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儒家学术思想简论

刘雪英 2120161366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我国思想之源头。儒家皆尊师孔子，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政治、伦理、教育等多个方面。孟子全面继承并发展孔子思想，将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仁政学说和王道思想。

一、孔孟儒家基本思想概说

    孔子之道，具于六经。按吕思勉先生所论，《诗》、《书》、《礼》、《乐》为大学设教之旧科，儒家以是为教化之教。《诗》与政治及相关 ，闻辞知意，观风俗善恶、政教得失。《书》中《周书•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为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肇始。《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乃生活之法式”。《乐》主要思想保存在《礼记•乐记》中，其宗旨为“乐以化民，及以礼乐陶淑身心”。《易》说明宇宙间万事万物变化之规律。《春秋》通过对历史的描述和评判，定人事之准绳，明治乱之原理，《易》与《春秋》言性与天道，二者互为表里，为孔门精义所在。除六经外，孔子思想主要见于《论语》。他在政治上有感于礼崩乐坏的现实，希望能够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并将“仁”提到了很

高的高度。

    首先是政治方面。孔子提倡德治，认为欲建立安定有序的政治格局，须凭借道德为旨归的教化力量，《论语•为政》载孔子言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星拱之”。又提倡“先富而后教”，《论语•子路》载孔子言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解决百姓最为基础的安身立命之本，才能为仁政提供物质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依据。以及在君臣关系上提出“尊君抑臣”的主张。

    其次是伦理方面。立身之道为中庸。以“仁”为核心，孔子提出了“义”、“ 礼”、 “孝”、 “悌”、“忠”、“信”、“宽”、“敏”、“恭”、“勇”等道德规范。比如，重义轻利，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又如恪守孝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第三是教育方面。孔子授徒讲学，是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倡“有教无类”，打破等级界限；提倡“因材施教”，使人尽其才皆有所用等等。

    孟子全面继承并发展孔子思想，形成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仁政学说和王道思想。其政治学说可概括为：（一）民为国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之说（《孟子•尽心下》）。重视“制民之产”。《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梁惠王》多处提及的保民、养民、与民同乐之说等等。（二）仁政：由孔子“德治”发展而来，仁政的关键是执政者的仁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三）人生观、人身修养：性善论、严义利之辨、 “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孟子•告子下》）、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等等。

二、孔孟儒家学术思想简述

    我国先秦时之学术并非独立于思想而存在，从后世思考的家度来看，孔孟儒家思想所涉学术部分可约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思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孔子之道，具于六经。六经乃先王旧典，孔子因以设教。譬如孔门学《诗》，必于诗义洽熟于心，日后读古书、论古人古事，都要与诗义相触发。  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论》）。可知，孔子以《诗》行教化，脱离诗本身对诗义进行层层解析，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吕思勉先生《先秦学术概论》云：“今本《韩诗外传》，有元至正十五年钱惟善序云：断章取义，有合于孔门商赐言诗之旨。”这种“断章取义”之举对当时行教化、复周礼有着积极的作用，然其弊端也是不可忽略的，又有“兴观群怨”之说，亦明显体现出孔子以《诗》行教化之学术思想。《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朱熹注为“感发志意”，即诗的感发、陶冶之用；“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为“考见得失”，即诗的采风观政之用；“群”，孔安国注为“群居相切磋”，即诗之使民众砥砺切磋，共进修养之用；“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即诗之讽刺之用。

    其次，孔子思想具有“好古”倾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通过观照尧、舜、禹、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深入探讨古之礼乐文化，从中汲取为自身所处时代的演进有所助益的养分，这也是孔子编纂“六经”的主要依据。好古本为人类通性，中国人因为受儒家的影响，好古性质尤为发达。这种源自儒家的尊古倾向之影响也是利弊并存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遵古，认为古书价值更大，这利于古代典籍的保存与流传，利于历史的延续。然而也造成了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伪书现象大量存在，古籍卷轶浩繁，真伪难辨，辨别古书之学应运而起。 好古的风气虽是主要受到儒家的影响，但是在尊古的过程中，亦酝酿着新变，欲新变往往托之于古，深刻的影响了我国的学术及思想。

三、孔孟儒家学术思想与古文史研究之关系

    先秦诸子对于古文史之影响可从创作层面和文学观念层面来考量。

    一是创作层面，就孔孟儒家来看，一些经典著作本身就带所有很强的文学性，譬如《孟子》雄辩的风格，引类譬喻手法的运用等等。

    二是文学观念层面，先秦时期，文学尚未自觉，其实未有文学观念，随着后世人认知的转变，孔孟经典中许多本身并非是文学观念的东西在今日却可以看做是文学观念了。譬如《尚书》中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的“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 知言养气”说等这些具体的具有文艺理论性质的语句。总的来看，孔孟儒家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砥砺。它将儒生积极进取、关注现实的精神灌注于文人，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以温柔敦厚的情怀与中和之美的眼光来创作文学、评判文学，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

    从事古文史研究，不可能脱离先秦诸子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后世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无不受其抚育滋养，后世学术发展也皆是从此时开始奠定。



参考书目：

[1]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

[3]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

[4] 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