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很多运用不成功的现象，究其原因，或源于研究者的个人因素，或因脱离中国文学生存的土壤所致。宁稼雨教授着力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可谓拓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视野的成功实践，体现明显的特色和优势。

关键词 古代叙事文学  宁稼雨  中国叙事文化学 中西结合 研究方法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文学界兴起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热潮，西学东进，对中国固有的学术观念、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均带来巨大冲击，一时间，各种理论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热潮”逐渐降温，人们渐渐发现，很多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行不通”，所运用的西方理论与相关的研究对象之间达不到有机融合，始终有种“隔”的感觉，甚至出现牛头不对马嘴、张冠李戴的现象。于是乎，不少人开始怀疑：西方文学理论到底能不能适应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界出现种种怀疑，甚至对西方理论全盘否定，实际上这种看法也是不客观的。

考察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实践，之所以出现运用不成功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依笔者浅见，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其一，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由于有些论者的学识、能力所限，没有领悟西方文学理论的精髓，囫囵吞枣，匆忙“跟风”、赶学术研究之时髦，以至于对西方文学理论没有很好地吸收、消化，只是简单地生搬硬套。其二，研究中国文学，不能脱离其生存的土壤，不能离开作家的生活时代、仕宦环境、独特心理、作品的形成背景而孤立地讨论文学。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如果不与时代、环境、创作主体思想、心态等相结合，往往会流于空谈。其三，不是所有的西方理论均可以适应于中国文学研究，应该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西方文学理论如何与中国固有的学术相结合？如何在研究实践中避免空谈，将中西结合落到实处？如何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形成“中国特色”？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着力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拓宽了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视野，为我们提供方法论的有益启迪。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从故事主题类型的角度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方法，宁稼雨先生提出这一研究架构，先后刊发《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载《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何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一》（载《天中学刊》2012年第4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异同关系何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二》（载《天中学刊》2012年第6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载《中州学刊》2013年第4期）等多篇文章阐发自己的理论构想，并在《天中学刊》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专栏，于2012年、2013年发表刘杰《目连故事在中国的演变及其文化分析》、李春燕《燕子意象与燕子楼故事的文化意蕴》、詹凌菲《李师师故事的演变与古代青楼文化》、孙国江《大禹治水传说的历史地域化演变》、任正君《韩湘子故事的演变与道教修炼思想》、吕堃《济公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阐释》、李冬梅《红线女故事演变与封建集权观念》、刘莉《萧后形象的文本演变及文化内涵》、董定一《凤箫故事性别主题流变及其文化内涵》、姜乃菡《步非烟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柏桢《韩寿偷香故事的演变与文化内涵》等系列文章，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个案开展专门研究，从多方面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构想作了有益的研究实践。

笔者认为，宁稼雨教授以及他带领的一批青年学者开展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体现以下特色和优势：

一是强调中西结合，中体西用。我们不主张全盘西化，盲目“跟风”，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西方文学理论，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近三十年来，借鉴诸如叙事学、主题学、接受美学等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代诗、词、小说、散文、戏曲，出现不少精辟之作，可以说，叙事学等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宁稼雨教授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将叙事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强调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也就是说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创作实际，突出中国文学的主体地位和价值，以西方文学理论来为我所用，拓宽研究视野。他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何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一》（载《天中学刊》2012年第4期）一文中强调这一观点，并认为“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还有中西文化对话的文化学意义。”

二、强调理论架构与文献资料并重。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而主题学关注俗文学故事中的题材类型和情节模式，宁稼雨教授强调对研究对象的范围进行调查摸底和合理分类，对各种类型的故事进行特定方法和角度的分析，主张在重视文献资料的基础开展理论创新。他不仅通过发表系列文章建立理论体系，而且在文献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11年他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即为此领域的学术实践之一。正因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建构在扎实的文献材料的整理、勾勒、辨析基础之上，所以避免了空谈，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建设落到实处。

三、“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体系之中包涵多种科学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宁稼雨教授将文化学方法引入叙事学研究，拓展了叙事文学的研究视野；这一理论体系将个案钩稽、分析与整体研究的结合，正如《天中学刊》设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栏目时的“征稿启事”所言：“稿件分为两个内容：一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研讨，二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主题个案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主张点面结合，有助于使相关研究更加深入、全面；从《天中学刊》近两年来刊发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系列文章来看，作者们重视对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创作的作品文本的细读，重视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得出结论，这些方法的运用，深化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体系。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叙事文学乃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将走向何方？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如何运用、发展？我觉得，宁稼雨教授所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在这些方面都作了很好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法论的启示。我们有理由期待，围绕“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理论架构，将会出现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14年第一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