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作业-----------李彦敏

一、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有很多种。据张伯伟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在研究文学时，有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批评、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评点等方法。这些方法许多与儒家经典有密切关系，如以意逆志出自孟子、推源溯流则推源至《诗经》、《楚辞》。

1、以意逆志：战国中期孟子*提出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强调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只从字句的表面意思上去看，要从全诗的基本思想出发，去领会字句的含义。“以意逆志”的“逆”是“迎合、揣摩”的意思，“志”是指诗人写诗的目的意图。对“意”的理解，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意”是指读诗人的意，如汉代赵岐注《孟子》中说：“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朱熹《四书集注》中说：“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他们都强调读诗人必须全面地领会诗篇之含义，有了正确的认识方可得作者之志。另一种认为“意”是指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的意，如清代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诗缘起》中说：“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吴淇的解释符合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比较科学的。按他这样理解，则“以意逆志”确是一个客观地分析诗歌的好方法。不过，孟子的本意可能还是以己意去逆诗人之志。这可以从他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看出来。在《梁惠王》《公孙丑》等篇中他对《诗经》中《公刘》、《绵》、《灵台》、《鸱鸮》、《閟宫》等篇的解释中，都明显地表现了以己意去求诗人之志的特点。

2、推源溯流：推源溯流法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之一。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概述南朝文学批评时，将这种方法称为：“历史的批评。”它着重将文学现象放在历史流变中加以考察，既观察一个时代、一种文体、一个作家对其以前时代文学的继承，又特别注重后代文人对文学传统的创造性改变，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文心雕龙.通变》曾这样指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辩证地指出创造与继承的关系。因此，“推源溯流”也就是要从“资于故实”的“有常之体”中，析出其“酌于新声”的“无方之数”探其“源”而溯其“流”。

3、考据、义理、辞章：乾嘉学派治学内容、治学方法上的特点：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基本方法,为历代学者整理历史文献时所普遍使用,并非清代所独有。应该说早在古代有了文献资料,有了学术活动,就有一定形态的考证。相传孔子删定《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已是正规的古籍文献整理。所以,乾嘉考据大师段玉裁曾云:“校书何放(做)乎?放(做)乎孔子”。俞抛亦云:“读书必须逐字校对,亦孔氏之家法也”。可见,孔子也是搞考据的鼻祖。考据方法更加正规的运用于整理历史文献,当自汉代始。因汉继秦火之后,文献典籍或篇章亡佚,或字句讹误,或真伪可疑,都需要一定的考据,方可弄清真相。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秘阁,便运用了比勘文字、辨别真伪、麓定篇次、分类编目等方法和程序,这些都是基本的考据工作。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盛行,对经书的训话注疏大盛,涌现了郑玄等训话学大师,确立了汉儒经师的权威地位。因此,清代乾嘉学派,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相标榜。至宋代，虽然程朱理学盛行，但考据方法仍然不辍。朱熹作为擅讲义理的大理学家,也并非不重视考据。他在校勘古籍,辨订群书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辨何古文尚书,对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明代虽然有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泛滥,但仍不是考据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杨慎开启明代考据学风,梅琦、胡应麟考辨伪书,焦址、陈第研究文字、考订古音,方以智考订方言俗语和官制。这些学者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经世实证学风。清初顾炎武等学者继承了明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有鉴于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以这样的方法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和历史地理学,为此后清代的考据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开了先路,成为乾嘉学派的“不桃祖先”。

乾嘉学派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特别是清初学者的考据成果与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把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乾嘉学派的出现,使得考据内容更为广泛,考据方法也更为严密,考据成果更为充实和丰富。虽然,自说有了历史文献与学术活动,就有考据。但考据学成为独立的学派则是清代所特有的,而乾嘉学派可为集历代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到高峰,引向极至。乾嘉学派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乾嘉学派,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话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认真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涌现了重多的学者和著述。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古籍,正是通过乾嘉学者的训话注疏、校勘、辑佚、辨伪等才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成为信谳。

乾嘉学派也有其弊端和历史局限性：作为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社会的封建文化遗产；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乾嘉学派的另一突出弊端。

二、民国时期的主要学术研究方法：

1、融合中西的科学实证方法。代表人物有：胡适、王国维。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指出:“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以后,方才奉为定论.”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在上述“搜求事实”、“提出假设”、“求实证”三步中,胡适尤其注重“假设”和“实证”.他说,“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假设是愈大胆愈好”，“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凡是科学上能有所发明的人,一定是富于假设的能力的人。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方法,是批判旧文化、呼唤新文化新思维的五四新时代的产物,它既表现出对传统学术思维方法的质疑,为传统考据学注入现代科学实证的方法,又反映出近代试验科学“无征不信”的客观态度,是方法论上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创新。因此,在中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史上、学术方法论上、思想上都有其突出的地位。此外他还主张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审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材料.胡适指出,“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这是中国学术不能发展的最大原因,因此,他强调“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来收集、整理一切历史文化,“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2、融合中西的义理阐释方法。代表人物是：陈寅格、钱钟书。

陈寅格的学术及方法之特点是融合中西、化合古今、屡有创获,是陈寅洛学术的显著特点。关于陈寅格的治学方法与途径,刘梦溪从七个方面论述了陈的学术创获及其研究方法:

(一)工具、材料、观念、方法;(二)打通文史,追求通解通识;(三)中国文化本位思想;(四)种族与文化的观点;(五)独创的阐释学,刘梦溪认为:“寅格先生的贡献,是在说诗治史的过程中创立一种独特的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阐释学,就中所包含的观念与方法的意义,足可以`示来者以轨则`,使做中国学问的人文学者因受启悟而少走许多弯路.”(六)中国文体论;(七)真正“脱心志于俗谛之桂拾刀的现代学者。陈寅洛的义理阐释方法内容主要表现为:同情理解、视域融合、比较研究和心理研究等方面;建立在考据墓础上的义理阐释方法既是其内容,又是其特色所

在.此外,他关于“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论述,也是比较典型的阐释学方法。陈寅格的学术特点是多种方法兼用兼容,且互相借用的,以考据学方法来做诊释学研究即是典里.没有考据无从证实材料的真伪,有考据必然要用到考据学的方法;同样,不运用义理阐释方法就不能正确地解读材料,不能从宏观背景和整体上来得出正确的意见.因此,释证材料的墓本方法一考据方法便构成了陈寅格义理阐释方法的重要内容。

3、融合中西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郭沫若。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论在我国的第一传播者,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进步青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虽然还是初步的,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他的理论则最为深刻.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曾指出:“李(大钊)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患想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总之,李先生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之深切,一贯,远非他人所可比及。” 真正对中国史学研究起巨大推动作用,划清旧史学与新史学界限的是李大钊倡导的“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也就是他所谓的“史学研究法”.虽然李大钊没有明确提出其“历史理论的方法论”的要点,但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论著中发现其内涵.其一是将历史唯物主义既作历史观,又作方法论。其二是主张运用历史哲学考察历史。其三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

4、融合中西的直觉体悟方法。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冯友兰。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人物。梁漱溟一生思想多变,曾自述起思想有三变:“(l)近代西洋功利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中国古时的儒家思想。” 在学术方法上,梁漱溟主要推崇传统儒家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并在学术实践中予以批判吸收和创新. 梁漱溟坚决反对将科学与哲学(玄学)混为一谈、以科学代替哲学的观点,认为科学与哲学无论是研究的对象,还是使用的方法,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而哲学(玄学)研究的是生命本体.从研究的方法来看,科学研究的方法是“理智”,而哲学(玄学)研究的方法则是“直觉”。梁漱溟的直觉主义认识论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柏格森哲学的影响,1916年前后,他开始把柏格森哲学与佛教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写作《究元决疑论;})接着他在撰写《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著时就直接把柏格森哲学作为评价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根据之一;1920年以后,他吸收并改造柏格森的创化哲学而构思《人心与人生》.在《中西学术之不同》一文中,梁漱溟本人就坦言:“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抵.”可见,梁漱溟学术的融合创新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他用“直觉”解释明代王阳明的“良知”,并以直觉方法的认知功能和道德实践功能来诠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合一”问题上。　

三、西方学术研究方法：　

1、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

2、以社会和历史为出发点的审美批评

3、在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批评

4、在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原型-神话批评

5、在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主义批评

6、在文体学基础上产生的叙事学批评

7、还有接受反应批评

8、后现代后殖民批评

9、女性主义批评

10、新历史主义批评

11、文化批评

12、比较文学等。

四、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是宁稼雨教授所开创的以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综合形成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独特视角在于，不再是以作家或作品为中心的研究，而是以故事主题为对象，更符合中国叙事作品的实际，也不再限于小说、戏曲的叙事文体的限制，而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古代的叙事文本。其意义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有其在转换研究方法基础之上创建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作用。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开拓了中国学术界的新天地。对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以上诸多方法中， 我认为宁稼雨先生开创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最适合我，我最喜欢这种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宁稼雨《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2、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          设想》，《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3、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

4、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5月

5、欧阳春勇《文心雕龙》“推源溯流”批评方法分析，《保定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6、王俊义《论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

7、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博士论文，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