,出现并流传了许多董永故事,如上文中提到的明传奇与各种地方戏曲等。这一阶段,董永故事并无大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依照宋元话本形成的固定故事模式。如明代顾觉宇的传奇《织锦记》,在《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五中有完整的记载。《织锦记》,又名《天仙记》、《卖身记》等,仍演汉董永行孝卖身、路遇织女、以仙女织锦偿佣值之事。在这个传奇中,“傅长者”有了更明确的身份,即“居林下、素好善”的“府尹傅华”;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人物“太白星”,新的人物带来了新的情节,他先是“以永孝行,奏闻上帝”,之后又化为老叟,使槐树应声,极力怂恿董永娶仙女为妻。此外,顾觉宇又稍作发挥,写了仙女与“傅女赛金”“最契”,撮合其与董永成婚以及“傅子欲戏仙女”却被仙女掌雷所惊的故事。虽情节内容有所增改,但并无太大的价值意义。又如青阳腔《槐荫记》,已将董永戏的重心放在了槐荫分别上,这场戏成为后来各个地方戏尤其是黄梅戏中的经典场次。此后各地曲艺往往就地取材,随时成篇,对董永故事进行了相应的情节调整与内容侧重,形成了面目各异的地方特色。


三、董永故事演变的文化意蕴


(一)汉魏晋——孝


董永故事,从文字传播开始,即有天仙奉命助孝子偿债的情节,直到现在,所有的记载,无不着力描写这个情节。也正是这一情节,才使董永故事具有巨大的艺术生命力。董永故事的传播初期,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定为汉代。汉代以孝来治理天下,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供养、丧葬制度,以孝廉为标准的选官制度,以孝为基础内容的教育,对“孝”法治上的维护,对“孝悌”实质性的褒奖,以及对孝道的各种方式的舆论宣传(武梁祠董永侍父石像,便是上层表彰孝道的表现)等等。上层对“孝”的重视,为董永故事的流传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此外,汉代的官吏组织,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官吏组织内部的每一个成员都负有教化与行政的双重责任。汉代的选官制度主要是举孝廉制度,各地推荐孝子和廉吏,层层传递给政府。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汉代可以举孝廉为官,故事中的“汉董永”却并未因此得官,《搜神记》等记载中基本上以仙女重回天宫为结局,至于董永是否被推举为官,并无笔墨涉及。这一情况直到董永故事的宋元话本出现才得以改变。在话本《董永遇仙传》中,董永以孝面圣,被封为兵部尚书,这是符合汉代的选官制度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无论在什么朝代,董永故事中的“孝”的主题总是容易被民众接受的,这也是董永之所以频频出现在《孝子传》、《太平御览》、《御定渊鉴类函》、“二十四孝”的文字版以及各类蒙学书籍和地方志中的原因。


(二)唐五代——佛与道


唐代敦煌的《董永变文》,把董永故事讲述的十分精彩。在这个故事文本中,既有董永自卖葬亲的纯朴情感,又有浓浓的夫妻之情和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主要人物的形象已经十分丰满。作为佛寺向大众的俗讲,董永故事在此时得到了佛教人士的重新包装。大量的佛教用语出现在了变文中,如仙女洗浴之地“阿耨池”,佛经中常有阿耨达山和阿耨达池的地名,将仙女洗浴之地置于阿耨池,乃是讲唱变文时顺手所拈来。这样,仙女之神性在受众眼中便更加夺目了。天帝成为佛教中的天之主“帝释”,所居住的地方为“帝释宫”。“帝释宫中亲处分,便遣汝等共田常”,在变文中,命织女下凡的“天帝”变成了佛教的教主。在这里,天帝和织女成了佛教中的神,董永故事俨然已经成为用来宣传因果报应的佛理。这与变文这种文学形式的性质有关。变文的出现,与佛教的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为了向下层民众宣扬自己的理论,很早就有了讲经的制度,但他们并不是只枯燥地讲解经文,而是会根据听众的口味增加其中的故事情节,这种讲经叫作“俗讲”,韵散结合,讲唱同存。唐朝中叶,俗讲越来越流行,讲经文逐渐向变文演化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逐渐进入变文中,如《董永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等等。


《董永变文》中,佛教的影响较为浅层,道教的影响则更加深刻,这主要体现在董永之子董仲及孙膑的技能上。董仲,据记载是四川一个著名的方士,名声和孙膑并列,可能因为他的姓氏与董永相同,因此被讲故事的人拉来做了董永的儿子。唐五代还有一种说法,即董永的儿子是董仲舒,这在杜光庭《录异记》中有所记载,“秦宗权时,……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董仲舒是西汉大儒,主张天人感应,他曾自我神化以宣扬自己的学说,当时王充就把他当作道术奇异者,后来他更是成为了道教的“蜀八仙”之一。再加上与董永同姓,民众把他看作是和董仲一样的术士,似乎也挺合理。至于孙膑,他本是战国时期齐国人,用兵神异,因此被民间附会成一个有灵异道法的人,乃至认为他最终得道成仙,成为民间供奉的“下八仙”之一。变文中,孙膑知天文地理且善卜卦,成为董仲寻母的大功臣,可见民众对道术和方士神秘面目的向往。唐代皇帝因为道教尊奉的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所以便尊老子为始祖,自称老子后裔,特别崇奉道教。在唐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帝王始终扶植和崇奉道教,据杜光庭中和四年(88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自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1900余,所度道士计15000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可见当时道教的盛行。


(三)宋元明清——戏与情


元代以降,董永遇仙故事传播与演变中最突出的现象,便是戏曲对这个故事的钟情。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董永故事中具有比较突出的戏剧要素,无论是“孝”、“仙”,还是“寻母”,都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关注;二是董永与仙女之间的感情线索更加明朗,以情动人,这一情况到明清时期更为明显。宋元话本《董永遇仙记》中,董永以读书人的身份出场,这与宋代崇尚读书之道有关。宋代的教育十分普及,对民智的开化不分年龄、性别和职业,因此董永是很可能边务农边读书的。在话本中,董永身登仕途、婚姻美满、天赐贵子,他的儿子也荣登仙位,成为了“鹤神”,民众的很多生活理想都在这个故事中实现了。如此看来,《董永遇仙记》的故事其实是宋元话本中相当流行的贫寒子弟“发迹变泰”的故事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能满足底层贫者虚幻的理想,也能宣扬地方乡绅乐善好施的美德,还能推动孝道在民间的传播。明清以后,董永故事在戏曲中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主要体现在了地方曲艺对董永故事的吸收与改编上。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关于董永的地方戏,上文中已提及,资不赘述。许多地方董永戏的重心已经放到了槐荫会和槐荫分别上,如上文提到的青阳腔《槐荫记》,这场戏在后来各地方戏尤其是黄梅戏中成为经典场次。槐荫分别主要突出的是董永与仙女被迫分别之时难舍难分的场景,重在刻画董永与仙女之间令人动容的夫妻之情。这与明清以来文学作品中“主情”的传统是一致的。


董永遇仙故事经久不衰,其文化意蕴也随着具体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着。从石刻画像、乐府诗、文言小说、变文、话本、戏曲到电影、电视剧(近年有黄梅戏电视连续剧《董永与七仙女》),董永遇仙故事内涵不断丰富,尽管董永遇仙故事传世的文献并不丰富,但因其存在的时间跨度长、受时代与艺术形式的影响至为明显,所以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民间故事产生、发展与演变的活标本,为考察其他民间故事的演变情况及其所展现的文化意蕴做参考。



参考文献


《搜神记》

《太平广记》卷五十九,李昉等编,中华书局,2015.12

《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张鸿勋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1

《董永沉香合集》,杜颖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

纪永贵《董永遇仙故事的产生与演变》,《文化研究》2000,4期

纪永贵《董永遇仙传说戏曲作品考述》,《戏曲研究》第6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