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之礼与外王之学

  礼在孔子那里仍然是周公之礼，到了荀子就演变成了礼法之礼。荀子将礼更加理性化，最终成为王霸的工具。孔子言礼多从人情出发，荀子则自觉的把礼作为维系秩序的工具。

  关于人性，荀子也比此前儒家代表人物更为明确，坦诚，勇敢，他在《性恶篇》中开宗明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明确提出“性恶论”，而且明确反对孟子“性善”之说。 荀子虽尊敬先圣（《仲尼》篇就是明证），但并不盲目崇拜或神秘化先圣，《荀子》一书代表了儒家理性务实的一面，这种理性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于道家、法家等诸家注重自然规律（天道）的借鉴与融合，当然也与百家争鸣晚期的学术背景有关，即学术的融合与贯通。 这种融合与理性精神使得《荀子》在古今问题上看法大不同于孔孟。孔孟的复古倾向，美化上古圣人的倾向是公认的，荀子一方面肯定上古圣贤的地位，主张尊师重道，但更明确地提出了“法后王”的观念，即荀子有历史进化论的思想因素，反对厚古薄今，而且荀子在儒家的内圣外王传统中更倾向于现实世界掌握权力的“王”  。荀子“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其中的“百王”并不局限于儒家内部的往圣先贤，这是儒家开明的一面，为后世董仲舒等人更为自觉的吸收法家，阴阳家等思想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开先河。

  关于天人关系这样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荀子从“天人之分”的视角立言。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理性的认识到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并且自觉的顺应之，但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对人的主体地位有了更加自觉的肯定，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这也体现了荀子对儒家思想中理性精神的发展以及战国晚期或者说百家争鸣晚期注重人智理性的时代精神。经过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人的主体地位比此前更为自觉，理性精神进一步剥夺了氏族社会时期遗留下来的蒙昧原始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荀子所代表的儒家一脉与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思想之所以不同，在于荀子虽然在人性本质上与法家性恶起点一致，但荀子仍然主张“礼乐修身”之道，而且仍然认同仁义观念。在礼乐中乐的问题上，荀子单独在《乐论》中系统深入全面的总结了儒家的文艺理念，从道和术两方面严密的构建了儒家的文艺理论大厦。将“乐”与个人的身心祸福及天下治乱连为一体。

    与《孟子》重情感的行文相比，《荀子》更重逻辑，主智，富于理性精神。这也体现出孟子“孔门仁学”一脉中重人情与荀子一脉重礼法的不同。

    此外，从先秦学术发展趋势的角度看，从孔子及此前的六艺之学到诸子之学可以看做学术由合而分的过程，同时荀子对于法家、道家等思想的融合也可以看出战国晚期学术由分而合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一贯的是在天人关系上人的主体地位的不断提高与理性精神的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