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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李彦敏（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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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敏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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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李彦敏（修改稿）
经部作业-----李彦敏（修改稿）

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研究对象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四库全书总目体要》（以下简称《总目》）为主要对象，通过比较可知经部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
经部从无到有及分类

从六艺略到经部：《汉志》无经部，但是六艺略实际上相当于后世之经部，分为9小类：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共117家3082篇。每小类著作皆简介作者，卷数及学术渊源。

《隋志》吸收前人成果，把六艺略改为经部，分10小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共收书627部5371卷，并标出书籍存亡情况。

《总目》分类更细，分编体例为部、类、属三级，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共44卷，分10小类：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基本按照时间列举书目，并且把存书、存目区分开，设目合理，如礼类，小学类皆设子目录，使分类更加清晰。

以尊经为主：班固著《汉志》在于尊经，并为经部内部的今古文学之争做一总结。《汉志》以书录加按语的形式宣扬尊经，辨析经学渊源，标志“书志体学术史”的确立。《隋志》四部分类法以六经居首，发扬《汉志》以总论加按语的体例表达学术观念，也是尊经为旨的书志体学术史的发展，《总目》相交两志，以五经居经部之首。《汉志》没有经部但却相当于经部，汉代的儒家地位已经被确立经学又蔚为大观为什么《汉志》却没有把经部作一大类处理呢？汉代儒学独尊始于武帝时期，武帝即位之初，经过文景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形势较汉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武帝便下诏征天下贤者对策，广求治国大计。在这种形势下董仲舒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都得到了武帝的采纳，并按照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六经》，定儒学为一尊，对汉初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统一。自此，汉代政治、经济、文化都出现了新的局面，其后达到了鼎盛。同时汉代经学已形成蔚为大观的鼎盛时代。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设五经博士，学儒成选官途经。博士制度在秦代是一种官职，且并不为儒生所专有。文景时期，开始设立为博士，到了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专以治五经的儒生为博士，其他百家杂学尽数从博士执掌中剔除。汉武帝的这一举措使得秦以来的博士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儒学替代百家之学成为博士的专门内容。儒学完成了向经学的转化，开创了汉代历史上的经学时代。第二，汉代的选官制度及太学的兴盛，经学在汉代的兴盛还表现在其选官制度上，经学成为汉代选拔官吏的唯一标准。这一制度使得大量的儒生进入政界，又通过官方的途径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经学化。第三，汉代私学的蓬勃发展。随着经学在汉代的兴盛以及其与官方的大力支持，要求通过习经而进入仕途的人越来越多，乃至于当时的年轻人都以读经为务，可见，当时读经习经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无疑对于汉代经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汉代经学已经成为繁盛时期，可汉代人班固自己写的《汉志》却没有把经部独立为一大类，经部的确立到了荀勖的四部分类法已经形成，其实经部已经彰显出来了。荀勖《中经新薄》《新薄》之分四部，历来无异说。《中经新薄》的编著是有其来源的。《隋书》曰：“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薄》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也就是说，荀勖的《中经新薄》是根据郑默的《中经》而写成的。但因郑默的《中经》已经亡佚，我们无法窥知其原来的面貌。只能通过因循关系推论，《晋中经薄》四分法来自郑默的《中经》。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中就说：‘四部虽确定于李亮，发韧于荀勖，而郑默《中经》之作，亦在荜路蓝缕之列矣。’经部的四分法在汉代已经彰显出来了，刘歆《七略》的六分法体系，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类。中书令虞松见而叹道：“而今而后，朱紫别矣”，该目对后世影响甚大。晋初，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整理书籍，乃以《中经》更著《中经新薄》，总括群书，分为四部，区《中经》之分类之法。中国图书的分类，以四部为法，起源于《中经》，发展于晋荀勖。

    这个历史现象归纳为：一个时代她的学术思想，学术思路的认定有一个时间差的，从时间落差看，记录和反映都有时间差，汉代本身经学就发达，而汉代人仍然没有足够认识把经类设置为门类，以此看来，学术思想的认定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的，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逐渐清晰了，在班固的时代认识还不够，到了荀勖的时代已经清晰了。明确了四部分类法，把经单独设为一类至此尘埃落定。这是学术思想演变的过程，从目录学思考到了《隋志》已经完全稳定下来。

    汉代独尊儒术，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它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正始阶段、竹林玄学以及元康玄学，“名教”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倡导端正君臣父子等级名分的“正名”思想，名教根于儒家。“自然”生于到家，老子大量使用了“自然”一词，以揭示天道的无为。玄学是儒道两家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融合的产物，玄学是把儒道两家协调起来，儒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了冲击。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思想到了魏晋时期独尊的地位被打破，这也折射了当时的现实问题，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并且盛行，儒学思想发生了动摇。汉代时期，经学盛行，与易学、象学、卦象以及宇宙互为联系，象数易学具有鲜明、典型、独特的特点。汉代易学在承继《易传》天人之学的宇宙观、政治观与价值观的思想内容基础上，继承与发展了《易传》中象数传统，进一步将《易传》天人之学的理论形态象数化。汉代易学所辟创的这种象数形态的天人之学却是顺应了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时代需要，发挥了在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以及社会政治指导等方面的多重功能，突出体现了经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工具性的意义。象学解释宇宙是有秩序的，从宇宙到社会人类非常有秩序地结构图，可是汉末以后社会动乱，这个学说的解释不了社会秩序性，到了唐代时的《隋志》又回到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又占了统治地位，韩柳提倡古文运动，提出“原道宗经”的思想，认为魏晋以来过分讲求声律、辞藻、排偶的骈文，四六文为俗下文字，阻碍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发挥，给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文风上文体上的便利。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变革。《隋志》经部终于被确定为至高无上的思想。《汉志》有经无名，到了《隋志》有经之名也有经之实，产生了目录学的事实。

二、从分类形式比较《汉志》与《隋志》及《总目》

《汉志》与《隋志》同时收录了小学类的书籍，小学类包括文字理论著作及文字编纂与注解类著作，《汉志》著录小学类著作十家四十五篇。《隋志》著录小学类书籍多达九十六种，三百九十五卷，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及其解释这些字书的著作。

《隋志》与《汉志》相比，多一类谶纬书。谶纬书历来被人们看作是荒诞不经书籍而遭到排斥，实际上它是我国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汉书.方术列传序》说：“汉自武帝颇好方术……”,东汉时期，“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谶纬问题：谶纬是始于西汉后期、盛行于东汉并延至隋朝时期的一股社会思潮。谶纬的内容涉及天官星历、灾异感应、谶语符命，以及天文地理、文字训诂、驱鬼镇邪、神仙方术、神化幻想等等。谶纬自西汉末流行以后，对当时以及后来的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时间上来说，它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六百多年；从其地位来说，它曾一度作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指导方针和思想依据，就其影响来说，它在当时弥漫整个社会，其思想渗透至政治、文化和艺术领域，以至于延续到后世。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汉代经学和谶纬相伴随的，尽管汉代已经提出了独尊儒术，但还没有成为唯一的学说，谶纬尽管在目录学消失了，但在民间并没有消失，东汉末年有过动乱，有些人利用谶纬笼络人，统治人，谶纬有荒诞成分也易被作乱者利用，谶纬在东汉时期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它的本质就是将自身看作是圣人代天所立之言是截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谶纬中直接指出了刘秀应该做皇帝。谶纬比以往经学更加清楚地论证了东汉统治者政权的合法性。谶纬脱胎于经学，对于谶纬的肯定，同时也就是对经学的肯定。可以说，谶纬的盛行也带来了经学的繁荣，但是谶纬为经学带来了危机，谶纬的盛行导致了东汉经学师法的混乱，从而阻碍了经学和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谶纬的盛行导致了经学信仰危机，谶纬的盛行使得经师们用谶纬来解释补充经学，致使经学内容和形式更为荒诞，带有极强烈的神学色彩。从长远来看，带来了人们因为对谶纬的怀疑而导致对经学的怀疑的弊端。谶纬与东汉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处于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状态下的。谶纬之学盛极一时，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在盛行的同时形成了一股反谶纬的思潮，但直到北宋欧阳修作《论删去九经争议中谶纬札子》，南宋魏作翁作《九经要义》删去谶纬之说以后，谶纬才致灭绝。《隋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其中经部又分为十类，将谶纬类提至经部，置于九经之后，小学之前，著录谶纬书十三部，九十二卷，通计六朝亡书合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二卷。

三者相比较，《汉志》，《总目》均未设谶纬类，《隋志》仅存。《总目》相对于两者增进了五经总义类与四书类，五经总义类的设置为《总目》首创。小序云：“今难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中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经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汉唐体系以五经为主要文本，宋元明清则以四书为主，《明志》则明确立四书的类目，《总目》沿例设四书类。

三、经部具体书目比较：

诗：《汉志》中以齐、鲁、韩三家诗为代表，《汉志》小序：“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代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三家皆列学官”。《隋志》中毛诗成为主流。《总目》存隋及隋前的书目为四部，对比两志，《总目》以诗序为核心议题，评价诗发展历程中的汉宋之争，但所采辑书目以尊汉学者居多。

易：《汉志》中易的篇目除《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等几篇外，其余皆亡佚。《隋志》存《汉志》及以前易著作仅四部。《总目》存隋及隋前的易著作五部，两志相较《隋志》不仅多了三《易》、子夏、河内女子三个环节，还有补充。《总目》从宏观角度把两千年易学史概括为两派六宗，把易分为汉学数象派和宋学义理派两派。

礼：《汉志》中礼部较少。《隋志》对礼部的发展讲述更完备。而且重单篇，如《丧服》研究多达49部。著录中《周官礼》、《仪礼》（主要是《丧服》篇）、《礼记》三礼的学术格局已形成。《总目》中，把礼定为六目：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相较两志《总目》因三礼为发明经义。

乐：《乐》在经部典籍中很特别，孔子编订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唯独《乐经》没能保存下来。关于《乐经》亡佚的原因，历代学者说法不一。有的认为亡于秦火，有的则认为《乐经》本就不存在，还有的认为《周礼?春官》中的“大司农”章即儒家所传《乐经》。不管怎样，从早期的文献资料来看，乐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孔子对于乐十分重视，在论语中提到“乐”多达40余次，并且说过：“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充分肯定了乐在礼教中的作用。因此《汉志》在排列次序时将乐排在第5位，紧随在诗、礼之后；《隋志》也将其排在第五位，同样与诗、礼毗邻；但历代目录编纂者们并未真正对乐经形成足够重视，这从各类目录中乐类的小序中就可以看出。但凡谈到乐，目录学家们永远将其作用并列于诗、礼之后，这正说明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惯性思维的因袭。可以说，乐从一开始就未能形成完全的独立地位，随着目录学分类的成熟，其地位的下降是必然趋势。到了《总目》比较明显，《总目》载乐类“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存目“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于经部其它门类相比，乐类的数量增长实在有限。这说明了乐类不但没能得到发展，已有的典籍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保存，其在经部的地位早已名不副实。

春秋：春秋的书目入类分歧在各经中最突出。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入《汉志》春秋类，《隋志》名《史记一百三十卷》入正史类，《总目》中名《史记一百三十卷》入正史类，《国语二十一篇》入《汉志》春秋类，《春秋外传国语》入《隋志》春秋类，《国语二十一卷》入史部杂史类等。春秋类书籍入类分歧主要在于由经入史，体现经，史分离及史学独立。司马迁“成一家之言”。《隋书》首次明确独立史部，意味着史学相对于经学的革命。

小学：《汉志》小学类仅为文字类书籍。小学类其后小序言：“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音、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该书所收录的小学类文献分别为:《史摘》十五篇、《八体六技》、《仓领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答》一篇、《别字》十三篇、《仓领传》一篇、扬雄《仓领训纂》一篇、杜林《仓领训纂》一篇及杜林《仓领故》一篇。《汉书·艺文志》小学类所收的这些文献,全部是字书,这种现象与当时的学术观念有密切的联系,反映出当时小学的含义。可见“小学”之类定名的缘由，这也标明了《汉志》的小学皆为文字之书的著录标准。

《隋志》小学类书籍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类，该书所收小学类书籍凡一百零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从《隋书·经籍志》小学类收书的情况来看,该书还是能比较好的继承了《汉书·艺文志》的学术思想,同时根据时代的发展,适当的调整。它收录的小学类文献相对《汉书·艺文志》来说,虽然多而杂,但是并不淆乱,大体上是井然有序的。

《总目》该书通过对古代小学类书籍著录的源流辨析,重新对小学类著录的文献分类。它是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81[的角度来划分小学类书籍的,求古、尊古而又不完全囿于古。既溯源以求古,尊崇《汉志》的学术规范;又导流而变通,用发展的眼光来考察、解释小学类,结合当时的学术发展情况和存世文献的多寡对小学类书籍进行分类、著录,是对历来学术发展的一次大总结。其分类有三:《尔雅》以下训话类,《说文》以下字书类,《广韵》以下韵书类。《总目》以按语的形式,叙述了小学类各类书籍的著录、发展、传承、增删、分类及整合情况。先简明扼要的说明各类书籍的著录数量,它们的发展脉络,然后评论前代的目录著作的分类情况,在评论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标准和原因,以及收录书籍的标准。这样,既照顾到学术的传承流变,又考虑到具体书籍的内容、形式;既照顾到各类书籍在小学类中的情况,又突出整个小学类的上一个大类—经部的尊贵地位,避免了芜杂。

论语类的消亡及《尔雅》入类分歧

《汉志》《隋志》皆设论语类，官修目录中至《宋志》尚存论语类，《明志》取消论语类，代之四书类。《隋志》论语类书目的采辑远比《汉志》复杂，不仅包括《尔雅》类书籍12部，而且包含了关于五经的书籍14部及六经、七经类书籍等。《总目》沿《明志》之例，改设四书类。和《隋志》论语类书目采辑混乱相比，《总目》更加清晰，《总目》首设五经总义类。《尔雅》类书籍在三志入类皆不同，在《汉志》入六艺略孝经类，在《隋志》入经部论语类，在《总目》入经部小学类训诂之属。《尔雅》入类总体被纳入经典，在不同时代的认定上经历从纷乱到清晰的过程。《尔雅》被列入经部，是因为古文经历秦火之后，作为工具书扮演帮助人们准确读经的角色。这是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的学术背景使然。《尔雅》入经还与统治者的重视提倡分不开，早在汉武帝时《尔雅》就受到推崇。汉文帝也十分重视，把《尔雅》同五经、《论语》、《孝经》、《孟子》一同设为博士，初步奠定了《尔雅》经学地位。最早在目录中著录《尔雅》的是刘歆的《七略》，虽然已失传，但其原貌还保留在《汉志》中，与《五经杂议》等并列。《尔雅》在汉代虽然不如《五经》的地位显赫，其作用却和《五经》一样重要，决不仅仅是经学的附庸。由于《尔雅》的巨大实用性，能解决经典及现实生活中许多方面的问题，也由于汉代古文学派的推崇，使之终于被收入儒家的经典中，从此它的命运便同儒学紧密结合在一起。《隋志》还把它附于《论语》类，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尔雅》才正式被列入开成十二种经书中，摆脱了其从属地位，成为儒家正式的经典，宋代的十三经则巩固了《尔雅》的经学地位。

四、类别的变化：

《孟子》这样的书什么时候才进入经部的，《孟子》一书原是“子书”，《汉书.艺文志》把它置于《诸子略》儒家类，《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都将《孟子》列入子部，但到了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遂将《孟子》及其相关图书附入《论语》类，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后来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将经部的《论语》类改名为《语孟类》，这样《孟子》及其地位便由子部上升为经部。其实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由“子”升“传”进入汉代以后《孟子》迈出了其超“子”入“传”的第一步。东汉末的赵歧《孟子题辞》中写道：“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赵歧还把孟子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儒学不被重用，时人一般把孟子与荀子相提并论，荀孟一直持续到唐中后期。由“传”升“经”，唐朝拉开了《孟子》由传升经运动的序幕，到了宋朝，促使《孟子》超“子”入“经”历程的完成，王安石为第一功臣，继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遂正式由子部升入经部。王安石第一个将《孟子》表彰为经，他亲自为《孟子》作注，首次将《孟子》作为经，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至宋徽宗令人刻《孟子石经》《孟子》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之实亦从此开始。

余论：在经、史、子、集中，经部才是整个中华文明最深的根基，它把各个部类最经典的、最深层的、最有价值的都汇聚到了一起。做了一个典型的示范，从经部文化史，思想史去认识，它打破了一般性的，习惯性的，既定的，成式化的观念，这一切要归功于汉代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些典籍是构成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汉代学者从学者角度深入深刻地把握了中华文化的精妙所在，汉代也形成了以研究经部为主的学术活动潮流，作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始自汉代，之前孔子也作过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但不是自觉的，学科化，制度化，到汉代才是严格意义的完成，一开始给中国文化，中国学术，勾勒了一个基本蓝图，这是汉代学者巨大的贡献，从汉代以后，都是以汉代学者所划定，指引的方向在运行，从经部的构成来看，其实是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里程碑，一个序幕的开始，经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不同时期的目录学著作，门类中都有变化，从文献构成的数量，增减，调整变化看，无论学术如何发展，无论不同时代书的类目多少？有一点不变的，经部在典籍原典的控制上，不管五经，七经，十三经，最后也没超过十三经，经部所收的书，都围着十三经打转转，都在诠释着十三经，为中国学术思想指明了方向，几千年过去了，原典如何调整？只不过是从五经调整到了十三经，但研究这十三经的多如牛毛，以儒家的经典为研究对象和目标，都是以他引领的规范学术史，为重要研究范围。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

2、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

3、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商务印书馆，2008

4、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

5、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1957

6、冯天瑜等《中国学术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葛菜云《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对比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5

史部作业————李彦敏（修改稿）

以中国传统的古典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为研究对象，浅议史部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在学术史、思想史所表现出的变化。

一、
史部的流变————从无到有的演变轨迹

《汉志》为六部分类法，包括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并无史部。

《隋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分别为经、史、子、集。把史书正式独立成一大类。包括：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总目》采用四部分类法，分别为经、史、子、集。史部概念清晰独立。共有十五个类目：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从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出，史部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复杂变化的过程，在《汉志》中没有史部，但并不意味着《汉志》中没有著录史书。六艺略“春秋”类中的《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记》等，以后世观念来看是典型的史书，只是当时并无史部，只能“附史于经”。汉代经学盛行，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表彰《六经》定儒学为一尊，同时汉代经学已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汉志》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因此史学不被重视是自然的事情，两汉史学地位无法凸现出来，史学和史学家远远不及经学和经学家受重视。班固自己叙述说《汉志.》是删减刘歆《七略》而成书，可以说除了史部之外，其余三部在刘向、刘歆父子《七略》创立的六分法中，均已成为一个或几个独立的部类，惟有史部还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原因是这类著述还相对较少，不足以自成一部。但是，从《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所附列的史书中可以看出，后世史部的萌芽，已经在这时初露端倪。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史学崭露头角，这个时期史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晋武帝时的秘书监荀勖仿郑默《中经簿》，编辑图书目录《中经新簿》。《中经新簿》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即由此初步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它是把所有典籍划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大略相当于后世的经、史、子、集。当时，是把相当于后世史部的书籍列入丙部，排在乙部子书的后面。至东晋李充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才开始把后世的史部书列为乙部，子部书列为丙部，由此确立了经、史、子、集的排列次序。史籍为立国、治国的措施、经验、教训，成为君主、大夫、士的教养内容，从政治功能着眼，故提到诸子之前，这些对《隋志》的成书有很大的借鉴作用。魏晋南北朝时史学地位逐渐提高，史部独立，摆脱了附属经部的地位，史学呈现繁荣景象，原因有：第一，经学的衰退，思想的解放，个性的张扬是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魏晋南北朝时，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导致思想上的自由与解放，禁锢人们的各种清规戒律失去往日的尊严，因此，史官们能过比较自由的按照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总结历史的兴衰成败，私人修史渐成风气。第二，专职修史的史官的出现，是史学兴起的重要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制度比较完备，这一时期史官终于以著史为专职，不再监管天文历法，改变了汉代史官职责的多样化弊端。设立专职史官，史学因此更发达。第三，史书大量增加，私人著史修史大量增加，上起帝王，下至庶民僧道，史家辈出，“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第四，社会环境和政治的影响，魏晋时期三国鼎立，南北分裂的局面也造成对正统观念的争论，各国都著史为己立统，造成了史学著作的大量增加。第五，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本土道教的繁荣，也促使志怪、仙道小说的大量出现，《隋志》中的“杂传”类所收《搜神记》大多写就于此时期。

  到了《隋志》分类方法与《汉志》大不一样，最显著的特征是“史部”的独立。至此，四部分类中的史部可以说已经基本定型。书目著录情况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汉志》到《隋志》之间史学的繁荣发展。如果说从《汉志》无史到《隋志》史部基本确立有名有实，那么到了清代的《总目》则是史部的完善了。《总目》充分吸收对《隋志》等目录的合理改进，对史部分类作了进一步的调整。体例方面比《隋志》增出“纪事本末”、“别史”、“诏令奏议”、“时令”、“史评”、“史抄”、和“政书”七个类目。比《隋志》减少的类目有“起居注”、“旧事”、“谱牒”、“仪注”、和“刑法”，而去掉“谱牒”，“仪注”和“刑法”，则是《总目》自创。此外，《总目》还用“载记”取代了“霸史”或“伪史”的名称。此外对于《总目》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目是北宋崇文院馆藏书籍的是《崇文总目》，《崇文总目》对《隋志》以来的史部目录有一个重大改进，即新设了“岁时”这一类目，另外，《崇文总目》还删除了《隋志》以来的“旧事”或“故事”这一类目。总的来说《总目》类目的设置比较合理，它标志着传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可以说《总目》的种种体例演进与学科分类细化现象皆符合其“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的总体思路是清代乾嘉时期注重考据的时代风潮的间接体现。

二、《汉志》和《隋志》比较


《隋志》和《汉志》相较，最大的变化就是史部的独立。《隋志》正史类收录纪传体史书，自司马迁撰《史记》首创纪传体之后，后朝为前朝修史，大都采用这种形式。《隋志》正式以“正史”命名，这是“正史”概念在史志目录中的首次出现，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汉志.六艺略.春秋类》仅著录纪传体史书《太史公》与冯商所续《太史公》两种，《隋志》增至六十七种。可见从汉代至隋代，纪传体史书空前繁荣。

古史类收录编年体史书，古史类是由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衍变而来的。纪传体与编年体两者相得益彰，“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二者相辅相成，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

杂史类《汉志.六艺略》春秋类下收录《战国策》、《楚汉春秋》两种，四十二篇《隋志》多达七十二种，九百一十七卷。因著录书籍种类繁多，故以“杂”字统之。

霸史类主要记载晋永嘉之乱以后各国史事。《汉志》无此类，《隋志》著录二十七部，收书也不多，但它是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在目录书中的反映。

起居注是一种专载帝王言行的史体。《汉志》有《汉著记》，《隋志》收录此类书四十四种，一千一百八十九卷，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得到长足发展，并达到鼎盛阶段。

旧事、职官、仪注、刑法类四类，《汉志》均未设立。旧事类记朝廷律令，《隋志》著录二十五种。职官类记百官官职，两汉时期没有专门史官，《隋志》收入二十七种。仪注类记载历代礼仪之书，《隋志》著录五十九种。刑法类记载有关律法方面的书，《隋志》著录三十五种。

杂传类主要记载各类人物的各种言行。《隋志》著录相关书籍最多，共二百一十七种，一千二百八十六卷，居史部第一，种类繁多，有先贤传，孝友传，忠臣传，良吏传，高士传，名士传，文士传，高僧传，烈女传等。

地理类《汉志.术数略》有《山海经》十三篇，《隋志》将其归入《史部.地理类》，虽《汉志》未设地理类，但《汉书》有《地理志》。汉代以后，地理书增多。王俭《七志》首创《图谱志》，使其独立于经史。至《隋志》归入史部之下，以后基本不变，著录相关书籍一百三十九种，仅次杂传类位居史部第二。

谱牒、谱系类主要记载世族姓氏之书《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收录《世本》十五篇，是最早记谱系的书。《隋志》列“谱系类”共著录书籍四十一种，三百六十卷。其中除《竹谱》，《前谱》与《前图》三种属实物类图谱外，其他均与家族群体相关，所以《隋志》将此类撰述统称为“氏姓之书”。氏姓之书，或称谱书、谱牒，与杂传一般，实际上也是一种古老的史部撰述类型。谱系原出于“周家小史定系世，辩昭穆”德需要，最初之作多是帝王侯伯之家，发展相对缓慢。作为时代记忆的史学，无法回避其所处时代的影响，谱学的起源与发展也和它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几乎是家家要讲谱牒，人人要懂谱牒，否则在社会上就无从交往，地方官若不懂谱系之学，则无从履行其职责，因此统治者也高度重视谱牒，并设专门机构管理，先后产生了一大批著名谱学家和谱牒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能够得到蓬勃发展，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唐代著名谱学家，柳芳概括当时谱学发展的三大原因时说：“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这就是说，研究当时的谱学发展，必须熟悉人物的地望，了解族姓的来源和支派，辨清的婚姻血统关系。所以我们说谱学此时是为维护门阀豪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史学门类。众所周知，郡望观念是在门第制度下产生的，标举郡望，在于显示门第的高下。而门第的高下，则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以选官而言，“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因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官标准，正是以门第高下为依据，因而有些寒门素族，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往往伪诈高门，诡称郡望。为了达到伪诈得目的，有人还串通谱学家为之篡改。南齐谱学家贾渊为，“王泰宝买袭琅琊谱”，事发后，“渊坐被收，当极法”。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对造假者处理是相当严厉的。从另一方面谱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谱系则从文字上保证门阀大族血统的纯正，防止血缘的混乱，这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谱系大多都是“氏族谱系”，“皇族谱系”有了这样的实力之后，谱系，谱录也就应运而生了，因此这一类图书也就自然而然地单独成类了。，


簿录类专收目录书籍。《汉志》没有目录书，《隋志》著录三十种，包括汉代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两部书，目录学在汉隋之际得到了发展，如《史记》在《汉志》中著录为“《太史公》百三十篇”，而在《隋志》里著录为“《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这说明《史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有了定名，而且有了一个正式的目录。

三、《隋志》和《总目》的比较

《总目》史部保留了《隋志》中正史、古史、杂史、杂传、霸史、地理、职官、簿录等类目，其中将《隋志》中“古史”更名为“编年”，“杂传”更名为“传记”，“霸史”更名为“载记”，“簿录”更名为“目录”，取消了旧事、仪注、刑法、起居注、谱系等类目；将起居注并入编年类，旧事、仪注、刑法合为政书类；增加了别史、史钞、时令、史评、纪事本末、诏令奏议等类目。另外还增加了众多的三级类目-----------子目。虽说《总目》史部沿用了前代职官之类目，但其下类分为官制、官箴二属，政书类下分为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属，地理类下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十属；诏令奏议类较之前代虽说合为一个类目，却下分诏令，奏议两属，目录类下分经籍、金石二属。

《总目》史部不但纠正了以往目录类目失察的弊端，而且对新增的类目或子目颇为注重名实相符，如其将《隋志》史部“杂传类”改名为“传记类”，并在其下设立五个子目：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名人”子目下著录了《晏子春秋》、《魏郑公谏录》、《李相国论事集》、《杜工部年谱》、《诸葛忠武书》等十三部著作。

另外，在类目中史部入类变化最明显的方面是鬼神、志怪、荒诞不经 这一类的变化：《隋志》杂传之志怪鬼神类，自《新唐书》入子部道家或小说家类，以后遂成定制。如《隋志》史部杂传类收《列仙传》、《神仙传》、《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等书，《搜神记》在《隋志》被著录为史部，成地理类或杂史，《隋志》在隋唐之前，文体观念从模糊到清晰，甘宝给自己写的序，“发明神道之不诬”，他经历过两起记录鬼神的事情，把它当作真实的事情来记录的，在干宝的时候并不认为是文学的夸张，在他看来是真实存在的事情，他并不认为是荒诞的，再加上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神怪观念盛行的时候给人们造成一种观念是真实存在的，是实有的，因此，《隋志》的编者，尊重了当时的一种现实情况，对鬼神观念真实记录的行为。自《新唐书》后，收入子部道家之神仙小类（或道家类）。《搜神记》、《幽明录》、《齐谐记》等，自《新唐书》后收入小说家类。从文学角度观看，志怪古是由史部入子部小说类，反映出小说观念的变化。从今人所认定的部分志人和志怪小说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三部书目中的入类情况来看，说明从六朝到唐五代，人们对小说入类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从宋代欧阳修修《新唐书》开始，人们才把《博物志》、《搜神记》这类志怪小说从史部杂传类退入子部小说家类。这是因为身为史学家的欧阳修，已经清楚认识到这类神仙怪异的内容显然不配取得史书的资格，所以要纯洁和净化史书队伍阵营肃清异己。欧阳修的做法实际上是继承了唐代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作品在不同时代的归类变化，充分体现了不同时代学术思想的变化，也体现了作者对该书的价值评判以及其所处时代占主流意识的学术思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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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

3、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2008

4、金毓黻 《中国史学史》 上海书店，1989.

5、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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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宁稼雨《六朝小说概念的“Y”走势》山西大学学报，2007

2、辛德勇《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期刊2006

3、葛菜云《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对比研究，硕士论文，2008

4、仓修良《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期刊，1997

子部作业-----------李彦敏（修改稿）

以《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为研究对象

一、
子部的演变轨迹

  《汉志》采用六分法，分别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诸子略位于六艺略之后，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家。

  《隋志》，到了《隋志》正式采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隋志》有着非常清晰的“子部”名称，列于经部、史部之后，且划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

  《总目》到了《总目》完善了四部分类法的分类体系，成为四部分类法的权威之作。为后世古籍目录分类所效仿。子部位于第三，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

由以上可以看出：1、子部所收书籍的范围越来越大，春秋战国时代是子书丛生的时代。梁启超曾经指出：“子书”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这一时期根据《庄子.天运篇》和《荀子.非十二子》诸子主要有五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慎到为代表的法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和以惠施为代表的名家。西汉时期，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增阴阳家为六家“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至刘歆《七略》为子书设立《诸子略》，又较司马谈的六家多出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四家，共计十家。这是诸子目录的最早记载。东汉班固承袭刘歆《七略》撰写《汉志》子书归类不变。但是，《汉志.诸子略》的内容，不包括兵书、医书、术数等类书籍。《诸子略》是后世子部的雏形，后代所谓“子部”就是在先秦九流十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魏晋时期，子书数量不断增加，收录范围开始超出九流十家的界限。唐初魏征等撰《隋志》进一步扩大了子书的范围，分子部为十四家。不过《经籍志》“子部”著录图书，以“儒家”为首，而以道、佛为“方外之教”所以在“道家类”中只著录道家子书，而言神仙、符箓等道教书籍与佛教著作未入四部。《隋志》统一并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从刘歆《七略》、班固《汉志》发展到魏征《隋志》的过程也是目录分类法由六分最终演变为四分的过程。虽然晋荀勖的《中经新簿》、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曾一度出现四分法，但是他们还很不完善。直至唐初魏征的《隋志》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经、史、子、籍为类目名称，目录分类法才最终被确立，一直到清代纪昀《总目》相沿不改。2、子部的逐渐衰微，《汉志》中虽无正式的“子部”名称，但是，“诸子略”实际是子部的雏形。而且位于六艺略之后，排在第二的位置。到了《隋志》明确了四部分类法，有了正式的名称“子部”排在经部和史部的后面，位列第三，相较《汉志》错后了一位，到了《总目》仍沿用四分法，子部仍排在第三位，诸子的产生和衰落原因众说纷纭，一是诸子与政治的关系二是诸子思想自身的发展，先秦时国家尚未统一，政治状态的散漫使得学术氛围空前自由，因而百家争鸣各执一说，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学术风气。自秦至汉国家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政权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的统一，而诸子学说的多元化则成为封建王朝推行文化专制的障碍。因此，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后世封建皇权思想控制的不断加强，诸子学说由于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其地位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汉志》和《隋志》的比较

《隋志.子部》十四类，相当于《汉志》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略。《汉志》有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汉志.诸子略》十家，因小说一家被认为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故而又有九流之称。先秦时期是诸子学说极盛时代，曾一度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反映到目录书中，即《汉志》单列诸子一类，收录的大都是先秦作品。先秦诸子中较为突出的有儒、道、法、明、墨、阴阳六家，《汉志》亦著录此六家，并且以儒家为首，著录包括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杨雄等汉人著作三百零九种。由于儒学在封建社会处于正统地位，因而其他学说遭到排斥。汉代以后，诸子学说逐渐衰落，从《汉志》发展到《隋志》可窥见一斑，《汉志》：法家十种，名家七种，墨家六种，纵横家十二种，农家九种。《隋志》法家六种，名家四种，墨家三种，纵横家二种，农家五种。另外，《汉志》著录阴阳家著作二十一种。，而《隋志》取消此类。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十之大顺，不可失也”。可见最初的“阴阳”是告诫人们必须顺应春夏秋冬日月星辰更替的自然规律，与以后所谓的阴阳绝不相同。但自《隋志》以后此家基本不见著录即使著录，也很少作为独立类目出现。

《汉志》著录道家学说三十七种，《隋志》增至七十八种。魏晋时期，由于受玄学影响，为《老子》、《庄子》作注的人很多。如《隋志》中为《老子》作注的就有十二家，今传世者为王弼《老子注》，说明道家与其他诸子之家不同，地位逐渐上升。从先秦时期看，是非常显赫的思想，在诸多思想中能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只有道家。道家在一家之下百家之上。在先秦典籍中，韩非子的文章中提的是儒墨不是儒道，墨家思想在早期曾经一度红火过，后来被道家所取代了，儒家墨家道家所体现的是不同的思想，儒家鼓励人生，强调自我的道德完善，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念，道家和墨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方式，墨家的兼爱非攻只是意愿的一面，是说给统治者听的，在战国时期，是一个武装的集团，相当于后来的绿林豪杰、黑社会，不合理就灭了你，而道家对待不合理的现象，采取的是超脱，这就是为什么墨家会消亡而道家地位会上升的缘故，因为道家对社会没有危害，而墨家不同会动用真枪真刀的和你干，所以会消亡，被禁止，但是在民间被封为绿林乃至武侠文化的源头，在书目中看着墨家不被重视，但在民间没被消亡。《水浒传》中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问题，都是选择自己来解决，这就是绿林豪杰最核心的思想。道家思想从实际社会功能作用看，是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一种思想方式，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用之于社会，让社会来验证自己读书的价值所在，可是社会给这些读书人的环境场所是有限的，当不能满足时，该怎么办？需要有一个自我平衡的方式，就是道家，特别要感谢庄子《逍遥游》中“无待”，虽然社会理想破灭了，但是人格理想没有破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家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杂家，顾名思义以“杂”为其特色，《汉志》称其兼儒、墨、合名、发，《隋志》称其“通众家之意”，因此杂家著作收录较为广泛，数量也不断增加。《汉志》著录杂家二十种，《隋志》增至九十七种。如果仅从数量来看，在《隋志》诸子中，杂家居第一位。但是《隋志》杂家类所收录的著作，有不少已经不是《汉志》意义上的杂家著作。杂家的意义已由综合各家变成了驳杂。《隋志》杂家除收录《汉志》记载的正宗杂家著作外，还著录类书、佛教方面的书等。因此《隋志.杂家类》收书的标准，实际上已不同于《汉志.杂家类》的标准。

小说一类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之作，“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可谓是对《汉志》小说家的极好解释。《汉志》著录十五种，《隋志》增至二十五种，其小说概念基本规矩于《汉志》仍旧入诸子小说类，只是所著录的内容比《汉志》更复杂了，如收录了一些不属于《汉志》小说家范围的书，《世说》十卷，《鲁史欹器图》一卷即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仍袭《汉书.艺文志》。”对《隋志》小说家作了极为精辟的概括。《汉志》最初设立小说家的概念和现在所说的小说相差很远，《汉志》在子部中列了十家，分析了九家，叫九流十家，不入流的人就是当时的小说家，关于诸子们的文章，刘勰，《文心雕龙》专门有一篇是谈诸子的，他对诸子文章的评价认为最好的诸子文章，就是能以最简练，最精准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后来的诸子们能力有限，于是开始增加一些成分，帮助阐发理解，就是加进寓言故事，听的人看的人如果看不明白，看后面的小故事就清楚了，生活中有很多有哲理的小故事，通过小小的丛残小语的小故事加以说明就是小说家，小说，最初的功能不是讲故事，而是陈述道理，通过简短的小故事来完成，小说家的职能最根本的是讲道理，其次通过讲故事来达到讲道理的目的。诸子文章的发展演变和古代小说形成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刘勰在批评诸子小说，但是换个角度看，诸子文章故事越多，越有助于小说的产生，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唐及唐以前，是文言小说成熟时期，到了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才开始了白话小说的蓬勃发展时期，而传统目录往往采取存文言去白话的原则。如班固在《七略》中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总目》编者亦认为，小说为“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上述小说均是传统小说观念的延续，认为小说仅限于由小说家采集而成的琐碎的无关政教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理，虽为小道，尚有可取之处。另一方面，在小说的源起演化中，史传文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小说的一个源头。所以在传统的目录著作中，多把这些书混入史部，造成古代小说著录上的长期混乱，《总目》编者在整理小说类时，致力于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将错误归入子部的重新归类。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家的贬斥，到历史学家的排斥，最后终于被文学家慧眼识真，欣然纳入自己领地的漫长过程，有些具有小说文学价值的作品，尽管在当时，没有被赋予小说的名称，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却逐渐与有小说之名，而文学价值低于自己的子部小说走到了一起。

《汉志.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著录图书五十三种。《隋志.子部》则合并为兵类，著录书籍一百三十三种，较《汉志》多八十种。

《汉志.术数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六类。李零先生认为在《汉志》中“术数是以属于‘星算类’占卜的‘天文’、‘历谱’‘五行’三类排列最前，门派最多门派最多，地位最重要；属于‘卜筮类’占卜的‘蓍龟’次之；属于‘杂占’类的占卜和‘厌劾祠禳’类的‘杂占’又次之；属于‘相术类’的‘刑法’在最后。两汉盛言灾异，天象预报、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和灾情预报，同时也是政治预报，当然第一类占卜最吃香”《隋志》沿用此例，保留了“第一类”天文、历数、五行，而把与之并列的蓍龟、杂占、刑法三类归入五行类，成为下一级类目。

《汉志.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收录书籍三十六种。《隋志》著录二百五十六种。说明中医学自东汉以后得到很大发展。

《隋志》将《汉志》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并为一类，归入子部，从而使子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兵书、数术、方技三类取得了与诸子同等的地位。

三、《隋志》与《总目》比较：

由《隋志》到《总目》，名家、墨家、纵横家消失，入于杂家；法家也入于杂家，《总目》又复其类。阴阳家在《汉志》中列于诸子略中第三位，到《隋志》则已消失。

消失的类目，以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入于杂家，始自尤袤《遂初唐书目》，《明史.艺文志》延续，《总目》恢复法家类。名家、墨家、纵横家在《汉志》《隋志》中，三家皆入子部，位置也基本没有变化。到《明志》《总目》时，编纂者们以严谨的分类标准取消了其独立资格，一律并入杂家。可以说是目录学成熟的一种体现。先秦时，百家争鸣的氛围使得三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地位，因此列于《汉志》诸子略十家之中。随着武帝独尊儒术的思想之后，诸子之书失去了政治影响，学术界也失去了对其的重视，因此，名、墨、纵横三家的消失，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学术思想的变迁。

增加的类目有：

1、艺术类。《汉志》、《隋志》都没有，而《总目》单列一类，论其存录内容分为四种：书画，著录71部，存目52部，合计123部；琴谱，著录4部，存目12部，合计16部；篆刻，著录2部，存目5部，合计7部；杂技，著录4部，存目11部，合计15部。其中书画收书最多。刘宋王俭《七志》首创“术艺志”，阮孝绪《七录》有“杂艺”，《旧唐书.经籍志》有“杂艺术”类，《新唐书》、《宋史》则沿其续，《崇文总目》改为“艺术类”《通志》、《明史》和《总目》传承。先秦两汉时期，艺术还处在萌芽阶段，书籍不多所以不能独立成类，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最突出的艺术发展要数石窟艺术、绘画艺术以及书法艺术。出现了专业画家和雕塑家其中被称作“六朝三杰”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就产生在这个时期。可见此时期的艺术是多么的繁荣，但是，到了《总目》对其地位重新估量，尊书画琴棋篆刻等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而将射、博等书存目。体现了清代学者结合时代独立思考的学术风气。

2、
类书类。《总目》著录65部，存目217部，合计282部。凡辑录古籍中的相关资料，并分门别类的加以整理，以供人们查阅的书入此类。《汉志》中无类书，《隋志》在子部杂家中收录了类书，但并未单独成类。公认的第一部类书是三国时期曹丕召集编著的《皇览》，荀勖列入《中经新簿》之丙部，相当于后世之史部，《隋志》列入子部杂家，《旧唐书》将类书收入子部事类，《新唐书》改为类书，正式确立类书的名目。此后，《宋志》、《明志》、《总目》皆成其例。类书属于工具书，它菠菜四部，分门别类，便于查找各类资料，成为历代学者辑佚、校勘以及考证的重要资料来源，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但在《总目》编撰时，学者们认为类书“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仍无可归”但最终仍在子部下设立此类。

3、谱录类。《总目》谱录类下设立三级类目，论其存录内容分为三种：器物：著录24部，存目31部，合计55部。食谱：著录10部，存目23部，合计33部。草木鸟兽虫鱼：著录21部，存目35部，合计56部。《汉志》、《隋志》皆无此类，其它历代官修、史志目录也未曾设置。《总目》单列一类，并在序中交代其来源：“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由此可见，谱录创自尤袤，但其后并未有影响，直到《总目》沿用谱录，并在继承《遂初堂书目》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4、释家类。《总目》著录13部，存目12部，合计25部。收录佛教之书，但不收佛教经典。《汉志》无此类，王俭《七志》附佛书，阮孝绪《七录》而有《佛录》，《隋志》在四部之外附列佛经，有类无书，《旧唐书》以佛附道家，《新唐书》、《宋志》因之，《崇文总目》单列释书，《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等设释氏类，《明史》列释家，《总目》在子部中单列释家一类。从历代目录对佛教典籍收录来看，可以发现佛教在我国的发展轨迹。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因为当时经学独尊，所以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因此《汉志》无记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故六朝书目已见佛书。《隋志》将道、佛置于四部之尾，《隋志》之后，历代史志目录、官修目录皆不收佛经。之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儒家文化处于既融合又相互冲突的过程之中，在正统文人眼里其地位远不及儒学，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此，《隋志》之后，历代史志目录、官修目录皆不收佛经，到了清代《总目》释家类在分类上的一大特色是将代表佛家思想的著作均弃之不收，“今于二氏之书皆择体裁犹近儒者略存数家，以备参考。至经典叙目则惟录此书及《白云霁道藏》目录以存梗概。”之所以如此，和《总目》编者推崇儒学，排斥佛家思想是分不开的。

    总之，从《汉志.诸子略》、《隋志.子部》到《总目.子部》的目录分类及其变化，客观上反映了子书的演变轨迹。编者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从理论上有意弱化目录部次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强调目录排序的实用服务性，确立了子部分类体系的新体例。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

2、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

3、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商务印书馆，2008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96

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

8、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1957

9、冯天瑜等《中国学术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葛采云《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对比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5

集部作业------------李彦敏（修改稿）

以《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为研究对象

一、集部从无到有

《汉志》诗赋略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之属、歌诗五种。

《隋志》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

《总目》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目录学意义上的集部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自隐而显的变化发展过程。《汉志》中的诗赋略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虽然没有明确的集部，但是诗赋略可视为集部的滥觞。到了《隋志》确立了四分法，明确了集部，集部有名有实，名至实归。而《总目》在《隋志》的基础上进一部继承完善了集部。

《汉志》“诗赋略”小序：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序文虽短，但却概述了诗、赋、乐府等随时代不同而发展演变的趋势。但是《隋志》集部序更加具体细致指出文学演变与时代和地域的关系。其云：“宋玉、屈原、激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唐初史臣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演变，每一时代作家作品的脉络清晰可见，其与《汉志》诗赋略的区别，反映出文学史观从无意识到自觉，由模糊不清到有序梳理得变化。

文学是学术史中最具有活力的一种学术，而且能够生动表现朝代文化的基本精神。《汉志》诗赋略以赋为主，赋是汉代主要文学形式，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辞、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汉代为什么赋特别流行呢？《汉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赋在汉代大盛有自己的原因：1，经济上到汉武帝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2，国家挥戈北上，解决匈奴的困扰，使得无数的文人才子热血沸腾，积极地进取精神得以彰显，天汉大国的思想开始在文人间产生。这使得赋气势高昂，恢宏如海。3，国家统一了多年，国内形势安定下来，各民族间的交融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特别是南方楚文化的北上，将南方所具有的神秘绚烂的风韵带入，加深了文化豪迈粗犷的底蕴。这些投射到赋体的文学中就使得汉代的大赋中想象丰富，气势恢宏。4，前代的文学对赋有着重大的影响，赋在某种程度上对与屈原《离骚》的继承和发展。5，经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经学大师层出不穷，经学的精神深深影响到了汉大赋的流传。6，帝王皇族对文学的热衷和提倡也是文学兴盛的重要原因。其中帝王对文学的鼓励是文学繁荣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汉武帝个人对汉赋的喜欢也是汉赋繁荣的重要原因，在汉代诸皇帝中甚至包括汉以前，汉武帝是最为爱好文学和艺术的皇帝了，他本人也是辞采甚高的赋作家。有赋作流传于后世。皇帝的爱好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在武帝周围有一批擅长文辞之士，如朱买臣、严助、主父偃等，公卿大夫如兒宽、孔藏、董仲舒、司马迁等，对于赋的繁盛，钟嵘曾在《诗品序》中这样概括道：“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有妇人焉，一个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从中可以窥见文坛被汉赋所垄断之一斑，处于汉武帝时期的赋家和赋作也蔚为大观。

从《隋志》可以看出，集部与文学的关系已经趋向于明朗。在《隋志》编纂者眼中，文学已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有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地位和价值，这一观念上的巨大进步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体裁上，五言诗的成熟、七言诗的创立、骈体文的兴盛、乐府民歌的发达、小说的初兴，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的重大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真正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继承了两汉诗赋文学，并且在特殊的学术背景下，文学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充实。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古今诗苑英华》、梁刘勰《文心雕龙》、东晋谢灵运《诗集》、徐陵《玉台新咏》等多种文学经典著作有重要文学价值。魏晋南北朝打破了两汉大一统局面，社会政局的动荡加重了人们的痛苦，魏晋文学关注社会现实状况，并积极表达对社会政治动荡的不满，同时社会动荡使儒家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动摇，儒家封建礼教成为人们发展的束缚。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儒家封建礼教束缚的内容，文学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动荡而衰落反而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不断成长发展，魏晋南北朝统治者比较重视文学的发展，东晋永和、宋元嘉、齐永明、梁武帝之时是文学突出发展的时代，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想的开放。士族文人对文学的欣赏成为世家大族的一种标榜方式。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重视人物品评，人的文学才能成为品评标准之一，所以这种选官方式大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同时世人对文学的追捧促进了文学的创作传播，晋朝左思《三都赋》在当时特别受追捧争相传写，以至于“洛阳纸贵”。魏晋玄学思想使学术空前活跃，学术思想得到解放，就文学风格来说，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太康古意、永明新体，千百年来一直都为文学辞章之士所追怀。南北朝时期玄学思想逐渐衰退，佛教、道教思想在学术思想中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映射到文学作品中就成为志怪志人小说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佛经的反映对文学声韵有很大影响，如“四声八病”理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对两汉学术的继承，（并没有抛弃儒家经学）并且为隋唐学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所以魏晋南北朝学术是中国学术传承的重要阶段。

到了《总目》中的集部用52卷的篇幅对数以千计的文学著作及其作者进行了研究，详其源流，举其得失，对研究文学的发展历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总目》的文学观念与前代相比并无实质上的进步，基本上承袭的仍是《隋志》的观点。

二、《汉志》与《隋志》的比较

集部在四部书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历代诸家目录均有所记载。《汉志.诗赋略》是后来集部的起源，阮孝绪《七录》奠定了集部发展的基础，至《隋志》确立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共著录《楚辞》以下至隋代文学类图书一千一百四十六种，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卷（含亡书），著录书籍丰富，记载范围广泛，是《汉志.诗赋略》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的十倍以上。

楚辞类：相当于《汉志.诗赋略》，《隋志》创为楚辞类，之后的史志以及《总目》均设此类。《汉志》将屈原赋列入诗赋略，作为与陆贾赋、荀卿赋等并列的一个类目，至阮孝绪则调整了这种分类方式，将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与杂文四部，楚辞从此在四部体系中登上首位。《隋志》承袭了这一做法，《隋志》“楚辞类”小序为：《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隋志》已经注意到了“文彩”、“气质”、“雅致”等文学属性，显示出《隋志》在文学上的进步。

《四库总目》“楚辞类”小序为：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後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着重从体例上进行阐释，楚辞既成为了一种无法与其他文体相容的独立文体，其单列一类也属自然。将楚辞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类目，明确以“楚辞”命名该类目，且将之置于集部首位，是历代大多数书目的著录方式。此模式适于《七录》，经《隋志》而广大。将楚辞著录于集部首位，隐约体现着目录编撰者对于楚辞重要地位与特殊性的认知，楚辞的文学本质决定了其归属集部最为准确，而将楚辞单独建类，且至于集部之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两汉以来对屈原与楚辞，经学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屈原是中国古代文人中一个标志性的存在。其地位无可替代。

别集类：主要是著录个人的诗文集。别集是相对总集而言。汇编众家著作成一书总集，汇编一家著作成一书称别集。“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说明别集在东汉以后开始出现，到南北朝时大盛。

《汉志》没有专门设立别集类目，如《诸子略.儒家类》有《孙卿子》三十三篇，《诗赋略》中有《孙卿》十篇，儒家类有《儿宽》九篇，《诗赋略》中有《儿宽赋》二篇，可见同一个人的著作分别归入不同的门类。

《隋志》集部书目收录与《汉志》有三点不同，作家地位逐步凸显：其一《汉志》诗赋略书目多以作者名命名，如《枚皋赋百二十篇》、《朱买臣赋三篇》等。《隋志》别集书目则多在书名前加注作者的朝代、国别、官位等，如《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汉司空师丹集一卷》等，作家身份更加明确，其二《汉志》诗赋略书目主要收录赋、歌诗。《隋志》则不仅收录个人作品集，且收录少量区分部帙的集子，如《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等，为作家的个别研究提供更完备的资料。其三《汉志》主要按文体收录作家作品，作家面目模糊。《隋志》则按时间顺序详尽收录了先秦至隋代的个人作品集，作家主体地位凸显，其中晋宋作者别集最多，可见晋宋时文坛繁荣的状况。

总集类：《汉志》无总集类，《隋志》创为此类，《隋志》总集小序：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隋志》在古代文学目录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和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它第一次正式确立‘集部’，并在集部比较集中地著录各类文学文献，自此以后，集部遂成为古代文学目录的基本形式。《隋志》共著录《楚辞》以下至隋代各类文学文献554部，6622卷，统计亡书合1146部，13390卷，包括历代作者一千多人。著录书籍之丰富，记载范围之广泛，与《汉志.诗赋略》“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之数相比，不止超过其十倍之多。《隋志》集部所反应的文学文献十分详备。所著录的文学书籍之多，种类之富，是此前都没有过的。此外，总集类所收文学批评著作还为以后目录逐步扩展的诗文评类开了先河。

三、《隋志》与《总目》比较

《总目》集部比《隋志》集部多出了诗文评和词曲两类。

诗文评：《总目》诗文评小序：“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旁采故实。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後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总目》认为诗文评的产生和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两汉文章兴盛，但无法可求，因此没有专门研究品析文章的专著。建安以后，文学体式逐渐齐备，文学评论才应运而生，《典论》是曹丕的文学评论专著，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门性论著，不过《典论》一书现在已基本亡佚，真正编纂成书并且比较完整流传下来的诗文批评著作，应该首推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总目》诗文评类著录的最早的文献正是《文心雕龙》和《诗品》，并且对两书的特点还着重进行了区分：“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并称他们分别代表了一种诗文评体例，对后来的诗文评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目》集部总序中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诗文评类相对于楚辞类、别集类和总集类而言，出现在目录分类中的时间要晚很多。诗文评类的设立相对于集部其它部类而言也更复杂一些，直到《总目》设立的诗文评类才真正巩固了诗文评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诗文评类的设立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路程从附载于总集之中到设立文史类再到最后稳定下来，总的说来从明代到《总目》编修完成之前，诗文评类在集部的地位是不稳定的，有的目录著作根本没有设立相关的诗文评类，也没有收录诗文评类著作，“诗文评类”的名称也没有被广泛接受，直到乾隆时期编修《总目》时，在集部设立诗文评类收录诗、文批评作品、诗文评类目以及著录的内容才最终得以定型。

词曲类：曲通常是指元曲，是元代代表文学样式，统称的原曲是泛称，元曲包括元曲和杂曲，这两者各自所代表的体现的文学功能是有很大差别的，杂剧是叙事文学文体，散曲是抒情性文学文体，是诗歌的变种，诗歌和叙事文学各自代表的审美观念是有差别的，诗歌是文人文学，戏曲是通俗文学，在曲的范围中，曲论，散曲，杂剧是鼎足而三的，《总目》对于曲这一部分的论述，认为曲收录的只是评论性的，曲文一概不收。《总目》词曲类小序云：“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选、词韵。”反映出《总目》分类的严谨性和合理性。《总目》对词曲类整体上持贬斥态度，一方面贬斥词曲为小技、末派，另一方面又肯定它是乐府之遗音，所以对于词曲类既有贬抑又不全然废之。

《总目》集部总序云：“至于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这段话为词曲类定下了一个总的基调，不仅把词曲类看成是“末拔”，而且对其发展过程中的得失优劣都漠然视之，仅仅把词曲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录存下来以备一格而已。这种不关痛痒淡然处之，把《总目》对词曲类的贬斥态度表现的淋漓尽致。《总目》明确指出词作为小技，而且由于词体形成发展的时间不长，故而根柢不深，如《乐章集一卷》：“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等。但是《总目》又不全然否定词曲类，词曲类小序准确地传达出《总目》对词曲类复杂的态度：“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首先由于词曲类作品具有供人歌唱娱乐的属性，所以《总目》认为词、曲不是纯粹的文学体式，而是处在文章和技艺之间；其次，由于词曲类作品多体杂香奁、秾丽纤巧，所以《总目》认为词曲类大多不能寄托深远，品级颇为卑劣，而且词曲类作家多是以才学相高耳，不足为贵。最后，从词、曲的产生来看，《总目》认为有一个递降的过程，即：三百篇----古诗---近体---词---曲。词、曲二类都是层递而降的末端结果，无论是品第还是成就都远远赶不上诗三百以及古体诗、近体诗。但是《总目》也认识到词曲类的文学属性，写景抒情小道可观，故而又不能完全偏废，既贬斥词曲为技艺，又肯定它的文学性，也是《总目》对词曲类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总目》也有推崇的词曲创作，还给予很高的赞誉，甚至被称为“词家之冠”，“冠绝一时”等。《总目》认为优秀的“词”堪与“诗”相比，如，宋黄庭坚《山谷词一卷》：“顾其佳者，则妙脱蹊径，迥出慧心，补之‘著腔，好诗’之说，颇为近之。”肯定了黄庭坚词作的成就。认为辛弃疾“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处，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给予高度赞誉。在词体的韵律方面，

周邦彦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代表，给予高度评价。

    总之，集部在《汉志》这种语境元素的孕育下，并在《隋志》的土壤里正式生根、发芽，到了《总目》已经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在目录学上具有永恒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12年

[2]魏征 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

[3] 纪昀 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

[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6]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刘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研究方法作业-----------李彦敏（修改稿）

一、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有很多种。据张伯伟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在研究文学时，有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批评、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评点等方法。这些方法许多与儒家经典有密切关系，如以意逆志出自孟子、推源溯流则推源至《诗经》、《楚辞》。

  1、以意逆志：战国中期孟子*提出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强调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只从字句的表面意思上去看，要从全诗的基本思想出发，去领会字句的含义。“以意逆志”的“逆”是“迎合、揣摩”的意思，“志”是指诗人写诗的目的意图。对“意”的理解，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意”是指读诗人的意，如汉代赵岐注《孟子》中说：“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朱熹《四书集注》中说：“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他们都强调读诗人必须全面地领会诗篇之含义，有了正确的认识方可得作者之志。另一种认为“意”是指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的意，如清代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诗缘起》中说：“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吴淇的解释符合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比较科学的。按他这样理解，则“以意逆志”确是一个客观地分析诗歌的好方法。不过，孟子的本意可能还是以己意去逆诗人之志。这可以从他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看出来。在《梁惠王》《公孙丑》等篇中他对《诗经》中《公刘》、《绵》、《灵台》、《鸱鸮》、《閟宫》等篇的解释中，都明显地表现了以己意去求诗人之志的特点。

  2、推源溯流：推源溯流法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之一。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概述南朝文学批评时，将这种方法称为：“历史的批评。”它着重将文学现象放在历史流变中加以考察，既观察一个时代、一种文体、一个作家对其以前时代文学的继承，又特别注重后代文人对文学传统的创造性改变，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文心雕龙.通变》曾这样指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辩证地指出创造与继承的关系。因此，“推源溯流”也就是要从“资于故实”的“有常之体”中，析出其“酌于新声”的“无方之数”探其“源”而溯其“流”。

  3、考据、义理、辞章：乾嘉学派治学内容、治学方法上的特点：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基本方法,为历代学者整理历史文献时所普遍使用,并非清代所独有。应该说早在古代有了文献资料,有了学术活动,就有一定形态的考证。相传孔子删定《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已是正规的古籍文献整理。所以,乾嘉考据大师段玉裁曾云:“校书何放(做)乎?放(做)乎孔子”。俞抛亦云:“读书必须逐字校对,亦孔氏之家法也”。可见,孔子也是搞考据的鼻祖。考据方法更加正规的运用于整理历史文献,当自汉代始。因汉继秦火之后,文献典籍或篇章亡佚,或字句讹误,或真伪可疑,都需要一定的考据,方可弄清真相。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秘阁,便运用了比勘文字、辨别真伪、麓定篇次、分类编目等方法和程序,这些都是基本的考据工作。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盛行,对经书的训话注疏大盛,涌现了郑玄等训话学大师,确立了汉儒经师的权威地位。因此,清代乾嘉学派,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相标榜。至宋代，虽然程朱理学盛行，但考据方法仍然不辍。朱熹作为擅讲义理的大理学家,也并非不重视考据。他在校勘古籍,辨订群书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辨何古文尚书,对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明代虽然有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泛滥,但仍不是考据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杨慎开启明代考据学风,梅琦、胡应麟考辨伪书,焦址、陈第研究文字、考订古音,方以智考订方言俗语和官制。这些学者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经世实证学风。清初顾炎武等学者继承了明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有鉴于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以这样的方法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和历史地理学,为此后清代的考据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开了先路,成为乾嘉学派的“不桃祖先”。

乾嘉学派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特别是清初学者的考据成果与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把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乾嘉学派的出现,使得考据内容更为广泛,考据方法也更为严密,考据成果更为充实和丰富。虽然,自说有了历史文献与学术活动,就有考据。但考据学成为独立的学派则是清代所特有的,而乾嘉学派可为集历代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到高峰,引向极至。乾嘉学派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乾嘉学派,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话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认真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涌现了重多的学者和著述。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古籍,正是通过乾嘉学者的训话注疏、校勘、辑佚、辨伪等才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成为信谳。

乾嘉学派也有其弊端和历史局限性：作为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社会的封建文化遗产；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乾嘉学派的另一突出弊端。

二、民国时期的主要学术研究方法：

  1、融合中西的科学实证方法。代表人物有：胡适、王国维。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指出:“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以后,方才奉为定论.”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在上述“搜求事实”、“提出假设”、“求实证”三步中,胡适尤其注重“假设”和“实证”.他说,“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假设是愈大胆愈好”，“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凡是科学上能有所发明的人,一定是富于假设的能力的人。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方法,是批判旧文化、呼唤新文化新思维的五四新时代的产物,它既表现出对传统学术思维方法的质疑,为传统考据学注入现代科学实证的方法,又反映出近代试验科学“无征不信”的客观态度,是方法论上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创新。因此,在中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史上、学术方法论上、思想上都有其突出的地位。此外他还主张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审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材料.胡适指出,“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这是中国学术不能发展的最大原因,因此,他强调“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来收集、整理一切历史文化,“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2、融合中西的义理阐释方法。代表人物是：陈寅格、钱钟书。

陈寅格的学术及方法之特点是融合中西、化合古今、屡有创获,是陈寅洛学术的显著特点。关于陈寅格的治学方法与途径,刘梦溪从七个方面论述了陈的学术创获及其研究方法:

(一)工具、材料、观念、方法;(二)打通文史,追求通解通识;(三)中国文化本位思想;(四)种族与文化的观点;(五)独创的阐释学,刘梦溪认为:“寅格先生的贡献,是在说诗治史的过程中创立一种独特的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阐释学,就中所包含的观念与方法的意义,足可以`示来者以轨则`,使做中国学问的人文学者因受启悟而少走许多弯路.”(六)中国文体论;(七)真正“脱心志于俗谛之桂拾刀的现代学者。陈寅洛的义理阐释方法内容主要表现为:同情理解、视域融合、比较研究和心理研究等方面;建立在考据墓础上的义理阐释方法既是其内容,又是其特色所

在.此外,他关于“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论述,也是比较典型的阐释学方法。陈寅格的学术特点是多种方法兼用兼容,且互相借用的,以考据学方法来做诊释学研究即是典里.没有考据无从证实材料的真伪,有考据必然要用到考据学的方法;同样,不运用义理阐释方法就不能正确地解读材料,不能从宏观背景和整体上来得出正确的意见.因此,释证材料的墓本方法一考据方法便构成了陈寅格义理阐释方法的重要内容。

  3、融合中西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郭沫若。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论在我国的第一传播者,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进步青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虽然还是初步的,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他的理论则最为深刻.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曾指出:“李(大钊)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患想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总之,李先生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之深切,一贯,远非他人所可比及。” 真正对中国史学研究起巨大推动作用,划清旧史学与新史学界限的是李大钊倡导的“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也就是他所谓的“史学研究法”.虽然李大钊没有明确提出其“历史理论的方法论”的要点,但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论著中发现其内涵.其一是将历史唯物主义既作历史观,又作方法论。其二是主张运用历史哲学考察历史。其三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

  4、融合中西的直觉体悟方法。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冯友兰。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人物。梁漱溟一生思想多变,曾自述起思想有三变:“(l)近代西洋功利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中国古时的儒家思想。” 在学术方法上,梁漱溟主要推崇传统儒家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并在学术实践中予以批判吸收和创新. 梁漱溟坚决反对将科学与哲学(玄学)混为一谈、以科学代替哲学的观点,认为科学与哲学无论是研究的对象,还是使用的方法,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而哲学(玄学)研究的是生命本体.从研究的方法来看,科学研究的方法是“理智”,而哲学(玄学)研究的方法则是“直觉”。梁漱溟的直觉主义认识论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柏格森哲学的影响,1916年前后,他开始把柏格森哲学与佛教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写作《究元决疑论;})接着他在撰写《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著时就直接把柏格森哲学作为评价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根据之一;1920年以后,他吸收并改造柏格森的创化哲学而构思《人心与人生》.在《中西学术之不同》一文中,梁漱溟本人就坦言:“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抵.”可见,梁漱溟学术的融合创新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他用“直觉”解释明代王阳明的“良知”,并以直觉方法的认知功能和道德实践功能来诠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合一”问题上。　

三、西方学术研究方法：　

1、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

2、以社会和历史为出发点的审美批评

3、在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批评

4、在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原型-神话批评

5、在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主义批评

6、在文体学基础上产生的叙事学批评

7、还有接受反应批评

8、后现代后殖民批评

9、女性主义批评

10、新历史主义批评

11、文化批评

12、比较文学等。

四、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是宁稼雨教授所开创的以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综合形成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独特视角在于，不再是以作家或作品为中心的研究，而是以故事主题为对象，更符合中国叙事作品的实际，也不再限于小说、戏曲的叙事文体的限制，而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古代的叙事文本。其意义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有其在转换研究方法基础之上创建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作用。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开拓了中国学术界的新天地。对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以上诸多方法中， 我认为宁稼雨先生开创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最适合我，我最喜欢这种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宁稼雨《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2、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3、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

4、宁稼雨《主体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

5、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5月

6、欧阳春勇《文心雕龙》“推源溯流”批评方法分析，《保定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7、王俊义《论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

8、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博士论文，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