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传说研究综述与前景展望






——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








孙国江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





[size=9.0pt]摘　要：

大禹是自古就被推崇的文化始祖。大禹传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其发展和演变的历程贯穿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历史。二十世纪以来的大禹传说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中国叙事文化学可以为大禹传说的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将大禹传说放到整个古代文化的总体中去考察，对于探索整个中国上古传说演变的基本脉络，挖掘其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size=9.0pt]关键词：

大禹传说

；综述；前景；叙事文化学





大禹是自古就被推崇的文化始祖。在传统的文献记载中，大禹是一位将治洪水、划九州、铸九鼎、会诸侯等功绩集于一身的君主典范；而另一方面，有关大禹的故事又处处显示出奇异的属性，如鲧腹生禹、化熊开河、驭龙治水等情节，都带有神奇的成分。事实上，大禹传说的生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异说和诘难，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观点相互的碰撞和交融。当我们试图重新认识和梳理大禹传说发展演变的轨迹时，会发现很难对它进行简单的评价和判断，而是不得不深入到具体的细节中去仔细探讨每一个传说的叙述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对于大禹传说的学术研究中，各种观点相互交织，形成了一次又一次围绕这位文化始祖的大讨论。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大禹传说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中看到新的的学术增长点。



一、大禹传说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





先秦时期，大禹传说集中出现于当时的历史载记和诸子著作之中，叙述者都将大禹传说作为上古时期的重要史事加以记述和描绘，但叙述的内容却因不同的叙述者所代表的不同学派和不同立场而有所不同。





汉代以后，随着作为帝王典范的大禹形象的定型，对于大禹传说的改造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东汉时期兴起的纬学思想继承了先秦时期大禹传说固有的天德观念，并将大禹传说本身所具有的神奇因素作为了天命的征兆，从而附会出许多符瑞故事，大禹逐渐被当作了谶纬符瑞思想的载体和符号；其次，神仙道教学者对大禹传说中的神奇因素进行了改造，为实现自神其教的目的而将其纳入道教体系和仙话范畴，使大禹传说成为道教传播的工具和手段；第三，大禹传说受到了文学家的青睐，在许多笔记故事、通俗小说和诗歌作品中，大禹以一种文学的形象得以再生，并由此衍生出许多新的形象和故事。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大禹传说的演变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传说内容的丰富性。大禹传说的源头有两个，一是对于夏初时代的历史记忆，二是原始巫教信仰的遗存。在这两个源头的影响下，大禹传说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叙述者的叙述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内容；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尽管不同的叙述者都在大禹传说中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想法，但他们又都对大禹传说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禹传说变得愈加庞大和复杂，并深深植根于民族记忆之中。对于大禹传说演变脉络的梳理，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记忆形成的过程。





其次，叙述体裁的多样性。尽管大禹传说很早就被当作夏代的正史加以记载，尤其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当时流传的各种异说进行删订，确立了大禹传说的正史模式。但是这却并没有阻碍大禹传说的进一步发展，传说本身所具有的神异性格使得大禹传说受到了谶纬学家、神仙道教学者以及文学家的青睐，传说的载体跨越了神话、小说、诗文、仙话、史传、方志等多种形式，构成了一个多体裁的叙事体系。大禹传说在不同体裁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这种差异一方面加深了大禹传说的庞杂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大禹传说更加深入地延展进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





第三，涉及文化领域的广阔性。大禹传说自其产生以后就被以各种方式进行叙述，从诸子到史传再到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在不同体裁的文本中，大禹传说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属性。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叙述者怀着不同的目的进行叙述的同时，也将大禹传说的各个情节单元与不同的文化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要想理清大禹传说发展的脉络，不可能脱离文化背景单独论述，而必须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文化中去进行分析和理解。





纵观大禹传说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可以发现它贯穿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历史。大禹传说的各个情节单元与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息息相关。研究大禹形象的形成历程，了解大禹传说的演变轨迹，将大禹传说放到整个古代文化的总体中去把握，对于探索整个中国上古传说演变的基本脉络，挖掘其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禹传说相关研究成果简述





从研究的状况来看，大禹传说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开始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顾颉刚在对于大禹传说进行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层累的历史观”的说法，他又先后发表了《九州之戎与戎禹》和《鲧禹的传说》两篇文章，引发了当时对于大禹传说的一次大讨论，许多著名的学者如杨宽、丁山、吕思勉等人都参与到了这场讨论之中。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关大禹传说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态势，更多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其中，许多新颖的见解和观点被提出。总体来说，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的：





首先，一些研究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大禹的事迹进行了考订和钩沉，并对大禹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很多学者肯定了历代以来对于大禹功绩的叙述和评价，更有学者从历代的史料中对大禹传说相关的叙事进行了重新的裒辑和整理，搜集出了许多未被前人所注意到的重要材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牛庸懋的

[size=10.5pt]《关于大禹的功绩与夏代文学问题的我见》

[1]

[size=10.5pt]、

陈桥驿的《

<

水经注

>

记载的禹迹——再论禹的传说》

[2]

和詹子庆的《

<

山海经

>

和夏史》

[3]

等。





其次，一些研究者从神话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大禹传说中的各种神话因素和奇异成分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出禹是神而不是人，禹的原型是中国古代的氏族图腾或徽帜，鲧、禹是同一神灵经由死而复生的转化等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顾自力

[size=10.5pt]的《鲧禹治水传说新解》

[4]

[size=10.5pt]、

刘毓庆的《鲧禹神话考》

[5]

和叶舒宪的《冬眠之熊与鲧、禹、启神话通解》

[6]

等。





第三，一些学者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对大禹传说与先夏诸民族的起源及其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大禹传说来源于羌戎文化，大禹是原居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夏族与西北羌人联姻而生，禹生石纽的传说是四川岷江上游羌族部落的历史记忆等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李得贤的《夏禹传说与大夏地理》

[7]

、陈剩勇的《大禹出生地考实》

[8]

和张泽洪的《岷江上游羌族的大禹崇拜》

[9]

等。





第四，一些学者从大禹传说与古代文化传承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论证，提出大禹传说与中国古代的五行文化、礼乐思想乃至文学作品的生成等文化因素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中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等观点，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周延良的《鲧禹治水神话的文化结构》

[10]

、马小龙的《从“鲧、禹治水”看儒家思想中礼乐精神的形成》

[11]

以及欧阳健的《

<

有夏志传

>

与

<

山海经

>

之双向探考》

[12]

等。





第五，一些学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大禹传说进行研究，提出大禹传说与上古社会生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禹步起源于上古祈雨仪式，是春秋战国巫觋依据大禹传说而创造，禹被认为在治水之后主名山川百物，“禹步”因而得到神化等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刘宗迪的《禹步•商羊舞•焚巫尪——兼论大禹治水神话的文化原型》

[13]

、李剑国、张玉莲的《禹步考论》

[14]

和王晖的《禹为巫祝宗主之谜与名字巫术论》

[15]

等。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的大禹传说研究，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大禹传说的某个侧面进行了分析，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抵牾，对同一则材料的解释不尽相同等问题。正如常金仓所说：“在不少历史学家的笔下，他们（指鲧禹）仍然是史前的政治领袖或文化英雄，而在原始宗教信仰领域则一直杂厕于神鬼妖怪之中，或者他们自身就是非人的怪物。”

[16]

[align=center]三、大禹传说研究的相关问题探讨

[/align]在传统的载记中，大禹是上古传说时代的一位贤明帝王，同时又是夏王朝家天下制度的开辟者，因此他一直被儒家学者视作封建帝王的典范加以推崇和歌颂。纵观大禹传说相关文本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各种形态的文本广泛地分布于经、史、子、集各部之中，而不同的时期又有各自不同的分布特点，每个时期的叙述者又会根据本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立场对大禹传说进行重新的叙述，从而交织出一个错综而杂糅的大禹传说。针对大禹传说相关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和入手，希望能够获得对于大禹传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不应将大禹传说的各个部分割裂开来进行研究，而应将大禹传说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着的整体加以对待。大禹传说并非由某一个作家独立创作，也并非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一次性生成的。在其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不断得到各方叙述者和评论者，包括历史家、哲学家、文学家乃至艺术家、宗教家的改造和扩充，使其情节不断发生变化。最大限度地掌握这些文献，并对这些文献进行合理的分析和研读，是进一步研究大禹传说发展演变轨迹的前提和基础。想对大禹传说的演变轨迹有一个全面而具体的认识，就需要将不同时期、不同样式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将文献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准确把握大禹传说发展和演变过程的脉络和轨迹。





其次，每个时期的大禹传说都与同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人研究者对于大禹传说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文献的梳理和解读。但是如果想要获得对于大禹传说发展演变历程的准确理解，就需要注意将早期文献与后期文献进行综合比对分析。尽管早期的材料确实更接近大禹传说产生的时代，但许多重要的后世材料，包括仙话、宗教典籍、方志、笔记中，也都记述了关于大禹传说的内容。这些材料多来源于官方文献或民间记忆，是大禹传说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把后世文献与早期文献进行比对分析，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大禹传说的形成过程。同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考古学界发现了大量与大禹传说相关的出土文献，如《遂公盨铭》、上博楚简《子羔》、《容成氏》以及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等。如能将这些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比分析，也可以使我们对于早期大禹传说的形成过程有一个更加清晰和完整的理解。





第三，注重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与大禹传说本身特点的结合。大禹传说本身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这就要求我们跨越单一学科的界限，综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冲破单一思维的束缚，以期得到关于大禹传说的较为全面的理解。而从大禹传说本身的特点来看，大禹传说按照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情节单元：身世和婚恋传说；治水和划九州传说；游历传说；铸鼎和封禅祭祀传说；即位、征伐和会诸侯传说。





这五个情节单元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分别表现出不同的轨迹。大禹作为圣君的典范，有关他身世和婚恋的传说，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伦理化的属性，这一点十分明显地呈现在后世对于鲧、禹的父子关系方面的叙述和解读中，鲧被后世叙述者塑造成为一个不但治水失败而且心怀叛逆的罪人，禹则被塑造成为一个每日忧心父过、忠君而爱民的封建君主典范。大禹治水和划九州传说则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属性，大禹治水传说最初由一个地方性的传说向全国性的传说扩展，后来又重新发展为各地不同的地方传说，围绕着以不同情节为核心的地区形成了各地的传说和信仰，并且不断向新的地区辐射。大禹游历传说表现出仙话化的属性，随着战国末期的神仙家和方术士的兴起，关于大禹游历的传说不断被赋予仙话的因素，这些仙话因素更在后世成为小说家和诗文作者所常用的题目。大禹铸鼎和封禅祭祀传说表现出符瑞化的属性，随着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权的建立，大禹传说中的各种神异情节不断被改造成王权力量的象征和帝王符瑞的显现，到了东汉时期，这些传说又与当时所流行的谶纬之学相结合，形成了有关大禹受神人相助、得金简玉书以及死后有上天庇佑、百兽为守的各种传说，对后世大禹传说符瑞化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大禹即位、征伐和会诸侯传说则表现出政治化的属性，在儒家学者的叙述中，大禹对于封建制度有着很多的开创之功：一方面，大禹结束了前代流传的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度，开创了家天下的封建专制传子制度；另一方面，大禹不同于尧、舜时期一味地以无为和怀柔的政策治理天下，而是敢于使用武力、平定不臣、诛杀异己，并且会诸侯于涂山以确立威信，经过儒家学者这样的叙述，大禹俨然变为封建君主效仿的对象和榜样，由此大禹传说的发展和演变遂与封建王权的变迁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根据大禹传说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它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情节单元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这种交融关系，我们可以尝试使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来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叙事文化学视域下的大禹传说研究前景展望





中国叙事文化学由宁稼雨先生提出，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对叙事文学研究在方法上的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中国叙事文化学在主题学和故事学的研究基础之上，凭借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把中国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和西方主题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size=10.5pt]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中，同一单元的故事经过不同时间空间作家的改编，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这就为将主题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如能将东西方研究方法的优点相结合，将有效地指导我们进行传说演变的研究以及对于传说演变过程与古代社会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宁稼雨先生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并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学术研究方法的专文，如《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

[17]

[size=10.5pt]、《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

[18]

等文章。正如宁稼雨先生在

[size=10.5pt]《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一文中

所说：“一个故事类型通常存在跨越若干朝代，跨越若干文体，跨越若干作品的集体整合现象。如果只是把研究目光盯在一种文体或一部作品上，那么对于一个完整的故事类型来说，无疑就会产生忽略甚至割裂的效果，形成离开故事类型这一最能体现中国叙事文学内在实体价值的研究局面。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以西方文学研究体系中文体和作家作品为核心取向的范式。所以，从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故事类型研究既是对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补充和更新，更是对

20

世纪以来‘西体中用’学术格局的颠覆和对

21

世纪‘中体西用’学术格局的追求和探索。”

[19]





把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大禹传说的研究中去，尝试建构故事情节类型与叙事文化学相结合的研究框架结构，可以为大禹传说的研究开辟出单元故事研究的新思路。以叙事文化学作为依据，我们期待为大禹传说的研究激发出新的学术增长点。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无意于对大禹传说进行上古史或神话学的再破译，而是希望客观地将大禹传说的各种变体和异说放到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从而理清大禹传说演变过程与古代历史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针对大禹传说的进一步研究中，我们期待在选取材料的过程中打破体裁和学科领域的限制，以先秦至民国以前的书面文本为主体，以有关大禹的带有叙事性质的文本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内容涉及有关大禹的史传、笔记、小说、方志、诗词文赋、雕刻、绘画等各种古代文献。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两个步骤进行大禹传说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第一步，运用传统文献学的相关手段，最大限度地搜集古代以大禹为中心的各种文本，力图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对文本发展和演变的脉络进行梳理。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以及相关的雕刻、绘画、图谱等文献相结合，归纳大禹传说各个情节单元发展和演变的基本脉络。





第二步，在理清大禹文本发展基本脉络的基础上，对大禹传说的各情节单元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化倾向和演变轨迹进行分析，考察促使传说演变中各种变体和异说形成的文化背景，探讨传说演变与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期待在大禹传说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以下的新鲜探讨和成果：





第一、运用叙事文化学的方法对大禹传说进行全面的材料梳理，以时间的演进为线索考察大禹传说的演变过程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二、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在继承以往大禹研究成果和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大禹传说演变的全景式发展脉络。





第三、把情节单元与文化单元相结合，将大禹传说不同时期的文本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关注二者的影响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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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right][size=9.0pt]〔责任编辑〕

[/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