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作业

杨程远 1120160499

对文史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政》篇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也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其中的“器”“思”“规矩”都是对研究方法的表述。通过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和相关著作的比较阅读，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形式和特征：


一，古代学术方法


（一）分类。清代桐城派姚鼐以义理、考据、辞章为文论的纲领。其中考据和义理堪称古代文史研究的两个基本路数。

1，考据。古人多从目录学和文献学入手治学。中国古代有悠久的编纂目录书的传统，我们所熟知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都是其中的代表。分类体现出古人的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因此目录的撰写是学术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目录的比对、对四部形成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古代学术变迁的规律和重要典籍的流变情况，因此古人都以目录学为治学之必经之路，如张之洞说“读书而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可见古人始终把目录学看成学问之津逮，这对于今天我们治文史者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文献学方面，以清人为代表，古人做出了大量扎实的考据工作，其主要形式有校勘、注释、编纂、辑佚等，这些工作给今人研究古代典籍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善本。其治学方法，则为“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领域则以经学为中心，而涉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水利、典章制度、金石等等。因为引证取材的实证方法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称，又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汉学”“宋学”之争。考据学同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

2，义理。其兴起与汉代今文经学相联。不同于古文经学家专攻一经，研究其训诂注疏，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注重从思想理论角度的阐发。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之后，魏晋玄学援道入儒，使义理之学重新抬头；而隋唐文人援佛入儒也使其获得生机。之后，从宋至明末，义理之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一种和汉代经学风格迥异的“新儒学”——宋明理学。理学家门一反汉唐的义疏传统，抛开传注，直接从经典中寻绎义理。但其末流难免流于空疏。因此有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


（二）特点。1，现象性。古人治学，虽留下了大量精华，但不免有现象化、经验化的特征，往往难以比较精确的概念或术语进行归纳。如就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而言，“意境”“兴象”等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形式而言，则评点、感想类的占绝大多数，如李卓吾评《水浒》、金圣叹《六才子书》、张竹坡评《金瓶梅》、毛氏父子评《三国演义》等，其中虽不乏吉光片羽的精华所在，但如《文心雕龙》式体大思精的著作毕竟是少数。可以说，缺乏严密的系统性、体系性，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缺陷。


2，神秘性。古人谈学，往往有神秘性的特点。如庄子经常把“道”视为“得之于心而应于口”但“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的精神产物。曹丕《论文》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严羽《沧浪诗话》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为理想的诗歌境界，陆游告诫其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无疑，这些都是古人在文学研究上宝贵的经验之谈、至理之言，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特色，但过分强调方法之神秘、领悟之天分，而缺乏比较系统有操作性的方法论，无疑对后来者的系统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二，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学术方法


狭义的古代文学文学研究，即立足于文学自身，关注作家、作品艺术特质等因素。毫无疑问，这是古代文学研究最基础、最根本的关注对象，也是任何时代的学人所应努力的方向。但时过境迁，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学术范式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除了与古代文学紧密相关的史、哲、艺等学科，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等都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角度。在这种背景下，“通”就成为学人日益重视的学术境界，如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就主张“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有的狭隘格局，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细读文本，沉潜于文学天地之大美固然必不可少，但以问题为导向，兼收并蓄，勇于吸纳其他学科的方法为我所用也同样重要。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大家们可谓先行者，其学术实践和著作多值得我们学习探讨。此处略举几例，以稍见其特色：


1，王国维的多重证据法。西方实证主义的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是显著的。王国维早年服膺叔本华、康德的理论，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哲学具有二重属性，一部分是关于现象界的知识，一部分是关于本体的学问。相应的，“可信的”实证论是康德哲学的另一方面，实证论认为，知识必须建立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不能离开经验材料。一方面，王国维在他的文史研究中承袭了清代考据学家的传统考据方法，并将其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作了沟通，使得中国传统考据学方法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就是他著名的“三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另一方面，从西方实证主义原则和近代逻辑分析方法出发，王国维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史学科固有的特点和缺陷，他认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辩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学术大多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严谨的概念表述，从而造成了理论上的许多混乱。王氏的看法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文史哲学科始终是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如果说西方哲学是无生命的本体论，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就是与人生紧密相联的本体论。产生的背景不同，中国古代哲学自然在概念、范畴、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与西方有所不同。如果不了解中西哲学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一味以近代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来看中国传统文史学科，则难免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之弊，也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史全面、丰富的面貌。

2，求真求美的人文科学方法。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对近代学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始终保持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自觉和重视。在他的名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曾对科学精神有四个方面的定义：第一，“善怀疑，……不肯妄偱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第二，每治一科，“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第三，要注意那些“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者，第四，“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归纳起来，即要有怀疑的精神；要讲求条理和系统性；善于继承前任，有所创新；善于比较，得出结论。梁氏对于比较法是非常重视的，他在总结清代考据学风貌时就认为其方法乃“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清代学术概论》），他后来提倡“小说界革命”，以小说为匡救世道人心的利器，也是受西方政治小说批评时政的精神之影响，如他赞扬伏尔泰“寓诸诗歌院本小说等，引英国之政治，以讽时政……卒乃为法国革新之先锋”。但是，比较法乃是另外二者的产物，即观察法和归纳法。梁氏对于自然科学重观察、重实践的方法颇有吸收，他说：“科学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个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评胡适之哲学史大纲》）在此基础上，梁氏力倡逻辑归纳法，从个别或特殊的事物出发，扩大为同类、一般事物的判断的思维过程，从而发现带有普适性的规律、原则，这与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是有相承之处，也是对西方以笛卡尔、培根等人论理学的自觉吸纳。梁氏还认为，归纳不能是无的放矢，任何研究的进行都要从假设开始，围绕一定的假说进行，否则其学术活动只能是漫无目的，很容易流于徒劳无功。因此他对乾嘉学派和墨子的方法多有采纳，“吾中国三百年来所谓考证之学，其价值固自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虽不无夸大之处，但墨子在逻辑思维上的优势确为先秦诸子他家所难比拟。无论是倡导乾嘉学派，还是墨子，还是西方近代论理学，都可以看出梁氏对于求真求实、尚观察重归纳的学术方法的重视。

3，文史互证的文化研究方法。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陈先生的“文史互证”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史证文，即用史学家的理性眼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去分析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及作者生活的特定历史环境，尤其要考索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用典等，以期达到对作家和作品“真了解”。二是以文证史，用文学作品来补史之缺。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历史之眼光’通过发现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并与史籍所载互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之了解。《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都是陈氏文史互证的典范。如《元白诗笺证稿》中考察了“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中的“蛤蟆陵”乃是长安“坊中语”误念董仲舒“下马陵”所致。对于《卖炭翁》一诗中的“宫市”制度，引用《旧唐书·代宗纪》《旧唐书·张建封传》《融斋续笔》等多种史料共同证得：“当日士大夫同恶宫市弊害。”显然，这种文史互证的方法需要深厚的史学学养和广博的文学积累，确非一般人所能为之。



四，古代小说研究举隅

笔者的专业是明清小说与小说理论批评。小说研究在古代多以评点的形式出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新思想、新的学术范式的传入，古代小说研究也摆脱了以往那种停留于评点、感受式的初级阶段，开始有了系统专门的研究，如王国维引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研究《红楼梦》，揭示了《红楼梦》作为“悲剧之悲剧”的美学价值；胡适对几部有代表性的长篇作品从故事情节、作者生平、版本演变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许多成果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道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一次书写了现代意义上小说的专史，使小说史发展的全貌第一次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以他高度的灵性对许多小说作品进行了堪称不刊之论的评价。新时期以来的学者们在前辈大师的基础上又做出了许多新的成绩：

1，以孙楷第为代表的小说戏曲文献研究。孙楷第先生治学，特别注意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考辩，偏重传统的实证式研究。他偏重于对戏曲小说文献的考索，整理了《傀儡戏考原》《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沧州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沧州集》等著作，可称是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但孙先生的治学不仅于此，他由目录学出发，就许多追本溯源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提出戏曲起源于傀儡戏，宋元“说话”四家的分类问题，元曲的体制等等。孙楷第先生的学术实践充分证明，扎实的目录学、文献学功底与归纳法、演绎法的结合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不会过时的途径。孙楷第先生的高足许政扬同样循此路数，也在小说戏曲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2，叙事文化学。中国叙事文化学坚持“中体西用”原则，借鉴传统叙事学和主题学理论的同时，将中国的叙事作品和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学的体系调整在叙事文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西学研究范式。从当前取得的学术成果上看，叙事文化学应用在古代叙事作品中的研究打破了文体的束缚，使研究对象不仅局限在一种固有的文体之中，而是通过完整的、文化史的脉络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从而可以得出比以往研究更加全面的认识。可以肯定的是，叙事文化学的兴起会对古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和戏曲的研究产生新的影响。


3，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即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读者）)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根据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一文，近年来的文学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对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的研究；对文学家族的研究；对地域性文学史的研究。近年来，文学地理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多进步，梅新林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专门研究古代文学地理学的状况，是这一领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4，“悬置名著”与小说史全貌。1999年郭英德提出。“名著”，特指明清小说史上那些著名的小说作品或作品集,包括《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悬置”，是借用现象学的术语，指的是把这些名著暂时悬挂、搁置起来，存而不论，犹如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所说的“将其置入括号”。后来陈大康先生的《明代小说史》可以说是“悬置名著”观念的一次实践，它有意避开或略谈那些人所共知的名著，而把注意力放在较少为人关注的二三流名著和小说的出版、传播上。客观上，悬置名著确实可以腾出名著在明清小说史上所占据的过多的空间，让更多的小说史现象突显出来，进入小说史家的视野；也有助于研究者抛弃静态的小说史观照方式，而去关注小说生成、展开、转换的动态历史，考察并描述小说生产、传播、消费的复杂过程，接续种种缺失的小说史环节，从而达到小说史研究者的共同目的：还原尽可能全面、真实的小说史原貌。但必须指出的是，切忌本末倒置，中国小说史的不朽价值，毕竟主要是靠几部传世名著所支撑起来的。


总之，古代文学作品虽然是已成陈迹，但她所蕴含着的无限的阐述与解读空间却是永不消减的，因此在方法上，我们只有不断推陈出新、兼收并蓄，将很多看似无甚关联、其实不妨一试的研究方法融为一炉，使之充分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身特征，进而丰富这个领域。



参考文献：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1.6

李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

黄霖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8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

赵敏俐：《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学苑出版社，2011

陈洪师：《中国小说理论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陈洪师：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文学与文化》，2013年第3期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