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朴学


梁蕊

2120161364


一、“朴学”释名

朴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清代学术崇实黜虚，具有质朴求实的品格，因而人们称之为“朴学”。此外，清代学术也被称为“汉学”、“考据学”等。这几个名词的含义大体相近，但也略有不同。比如胡适就认为，用“朴学”或 “汉学”来概括清代学术虽然都不甚确切，但比较而言，“‘汉学’两个字虽然不妥，但很可以代表那时代的历史背景……‘汉学’这个名词很可表示这一派学者的共同趋向。这个共同趋向就是不满意于宋代以来的学者用主观的见解来做考古学问的方法。”而刘默在《乾嘉学术十论》中解释道：“对盛行于乾嘉时代的学术主流，研究者们依据其治学特色，或称之为‘汉学’，或称之为‘朴学’，或称之为‘考据学’，名称虽然并不一致，但指向却较为一致……这样的种种称呼并不矛盾：‘考据学’、‘考核学’或者‘考证学’是指其纠谬考辨，注重它的治学特征；称‘朴学’，则是指其崇尚质朴求实、不谈玄虚的学术风格；称‘汉学’，则是因为崇尚汉代儒者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意识与方法，这种称呼凸显了惠栋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我们在此采取“朴学”这一称法。


二、清代朴学兴起之动因

有关清代朴学的成因，可谓众说纷纭。如梁启超提出“理学反动”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钱穆提出了“每转益进”说，他认为：“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图穷而必变”，“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延续宋明理学一派。”余英时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清代经典考证与宋明理学的渊源关系，得出了清代考据学直承宋明理学的内部争辩而起的结论。

考察清代朴学兴起之动因，至少应从外在变迁与内在理路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事实上，如余英时所说：“历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动，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迄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因此，无论是“外缘影响”论，还是“内在理路”说，恐怕都不能全面地解释问题。两者需要结合起来，互相支援、互相配合。

（一）外在变迁

1、满人入主中原

公元1644年，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崇祯政权，接着是清兵入关。满人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对士人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明末清初的许多士人从思想渊源层面反思明王朝覆灭的原因，并把矛头指向王学。明代中期，王阳明的“良知”学说风靡学界，但发展至万历年间，其种种弊端日渐显露，尤其是其“空言之弊”被心学追随者泛滥至极。他们弃儒入佛，说空说玄，不闻国事，崇尚浮华不实的学风，引起了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东林名士们的强烈反对。因此，明朝的覆灭让当时的名士们痛定思痛，转而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并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如吕留良说：“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复高汇旃书》）陆陇其认为：“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三鱼堂文集》卷八《周云虬先生四书集义序》）顾炎武说得更明白：“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明心见性之空言就被修己治人之实学起而代之。

2、文字狱

文字狱也被认为是促成清代学术回避现实、走向繁琐考证的原因之一。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纲》中提到，自清初以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者和进步思想施行严厉的镇压，焚毁“禁书”，制造一系列株连极广的文字狱，乾隆时期更是有增无已。文网的严密，使学者动辄得咎，甚至惨遭杀身之祸。文禁的森严，使整个学术思想界笼罩着令人窒息的压抑氛围。学者为了避祸，被迫躲进故纸堆中讨生活。加上理学之空疏使许多学者感到厌烦，他们遂反其道而行之，说经主实证而不空谈义理。于是，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有别于宋学的新思潮，这就是“汉学”的兴起。

（二）内在理路

以上是从外在变迁的角度来考察清代朴学的兴起原因，但学术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理路，因此，单从外在的政治、经济等原因来考察是不够深入的。从内在理路而言，清代朴学之兴起与此前的宋明理学必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关于宋明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持“对立”看法，认为清代学术在为学主旨、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与宋明相异，代表人物如梁启超，他甚至提出清代学术是对宋明学术的一大反动。另一种看法以钱穆、余英时师徒为代表，他们认为清代学术是承接宋明而来。如钱穆在论清代学术与宋元明学术的关系时说道：“清代经学，亦依然沿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他认为，黄宗羲的学说就是上承宋明性理之学，下开清代经史实学。

余英时着眼于“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概念，也就是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分野，重新阐释了清代思想史。他认为，所谓的义理与考据之争，实际就是儒学传统内部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的反映。宋代的儒家自然是把德性之知放在第一位，但是对于道问学的态度则不尽相同。陆九渊与朱熹的态度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倾向。陆九渊显然主张“尊德性”，提出“六经皆我注脚”。他曾说：“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而朱熹尽管也第一是尊德性，但并不否认知识的价值。相反，他其实很重知识传统，也大规模地做经典考证的工作。因此，虽然朱熹是一位理学家，但他并非空谈义理。总的来说，在整个宋代儒学中，始终存在着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十分尖锐。而到了明朝，王阳明学说的出现把儒学内部反智识主义的倾向推到极致。王阳明本人对朱熹的争议之一，就在于他认为读书博学足以害道。王阳明和陈白沙等人都想直接地把握住人生的道德信仰，并在这种信仰里安身立命。因此，他们把知识问题看成外在的，不相干的，或外缘的，看成跟道德本体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王学末流更是排斥闻见以成就德性。相较于宋代，反智识主义的气氛几乎笼罩了全部明代思想史。当然，也有少数异议者，他们可粗略地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在哲学立场上接近朱子者，另一派则是从事实际考证工作者。前者是在理论上肯定知识的重要性；后者则从经验中体会非博不足以言约。但整体而言，显然是反智识主义占了上风，儒学的“尊德性”一面发展到了巅峰。“尊德性”之境至王学末流已穷，而“道问学”之流在明代则始终不畅。双方争持之际，虽是前者占绝对上风，但“道问学”一派中人所提出“取证于经书”的主张却是一个有力的挑战，使对方无法完全置之不理。而另一方面，“尊德性”一派的儒者为了要说明“古圣相传只此心”，也多少要涉及原始儒学经典的整理问题。明中叶以后考证的兴起便正是相应这一发展而来。因此，儒家智识主义的伏流，自宋迄明，始终未断。在此意义上，清学非但不是宋明儒学的反命题，而且可以看做是近世儒学复兴中的第三个阶段。清学正是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派争执不决的情形下，儒学发展的必然归趋。这一发展的结果，使儒家的智识主义得到了实践的机会，因而从伏流转变为主流。清初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强调“道问学”的重要性。如被奉为清学的开山宗师的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他不满于晚明心学流入纯任主观一路，所以提倡经学研究。而在儒家智识主义发展到高峰以后，就出现了戴震这样彻头彻尾主智的学者。总之，六百年的宋明理学传统在清代并没有突然失踪，而是逐渐地溶化在经史考证之中了。


三、清代朴学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

（一）遗民中学人领袖

1、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浙江余姚人。他深于民族思想，其诗文中多有故国之思。黄宗羲是王学巨擘，在清初王学遭攻击之时，对王学始终维护。但他师从刘宗周，反对王学末流，为避免王学的空洞，主张改良王学，纠正王学的空疏。他在1658年创立讲经会，该团体有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等20多位学者，他们潜心于经史的考证与研究，以实证的态度和方法重新梳理儒学传统。讲经会的成立反映了17世纪中晚期学术风气的转变。黄宗羲曾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可以说，黄宗羲是一位汉宋兼采经学家。他曾著《易学象数论》专门批评理学的宇宙论体系，在史学方面的造诣也开了浙东学术的风气。黄宗羲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梁启超认为，“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州之著学案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页）《明儒学案》由他一人著成，而《宋元学案》仅成十七卷而卒，经他的儿子及全谢山两次补续而成。其他著作有《授书随笔》、《古文尚书疏证序》、《春秋日食历》、《律吕新义》、《孟子师说》等。门下弟子有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等人。

2、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字忠清、宁人，江苏昆山人。顾炎武是多数学者公认的乾嘉学术的开山之人。他把全民族在反抗满族侵略者时所暴露出来的弱点都归结为自宋明儒以来几百年间空谈性理的结果，因而摒弃空言心性，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顾炎武具有经学本位意识和复古意识，曾云“经学即理学也”，这种价值取向不仅代表着儒家的新理解和将要展开新的知识领域，而且象征着思想领域里的重要变革。他将自己的治学原则用《论语》中的两句话来总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其治学之法约有四种，一曰熟读经注，二曰抄书，三曰引征确凿，四曰实地考察。他扩大了经典文献和历史研究的领域，并广泛地运用金石学、考证学、历史语言学、地理学等，提倡严格、客观、实证的分析、论证方法，主张经世致用、不立空言，从而恢复了注疏家的传统学风。《日知录》是顾炎武最重要的著作，全书既博且精，且不乏思想，为贯通古今之作。此外，他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等著作。

梁启超认为：“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在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弥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9页）

关于黄宗羲与顾炎武在学术史方面的意义，康有为总结得十分精辟：“黄、顾为宋、汉学枢纽，黄为宋学之终，顾为汉学之始。”

3、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为船山先生。他著书极多，据《船山遗书》记载，共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据梁启超总结，船山哲学大约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认“生理体”为实有，二是认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三是该实体即人人能思虑之心。四是这种实体论，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五是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骈进。他一面极力提倡实行，一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但反对纯主观的玄谈。

（二）初期汉学家

清初学术随着明末诸老的逝去和社会风气的转换，其过渡性人物如阎若璩、胡渭、毛奇龄、顾祖禹等人，淡化了清初学者的经世精神，而使学术研究向专门化、精致化发展，并把考证法用到历史、地理和经学等专门著作的研究上来。

1、阎若璩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他的《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奠定了其学术地位，书中对伪《古文尚书》的25篇篇名和郑玄等汉代经学家所提到的《古文尚书》16篇篇名进行了细致而精心的比较，逐次排列了《古文尚书》诸本25篇和16篇篇名目录，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了孔颖达的许多错误。书中还采用了严密的年代学方法，推断孔安国的生卒年和他向朝廷进献《古文尚书》的日期，并断定孔安国不可能活到他向朝廷进献《古文尚书》之时。阎若璩由此证明梅赜所出《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的二十五篇以及孔安国传皆是东晋人伪作。该书出版后，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学术争论。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和他抗辩，结果阎胜毛败。此后惠栋作《古文尚书考》，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都承继了阎若璩的观点，伪古文尚书一案遂成定论。《四库提要》称赞阎若璩道：“考证之学，未知或先。”可以说，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为古典经籍的考证打通了道路。

2、胡渭

胡渭（1633-1714），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一生著书仅四种：《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洪范正论》、《大学翼真》。其中，《禹贡锥指》备受后人推重，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易图明辨》认为《易经》的河图洛书其实是道家著作。此前，具有神秘色彩的《易图》受到周濂溪、朱熹等宋儒的尊奉，但胡渭指出，宋儒据以立论的《易图》其实是华山道士陈抟所作，后辗转传到邵雍，实与《易经》无关。此说一出，破除了学术界长期的迷信，居功甚伟。

（三）吴派经学家

进入18世纪，新一辈的学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中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先是在苏州和安徽两地出现，由此形成了吴派和皖派。这些学者研究的课题已经大部分与社会问题无关，顾炎武等人一再强调的经世意识也被遗忘，但他们受过严格的经学、史学、语言学、天文学以及数学方面的训练，有着共同的学术兴趣，遂一同将这些学科的研究推向顶峰。

人们将17世纪末起源于苏州的一个汉学研究群体称为“吴派”，吴派学者致力于汉学的恢复，他们力求模仿和继承汉代经师的“家法”，大都惟汉是信，目的在于重新发掘汉学，用汉学对抗宋学。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

1、惠栋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元和人。惠氏祖孙三人皆守汉学家法，为吴派代表。惠栋的祖父惠周惕是惠氏家族中的第一个进士，他的《诗说》三卷开了此后以朴实训诂说诗的先声。《四库全书总目》将他的学术特色归结为“引据确实，树义深切”。惠栋的父亲惠士奇也深究经学，并认为汉儒研究经学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在祖父与父亲的影响下，惠栋建立了自己的治学意识，在选择汉学、贬低宋明经注上，较之父辈，有过之而无不及。惠栋及其追随者认为，与宋学相比，汉学因更接近儒家原始经籍编纂的年代，因此也较少地受到后世尤其是佛道两家学说的歪曲。他们主张从“家法“、”师法“入手，恢复贯串于汉代太学中有着明确的师承关系的经学体系，重建正统儒学。惠栋著作较多，《书目答问》所收共十一种，代表作有《易汉学》、《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等。惠栋尤其致力于《易经》的研究与校勘，力图恢复汉代经注的原貌。惠栋门下弟子及再传弟子人员众多，据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记载，有江声、余萧客、江藩、顾广圻、钮树玉、陈乔枞等著名学者。在惠栋的影响下，王鸣盛、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也将惠氏治经的方法扩大到了研究诸子与史学方面。

（四）皖派经学家

1、江永

江永（1681-1762），字慎修，安徽婺源人。皖派经学始于江永。皖派特别注重有关古音韵的文字训诂之学，江永的音韵学成就很高，是顾炎武之后的又一名家。在古韵学方面，他著有《古韵标准》，讲先秦古韵的韵部；《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讲等韵学。江永分古韵平、上、去声各十三部，入声八部，比顾炎武多了八部。并且，顾炎武入声并入阴声，而江永入声独立。相较于顾炎武、阎若璩等人，江永把古音韵学研究看作是一项纯学术研究，他将训诂学与实现理想化社会政治的目标剥离开来，从而实现了清代考据学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江氏弟子有金榜、程瑶田、戴震等人。

2、戴震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号杲溪，休宁人。戴震是乾隆年间声明显赫的大学者，洪榜为其撰《戴先生行状》，王昶作《戴东原先生墓志铭》，钱大昕撰《戴震传》，段玉裁撰《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三十岁以后，名誉鹊起。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在训诂与义理两方面都属一流学者。戴震的学术遵循“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研究路径，即由考据开出研究义理的路径。依据这一研究路径，细心地对儒家原典进行文本的诠释，以期发掘出原典背后的“义理”所在。当时，多数考据学者是为考据而考据，将考据本身当做目的，而戴震却把考据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回归原典。戴震也扩大了清人治经的范围与学科意识，强调了文字音训、天文、地理、音律、历算等不同学科在解经中的运用。余英时指出，戴震和程朱学者最大的分歧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戴震认为程朱讲“敬”太多而讲“学”太少，而在戴震看来，人的德性虽然是内在的、先天的，但却必须靠后天的知识来培养，才能得以发展和扩充。因此，余英时认为，戴震是从内部把程朱的传统进行了改造，加强了它的知识基础并削弱了它的道德成分。

戴震既是一位考据学家，又是一位思想家。他由考据以探义理，最后又重新探讨宋明儒家的命题。戴震的思想经历了从尊程朱到反程朱的转变，他早期信奉程朱，中期怀疑程朱，晚年则开始批判程朱，而在这观念转变的过程中，他也从考据学开始转向义理学。宋儒以天理为根本观念，二程以后的理学家把理看成“不生不灭”，“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朱熹也说：“理在人心，是谓之性。”戴震则反对宋儒，认为理乃条理之理，文理之理。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戴震则予以驳斥：“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天理与人欲，是相成而非相反。“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之一大贡献，就在于指出人情与理之不相违背。戴氏弟子有孔广森、王念孙、段玉裁、凌廷堪等人。

章学诚对戴震推崇备至，其《朱陆篇书后》云：“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五）乾隆时浙东史家

浙东学派之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该学派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不仅包括了经学、史学、文学等，也包括了自然科学，但以史学成就最为显著。

1、全祖望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鄞县人。全祖望曾三笺《困学纪闻》，补辑《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他于《宋元学案》有四点功绩：一是增补了黄宗羲原本所无的学案；二是提纲挈领，撰就《序录》，理清了宋元理学的发展脉络；三是修定、次定和补定黄宗羲原本；四是考订史实，可补《宋史》及黄宗羲原本不足和失误。全祖望治学重视会通，反对墨守一家，确立了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治学宗旨。他还提出躬行实践的主张，强调不能仅据其人之言而论其学，应当在实践中对其学说进行考察。

2、章学诚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人。章学诚论学最重创获，不喜以门户之见自限。当时考据风气盛行，但章学诚兴趣不在此，而在史学。他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直接颠覆了“经”所具有的崇高地位，纠正了当时轻视史学的看法。戴震作为当时的学坛领袖，曾与章学诚有过会面与交流。余英时认为，两人的会面是章学诚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戴震致力于经学训诂，而章学诚则提出了文史校雠的学术方向，认为校雠是一切学术的基础，通过校雠之学，才能厘清古今著作的源流，进而探文史的“义例”，最后由文史以明道。章学诚的重要著作有《校雠通义》与《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中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表明章学诚对目录学十分重视，将目录学提高到了学术史研究的水平。在《文史通义》中，《原道》是较为重要的篇章。从书中可看出，章学诚的学术中有一种尊崇制度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倾向，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对此多有阐发。

（六）乾隆三大史家

1、赵翼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人。赵翼长于史学，考据精赅。所著《廿二史劄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梁启超认为赵翼“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

2、王鸣盛

王鸣盛（1722-1798），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江苏嘉定人。王鸣盛之学，前期偏重经学，后期转入史学。就其著述来看，经史参半。其经学著述有《尚书后案》、《周礼军赋说》等，史学代表作为《十七史商榷》。王鸣盛治学主张务实，其治史从校勘入手。他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说：“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

3、钱大昕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竹汀，江苏嘉定人。钱大昕的《潜研堂全书》共收有著作34种，其中有3种是经学方面的著作，23种是史学著作，5种有关诸子学的著作，3种词章之作。由此可看出，钱大昕尤其致力于史学研究。当时的学者多研究经学，而对于三代以下的史学茫然无知，钱大昕反对研究经学的人常常贬低史学的做法。他精通各种学问，在史学研究中极为精熟地融合了多方面的知识，如文字、音韵、训诂、历代典章制度、官制、氏族、年代、地理沿革、金石、历法等。这种做法，避免了前人或时人对历史所作的非历史性的阐释。可以说，钱大昕为历史学发展为一种实证性的学科并扩大史料的范围铺平了道路。


四、清代朴学的学术思想

（一）学术成就

朴学的精神在考证，朴学的研究对象为经书，但到朴学极盛时期，此种精神便运用到其他学术上而为专门化的研究。兹分述之于次：

1、经书的注疏

朴学以经学为研究对象，而其最有功于经学之处，就是诸经几乎都有了新的注疏。如《书》有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的《尚书古今文注疏》、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及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如《易》有惠栋的《周易述》与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如《周礼》有孙贻让的《周礼正义》。如《诗》有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端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如《仪礼》有胡承珙的《仪礼古今疏义》与胡若犟的《仪礼正义》。如《论语》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如《尔雅》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与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如《孟子》有焦循的《孟子正义》。

2、文字学

清儒教人读书必先识字，因此许慎的《说文解字》被奉为经典。《说文》的名著，有段玉裁的《说文注》，王筠的《说文释例》、桂馥的《说文义证》以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此外研究文字学的名著，还有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及江声的《释名疏证》等书。而以极严正的训诂家法博采群书而能融会贯通的，有王念孙的《经传释词》与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

3、音韵学 

音韵学为文字学的附庸，清儒认为考证古音是诵读古书的基础，因而音韵学特别发达，如顾炎武有《音韵古音表》与《唐韵正》，戴震有《声韵考》与《声类表》，段玉裁有《六书音韵表》，姚文田有《说文声原》，严可均有《说文声类》。

4、金石学

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为清代研究金石学的最初著作。其后有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的《金石三跋》，洪颐煊的《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的《铁桥金石跋》，陈介祺的《金石文字释》，这派专以金石为考证经史的资料。另外有黄宗羲一派，则从金石以研究文史义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王芑孙、梁玉绳、郭麟、刘宝楠及冯登府等，都有著作。

5、史学

黄宗羲、万斯同为一代史学之祖，二人均为浙江人，后来的浙人如全祖望、章学诚、章炳麟等都精于治史。黄宗羲著《明儒学案》，被认为是中国学术史之始；他的《宋元学案》由其子与全祖望先后续成。万斯同以独力撰《明史稿》，为唐以后所罕见。此后，赵翼有《廿二史札记》，王鸣盛有《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有《二十一史考异》，这些书都以考证史迹、订正讹谬为主。而专门考证一史的，则有惠栋的《后汉书补注》，钱大昕的《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等。这些著作都是以经学考证之法来治史。而致力于史法的，当属章学诚的杰作《文史通义》。章学诚不斤斤于考证，并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

（二）治学精神

胡适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结为两点：一是大胆的假设，二是小心的求证。顾颉刚提出，清代汉学家的治学精神与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怀疑的精神，二是征实的精神，三是假设求实的精神。清代汉学家的朴学注重实证，其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钱大昕曾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戴震的为学宗旨也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无征不信，崇实黜虚。” 这些学者不愿意盲从外在的主观的意见，而是强调文献考证的重要性。

从实事求是的品格出发，朴学就具备了一种存疑的精神。怀疑往往是学问进展的出发点，无怀疑之精神，则难以突破前人，做出新学问。明末清初的学者方以智就主张做学问要敢于怀疑，他说：“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因前人备列以贻后人，因以起疑。”由于敢于存疑，有清一代在辨伪上颇有成就。如前所说，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胡渭作《易图明辨》，还有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都具有怀疑的精神。乾嘉学者的著述也体现了怀疑的精神。惠栋之提倡汉人经学，是疑宋人学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的考据学，也是处处疑旧说之误。

这种实事求是、敢于怀疑的治学精神对晚清民国一代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等学者的研究，都体现了清代朴学的品格。

（三）考据与义理

清代朴学重考据，可以说是继承了汉代古文经学的余脉。而朴学对后人治学的意义多在学术精神、学术方法上，而非思想上。事实上，有清一代，也并没有出现影响巨大的思想。其原因当是复杂的，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学术自身的发展都有关。因此，我们也应当看到清代朴学整体上的缺失，即不少学者片面夸大考据的作用，埋头于烦琐考据而缺乏理论思维和理论批判的能力，未能在思想上有所建树。

事实上，义理与考据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二者不可偏废。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必然建立在文献充分的基础之上，而对文献的梳理也是为了更好地求得义理。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乾隆后期，考据学这股曾经风靡学界的热浪也显示出退潮之势。学者在对先行者的总结与比较中扬长避短，由经典考证转向对义理的探求，今文经学开始崛起，出现了汉宋学术的兼采与融合，典型的例子就是始于乾嘉，而极盛于道光年间的常州学派。常州学派是对乾嘉朴学一尊东汉古文经，重视训诂名物，以字解经学风的反拨。该学派不拘门户，兼采汉宋，重在“剖经疑义”。随着这种学术导向的转变，经学研究中汉宋对立的门户偏见遂被“汉宋兼采”所替代。徐世昌《清儒学案》中说：“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者不乏其人。”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说，晚清的“汉宋兼采”也是宋明以来儒学自身发展的必然。

清代学术的发展对后人做学问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对于义理与考据，我们不应以门户自限，既不能为考据而考据，也不应空谈义理。而要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做好文献的考证，再做义理的发挥，从而建立有所创见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中华书局 2010

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 三联书店 2012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

5、刘默：《乾嘉学术十论》 三联书店 2006

6、汪学群（编）：《清代学问的门径》 中华书局 2009

7、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8、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 商务印书馆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