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翃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内蕴


摘要：韩翃与柳氏的故事出自唐传奇小说《柳氏传》，即著名的“章台柳”故事，讲述了诗人韩翃与柳氏的爱情故事，在后世曾多次被改编成话本小说、杂剧、传奇等多种文学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代乔吉的杂剧《金钱记》和明人梅鼎祚的《玉合记》：这两部戏曲对柳氏故事的改编很有特点，前者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的印记，是元代市井文化的产物；而后者则将市民故事雅化，并带有作者自况的色彩，还突出了故事中的政治斗争。

关键词：韩翃 柳氏传 金钱记 玉合记

一、韩翃故事的文本梳理
    唐代诗人韩翃，《旧唐书》无传，《新唐书•文艺下》于《卢纶传》后附有寥寥数语：“翃，字君平，南阳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罢，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复辟之。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时有两韩翃，其一为刺史，宰相请孰与，德宗曰：‘与诗人韩翃。’终中书舍人”。[1](P5785-5786)记载皆甚为简略。韩翃的诗笔法轻巧，写景别致，他的诗歌在当时传诵很广泛，有《韩君平诗集》。
    历史对韩翃记载甚少，唐代许尧佐传奇小说《柳氏传》讲述了韩翃在滞留长安期间与柳氏的爱情故事，流传很广，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故事里补充了大量的中晚唐社会动乱的真实记载，既包含了诗人才子与美丽歌姬的浪漫元素，也承载了《章台柳》诗蕴含的伤感别离，因此“章台柳”故事中的男主人公韩翃代替了历史中真实的诗人，唐后历代都曾有文人记述或改编过韩翃与柳氏故事，利用多种文体重新书写了的关于韩翃与柳氏的故事（具体作品详见下表）。由此，“章台柳”的故事得以深入人心，京剧舞台上至今仍有传统剧目《章台柳》。唐代“章台柳”故事主要表现的是歌姬柳氏和侠士许俊，韩翃的形象比较肤浅，宋代有的话本小说甚至替换了男主人公，取而代之的是诗性才气的苏轼，但纵观历代“章台柳”故事可以看出，相比于柳氏的形象，韩翃形象的流变更加复杂，更具有时代特色，通过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挖掘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时间 文献及其出处 存佚情况 文体
唐 许尧佐《柳氏传》，见于《太平广记》卷四八五 存 唐传奇
  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 存 唐传奇
宋 《章台柳》（见《醉翁谈录•甲集卷一》） 佚 话本小说
  《绿窗新话•沙咤利夺韩翃妻》 存 话本小说
金 《杨柳枝》（见《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 佚 院本
宋元间 《韩翃章台柳》（见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 存佚曲六支 南戏
元 钟嗣成《寄情韩翃章台柳》（见于《录鬼簿续编•钟嗣成》） 佚 杂剧
  石君宝《柳眉儿金钱记》或《李太白匹配金钱记》（见于《录鬼簿•石君宝》） 佚 杂剧
  乔吉《李太白匹配金钱记》 存 杂剧
明 张国筹《章台柳》 佚 杂剧
  梅鼎祚《玉合记》 存 传奇
  张四维《章台柳》（见《客座赘语》） 佚 传奇
  吴大震《练囊记》（见《曲品》） 佚 传奇
  吴鹏《金鱼记》（见《曲品》） 佚 传奇
清 醉月楼刊小说《章台柳》 存 章回小说
民国 胡无闷《章台柳》 存 传奇
注：《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有话本小说《苏长公章台柳传》，故事以苏轼代替韩翃，属于“章台柳”故事流变系列，而非“韩翃”故事流变，故不列入。


二、唐代传奇小说中的韩翃
    韩翃与柳氏的爱情故事最早见于唐代许尧佐的创奇小说《柳氏传》，后收入《太平广记》。韩翃滞留长安期间与李生相友善，李之爱姬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2](P3995)，柳氏慕翃之才，甚属意焉。李生成人之美，慷慨将柳氏赠予韩翃，并资助三十万玉成二人婚事。次年，韩翃登第，柳氏劝其荣归省亲，只得暂将柳氏留在长安。适逢安史之乱，两京沦陷。柳氏为避兵乱自剪长发，寄居法灵寺。此时，韩翃已被淄州节度使侯希逸辟为书记。及肃宗收复长安，韩翃便派遣使人密访柳氏，携去一囊碎金并写了这首《章台柳》赠之。柳氏捧金呜咽，答赠了这首《杨柳枝》。尚未重逢，柳氏又遭番将沙吒利劫以归第，宠之专房。直至韩翃随希逸入觐京师，乃知其事。两人路上偶见，柳氏于车内相约韩翃在道政里门相见，韩翃如约而至，柳氏赠之玉合后诀别。侠士许俊得知此事，愿相助韩翃夺回柳氏，事后惹祸上身，侯希逸上奏事实，肃宗乃下诏断柳氏归韩翃，夫妻终得破镜重圆。
唐代还有孟棨在《本事诗》中记载了这个故事，但两者稍有不同。与许尧佐相比，孟棨虽距离韩翃时代更晚，但《本事诗》更偏重诗人生平纪实，所记事件基本吻合《新唐书》中关于韩翃的记述，而《柳氏传》故事情节更加跌宕，更具传奇小说的性质。这可以从两处细节上看出来：首先，两个故事中韩翃认识柳氏时的身份不同,《柳氏传》中的韩翃在于柳氏相识之前只是一个贫困潦倒、羁滞长安的落魄书生；而《本事诗》中的韩翃“少负才名，天宝末，举进士。孤贞静默，所与游皆当时名士”[3](P10)。其次，两个故事中韩翃和柳氏第一次分别的原因不同，《柳氏传》中韩翃在柳氏的资助下衣锦归乡，导致二人分离:“礼部侍郎杨度擢翊（韩翃）上第，屏居间岁。柳氏谓翊（韩翃）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宜以濯浣之贱，稽采兰之美乎？且用器资物，足以待君之来也。’翊（韩翃）于是省家于清池” [2](P3995-3996)；而《本事诗》中，韩翃因公事变迁为照顾柳氏安全而与她分离:“淄青节度侯希逸奏（韩翃）为从事。以世方扰，不敢以柳自随”，遂“置之（柳氏）都下”[3](P10)。与《本事诗》相比，《柳氏传》中的韩翃落迫而虚荣，胆怯而懦弱。
此外，从书写侧重上看，《本事诗》完全以韩翃为主人公，笔调偏向客观陈述，不带情感寄托，而《柳氏传》作者行文的侧重在于标举柳氏和许俊二人，而非韩翃。小说结尾云：“向使柳氏以色选，则当熊、辞辇之诚可继；许俊以才举，则曹沫、渑池之功可建。”[2](P3997)作者认为柳氏既有美丽的容貌，又有可以与冯婕妤、班婕妤相媲美的贤德，若入宫为妃定能名留青史；而许俊以侠义为才，若被重用，定会像曹沫、蔺相如那样为国家立功。《柳氏传》通过描写柳氏对韩翃的赏识和资助凸显了柳氏的慧眼和勇气，与红拂慧眼识李靖、崔莺莺主动追求张生及李娃资助荥阳生等唐传奇故事呼应，构成了唐传奇故事中一群独特的女性群像。而许俊与韩翃萍水相逢却可以拔刀相助，又可类比虬髯客、《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无双传》中的古押衙等侠客豪士群像。柳氏与许俊所代表的两类人，是唐代传奇小说中的两种突出形象，反应了唐代崇侠崇义的社会风气，而《柳氏传》中的韩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张生、荥阳生等小说人物都是这类书生的典型形象。在故事中，韩翃始终是被动的，柳氏芳心暗许后，李生大方地将柳氏配给韩翃，并给予资助；柳氏劝其省亲，他便接纳了柳氏的建议和金钱；失去柳氏后，他虽曾寄诗寻人，但“至京师，已失柳氏之所”，只能“叹想不已”；得知柳氏被沙咤利所夺，并没有勇气夺回所爱，只能挥别香车，“目断意迷，失于惊尘”；最后完全依凭义士许俊和侯希逸的帮助得以团聚。在这个悲欢离合的过程之中，韩翃除了寄诗言情，并未做出任何主动争取的行动，完全是一个任人支配、懦弱胆怯的形象。


二、元明戏曲中的韩翃
    《绿窗新话》所载的话本小说《沙咤利夺韩翃妻》，基本依照许尧佐的《柳氏传》，人物形象与唐传奇小说中相似，细节上删减甚多，所以不予以研究。虽然大部分金元期间关于“章台柳”的戏曲也已不存，或仅存下只言片曲，但流传下来的元代乔吉的杂剧《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和明代梅鼎祚的《玉合记》对原故事的继承和改变都很有时代特征，是韩翃形象流变的重要环节。
    （一）《金钱记》中的韩翃
    至元代，乔吉的杂剧《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对柳氏和韩翃的故事进行了彻底的改编，甚至可以说，除了借用了《柳氏传》中的人物姓名，《金钱记》在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情感基调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改写。首先看一下除韩翃外，其他人物形象的变化：《柳氏传》中的柳氏本为地位低贱的歌妓，“章台”指汉代长安章台街，唐代用这一词代指歌妓之所，因此韩翃在与柳氏分隔两地时写下著名的《章台柳•寄柳氏》，而《金钱记》中的女主角是府尹之女柳眉，性格羞涩且安分，与《柳氏传》中自荐枕席、敢爱敢恨的柳氏大不相同；第二，史载韩翃多与名士交往，因此《金钱记》中的韩翃与当时的大名人贺知章、李白相交，并在仕途和婚姻两方面得到二人的帮助，而非《柳氏传》中的侠义却莽撞的许俊；第三，《金钱记》还从一些细节上将故事更加世俗化，《柳氏传》中二人以“香合玉膏”定情，这两件物品不仅雅致，而且符合柳氏出身风尘的人物定位，这也是唐人常用的定情信物，如《长恨歌》中唐明环赠杨玉环的信物为“金钗钿合”，《金钱记》中二人的定情信物是五十文“圣人”所赐的开元天宝金钱，这带有浓重市井气质的信物既彰显了府尹的社会地位，也抬高了女主人公的尊贵身份； 此外，《金钱记》改变了《柳氏传》悲剧、凄美的情感基调，整体上看是一部欢乐、积极的喜剧作品，这符合元人杂剧的通俗、大众化的整体特点。
《柳氏传》重点塑造了柳氏和许俊二人，其中的韩翃并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是被动而懦弱的，但《金钱记》对男主人公做出了一番新塑造，是一个崭新的、带有元代特色的书生形象。
    在《金钱记》里，韩翃对待爱情的态度是非常主动的，《柳氏传》中是柳氏向韩翃自荐枕席，但在《金钱记》中是韩翃披荆斩棘、坚持不懈地追求一见倾心的柳眉。为此，他抛弃了传统读书人对功名和地位的追求，尽管他才华出众，有状元之才，自称“我怕没经人纬地才，拿云握雾手。稳情取步入蟾宫，跳过龙门，占下鳌头”[4](《金钱记》P9)，他深被当时的名士贺知章所重视——“此人比众不同，腹隐司马之才，心似祢衡之傲，内心刚烈，外貌欠恭”[4](《金钱记》P6)。但却因柳眉儿抑郁难解，甚至愿意为她放弃功名“我愁的是花发东墙，月暗西即，云迷楚蚰。我若见小姐一面呵，便不做那状元郎，我可也不曾眉皱”[4](《金钱记》P9)。因此，他愿意自贱身份为教书先生，只为了能更加亲近柳媚儿，王府尹知他才华后想请他做府内“门官”，贺知章只道他定不肯，但他却正称心愿，视之为荣升高迁：“谢你个贺知章举贤的这荐贤，便是这韩飞卿荣迁也那骤迁。你着我在桃源洞收拾些学课钱。着宋玉为师范，巫娥女做生员，小生也乐然。……也不用龙蛇影动端溪砚，我则待燕莺期称于飞愿。谁待要顽涎醉倒琼林宴，我则怕鸳鸯不锁黄金殿。则被你称了心也么哥，则被你称了心也么哥，煞强似占鳌头稳步瀛洲选”。[4](《金钱记》P6)
此外，许尧佐笔下的韩翃虽深情却很理智，但乔吉笔下的韩翃自信而洒脱、鲁莽而可爱，是一个典型的喜剧形象，因这种性格而产生的行为非常具有舞台表现力，是一个特性鲜明的舞台主角。因为痴情，他莽莽撞撞地闯进王府，两次险些被王府吊打，这完全不同于《柳氏传》中那个只敢暗自埋怨、一心明哲保身的男主人公，也不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形象，而是一个完全陷入爱情的年轻人，他无所畏惧地追求爱情，他的一腹痴情使全剧充满了现实的人情味。
  （二）《玉合记》中的韩翃
    同为戏曲作品，明代梅鼎祚的传奇《玉合记》较《金钱记》也有很大的变化。总体上看，《玉合记》更努力地向唐传奇《柳氏传》回归，而从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上看，似乎看不到《金钱记》对它的影响。这既与作者仕官、文人的身份相关，也与明代戏曲受众成分的改变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玉合记》之后的“章台柳”故事基本以《玉合记》中的情节为基准，不再做出改编，如醉月楼刊章回小说《章台柳》和胡无闷的小说《章台柳》，所以本文不再对这两部小说进行复述。
先看一下除韩翃的形象外，《玉合记》中其他几处关键的改编。首先，故事的女主人公仍为柳氏，但她的出身并非李生的“宠姬”，而是“李王孙的侍年之妾”，且在后面的情节中多次强调柳氏尚未入嫁李王孙，也未失身沙咤利，这种写法使柳氏有了玉洁之身，明传奇中多强调女主角的“少女之身”，这是一种文化背景的映射。其次，在以往的“章台柳”故事中，李王孙（李生）的形象都是比较模糊的，但《玉合记》中浓墨重彩地设计了一个曾家财万贯、身居高位的李王孙，但他被排挤后看破红尘，前往华山寻仙问道，可是在柳氏和韩翃有危险后又出山相助，最后得到朝廷的褒奖和奖励，是一个难离红尘、充满矛盾的仕人形象，这里的李王孙不仅很有明代文人的特色，也与作者自身的经历相似，有作者自况的意味。最后，《玉合记》敷演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作者格外补充了《柳氏传》所缺乏的时代背景，加入了朝廷忠奸斗争的情节，加入了李隆基、杨玉环、高力士、安禄山等符合事实的形象，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线之后又补充了一条安史之乱的副线，并且丰富了侯希逸和许俊的形象，将二人塑造成忠贞爱国的军人形象，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借安史之乱隐喻当时朝廷忠奸斗争的倾向，这也是明代传奇的一个特点之一。
总的来看，梅鼎祚的创作是完全以《柳氏传》为底本的，他是对原著的补充和扩展，但与以上这些改变相比，作者对韩翃形象的重塑是比较简单的。从人物特点上看，《金钱记》重视韩翃对爱情的痴狂和疯癫，并没有重视韩翃历史上真实的诗人身份，而《玉合记》格外突出了男主人的才华和能力。首先，《柳氏传》中只言韩翃“昌黎韩翃有诗名，性颇落托，羁滞贫甚”，《玉合记》中韩翃出场时自叙身家：“小生姓韩，名翃。字君平。本贯邓州南阳人也。棨戟门墙，何止朱轮十乘；诗书户牖，真看缥帙千函。自家穆穆天成，轩轩霞举。幼叨文笔，抉二酉之珍藏；长学阴符，占六庚之害气”[5](《玉合记》P2)，不仅出身书香门第，还学有所长，精通多项。其次，由于《玉合记》增加了时事、军政的情节，所以戏中也展现了韩翃的军事才能和爱国情怀，侯希逸打算招他入营时，曾对许俊赞扬韩翃：“闻得金部员外韩君平，文武兼资，才力俱壮，遣人去长安把禄山反状奏闻，就辟他为书记”[5](《玉合记》P53)。之后，他作为参军，考虑周全，在战场中建立奇功，在《奏凯》一出中侯希逸感叹：“河阳之役，予有微功，皆由参军指训”[5](《玉合记》P96)。这几处都借他人之口肯定了韩翃的个人能力。
与《柳氏传》相比，《玉合记》更强调描写韩翃的才华和能力，但在爱情方面，《玉合记》中的韩翃远没有《金钱记》中的韩君平那么执着和疯狂，这里的韩翃更有着唐传奇中男主人公的懦弱和被动，他在章台对柳氏一见倾心，但当他得知柳氏时“李王孙柳姬”之时感叹道：“如此小生枉劳心了”，随后感叹“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我韩君平从来慷慨，不曾凄凉，怎说出这般话来。想我的平生，风流出众，才气无双，管讨取一个倾城，片言入彀，到如今孤身久客，四海空囊。有赋声金，未许看花立杖；其人如玉，空教掷盈车。当此春景融合，不奈乡心迢递。正是自在花飞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5](《玉合记》P30-31)这段心声虽然反应出他对柳氏的钟情和深恋，但也展现了一个自怨自艾、不敢争取的男主人公形象。在得知柳氏深陷沙府后，他“心摇魂断，痛不欲生”，但没有有所作为，夫妇二次见面后，他畏惧权势，并不敢给柳氏任何承诺和帮助，这些都暴露出了书生的懦弱和胆怯。此外，与《柳氏传》中的孤傲不同，这里的韩翃也有几分轻浮和率真，比如韩翃初见柳氏的贴身侍婢轻娥时，展现出油嘴滑舌的一面：“小娘子就是王母使者了，……小娘子,岂不闻靑靑子衿,悠悠我心。”[5](《玉合记》P16)又如《言祖》中柳氏告诫他“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已濯泥之贱，稽采兰之美乎”，得到的答复却是“春光殫客，难教秋气将归”[5](《玉合记》P56)，
    通观全剧，可以看出韩翃是一个善良，钟情且才华横溢的青年儒生形象，他在戏剧情节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个性表现，时而轻浮，时而冷静，或喜或悲，富有变化。但在他与柳氏相关的爱情情节中，也显出了书生所固有的弱点，暴露出令人遗憾的软弱性。在爱情上，他似乎并不如柳氏更加果断、坚决，和唐传奇《柳氏传》一样，作者似乎更在意其“才”而非其“情”，所以没能在“情深”的特点上给予更多的笔墨，使这个人物形象显得苍白且单薄。所以，《玉合记》虽然有了更完整的叙事和更宏大的结构，但在人物塑造上相较于《金钱记》还是稍逊一筹。

三、韩翃形象流变中蕴含的文化意蕴
    唐传奇中，《柳氏传》中的韩翃与同时代《莺莺传》中的张生一样，是唐代典型的书生形象。他是个遵守封建等级、将追求功名置于爱情之上的传统儒士。当李生要将柳氏送给他时，他当即推辞，认为君子岂可夺人所好；中举之后，又听从柳氏的建议，抛下柳氏回乡省亲，这种衣锦回乡、光宗耀祖的理想也是传统文人追求之一；然后，又为了追求功名，抛下柳氏多年，柳氏为人所劫，韩翃伤心至极却并没有所行动，与保卫爱情相比，他更害怕得罪权贵。由此可以看出，在这段感情关系中，与柳氏对韩翃付出了钱财和身心，并在他身上寄托了美好的爱情理想，但在韩翃心中，柳氏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功名利禄和自身的性命安危。
    至乔吉的《金钱记》中，韩翃的形象大为转变，作者吸收了历代同类题材作品中的养料，更吸收了市民文化中重视爱情胜于功与名、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塑造出一个勇敢、痴情、狂放的新韩翃形象。韩翃的种种所为，被封建卫道士王府尹视作“乱作胡为”、“无廉耻”，被正统文人贺知章视作“贪恋酒色”、“不肯求进”，但在作者乔吉看来，韩翃却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书生形象，因而在剧的结尾，给他一个高中状元、奉旨成婚的美满结局，这是对韩翃主张自由婚姻、将爱情置于功名之上的思想的肯定。乔吉笔下的韩翃与同时代《西厢记》中的张生是很相似的，他们都继承了传统文人的才学和志向，但同时又蕴含着有元代市民追求婚姻自由的思想，是元代新文化形象的代表。从作者的角度看，乔吉是一个市民化的下层文人，终身未仕，穷困潦倒，他常年浪迹江湖，沉醉于市井青楼，散曲中有大量赠姬之作。他的杂剧题材以言情为主，体现了市民文学重视日常，重视人情味的审美趣味。乔吉现存的三部杂剧——《扬州梦》、《金钱记》、《两世姻缘》都是描写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言情剧，是市民喜闻乐见的题材。乔吉既然是这样一位具有市民的思想情趣的作家，又长期生活在南方，因此他能吸收话本、地方戏的创作经验，创造出具有市民思想意识的崭新韩翃形象。此外，他还有以剧中人自况的倾向，乔吉现存的三个剧作的男主角分别是韩翃(《金钱记》) 、杜牧 (《扬州梦》)、韦皋 (《两世姻缘》) ，这三个人都是唐人，均以文才出众和风流多情而著称。乔吉很欣赏这三个古人，往往用以自比。他的散曲《〔双调〕折桂令•会州判文从周自维扬来道楚仪李氏意》云:“文章杜牧风流，……老我江湖，少年谈笑，薄幸名留。”[6]( P601)即以杜牧自况。可见，他杂剧中韩翃等风流才子的形象，实际上即是他自己的形象，更可以说是他理想中的自己。
    至明代《玉合记》中的韩翃身上脱去了元杂剧中痴傻、憨厚的特色，他与《牡丹亭》中的柳梦梅比较相近，人物特色并不鲜明，从一个市井文人回归为一个谦谦儒生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又与《柳氏传》中的韩翃有所区别。在唐传奇中，婚姻爱情与仕宦前途是最无法调和的矛盾，因为大多数爱情的发展，都与唐代的门第观念不相符合，为了前途，文人不得不抛弃“爱情”，从而追求“仕宦”所带来的完美，最具代表性的如《莺莺传》和《霍小玉传》。在《莺莺传》中，张生变心之后，并无悔过之意，却辩解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认为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霍小传》中，霍小玉也感叹“妾本倡家，自知非匹”，只愿与李益八年夫妻，而后让其去挑选名门望族，自己遁入空门。唐传奇的创作不仅展现出了受害者一方的通情达理，也借路人之口称赞“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于补过”，由此可见唐人小说是直面这种矛盾的，牺牲掉“爱情”来坚持“仕宦”，不仅证明“始乱终弃”为当时社会所包容，也反映出了在上层士大夫文学影响下的文人对前途地位的追捧和对唐代社会女子地位的无视。
    到了明代传奇，“爱情”与“仕宦”的冲突已经逐渐消失殆尽，才子们通过偶然间的才华展示以及进京考试高中三甲來荣登富贵，对于爱情来说，这是对“郎才女貌”封建标准的的锦上添花，对于婚姻，“才”即意味着功名富贵，是文人追求名门妾姬的敲门砖。同时唐传奇中的“负心”观念也已经在这里找寻不到了，作品中经常凸显那种为实现婚姻自主而向封建思想和权势挑战的精神，在患难之时通过反复强调对待爱情的专一和忠诚这一观点，大难临头却不离不弃，历尽磨难而矢志不渝，这些铺垫也将最终爱情的圆满表现得更加自然。这种爱情观念的转变，正是由唐至明在社会发展上的进步。相比唐代，明代文人地位降低，“始乱终弃”这种社会观念已经无法继续再存在了。“爱情”与“仕宦”的完美，是作者以及整个社会形势下的文人的一种理想，是由于地位降低和生活療倒所产生的一种美好愿望。他们以唐传奇为创作原型，是对唐宋文人所有过的优越地位的羡慕，作品中男女双方忠诚的体现，对于时代而言，并不是那些曾经忠于爱情而反抗世俗的女性的需要，而是变成了这个时代中由于地位低下变得软弱的儒生们的需要了。汤显祖的《紫钗记》和梅鼎作的《玉合记》，都极具代表性的反映了上述的这些观念。在《柳氏传》中，柳氏本为李王孙幸姬，两人的互相吸引，完全是出于封建社会郎才女貌的标准，“才”意味着功名富贵，“貌“意味着赏玩价值，在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等价交换规律起作用的唐代社会中，这是有其庸俗的一面的。李王孙因重韩翃，当其得知后在酒席间直接将柳氏赠送与韩翃，可见当时女子地位的低贱。《玉合记》的改编在于将二人的婚姻建立在真挚感情之上，李王孙成全二人之时也非将柳氏以物相赠，而是重在考验二人感情，这些改变是对专一爱情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女性地位提高的肯定。
明代传奇作家进行的种种改编创作，使作品本身超越了两个朝代的社会现实，也表达了作家们以真情突破理学束缚的思想。通过剧情的改变和部分人物的重新塑造，剧作家们在展现文人穷困失意的同时，也为他们创造了“爱情”、“仕宦”两者可以兼得的结局，这种臆想的创作也将作者本身悲愤、失望、感伤等各种复杂心理寄寓其中的。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1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10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唐）孟棨等撰.本事诗 续本事诗 本事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明）臧懋循编.元曲选（第1册）[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58.
[5].（明）毛晋编.六十种曲（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Text Evolution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Han Hong’s Story
WANG Shi-yao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China)

Abstract：Han Hong and Liu's story has came from The Biography of Liu Shi, tells the story of the poet Han Hong and Liu's love story, in the later has been adapted into novels, drama and other literary forms, legend. The Story about a Gold Coin and The Story of the Jade Box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e two opera adaptation of Liu's story are very characteristic, the public culture distinctive mark of the former which is a product of Yuan Dynasty pop culture; the latter has made the story more elegant and also has highlighte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e story.
Key words：Han Hong; the Biography of Liu Shi; The Story about a Gold Coin; The Story of the Jade 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