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史子集四部作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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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张3 回复数：0 浏览数：10091 最后更新：2017/2/19 22:12:11 by rain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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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3 发表于 2017/2/19 20: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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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子集四部作业 经部： 考察《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以下简称《汉志》《隋志》《总目》）中经部文献的著录情况。其基本数据是： 《汉志》六艺略收书103家，3123篇，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 《隋志》经部收书627部，5371卷，加上亡书为为950部，7290卷，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十类。 《总目》经部收书690部，10230卷，存目1070部，10145卷，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 可以看出，经部文献的著录分类基本是稳定的（虽然有细微变化），其数量不断增加，是因为经部地位崇高神圣，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不断增多。 以下做一点对类目的分析。 首先说名称。“六艺略”即经部的意思。“六艺”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此后也指六经（即五经+乐经），《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引其父司马谈之言：“夫儒者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六艺、六艺经传，即经学的简称。值得探讨的是，六艺略跟经部的关系究竟如何。经学之名从后世来看很神圣，被认为是常到、经典的意思。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仅指出其古字为“巠”。形声。从糸，表示与线丝有关,巠声。本义是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可以看出，至少东汉还没有给经学附会上神圣的外衣。经学、经字的神圣化与其意识形态化密切相关。《汉志》的时代，六艺、六经是等价的。六艺略说：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就是艺、经等价的意思。 对此，有人认为经部“从无到有”，是不精确的。从文字上讲，确实《汉志》没有“经部”，到以后才产生。但是，“六艺略”与“经部”的内涵是一样的。如果单纯从字面上分析，那么“诸子略”也不是“子部”了。“瓶”不同，但装的“酒”一样。但是，正如老师尖锐指出的那样，这个时代经学还不够昌盛，因此六艺的叫法代表了汉人特别是汉儒缺乏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和意识形态建设直到隋志才正式完成。《隋志》经部收书627部，5371卷，加上亡书为为950部，7290卷，《总目》经部收书690部，10230卷，存目1070部，10145卷，真是远远超过汉代的经学发展了。但是，《汉志》将“六艺”列于第一位，体现了期地位还是最高的。标志着经学在古代学术术史上的正统地位，贯穿在整个古典学术史中。到《总目》那就是“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可谓把经部的地位推到极致了。 然后说类别。 首先分析类别变化的几个情况。 《隋志》比《汉志》多一类，是谶纬。谶纬，是图谶和纬书的意思。谶纬在两汉经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汉志》以前就大量出现，但《汉志》不著录。《隋志》著录亡书有《刘向谶》一卷，刘向是熟悉谶纬的。之所以没有著录，是因为刘向校书仅针对“秘书”，班固《汉志》也延续了这一惯例。而谶纬类书籍并不藏于秘府，是由太史负责管理的。俞正燮《纬书论》认为“纬在太史，不在秘书……盖博士与史官，官与书皆不相涉。司马迁《报任安书》言：“其先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汉旧仪》言：“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太史别有天人书。”《艺文》有《太一》以下及《海中占》，而无《甘石星经》。《甘石》书，《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皆引之，唐开元时犹存。又《汉志》：天文二十家，有《图书秘记》十七篇。盖采纬文、其它纬及甘、石不入志者，以在史官之故，且文字时时增续不定，非秘阁所雠校”，说的非常清楚了。也有人认为《汉志》本来就未能遍录天下书籍，遗漏很正常，也有道理。而《隋志》时期及其以前，谶纬类书并未单独存放，因此也就得到著录。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目录学反映学术面貌的时间差。目录学的著录来自于人们的著述，而某种思想若形成大量的著述，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才能完成。因此，思想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著作不多，所以目录学未必能够显示。到思想完成乃至衰亡的时候，才能在目录学中明显地看出痕迹。谶纬类的设置，以及《两唐书志》的沿袭，正代表了这个情况。 《总目》没有谶纬，有几个原因：第一，《隋志》著录的谶纬基本都亡佚了，不足以成类，也没传世的书。第二，《总目》只著录官方认为优秀的典籍，其产生的背景是朴学，反对谶纬诞妄，当然不会著录。总之，目录学是因书立类，没有相关的书，也就没有类。 《总目》比《汉志》、《隋志》多五经总义类。又论语类变成了四书类。以下分析其原因。 五经总义类的出现比较晚，其渊源是《经义考》的群经类。《总目》指出：“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五经总义类的著作出现较早，且《隋志》将这类书著录了许多，并附在《论语》类后面。但长期没有得到单独立类。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之前的目录学家认为这类著作没有独立性，数量也不够多因此不必立类。将其附于不重要的类目后面，是一种变通的权宜之计。这在目录学中很常见。《总目》认为，《隋志》虽然没有明确立类，但是实际上有这样的意图，因为“《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又说： 考《隋志》於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於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 馆臣的意思是，五经总义不是《总目》的发明，也不单纯是“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而是沿袭发展《隋志》而来。其间的联系是紧密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汉志》将这些内容著录在《孝经》末，《隋志》著录在《论语》末，总之都是经部的最后，也有着总括、总结的意味在其中。《总目》的五经总义类是在五经之后，表示总括的是五经而不包括其他，这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提出五经总义，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此前学术注重家法，学者只通一经。后来为了科举考试，学者应该通群经，所以需要五经总义的著作。 馆臣在五经总义序中又说：“ 《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这个说法就不够清晰，容易导致误解。意思是说，五经总义类也收入了涉及四书、孝经的工作。这与古人经目观念的演化有关系。如《七经小传》·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提要说： 宋刘敞撰。敞有《春秋传》，已著录。是编乃其杂论经义之语。其曰“七经”者，一《尚书》，二《毛诗》，三《周礼》，四《仪礼》，五《礼记》，六《公羊传》，七《论语》也。 宋人有“七经”的观念，包括《论语》，当然也包括了《大学》《中庸》。书成于四书体系成立之前，所以不可能区分五经和四书，而是合并来研究。既然收录，不可能将一部书拆开成为两部，也不可能随便就删节《论语》相关的内容，因此只好略微放宽标准而收录。类似的情况还有 △《程氏经说》·七卷（通行本） “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经语也。《书录解题》谓之《河南经说》，称《系辞》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 ” 又如 《十一经问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提要 ： 旧本题“何异孙撰”，不著时代。考其第二卷中论《孟子》彻法、助法，称大元官制承宋职田，则当为元人。第一卷中论《论语》“暮春者”，称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学讲此一章。稼村为王义山之号。义山，宋景定中进士，入元官江西儒学提举。异孙及见其讲经，则当在元初。故论《孟子》“恒心”、“恒产”一条，谓老儒犹读“恒”为“常”，避宋真宗讳，今当读“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证也。所说凡《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十一经。其叙次先後，颇无伦理；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为杜撰：皆颇不可解。 馆臣对这种分类的批评居多，但既然承认了本书的价值而予以收录，就只好承认其不规范的分类方式。 论语类变成四书类，是因为宋代四书学兴起，代替了五经学。论语只是四书中之一，就被归入其中了。四书之名起源在宋代，因此《汉志》、《隋志》不可能有四书类。而且《孟子》长期属于子部儒家类，不是经学；《学》《庸》只是《礼记》的单篇，地位也普通。建立《四书》，是朱熹的工作。元代，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规定书，其地位简直盖过了五经。从此以后，四书作为一个经学系统而被人研习，而五经的研习者更多仅局限在学术研究领域，对广大读书人来说相对陌生一些。这是经学史后半段的重要学术转型事件。这里，以前的《论语》研究及《孟子》《大学》《中庸》研究都要服从于四书的体系，而非五经的附庸或其他，这是一种范型的变化，值得特别关注。因此，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四书成类，《论语》类等就没有必要存在了。馆臣指出： 朱彝尊《经义考》於《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於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馆臣认为，朱彝尊、黄虞稷是守古而泥古的做法。立《四书》而舍弃论语、孟子两类的主要原因：第一，《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研究《论语》、《孟子》的，都基于四书学系统，因此不应该单独立类。第二，在五经学系统下研究《论语》、《孟子》的，古籍大多数都亡佚了，所以也没有立类的必要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次序的变化。由于经部比较稳定，绝大多数类目没有变化。比如，五经中易、书、诗、礼、春秋的次序没有变化。小学排在最后的位置没有变化。主要的变化有： 乐类的后移。《汉志》《隋志》把乐类放在春秋类前面，《总目》放在了后面，在第九名，小学之前。馆臣说这种安排的原因是： 沈约称《乐经》亡於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於《礼》，其歌词具於《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後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於《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韶。於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於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於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於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意思是说，本来就没有《乐经》，更没有圣人手订的乐经，只是一小服务于政教的音乐流传下来而已。因此，合乎政教的勉强算作经部，一般的就算词曲、杂艺类，以区分政变雅俗。相比起来，《汉志》说：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没有提及圣人作乐经的问题。根本上说，这就是六艺略与经部的核心差异。六艺未必是圣人作，但经必须是圣人作。这里有神圣性和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导致了乐类的地位的不断降低。 还有一个问题是孝经的位置。问题《汉志》先论语后孝经。隋志先孝经后论语，总目孝经在五经总义之前。主要原因是孝文化的发展光大和得到统治者的提倡。《汉志》：“《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隋志》进一步明确表述，“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可以看出，《隋志》对孝经地位的论述高度又高过《汉志》，因此认为《孝经》的价值比《论语》重要。唐代皇帝也注释孝经，代表了重孝观念达到了一个高峰 总目指出：“ 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癸、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後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後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 馆臣认为，《孝经》的性质类似于《礼记》，因此放在第六位，不是特别提倡的意思，只是类似于附录于礼类。但《孝经》又是一部经，所以不能纳入礼类，只好附在后面了。这里与地位的升降关系很不明显，或者说并没有。 史部： 本作业考察《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以下简称《汉志》《隋志》《总目》）中史部文献的著录情况。其基本数据是： 《汉志》无史部，史部文献主要见于《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没有更细致的分类了。 《隋志》史部著录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分十三类，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总目》史部分十五类，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从类目与著录中，反映的主要问题有： 一，史部的从无到有。《汉志》无史部，至《隋志》方正式确定史部之名。史部的从无到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汉志》著录后世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但没有史部或类似的名称，而是认为是《春秋》的附庸。荀勖《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实际等同于史部。但排在第三，位于经、子之后。到《隋志》，才抬高到第二名的位置。《汉志》无史部的原因是：史学尚未独立，附庸于经学。汉人将经学称为六艺，不当做特别神圣的学科。《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司马谈：“夫儒者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六艺、六艺经传，即经学的简称。《说文解字》指出经的古字为“巠”。形声。从糸，表示与线丝有关,巠声。六艺，即六种官方文献的意思。史学在时人眼中，也只是官方文献之一。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史》中，对此问题辩论甚详，故择要迻录之如下：“江氏永《周礼疑义举要》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顾簿书何以云中？亦不能得其说。案《周礼·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筭”……是中者，盛筭之器也。……考古者简与筭为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 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129-131页。]筭，《说文解字·卷五竹部》：“长六寸。计历数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误也。”即是所谓的算筹。王国维认为筭、筹、筴、简在制作方法和形制上都相同，“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 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131页。]所以“中”既可以象盛“筭”之形，也可以盛“简”，而“史”则是手持、职掌这些资料的官员。也就是说，“史”是资料员、资料的意思。很大程度上，这就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说。章学诚于《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中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页。]龚自珍《定庵续集·古史钩沉论二》更仔细分析论说：“《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史职采于官府……”即“六经”为上古王者所创制的官学，为“官守其书”“师传其学”[ 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页。]的。如《周礼·天官冢宰》所说，是：“史掌官书以赞治。”，而其具体分掌情况则为：“《易》藏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 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页。]。这既可以说“六经皆史”，也可以说在“经”的面前没有必要区分出史来。直到《史记》，才可以算史学进入了独立的境界。《汉志》的时代距离《史记》比较短，因此要考虑到目录学反映学术面貌的时间差。目录学的著录来自于人们的著述，而某种思想若形成大量的著述，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才能完成。如果刨去《春秋》经传，《汉志》著录的历史著作只有少数几部，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二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著记》百九十卷。 《汉大年纪》五篇。 一共仅有十一部，四百八十五篇，数量是很少的。所以，《汉志》不立史部是很正常的。此后史学逐渐独立，东汉《东观汉记》与《汉纪》的并行，在古代中国史学发展中有巨大影响和重要意义，表示中国史学史正式形成官方与私家两种修史主体、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史学发展轨道的局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在数量与体例上均有进一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较为黑暗，连年战乱，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是在这一时期，传统经学与谶纬学的地位遭到了瓦解，玄学融合儒、道，又有佛教的思想冲击，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活跃的繁荣时代。但玄学、佛教等所谈的多是“无”“有”的形而上问题，与现实关联较少，而政府在自顾不暇之际，亦无余裕建设新的思想统治体系。在这种价值观真空之下，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史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鉴古知今，经世致用，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史学往往与儒学结合，较重视实用，在当时南北分裂，政局混乱的历史条件下，更得到了当时学者的关注。因此《中经新簿》以至于《隋志》逐渐建立史部→提升史部地位，并延续到《总目》。 二，从《隋志》到《总目》，史部类目设置的变化。两部书相比，分类差距不大，两书类目名称相同的有： 正史、杂史、职官、地理。 意思大致相同但名称不同的有： 霸史-载记；杂传-传记；簿录-目录。 《隋志》几类变成《总目》一类这：古史、起居注-编年；仪注、刑法-政书。 《隋志》特有的类目有：旧事、谱系。 《总目》特有的类目为：纪事本末、诏令奏议、史钞、时令、史评。 以下针对特有类目作讨论，以分析史部的内在发展逻辑。 旧事，《隋志》云“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春秋传曰「吾视诸故府」，则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民之约契与质剂，以逆邦国之治．然则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职，又总而掌之．汉时，萧何定律令，张苍制章程，叔孙通定仪法，条流派别，制度渐广．晋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馀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的儒，删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馀不足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进绅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然亦随代遗失．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篇．”意思是“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即过去的典章制度。然《隋志》著录汉武帝故事二卷、西京杂记二卷，体近小说，显见望文生义。亦可见其分类并无明确标准。《总目》将这类探讨前代典章制度的著作收录入政书中，其他的则各自入类，比较科学。 谱系，据《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晋南北朝时期现存的谱牒著作,连同已亡佚的计算在内,共有50余部,近1300卷，数量可谓巨大。但《总目》史部总叙说明其删去的理由是：“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後，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意思是文献不多，所以这一类完全可以删掉。 纪事本末，纪事本末类创始于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此前当然没有，也就不可能著录。总目云：“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夫事例相循，其後谓之因，其初皆起於创。其初有所创，其後即不能不因。故未有是体以前，微独纪事本末创，即纪传亦创，编年亦创。既有是体以後，微独编年相因，纪传相因，即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於二体之外，别立一家。今亦以类区分，使自为门目。凡一书备诸事之本末，与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者，总汇於此。其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亦并著录。若夫偶然记载，篇帙无多，则仍隶诸杂史传记，不列於此焉。”这一体例实际影响较小，“朱子亦称其书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皆曲有微意，於以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并未当作单独的异类。而《总目》指出“史遂又有此一体”而且“即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於二体之外，别立一家。今亦以类区分，使自为门目”，从纪事本末的特别编纂体例与发展情况出发，创立本类，可谓卓识。 诏令奏议类，《总目》“《唐志·史部》，初立此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於《集部》，次於《别集》。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抑居词赋，於理为亵。《尚书》誓诰，经有明徵。今仍载《史部》，从古义也。《文献通考》始以“奏议”自为一门，亦居集末。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列《战国策》、《史记》之间，附《春秋》末。则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今亦并改隶，俾易与纪传互考焉。”《隋志》将诏令奏议类文附入起居注类之后，因篇帙较少，不能成类，《总目》收录二十九部、七百二十六卷，相对较多，而且特别收录了清初皇帝的诏令，表彰之意可见。此类书实际介于史部、集部之间，馆臣考虑到是“政事之枢机”，又收录皇帝著作，因此放在史部。 史钞，《隋志》将其附入杂史类中。《总目》云“帝魁以後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也。《宋志》始自立门。然《隋志·杂史类》中有《史要》十卷，注“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又有《三史略》二十卷，吴太子太傅张温撰。嗣後专钞一史者，有葛洪《汉书钞》三十卷、张缅《晋书钞》三十卷。合钞众史者，有阮孝绪《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则其来已古矣。”《校雠通义·宗刘》认为“钞书始于葛稚川”[ 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2页。]，此说虽失之考证，然可见魏晋时期史钞的数量开始增多，《隋志》著录： 《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杨方撰。《晋书·杨方传》：“方更撰《吴越春秋》。” 《九州春秋抄》一卷。刘孝标注。不著录。《史汉（一本作《史记》）要集》二卷。晋柌部郎王蔑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汉书钞》三十卷。晋散骑常侍葛洪撰。《史记钞》十四卷。葛洪撰。不著录。《后汉书钞》三十卷。葛洪撰。不著录。《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绪撰。《唐志》作十四卷。数量已经很多，但没有立类，是时间差的缘故。 时令，《总目》云：“《尧典》首授时，舜初受命，亦先齐七政。後世推步测算，重为专门，已别著录。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节者，则有时令诸书。孔子考献徵文，以《小正》为尚存夏道。然则先王之政，兹其大纲欤？後世承流，递有撰述，大抵农家日用、闾阎风俗为多，与《礼经》所载小异。然民事即王政也，浅识者岐视之耳。至於选词章，隶故实，夸多斗靡，浸失厥初，则踵事增华，其来有渐，不独时令一家为然。汰除鄙倍，采摘典要，亦未始非《豳风》、《月令》之遗矣”。时令类是宋代建立的新类目，是从子部农家分出。《宋志》时令类著录《荆楚岁时记》等书，不仅限于农家日用，涉及国家政治典章、民间风俗等方面，具有史学的意义。 史评，《总目》云“《春秋》笔削，议而不辨。其後三传异词。《史记》自为序赞，以著本旨。而先黄老，後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班固复异议焉。此史论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於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番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又文士立言，务求相胜。或至凿空生义，僻谬不情，如胡寅《读史管见》讥晋元帝不复牛姓者，更往往而有。故瑕类丛生，亦惟此一类为甚。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谰语，原可无存。以古来著录，旧有此门，择其笃实近理者，酌录数家，用备体裁云尔。”馆臣将史评的源头追溯到《春秋》，是为该体贴金的行为。主要原因是“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爝火可息”，为了彰显皇权。按章学诚《校雠通义》认为：“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锺氏《诗品》、刘氏《文心》。”[ 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2页。]则《隋志》时已有此类著作，如《后汉书讃论》四卷。范蔚宗撰。《三国志评》三卷。徐爰撰。《三国志序评》三卷。《晋诸公赞》二十一卷。晋秘书监傅畅撰。等皆是。这一时期史评数量不多，因此《隋志》未予以单独立类。且“瑕类丛生，亦惟此一类为甚”，水平不高，历来多无重视。《总目》立类表现出特别推崇，与清朝皇帝感兴趣直接有关。 参考文献：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子部：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以下简称《汉志》《隋志》《总目》）中子部文献的著录情况。其基本数据是： 《汉志》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又，兵书略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家，近似于后世的兵家。数术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家，近似于后世的天文、历数、五行、数术各家。方技略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即后世的医家。但，如果严格算来，《汉志》的子部只能说是十家。 《隋志》子部：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 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 《总目》子部：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纂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杂事、异闻、琐语）、释、道，共十四类。 三目中子部文献分类的发展恰好是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汉志》到《隋志》。产生如下的变化： 第一，《隋志》子部实际上是《汉志》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的合并。因此，类目中增加了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五类。这个分类方式始于《中经新簿》之乙部，著录“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而期间虽然《七志》、《七录》并不沿用，但随着《隋志》的奠定，基本上就成型。换言之，作为区别于六分或七分法中的子部，四部之子部是合并《汉志》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而成的新的子部。那么，探讨这个变化，就需要首先分析两书子部范围的不同。 《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是早期讨论“诸子之学”的论文。在这个时期，很少谈及流派问题，而是以单人学者作为讨论的对象。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子”最初就是“先生”的意思。此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论及阴阳、墨、儒、名、法、道德六家，明确提及家数。其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指出六家都是为了政治治理而存在的。至刘向歆父子校书後，“诸子”最终定型于《汉志》。《汉志》序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并各列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这个见解与《论六家要指》是非常接近的。又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认为诸子之学虽然有短长，但都合乎经。“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子与经的配合就在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上面。《六艺略》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就是说合乎儒家正统的教化的意思。经学具有神圣性，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诸子虽然不具备这样崇高的地位，但大抵也是要依附经学的。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诸子略。而《兵书略》则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在这里就只提及兵在战争中的实用地位，与国家治理没有什么关系了。此外两类也大抵类似，无关学术思想，所以不算作子。 但到了四部的体系中，就需要进一步合并。合并的结果是将兵书、数术、方技这些书都算成子部。《隋志》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这里没有特别解释，好像是单纯为了方便的缘故，但可能值得深入挖掘。比如兵书的归入子书。除上文所引外，《隋志》称阮孝绪《七录》“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证明这种分法是比较受到统一赞同的。何以如此呢？恐怕与兵家书具有思想性相关。比如《孙子兵法》就具有很深刻的哲理。其中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被认为合乎朴素的辩证法。即使不抬到这样高的地位，至少可以与道家思想相提并论、互相参考。此外如西方许多学者将《孙子兵法》与克劳赛维茨的《战争论》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中国学者近年也往往引用。既然具有哲学思想的成分，当然可以算成子部。这是分类体系的大变化。 第二，《隋志》删去了《汉志》有的阴阳家一类。汉人对阴阳家是很重视的。《论六家要旨》云：“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将阴阳家排在第一位论述，可见重视，并指出“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汉志》云：“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著录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这里虽然批评了“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但总体上也是比较赞许的，认同其重要地位。此外，先秦汉诸子著作如《吕氏春秋》、《管子》、《庄子》、《春秋繁露》等均或多或少受到阴阳家的影响。如邹衍提出了“大九州说”，认为“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种见解影响很大，秦始皇就“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史记·秦始皇本纪》]。阴阳、方术、谶纬、灾异等词语，成为汉代文化的重要关键词。但此后学术发展，这种封建迷信不再受到人们重视，著作也逐渐消亡，《汉志》著录书籍今皆亡佚。《隋志》将其归纳入《五行类》。《隋志》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气者也．在天为五星，在人为五藏，在目为五色，在耳为五音，在口为五味，在鼻为五臭．在上则出气施变，在下则养人不倦．故传曰，天生五材，废一不可．是以圣人推其终始，以通神明之变，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於来物，形法以辨其贵贱．周官则分在保章、冯相、卜师、筮人、占梦，而太史之职，实司总之．小数者才得其十二，便以细事相乱，以惑於世．”共著录二百七十二部，合一千二十二卷。数量看上去不少，但基本上都是数术类的书籍，符合阴阳家的书是很少的。至《总目》术数中下设“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六属”，彻底将阴阳家的地位鄙弃到极点，这是因为《总目》只著录官方认为优秀的典籍，其产生的背景是朴学，反对谶纬诞妄，阴阳家也在其中。而阴阳家也从一种学术流派，变成了完全的封建迷信著作了。 第二阶段是从《隋志》到《总目》，标志子部的日益庞杂和完善。 《隋志》子部：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 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 《总目》子部：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纂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杂事、异闻、琐语）、释、道，共十四类。 除却二级类目的细化外，主要有以下差别： 第一，“九流十家”的压缩，名家、墨家、纵横家的消失。原因很简单，就是书的亡佚，导致没有单独立类的可能和必要。我们以墨家为例。早期诸子谈论学术史，多儒墨并举，均是当时的重要流派和显学。《汉志》言“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隋志序》言“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粱之食，桐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汉书以为本出清庙之守．是其职也．愚者为之，则守於节俭，不达时变，推心兼爱，而混於亲疏也．”基本上说的意思是一样的。《汉志》著录六家，八十六篇，《隋志》著录三部，合一十七卷，实际上文本是很少的，只是考虑到其学术影响力，才强行立一派。就藏书而言，这种分类没有必要。此后墨家基本上衰亡，近代以前很少有人关注，又与儒家思想抵牾，当然没有必要立类。《汉志》《隋志》的著录更多是一种惯性，即老师说的时间差问题。名家、纵横家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正式加入了佛教、道教。其实，《隋志》已著录佛、道教的经典，但不在子部，而是在四部之末。但《隋志》子部著录道家，也就是道家与道教并不同的意思。《隋志》云：“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所以说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其馀众经，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乐名静信，例皆浅俗，故世甚疑之．其术业优者，行诸符禁，往往神验．而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纪，竟无效焉．今考其经目之数，附之於此．”“佛经者，西域天竺之迦维卫国净饭王太子释迦牟尼所说……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馀似後人假托为之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佛理者，名之为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又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凡十一种．今举其大数，列於此篇．“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托变幻乱於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共著录道、佛经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两篇序文极长，内容皆介绍二教的发展及文献流传状况，兹不具引。而由上述引文所见，可知《隋志》已目为宗教，这个认识是正确的。附于四部之末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鄙弃宗教的迷信，表示贬抑；第二是文献数量太多，如附入子部必然喧宾夺主。而《隋志》道家则沿袭《汉志》，只著录老庄思想一流的思想文献，著录七十八部五百八十九卷，介绍云“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体，处阴与阴为一，在阳与阳不二．仁者资道以成，道非仁之谓也；智者资道以为智，道非智之谓也；百姓资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故能不劳聪明而人自化，不假修营而功自成．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先王惧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经之义，是所罕言．周官九两，其三曰师，盖近之矣．然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下士为之，不推其本，苟以异俗为高，狂狷为尚，迂诞谲怪而失其真．”。《总目》基本上认同这一见解。释家类序云“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於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於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於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於子部末，用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句例也。诸志皆道先於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於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以释先於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将道家、道教合在一起著录，理由道家类序，云：“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於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於兵。其後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於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迁变之故，尚一一可稽也。”这里是说明道家发展为道教，这一过程是彼学内部所不能区分的，不必特别区分宗教与思想。这里显然是贬低道家思想的意味，使学术思想宗教化了。总体看，《总目》的立场与《隋志》接近，只是分类方式的不同。理由很简单，《总目》只著录官方认为优秀的典籍，所以可以大量筛选淘汰。释家类十二部，一百一十七卷，皆附《存目》。 道家类著录四十四部，四百三十二卷；存目一百部，四百六十四卷。数量是很少的，不会影响书的全局。而佛教地位低于道教，当然是儒家正统偏见使然。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盖彼八家皆有补于时，而此二教皆无意于世也。八家本出于圣人，有补于时，特学者失之。而庄老犹足以亡晋，申商犹足以灭秦，况二教无意于世，不自附于圣人，若学而又失之，则其祸将如何，故存之以为世戒云。”就是认为二教远低于诸子。但是，三教合一在历史上实在是一个客观现象，三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鼎立的，尽管贬低，但不能抹杀，这就体现在《隋志》的著录和文献整理中。而《总目》由于馆臣以政治立场为纲，则试图扼杀。事实上清代的宗教生态也是比较恶劣的。 参考文献：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 集部：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以下简称《汉志》《隋志》《总目》）中集部文献的著录情况。其基本数据是： 《汉志》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共五类。 《隋志》集部：楚辞、别集、总集，共三类。 《总目》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共五类。 三目中集部文献分类的发展恰好是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汉志》到《隋志》，标志集部的从无到有。当然，诗赋略约等于后来的集部，但还不相同。诗、赋分为诗、赋两个方面，以赋为主。许多优秀的先秦诸子散文、小说,被收到诸子略中，还没有独立的文学地位。《汉志》的五类法值得深思。初看，赋类下三个小目的划分看似没有依据，但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中提到这三者有“主抒情者、主说辞者和主效物者”的区别，也就是从题材上区分赋，成为三类。而三种赋与诗并列，也是很奇怪的。因为按照文体来说，诗、赋形成对应，但这实际上是三种赋均与诗并列。《汉志》说：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这里认为诗是赋的起源，而赋的作者也叫作诗人。从政治功用、审美情趣等来说，都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汉志》时期的诗赋，范围还是比较狭窄的。诗只有歌诗，而歌诗的文学水平是比较底下的。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没有什么文学著作，是因为文学自觉还没有形成的缘故。 众所周知，文学的自觉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正好是《隋志》反映著作的时代，标志文学作为一类而正式的产生了。当然两者有承袭的方面，如屈原赋之属被改名为楚辞类。这种改名更加精确了，首先是将“赋”证明为“辞”，表示更详细的区分，是文体学研究深入的体现。因为屈原的作品与两汉司马相如等的赋虽然有承袭关系，但是差别也是很明显的，不是同一种的文体。其次是将“屈原”改为“楚”。因为屈原虽然是最杰出的作家，但其风格是楚风，以楚作为概括比较恰当。屈原是在楚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作，而非屈原创造了这种文体。比如，楚辞的特点是用“兮”字，这是其他文体比较少见的。但这绝不是屈原的发明，《论语·微子》里记载，孔子见到了隐士楚狂接舆，接舆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传说中的“南音之始”，也即最早的楚地诗歌，可以追溯到大禹时期。《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又如《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枝与知谐音），心悦君兮君不知。”时间都是早于屈原的。过度强调屈原而忽略其楚文化背景，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产物，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面貌。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诗赋略》五部合并为一，比较精审，理由是大部分作品都亡佚了，不能撑得起五类。 《隋志》的另两类是别集、总集。别集是集部最主要的内容。《隋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後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移，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於此”，著录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意思是说：别集是“属文之士”的著作集，开始是“後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也就是后人编纂的，起源于“汉东京之所创也”。在此以后，别集主要由作家个人编定。《总目》亦云“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板印行。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於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是支持《隋志》的意见。别集收录文学作品，这代表文学的自觉。所谓文学，主要是诗、文两部分。 总集的起源较晚。所谓总集，就是多位作家文学作品的合集。这种编书方式的起源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别集太多，令人难以遍读。这当然是别集极大丰富之后的产物了。《隋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後，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於是采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後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後，解释评论，总於此篇．”著录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种数比别集少得多，但平均每部的卷数则多的多，这是符合通常逻辑的。其实一种说法认为总集起源更早些，理由是《汉志》诗赋略中“杂赋”和“歌诗”两类和六艺略、术数略、子兵略中的书籍只有书名，没有作者。但若基于同样的考虑，那么《汉志》诗赋略中明标作者的著作就都是别集了。所以还是别集更早一些。但这里的合理性在于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别集、总集的起源比《隋志》、《总目》以来我们的通常认识还要早，至少应该上溯到西汉末期。不过，如果以文学自觉的眼光来衡定，那么还是应该尊崇《隋志》的见解。 一般来说，总集以选集为主，全集比较少。选集更容易表达编选者的文学见解。文学总集的起源很早，一般上溯到晋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总集部帙浩繁，选编和分类标准的提出势在必然。萧统的《文选》认为，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标准的丽文，才能被选入《文选》。总集的编纂，使得“文学”的范畴更加明晰。这是文学自觉的明显体现。总集也注重文体的区分，使之更加清晰了，如诗的总集、文的总集。同时代表性的文学批评著作是《文心雕龙》，分析了许多具体的文体，是文学观念大发展的产物。 第二阶段是从《隋志》到《总目》，标志集部的日益庞杂和完善。《总目》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共五类。主要的差别是增加了诗文评、词曲两类。 《总目》集部大序说： “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锺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馀衅，报及文章，又其己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於讲学，而论文次之。” 《总目》诗文评小序说： 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颢颢，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启《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後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无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 《总目》指出，“《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对其目录学分类渊源说的很清楚。关于追溯源头，则认为“《典论》其首也”，还是以魏晋南北朝为文学自觉的核心。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诗文评的立类当然与诗文评著作的大发展有关系。以我们看，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刚刚发生，虽然有了《文心雕龙》这样的巨著，但是并不完备。唐人诗文写作注重形象玲珑，也不讲求写作方法与文学批评。宋代以后注重批评，所以“《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总目》著录绝大多数也都是宋人及以后的批评著作。诗文评类似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但又不同。 词曲类。宋词、元曲，起源远在《隋志》的时代之后，当然不可能被著录，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没有特别可论述的内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数量大发展之后，目录学就必然为他们立类，这是目录学的基本属性规定的。将其放在最后，当然是贬低的意思。《总目》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首先是很瞧不起词曲，认为只能在集部最低。其次是认为有一些连集部最低的都够不上，应该删去毁掉。明文批评了《西厢记》、《琵琶记》及一切曲文。还说“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意思是大部分跟俳优也差不多。就相当于说词人就是流行歌手，好一点的也就是今天的美声唱法，但总体上不配是文学，就是些技艺、玩意，可以说极度看不起。这是与馆臣的朴学思想相关的。学术考据家看不起通俗文学家，这是自古就有的事情，就好像今天的学者也容易看不起文学创作和文艺工作者，认为那不生产有价值的知识一样。此外古代文学特别注重雅文学，鄙视俗文学如通俗小说等，通俗词曲也被他们看作类似的产物，所以不重视。 参考文献：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