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学问向近代人文学科的转化过程，取得很大成就。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取得丰硕的成果；文学史和文体史蜂拥而出；作家作品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浩如烟海。到现在文献方面好像已经“大局已定”，难有重大的突破；一直在呼喊“重写文学史”，但并没有出现什么奇迹，数量众多的文学史和各类文体史似乎大同小异，进入21世纪后编写、出版的热潮已渐趋沉寂；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有创见的论文少，重复的文章多，有的没有多少根据，为标新立异提出一些所谓新见，以至提出的《金瓶梅》作者有近百人之多，正如吴小如先生所说，“可怜无补费精神”，还是“兰陵笑笑生而已”。因此，学界希望在新世纪能有新的突破。
新突破的关键是理论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大量引进，对文学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出现了不少新成果。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主要是“水土不服“。由于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我们民族不同于世界其它各民族的历史演进形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与其它国家和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中国文学无论是渊源形成，还是演进发展，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大不相同。因此，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完全套用西方的理论有削足适履之嫌。近来文艺理论界对此有了深刻的反思。我最近就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张江先生的《当代西方文论：问题和局限》 ，一篇是孙绍振先生的《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 ，引人深思。例如，西方文艺理论多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个性解放是主流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古代小说重国家、重集体的传统格格不入，以此去评判古代小说人物，往往脱离历史语境，过分苛求；西方文论的哲学化和高度抽象的演绎牺牲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造成解读文本的无效性。从研究方法方面说，我们是把各种文体分开来研究，如撰写各种文体史：小说史、戏曲史、诗歌史、散文史或对单个作家作品的评论。当然，这无疑是必要的，是最基本的研究范式。但是，现在不容易找到新的突破口，以至我们在指导博士论文选题时感到困难。因为博士论文不但要有价值，而且要有丰富的文献资料的支撑，要有较大的拓展的空间。这是我近年来感到困惑的问题。因此，宁稼雨先生提出建立叙事文化学，让我眼前一亮，深受启发。
首先，从理论方面说，叙事文化学是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它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是理论的创新。
其次，是研究范式的创新。宁稼雨先生所说的叙事文化学在研究范式上就是故事类型研究。他说：“文体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中一些不符合的、忽略的、被掩盖的地方，这个忽略的、被掩盖的地方主要在于，很多故事类型是跨越文体的，《西厢记》也好，“王昭君”也好，既跨越小说类型也跨越很多文体。如果我们单纯把它界限在一个文体里面，会影响我们对整个故事类型的全方位的、系统的关照和研究，这是一个局限。还有一个局限，故事类型跨越了很多作家作品，它由若干个作家作品组成一个故事类型，我们把它锁定在故事类型上，实际是在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基础上另外换一个视角”。
这样叙事文化学就为我们叙事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以故事类型为中心，进行跨文体跨时代的研究。从故事的源头起，力求“竭泽而渔”，把相关资料“一网打尽”；然后研究在演变的过程中，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社会背景的不同，探讨这些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跨文体的故事类型非常多，从大禹治水、牛郎织女这样的神话到杨贵妃、济公和尚这样的历史故事，可以说随手拈来，俯拾即是。这些课题这不但有意义，而且有丰富的资料，有拓展的空间。当然，如果是博士论文，还要考虑所选故事类型的大小，要比较复杂的才行。
宁稼雨先生提出建立叙事文化学，不但作了理论阐释，还编撰了《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还带领一些青年学者开展研究，做出了初步的成绩。我相信在全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叙事文化学这个新领域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把叙事文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