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看史部学术思想的发展

1120165001王怡文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汉志》并没有将史部划分为一类，而是归到经部春秋类。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记载：「武帝置太史公。……。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礼制，盖史官之旧。……。魏荀勖，着。……。《新簿》，分为四部，……，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漢武帝時設「太史公」這個官名，司馬談父子官職都是太史公，探索採集以前的歷史，從軒轅皇帝開始，直到漢孝武帝，做《史记》一百三十篇，詳備禮義的制度，大概是史官的傳統。魏晉時荀勖著《新簿》，分為四部，第三部稱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類。班固將《史记》附在春秋類，現在分門別類，將十三種命名為史部。其顺序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篇、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十三类。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史部总叙记载：「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雑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史部的道理是，敘述必須簡明扼要，考証必須詳細，現在總括所有的史書，分為十五類。正史是大纲；编年、别史、雑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都是参考纪传體載的；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都是皆参考各地方志的；史评是参考论赞類的。

《汉志》以前的史书不多，所以《汉志》有史部之实而没有史部之名，而且将史部划入经部春秋类。《隋志》之前，是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別代表经、子、史、集，直到李充、阮孝绪、《隋志》之后才划分成经、史、子、集，此后名稱及順序一直延用到《总目》。

以下分别就《总目》的顺序详细说明之。最后再总结其变化以观察史部的学术思想发展。


一、《总目》顺序

(一)
正史类

《总目․正史类叙》：「正史之名，见于《隋志》。……。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正史的名稱始於《隋志》。正史的地位崇高，其史义与经类可以相批配，如果不是重要的王令典範，是不能放在正史类，故与稗官野史的记载不一样。

《汉志》以前的史书数量不多，当然更不可能有正史类。《史记》是第一本从上古时代记载到汉武帝太初四年，约三千多年的通史，然而它在汉朝是谤书，而且《汉志》记载为《太史公》，约魏晋以后有《史记》之名，大概是「太史所记」而来。李纪祥说：「史公撰述《史记》，非由太史令本职而来。……。《史记》在《汉志》中列于『春秋』类下，是出于班固对《史记》的理解，即掌握了史公继承《春秋》的性格而为之。」 原本在殷周时期很崇高的太史，在汉时因「近乎卜祝」而被一般人所轻视，因此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家学」而非「官学」。直到魏晋才开始将《史记》与《汉书》并称，或马班并列，这是因为它们都参与了「纪传体」的形成，而且《汉书》的叙述风格被后人所沿用、继承，到《隋志》时就将它们提到史部正史最崇高的地位，《总目》也将其地位提升到与经部相当，是因为在清代盛行经世致用之学，而正史恰好符合清代人所强调的正统，所以它的地位才会这么崇高。《史记》从原本《汉志》经部春秋类，差点因「家学」而沦为子部，到《隋志》、《总目》终于确立其学术地位，其间正好反映了人们正视历史，确定历史带来的教育意义，从目录学著作的分类、编排，即反映这样的学术思想。


(二)
编年类

《总目․编年类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今仍搜罗遗帙，次于正史，俾得相辅而成。……。犹《旧唐书》以实录附起居注之意也。」編年體、紀傳體都是正史，但是它們不列在正史，是因為班固、司馬遷所創作的體裁，歷代都有繼承。但是編年體的史書有的朝代有編，有的朝代沒有編，所以不能呈現時代的連續，所以姑且放在這裡，沒有其他的意思。編年不被列為正史。現在仍搜集羅列遺文帙事，放在正史之後，希望可以相輔相成。

杨雷：「《七录》设『注历』类，《隋志》改称《起居注》。……。《宋志》将『起居注』入编年类。……。《总目》又将其附编年类。」

《隋志》将《纪年》、《汉纪》、《后汉纪》划入古史类；而《总目》没有古史类，而是将古史扩大，包含《隋志》的起居注，并且将地位提高到与正史类相辅相成的编年类。其原因为，纪传将一个事件记载在好几处，而编年是以年为单位，而起居注这样记载君王言行的著作，正好也是依年来记录君王的礼仪记事、奏折等，所以纪传、编年两类可以互补。《总目》编年类的著作，从《汉志》的没有记载，到包括《隋志》古史类、起居注，正因为人们对编年的概念更加清晰，而这样的学术思想自然也反映到《总目》的编排上。


(三)
纪事本末类

《汉志》、《隋志》没有纪事本末类。

《总目․纪事本末类叙》：「古之史策，编年而已，……。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凡一书备诸事之本末，与一书具一书之本末者，总汇于此。」古代的歷史策書，只有編年體例，到宋袁樞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文体，命名为纪事本末，史家就有了這種體例，凡是一本書充分陳述各種事件的本末，和一本書具備一本書的本末的，都匯總在這裡。

《总目․通鉴纪事本末提要》：「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漢代以後，只有紀傳編年兩種體裁互用。但是紀傳體的方法，常常一件事重覆記載在好幾篇，在哪一篇為主，在哪一篇為賓很難分辨；編年體的方法，有的是同樣一件事隔了好幾卷來講，事情的首尾很難稽查。因為司馬光《资治通鉴》區分各個門類，用類別來編排，每件事各詳細記載起訖時間，以此自成一標題。

宋袁枢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文体，命名为纪事本末，因为是在宋代才开始有这种体认，所以在《汉志》、《汉志》当然不可能有相关文献。因为纪传体常常一个事件记载在好几处，而编年体常常一个事件间隔好几卷，所以一方面，它是补纪传体与编年体的不足，另一方面，它的地位与纪传、编年相当。为什么它可以从一本与纪传、编年互相对照着看的书，变化到《总目》，已经包含一本书说明一件事的本末，或一本书说明若干件事的本末的各种辅助书？刘海波说：「『纪事本末』从一部书名到成为一种史书编纂体裁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纪事本末此时（宋）只能被视为一部书名，……，（明）陈邦瞻（时）……，已经自学地将纪事本末作为一种体裁运用到史书编纂上，……。四库馆臣将纪事本末设为史部中的一个门类，对其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纪事本末作为一种体裁正式确立。」 随着学术史的演变，纪事本末类已经慢慢地自成体系，变成一个学科、独立的一类，从《汉志》、《隋志》完全没有记载，到《总目》时自己自立门户，学术份量逐渐增大，到清代朴学，不单单是辅助的读物，而是自成一家了。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书仅仅做于辅助纪传体与编年体的存在，而是把这些著作的工作价值，赋于一种肯定，纪事本末类独立的本身恰好验证演变的轨迹。


(四)
别史类

《总目․别史类叙》：「《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隋志》區分正史、古史、霸史等門類，陳振孫創立《直齋书录解题》「别史」這個門類，使那些記載上不配正史，下不至於雜史的也有門類可歸，立義條例特別好，現在特別推崇它。别史的地位没有像正史那么高，也不至于像杂史一样，但是它可以与正史相辅相成，只是名称不能与正史并列，这是《总目》根据《直斋书录解题》而设立的。

为什么《总目》要多列一门别史类？而《汉志》却将《总目》列为别史类的《逸周书》放在经、书类？《隋志》放在杂史类？

《总目》在别史类最后的案说：「《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之类，本皆正史，然书已不完，今又不列于正史，故概入此门，其先后从作者时代，亦与编年类例同，均稍示区别于正史尔。」《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之類的書籍，原本都是正史，然而書籍已記載不完，現在也不列入正史類，所以大概從此門類開始，都先後從作者時代著手，也與編年體例相同，只有稍稍區別於正史而已。别史类大体与正史类相近，也是用编年类体例书写，然而因清代强调的正统缘故，无法列入正史类，因此《总目》又新增了一门别史类。

《总目․逸周书提要》：「其文皆在今《书》中。……。待战国以后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它的文章都記載在書裡，等到戰國以後又輾轉附加增益，所以它的言論雜亂不純，推究其根本始末，仍為三朝的舊文，所以不可以被癈除。《汉志》将其放在经、书类是因为《周书》里有很多内容引自《尚书》，所以《汉志》是根据它的内容将它放在经、书类。

《隋志․杂史类叙》：「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自從秦朝焚書之後，篇章書籍遺失散佚，到了漢靈帝、獻帝時，天下大亂，學者大多手抄古代歷史，自成一家之言，又有街頭巷尾的言論，迂腐怪誕，真假難辨，然而大致是記載帝王之事。所以為完備而留存，稱為雜史。《隋志》说历经秦火之后，著作散佚，再加上东汉末年的战乱，史官也没有根据史实真实记载，而是添加虚妄荒诞的成份，然而它还是记录帝王之事，所以《隋志》根据它的内容将它放在杂史类。

为什么同样一本《逸周书》（或《周书》），在不同的朝代，三本目录学著作却将它放在不一样的位置？这是因为它原是记载周朝历史的书，然而经历了秦火、战争，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貎，它被后人添加了不合事理的部分，所以《总目》将其放在杂史类。它从经、书类，到杂史类，再到别史类这样的变化，正好反映学术思想从宽松到严谨、从粗略到细致的态度。


(五)
杂史类

以《总目》的《国语》为例，为什么《总目》将它放在杂史类，而《汉志》、《隋志》却将它放在经、春秋家？

《总目․国语提要》：「《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所为近古，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迄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合。……。附之于经，于义未允。《史通》六家，《国语》居一，实古史左史之遗，今改隶之雑史类焉。」《国语》出處為何，歷來說法不一，然而最終因為漢朝與古代相去未遠，所記載的事件和《左传》相同，都是到智伯之死，時代也相符合。附在經學之後，在意義上不夠完善。《史通》六家以《国语》排行第一，實在是因為古代歷史《左传》的延續，現在改為雜史類。《国语》与《左传》的記載时代相近，所以当时就有《国语》为《左传》外传之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有讹字、衍文、错简的现象，《总目》认为放在经部不适当，所以将它放在杂史类。

《汉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汉志》说「春秋」的起源于史官，记载君王举动确实的记录，目的让君王所言所行小心谨慎，为百姓明白地展现一个模范。这里可以解释为《汉志》将《国语》放在「春秋」，因为《国语》原本就是记载周、鲁……等八国的历史，《汉志》着重在它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论，所以将它放在经、春秋家。

《隋志․春秋叙》：「《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遭秦灭学，口说尚存。」《隋志》说原本「春秋」是鲁国史官记载的历史，周王室式微后，只有鲁国还稍存一些旧有的礼制，左丘明担心后学失真故为之作传，但是后来历经秦火、坑儒之后，著作散佚，只存后来口头记载的著作。《隋志》将它定义为《春秋外传国语》，既是「春秋外传」，当然放在「春秋」无疑。

《国语》从《汉志》的经、春秋家，到《隋志》的经部春秋类，再到《总目》的杂史类。经历了从经到史，而且是杂史的位置，这是因为以往为《汉志》、《隋志》所看重的春秋经，到《总目》时已不复存在，即它已经不再是原来春秋类该有的面貎，它被添加很多后人的改作，所记载陈列的史实也不再是史实，这是由于清代盛行的考据学风考察出来的结果，而《总目》的编纂，正好反映了这样的学术思想。


(六)
诏令奏议类

《总目․诏令奏议类叙》：「唐志史部初立此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于『集部』，次于别集。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于是可稽。……。《文献通考》始以『奏议』自为一门，亦居集末。……。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则论事之文，当归史部。」《汉志》、《隋志》没有诏令奏议类，一直到《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才有此门类，《新唐志》史部起居注有六家，「诏令」是其中一家；而（宋）《文献通考》的集部有「奏议」类，然而到（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却将「制诰」移为集部；《总目》以《汉志》所列的：「《奏事》十八篇」为由，认为《汉志》将《奏事》也放在春秋之后，这不单只是记载文章，而是有褒贬的含义，所以将「诏令奏议」列为史部的一个门类。诏令类被《新唐志》设立后，就一直游走在史部或集部之间，直到《总目》时，才真正被确认为史部，这是因为清代看重它表现出来的：议论没有随便乱说，及政治上的治乱，施政上的得失。原本它只是「起居注」类下的一个小类，因为它对帝王可以有鉴古知今功用，因而《总目》在编排上把它另设为一个门类。因而可以看出帝王们多么重视以史为鉴、以史蓄德与以史存史的学术思想，从「诏令奏议」被设为一个门类，正好反映了学术思想的一个过程。


(七)
传记类

《汉志》、《隋志》没有传记类。

《总目․传记类叙》：「纪事始者，称传记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今略为区别，一曰圣贤，……，二曰名人，……，三曰总录，……，四曰杂录，……，自为一类，谓之曰别录。」一开始纪事的人宣称传记是黄帝最早开始的，这是道家粗野无稽的说法。五小类收录的有：圣贤、名人、名臣、叛臣，或有传记之名者。

张子侠和张永瑾：「《七录》初设「杂传部」，《隋志》继之，……，《崇文总目》改称「传记类」，以后的官私书目大都沿用传记类目。」 从阮孝绪的《七录》开始有「杂传部」后，《隋志》也跟着设立「杂传」，（宋）《崇文总目》改称「传记类」，之后的目录学著作大多沿用之。

以《总目》的《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为例，为什么《总目》将它放在传记类总录之属，而《汉志》把它放在子、儒家；《隋志》却将它放在杂传类？

《汉志․儒家叙》：「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志》将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放在子、儒家，是因为这些著作可以顺天地自然的规律，发明人文教育，温文地悠游于六艺，留意社会中的仁义界限，以孔子为标准，把尧舜文武当作祖父子孙代代相传一般表扬记述，是道德的最高标准。

《隋志․杂传叙》：「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谓之杂传。」《隋志》说以前的史官不只记载帝王的一举一动，还会记载公卿诸侯、群士的善恶，此外还有孝悌、乡大夫的比赛，这些都会由史官记载下来；然而后来大道败坏，所以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举办贤良文学。天下所有的统计誊录，先上呈太史，无论好事坏事，完全聚集，没有遗漏。但后来的作者参杂虚妄乖诞的内容，再加上散佚，所以《隋志》把残存的著作称之杂传。因此《隋志》把《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放在杂传，是因为原本所存的《列女传》已经被后人修改过，因而不是以往史官的原注，它被参杂其他的内容，因对后人的教化影响效果有限，所以被放在杂传类。

《总目․古列女传提要》：「其书屡经传写，至宋代已非复古本。」这里提到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古列女传》（或《列女传》、《续列女传》）经过辗转的传抄与抄写，再加上战争等原因，以至于到《隋志》、《总目》时，它已经不是《汉志》所记载《列女传颂图》的原始面貎了，它已经变得虚妄乖诞，与清代的朴学之风相违背，所以《总目》将它放在传记类。它从子、儒家到杂传类再到传记类，这样的一个历程，正好反映学术思想演变的轨迹。


(八)
史钞类

《汉志》、《隋志》没有史钞类。

《总目․史钞类叙》：「帝魁以后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宋志》始自立门。……。即韩愈所称记事提要之义，不以末流芜滥责及本始也，博取约存，亦资循览。」在孔子时代就有删取史书取其精要之作，《隋志․杂史类》中的《史要》、《三史略》、《汉书钞》、《晋书钞》、《正史削繁》都算是把正史的精华节录下来，所以也算史钞类，只是《隋志》将其列入「杂史类」，一直要到《宋志》才将「史钞」这个门类正名。而《总目》崇善如流。

为什么从孔子到《宋志》要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才能将其正名？除了有时间差之外，即《宋志》之前的人也没有足够的胆量、勇气，把「史钞」做为一个图书门类加以设定，而到了《宋志》的时代，这个认识已经非常牢固了，没有任何更好的辨法，更好说服力的办法，用「史钞」这个门类来代表将正史精华节录的著作，这就是学术思想，而这个学术思想不是我们平空而来的，我们是从目录学著作一点一滴的反映出来的事实，而史钞类门类的确立恰好验证演变的轨迹。


(九)
载记类

《汉志》、《隋志》没有载记类。


《隋志․霸史类叙》：「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岛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霸史主要记载占据中原的国家之历史，然而因战乱散佚，故《隋志》取其未亡佚之著作，命名为霸史。

《总目․载记类叙》：「五马南浮，中原云扰，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隋志》改称『霸史』。……。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准《东观汉记》、《晋书》之例，总题曰『载记』，于义为允。」阮孝绪的目录学著作《七录》有「伪史」一类，而《隋志》有「霸史」一类，都是以记录中原以外列国的历史为主，《总目》依《东观汉记》、《晋书》之例，命名为「载记」。

《汉志》以前史部著作不多，所以没有载记类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隋志》时已经意识到霸史或伪史之与正史相异，故将其另设立一个门类，此为学术思想的进步。《总目》认为这些国家确实曾经问鼎中原，也曾经被历史记载下来，并依《东观汉记》、《晋书》之体例设立「载记」这个门类。然而为什么实质内容相同，而名称相异？而且不管是「伪史」还是「霸史」，《总目》都没有「史」的名称。这与清代强调的正统相关，因为在清代的认知里，他们并不承认它们是国家。因此这样的学术思想也反映到《总目》的命名上。


(十)
时令类

《汉志》、《隋志》没有时令类。

《总目․时令类叙》：「〈尧典〉首授时，舜初受命，……，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节者，则有时令诸书，……，以《小正》为尚存夏道，……，大抵农家日用、闾阎风俗为多，与《礼记》所载小异，然民事即王政也，浅识者歧视之耳。」〈尧典〉为《尚书》的其中一篇，其中一段「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这一小段记载尧命令羲氏、和氏观察日月生辰变化以利民耕，并且让百官都按时而实行。

〈尧典〉是记载尧政绩的书，其中的一段因为与农事相关，所以一直在民间留传，直到现在也一直被使用，然而即使它这么重要，在《汉志》、《隋志》却没有特别将它提出来做为一个门类？《总目》说这是因为它有一部分与《礼记》所记载的大同小异，而另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原因是受到浅识者的歧视。因此《总目》特别将它正名。宋时原本有民间印日历的的传统，但是宋代却禁止民间私印，这是因为历法与农事相关，如果私印的日历与官方的结果不符，那人民可能今年就没有收成了。《总目》为它特别设了一个时令类，就是看重它对民事的影响。〈尧典〉从原本只是文章的一部分，到后来变化到《总目》，已经包含各种时令类的著作，随着学术史的演变，它已经慢慢地自成体系，变成独立的一类，已经不单单只是一小段的内容，而是自成一家了。〈尧典〉独立的本身恰好验证演变的轨迹。


(十一)
地理类

《汉志》没有地理类。

《总目․地理类叙》：「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次河渠，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古代的地理志记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等，然而现在已经亡佚而不可见。其共有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等十小类，而如《山海经》、《十洲记》已经没有史部以史鉴今的功用，所以属于子部小说类。

《汉志》没有地理类。《隋志․地理类叙》：「昔者先王之化民也，……，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各录在其书之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王体认到各地民情风俗会因地理环境而不同，民性也不是随便就能改变，所以在从事教化的时候，告知利害关系，充分端正思想意志，疏通各方面的需求，因地制宜，后来有了相传为夏禹所著作的《山海经》，然而里面的记载与〈禹贡〉、〈周官〉相违背，是因为后来著作的学者，只看到支微细节，不能有深入的记载，只能记载州名郡名而已。到了隋炀帝大业中，普遍诏告天下诸郡，以完备地理类的记载。

《总目》認為史部應該記載史類大綱、紀傳、諸志、論贊、敘述性簡明扼要，而考察詳細的書籍，這與清代重經驗、看重史部背後的教育意義不合，所以將它們放在子部小說類，從中可觀察其思想演變的軌跡。


(十二)
职官类

《汉志》没有职官类。

《总目․职官类叙》：「前代官制，史多著录，然其书恒不传。……。盖建官为百度之纲，其名品职掌，史志必撮举大凡，足备参考。……。今所采录，大扺唐宋以来一曹一司之旧事与儆戒训诰之词，今厘为官制、官箴二子目，亦足以稽考掌故，激劝官方。」以前的史官记录官制，然而这些书却没有留传下来。设立官职是各项标准的纲纪，什么样官名做什么样职务都是非常清楚的，史志集结标举凡例，以做为后人的参考。现在所采录的职官，是沿用唐宋以来的旧事、儆语、训语等，分成官制、官箴两个子目，已经足以考察来激劝官方。

設立職官類，除了從無到有的創新性之外，再到有兩個子目，這也反映學術思想演變的軌跡。


(十三)
政书类

《汉志》、《隋志》没有政书类。

张子侠和张永瑾说：「《七录》初设『旧事部』，《隋志》、《群书四部录》继之。《古今书录》和《旧唐志》改称『故事』。……。《总目》将故事与仪注、刑法统归『政书类』。」

以《总目》的《汉官旧仪》一卷、补遗一卷（《汉官仪》十卷）为例，为什么将它放在《总目》政书类典礼之属，而《隋志》却把它放在职官类？

《总目․政书类叙》：「志艺文者有故事一类，其间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今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以符周官故府之遗。……。考钱溥《秘阁书目》有政书一类，谨据以标目，见综括古今之意焉。」艺文志有故事类，这是之前的学者创立的，今天对它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做总检核，把一些典章制度的文献放在这一类，来符合周官所遗留下来的那种旧制度。（明）钱溥《秘阁书目》有政书类，这个名称可以包含以前的与现在的故事，故沿用之。

《隋志․职官类叙》「古之仕者，名书于所臣之策，各有分职，以相统治。……。今《汉书百官表》列众职之事，记在位之次，盖亦古之制也。汉末，……，乃作《汉官解诂》、《汉官仪》等书。是后相因，正史表志，无复百僚在官之名矣。……。编为职官篇。」古代当官的人，他们的名字都会被登记在各自任职的单位的名单、名策上，所以策子上都有各自的名分职称，有助于统合处理。现在的《汉书百官表》条列各种官职的工作内容，记录在位的顺序，大盖也是古代的做法。汉末，才编《汉官解诂》、《汉官仪》等书，之后相互因袭，正史表志不再有记录官僚职称的了，（按此）编为职官篇。

《总目》认为《汉官旧仪》（或《汉官仪》）的内容是符合之前周官遗留的典章制度，而不是只单纯记载各种官职的工作内容，所以放在政书比放在职官类适当。而《汉官仪》从《隋志》的职官类，再到《总目》的政书类，正好表现史部的学术思想发展，大致是由粗略至细致的过程，而这也是义理为心，技进于道的源流进程。


(十四)
目录类

《汉志》、《隋志》没有目录类。《隋志》有簿录篇。

《总目․目录类叙》：「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今用《宋志》之例，并列此门，而别为子目，不使与经籍相淆焉。」郑玄有《三礼目录》，现今用《宋志》的体例，并列另外的子目，为了不与与经籍相混淆。

张子侠和张永瑾说：「《七录》创设『簿录部』，《隋志》沿用之。……。《旧唐志》改称『目录』，从此以后，官修或私撰书目大都设有该类目，但名称不一。」

张子侠和张永瑾与《总目》所说的「目录」之来源不尽相同，然而肯定的是，不管目录或簿录，说的都是相同的门类。从《三礼目录》的原本一卷或《七录》的目录学著作，到最后变化到《总目》，已经包含所有的目录学著作，随着学术史的演变，目录类已经慢慢地自成体系，变成一个学科独立的一类，人们把这些著作的工作价值，赋于一种肯定，而目录类的自成一家恰好验证演变的轨迹。


(十五)
史评类

《汉志》、《隋志》没有史评类。

《总目․史评类叙》：「《春秋》笔削，议而不辨，其后三传异同。……。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旧有此门，择其笃实近理者，酌录数家，用备体裁云尔。」孔子整理《春秋》时，对于什么要记，什么要删，后人各有看法却没有明确的辩证，后来的三传也都不一样。现今皇上综括古今议论，加以折衷，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明确的告诉后来的人，以前就有这一门，挑选实在、合理的数家，来完备史部的体制。

史评是与历史记录及历史记录相关的研究评价有关的，在《史记》的赞就是这样的内容，而到清代，已经不是只有单纯著作里的一段内容，而是变成一个门类，随着学术史的演变，已经慢慢地自成体系，人们把这些著作的工作价值，赋于一种肯定，而史评类的自成一家恰好验证演变的轨迹。


(十六)
不属于史部：谱系篇

《总目․子部․谱录类叙》：「《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谱系」原为《隋志》中记载家族姓氏，但是将《竹谱》、《钱图》也放在谱系，《总目》说这是因为《隋志》无类可归的缘故，所以只好将其放在谱系；后来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将所有没有系属可考的，类别相近的，都放在此类。从《汉志》的没有谱系到《隋志》的谱系，但掺杂种植等其他类，到《总目》的子部谱录类，看似地位是从史部下降到子部，然而实质是让谱系、谱录更符合其名，此清代朴学思想的演变所造成的结果。


二、总结变化

《汉志》将史类的著作附在「春秋」类，亦即后人所说的经部，一直要到晋朝秘书监荀勖的《中经新簿》才有甲乙丙丁四分法，然而荀勖的顺序是经子史集，直到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首先将史部放在子部之前，而阮孝绪《七略》，将图书分类改作：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 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之后的《隋志》才以经史子集为顺序，并一直延用到《总目》。史部的位置提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人们认为史比子重要；二是史比子更能表现过去历史的得失，做为后人的借镜。如：王征说：「史官的发达以及史书的增多，……，其历史意识逐渐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以史为鉴」目的思想的出现。」 而唐太宗在魏征过世时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这都是史部得以提升的原因。而且史部由原本附在「春秋」类的一部分，最后俨然自成一家，而且地位还在子部之上，就是由于人们对史部更加看重，再加上清代实学、朴学思潮开始兴起，而《四库》延续李充、阮孝绪、《隋志》经史子集的顺序，这是人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对史部著作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因此从不同的目录学著作而反映了这样的学术思想。

史部相对于其他的经史子集，史部是专攻史，子部是一家之言。史部独立存在的根据、渊源，及持续发展，最后演变成一独立学科，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史学发达。正因为历史悠久、史学发达，所以它需要文字记载，封建专制社会宗法意识制度，这是每个时代封建社会时代赖以维生的，无论是专制，它的延续，是需要文字上的连续，史学史书在这样的制度下，它被记录、描述、传承，如果没有广大丰富史学史书体系，它的延续是成问题的。再从学术思想角度事实所蕴含的学术思想材料对比，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史钞史评，它们出现在什么时候，更进一步来说，史钞史评晚出的价值意义。从事情的源委，最后存在过程，对存在过程的记录，史书对于这些书存在，对它的评价，理论上如何划分，史学理论的裁定，以什么眼光决定删留的学术思想，我们总结学术思想时，可以观察到史部所蕴含这样的价值。

周积明：「以史为鉴、以史蓄德与以史存史 , 既是《总目》所确认的史家宗旨所在 , 也映现出 史学所特具的三大社会功能 , 这就是经验借鉴功能、伦理教育功能、文化积累与传播功能。」 因为强调以史为鉴、以史蓄德与以史存史，所以《总目》在史部著作的门类、门类名称全部都是围绕在这些目标展开的，因为他们觉得史学可以有经验借鉴功能、伦理教育功能、文化积累与传播功能三大功能。

李泽厚：「中国实用理性，……，特别执着于历史。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所以，它重视从长远的、系统的角度来客观地考察思索和估量事事物物，而不重眼下的短暂的得失胜负成败利害。」 历史之所以重要，在于人们可以从中学到经验，再从这样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这与中国重视实用的原则有很大的关系。

梁启起认为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识、史学、史德，其中以史德最重要。从《汉志》、《隋志》到《总目》对史部著作的编排、归类，正好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通过哪些著作来记取经验、再从这些累积的经验，加以改良并创造更文明、更有道德的世界，这是因为被遗留下来的史部著作，都具备梁启起所说的史才、史识、史学、史德，正如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从这三本目录学著作正好反映这样的学术思想。


参考书目：

〈《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李纪祥，文史哲，二ＯＯ八年第二期，页数起迄不清，共二十六页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初版初刷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ＯＯ一年九月初版初刷

〈《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观〉，周积明，江汉论坛，一九九一年第七期，页一三至一九

〈史部目录演变考略〉，杨雷，哈尔滨学院学报，第三十七卷第三期，二Ｏ一六年三月，页九一至九四

〈史部类目源流考略〉，张子侠、张永瑾，东南文化，二ＯＯＯ年第一期，总第一二九期，页八八至九一

〈《春秋》附庸蔚为大国——史部设立与发展的学术背景考察〉，王征，国书馆理论与实践，二Ｏ一六年第一期，页一Ｏ一至一Ｏ五

〈略论纪事本末体裁的发展历程——以目录学为视角〉，刘海波，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二十一卷第二期，二Ｏ一一年

《四库全书总目》网络版

《汉书艺文志》网络版

《隋书经籍志》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