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宣华夫人是隋炀帝故事系统中的重要人物。她本是文帝妃嫔，后入炀帝后宫。唐代，宣华夫人故事基本成形。在以《隋书》为代表的史传中，杨广因调戏庶母之事败露而弑父与杨广登基后烝母两大情节单元已基本确立；宋元时期，与炀帝后宫故事繁荣的现象形成对比的是，宣华夫人故事比较受冷落，相对沉寂；明清时期是宣华故事的繁荣期，不仅作品数量可观，情节也有一定的变迁，宣华夫人的形象也更为复杂。
关键词：宣华夫人；文本演变；文化内涵

宣华夫人是隋文帝的妃嫔，文帝死后入炀帝后宫，成为隋炀帝灭绝人伦、好色贪淫的重要例证。关于宣华夫人的文字记载主要有史书与文学作品两种形式。史书对宣华夫人的描述主要围绕文帝之死展开，如《隋书》卷三十六、《北史》卷十四等。在文学文本中宣华夫人故事主要见于唐代苏鹗的《杜阳杂编》，宋元时期关汉卿的杂剧《屈勘宣华妃》、金盈之的《醉翁谈录》等；明清时期的《醒世恒言•隋炀帝逸游召谴》《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隋史遗文》等。
总体来看，宣华夫人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作为历史人物，其事迹最先以史传形式呈现，主要见于《隋书》《北史》之后妃传，这也是后代文本敷衍宣华故事的基本依据。在史传中，宣华夫人在文帝之死以及炀帝烝母两大宫廷丑闻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后世的文学作品也多以这两个事件为中心，塑造宣华夫人的形象。这一题材特点决定了宣华夫人形象塑造的两个基本走向：不能自主的宫妃与淫乱后宫的祸水。前者往往寄予了文人的同情，后者则是文人从封建礼教角度加以批判的对象。宋元时期为宣华故事的沉寂期，陈氏故事受到文人的冷落；明清为繁荣期，不仅作品数量增多，且故事情节也有进一步丰富。
一、唐代：主要情节单元在《隋书》中的确立
唐代是宣华夫人故事走向文字记载的开始。宣华夫人陈氏，是陈宣帝之女，原为隋文帝嫔妃。《隋书》载其“性聪慧，姿貌无双”。在独孤皇后一人独大的后宫中，“后宫罕有得进御，唯陈氏有宠”。可见，能在生性悍妒又才智过人的独孤皇后手下生存，进而分得文帝之宠，说明此女于后宫之钩心斗角、争宠固宠颇为擅长。独孤皇后死后，她更是专房擅宠，成为文帝后宫第一人。陈灭后，她实际以亡国公主身份配掖庭，虽娘家无可凭恃，但她眼光敏锐，交好晋王杨广，进行前期政治投资。晋王向她馈赠礼物，宣华也在文帝面前赞美晋王，于“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1]1110，是杨广夺嫡的一大助力。然而，宣华真正为后人关注还是由于她与两桩宫廷丑闻有关，即文帝之死与炀帝烝母，此二事也成为宣华夫人故事中的两个基本情节单元。
(一) 文帝之死
《隋书》卷三十六后妃传记载，宣华夫人与文帝之死有莫大关联。文帝养疾于仁寿宫，她与太子杨广一同侍疾，遭杨广调戏后，将此事报与文帝。文帝大怒，欲召回杨勇。杨素、张衡等太子一党得知消息后，将侍奉文帝的后宫众人赶出，“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隋书》卷四十五《房龄王勇传》记杨广为文帝侍疾期间“奸乱宫闱”，卷四十八《杨素传》也说文帝“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杨广调戏宣华事败露后，文帝突然驾崩，暗示存在杨广弑父的可能性。与之不同的是，《隋书》高祖本纪记载隋文帝之死为疾病导致的自然死亡，联系《隋书》后妃传载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溺于女色而病笃，遗言“使皇后在，吾不及此”，可见文帝之病当出于纵欲过度。《隋书》对炀帝之“恶行”记录毫不隐讳，为其避讳的可能性不大。如此看来，唐代关于文帝之死至少已有两种说法。后代文学作品多对“杨广弑父”说进行补充与演绎，将他塑造成全无人伦、灭绝人性之辈，是有意丑化的结果。
最早谈及炀帝调戏庶母丑行的是讨隋之檄文。大业十三年，李密率瓦岗军进逼洛阳，记室祖君彦撰写讨隋檄文《为李密檄洛州文》，列举了炀帝的十大罪状，“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2]2215。其中第二条，叙及炀帝“穹庐同冒顿之寝”，借匈奴之俗指炀帝有奸淫父妃之事，但并未明确指出具体其人。隋末唐初赵毅作《大业略记》，将文帝之死与其另外一个宠姬容华夫人联系起来：“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3]5603 可见唐代关于杨广所戏之庶母至少有宣华、容华两说。作为官修史书的《隋书》把这一丑闻落实到宣华夫人头上，后世遂成定说。《通历》记文帝之死，不但继承了《隋书》杨广调戏庶母陈氏，文帝欲换太子之事，更以“血溅屏风”进一步敷衍了炀帝弑父的血腥行为。
（二) 炀帝烝母
《隋书》记载，正当宣华夫人因目睹一场残酷的政治夺权而惶恐不安之时，“晡后，太子遣使者赍金合子，帖纸于际，亲署封字，以赐夫人。夫人见之惶惧，以为鸩毒，不敢发。使者促之，于是乃发，见合中有同心结数枚。诸宫人咸悦，相谓曰：‘得免死矣！’陈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谢。诸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1]1110《资治通鉴•隋纪》卷一八〇记载这段故事与《隋书》完全一致。这段描写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杨广对宣华夫人的热切态度。在刚刚发生政变，文帝尸骨未寒，自己也还未来得及登基之时，便迫不及待地向宣华夫人求爱。“亲署封字”、同心结等细节都表明杨广对宣华夫人的亲昵、喜爱之情。第二，宣华夫人对此事的无奈。陈氏初见金合，误以为是鸩毒，打开后，却是极具暗示色彩的同心结。作为文帝的姬妾，文帝刚刚驾崩，就得到其子的示爱，宣华夫人“恚而却坐”，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于是，“宫人共逼之”，为生命计，勉强从之。可能是这种压抑郁闷的生活，使得宣华夫人的身体精神备受折磨，炀帝登基后不久，宣华夫人便亡故了，年仅29 岁。在这段烝母丑闻中，宣华夫人虽是主角，但事件的发展并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只是政治斗争的战利品，无论隋炀帝对她是否有真情，她都毫无选择的权利与机会。这样一个弱女子在错综复杂、血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选择放弃贞节以求自保，这种选择虽不高尚，但从史书对其无奈哀伤的动作描写，可见《隋书》等对其持同情的态度。
宣华夫人故事两个基本情节单元的确立，刻画了一个被逼无奈，虽客观上有淫乱后宫之行实际上又不能自主的宫妃形象，唐代以《隋书》为代表的史家对其评价比较温和，虽也有批评，但总体看，还是以同情怜悯者居多。原因有二：首先，宣华夫人与炀帝登基后的暴政毫无关联。从历史的失败教训中总结经验，是每一个新政权诞生之初的重要命题，中国史学著述之发达，正与这种“史鉴”观念有莫大关联。唐初兴国，无论君主还是大臣，都雄心勃勃，欲大展宏图，建功立业，成就不朽盛事。刚刚经历过反隋战争的君臣目睹了隋的强大与繁华，对隋的覆灭多有感慨，君臣常怀兢慎反思之心。《隋书》等借前史论时政，以探讨唐王朝长治久安之策。关注的重心是炀帝失国的原因，对于宫廷艳史、个人私生活并不在意。炀帝纳庶母，更多体现的是道德层面的缺陷，并未引起隋朝政局的变化，在以反思炀帝历史教训为主要任务的唐代史学家及文人眼中，私德的败坏并非是批判焦点。其次，烝母之行，并非炀帝独有。隋朝之前的南北朝是各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北方主要是少数民族执政，由于较少接受儒家传统道德的熏染，“烝母报嫂”的行为时有发生。例如胡族盛行“收继婚”的传统，以财产继承的方式，收纳已故兄弟之妻，甚至亡父之后妻。“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4]2879；“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1]1864。又如北齐虽宣称源于渤海高氏，实际是已被鲜卑化的汉人，文襄皇帝高澄在父死后，从柔然风俗，烝蠕蠕公主，并生下一女；武成皇帝高湛也纳弟媳入后宫。隋时，义成公主在启民可汗死后，改嫁其子。而炀帝之后有胡族血统的李唐王朝亦有太宗纳弟妇，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为后，安乐公主在丈夫死后改嫁其弟，玄宗甚至夺子媳为妻等事，这些既有胡族观念的影响，也表现了上层贵族生活的淫乱。通过还原炀帝烝母行为的历史背景，于历史发展长河中观照这一故事，则尽管烝母行为很不道德，于统治阶级却不罕见。总之，无论是出于对此类事情的司空见惯，还是为避免造成影射唐代统治者嫌疑的可能，宣华在唐代并未遭到激烈批判。
二、宋元时期：宣华夫人故事的相对沉寂
宋元时期，是隋炀帝故事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炀帝后宫故事脱离史书的束缚，获得了极大的文学演绎空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宣华夫人的故事在此阶段并不是文人的关注热点。《资治通鉴》所记基本是对《隋书》两大情节单元的延续，而文学作品关注的主要是宣华夫人与杨广未登基前的感情纠葛。关汉卿杂剧《宣华妃》，曹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著录为《屈勘宣华妃》，剧本已佚。此剧当是对《隋书》卷三十六杨广侍疾期间调戏陈宣华，陈氏诉诸文帝事的敷衍。由剧目“屈勘”可见，该剧主要着眼于文帝发觉并处理宣华遭人调戏一案，据《隋唐演义》，其中或许还涉及宣华隐忍不言，文帝误解等情节，并在批判杨广罔顾人伦纲常的同时，明确表示出对陈氏的同情。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五有“黄金蛇”的故事，此记载或源于苏鹗《杜阳杂编》，其本事亦见于《隋书》后妃传，言宣华夫人因得宠于文帝，晋王杨广为夺嫡，引其为后宫助力，故以珍宝财物相贿，“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并因此得宣华相助，最终成为太子。“黄金蛇”之事重点在于描述其物之神奇灵妙，而并不关注宣华形象。可见，宋元时期，关于宣华之文本不仅数量较少，就情节而言，_基本是对唐代“文帝之死”情节的敷衍，少有发展。
宋元时期是炀帝与后宫众美故事文学演绎的重要时期，故事广泛从民间传说、野史中搜求材料，运用文学虚构手法，建立了炀帝的庞大后宫，宫中女性各具特色，
各擅其美。与之相反的是宣华妃故事在此时期无论数量，还是情节内容都不见增色。宣华夫人故事在宋元时期相对沉寂，原因大体有三：
一是由于宋元时期婚姻观念的变迁，使公主出身的宣华在此阶段受到冷落。魏晋南北朝时期，缔结婚姻尤重门第，士族、庶族绝不通婚，不同阶级群体间保持着互为封闭的婚姻关系。隋唐（主要是唐前期）之时，门第之风依然盛行，对门阀的追求超越一切，官位大小不计，财产多寡可以忽视，甚至人品都可以不做考量，形成了“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5]5206 的独特婚姻观。发展至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门阀士族的衰落与功利世俗婚姻观念的兴起，使得财富的多寡、颜色的美丑在宋元的婚姻选择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三《婚仪上》便指责当时娶妇者先问资装之厚薄，嫁女者先问聘财之多少的庸俗风气，以为此等婚姻形同买卖，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司马光由此抱怨说：“议婚姻有及于财者，皆勿与为婚姻。”《琴堂谕俗篇》卷上也说南宋时期的婚嫁也有类似的风气。与此相应的是，与唐代相比，宋元时期皇帝选择后妃不重门阀，不崇门第，后妃的出身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宋史•后妃传》为55 人作传，其中，出身低微者27 人，有的甚至低微的家庭无可考，如神宗陈皇后、武贤妃，哲宗刘皇后，徽宗王贵妃、乔贵妃，高宗张贤妃、刘贵妃，孝宗李贤妃，光宗杨皇后，度宗杨淑妃等。这一变化体现在炀帝故事中则直接出现了一大批平民出身的宫人，如《大业拾遗记》《海山记》《迷楼记》等中的袁宝儿、吴绛仙等。平民宫人的故事更具传奇性与艳情化特征，更契合市民的欣赏心理，而公主出身的宣华在此阶段受到冷落。
二是作为炀帝故事中的重要内容，宣华夫人的故事旨在揭示炀帝的败坏纲常，宣淫无度，而这一主题在宋元故事文本中多借萧后形象进行诠释。在宋元故事文本中，萧后由《隋书》中温婉而有责任心的皇后，变成一个只知享乐且颇有嫉妒心的女子。她随炀帝下江都，极尽奢靡，对炀帝的靡费之举毫无劝谏之意。《大业拾遗记》叙其悍妒，《开河记》《大宋宣和遗事》等更将炀帝开运河的责任推到她身上，尤物误国以及君主因色亡国的主题通过萧后形象得以传达。而正值青春便香消玉殒，且不关心、参与政治的陈宣华则不在文人关注范围内。
三是史书记载使得宣华故事已凝结为相对固定的情节单元，宋元文人显然已不满足于仅从史料引申附会，而是有意创造新的炀帝后宫故事与形象。唐代士子对宣华的同情怜悯态度转变为宋元文人对挖掘炀帝宫闱秘史的热衷，话本、戏曲等俗文学在对炀帝后宫的演绎中，将追求情节趣味性作为内容重点，以迎合市民对宫闱艳史的猎奇。这一时期的文本开始具体细腻地描摹炀帝后宫女性生活，塑造了憨态可掬的袁宝儿、善画蛾眉的吴绛仙、明眸善睐的罗罗、腰肢纤弱的雅娘等动人形象，并演绎出颇具艳情色彩的帝妃故事，与之相比，相对固定、缺乏演绎空间的宣华故事则受到冷落。
三、明清时期：宣华夫人故事的繁荣期
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集中描写隋炀帝故事的文本，与之相应，宣华夫人的形象也多有出现。与前代相比，明清小说中的宣华夫人故事并未发生大的变异，仍以两个情节单元为主展开敷衍。其中，杨广戏庶母部分因《隋书》《北史》《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录已成为人尽皆知的历史典故，难以改动，基本未加敷衍；炀帝以宣华为妃部分在继承前代主体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又被做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使得宣华故事内容更加丰富、合理，人物形象也更加真实、复杂。
首先，对宣华夫人成为炀帝嫔妃后与萧后矛盾的演绎。《隋炀帝艳史》第五回叙宣华为炀帝所烝后，颇受炀帝宠爱，惹怒善妒的萧后，炀帝不得不将宣华打入仙都宫。《隋唐演义》等也安排了类似情节。这一情节的加入，一方面表达了文人对宣华夫人红颜薄命的同情，另一方面也说明宫廷生活的复杂性与残酷性。宣华成为炀帝嫔妃后的故事，前代缺乏关注。就文学体裁而言，明清以前，多以史传、笔记小说等形式呈现其事，丛残小语的形式限制了宣华故事的进一步展开。章回体小说为这一情节的演绎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描写人物感情更加细腻，情节曲折波澜，塑造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动。另外，这一情节的出现也与萧后形象在明清时期的演变有关。总体而言，在炀帝故事系统中，萧后是贯穿始终的绝对女主
角，宣华则因身份的特殊性，成为炀帝众多风流韵事中比较特殊的个案。萧后在宋元时期开始被丑化，明清时期更是成为一个庸俗善妒、贪图富贵的形象，《艳史》与《隋唐演义》都谈及她为争宠固宠，排挤其他宫人的情节，深受炀帝恩宠的宣华为萧后所逼也是为进一步塑造萧后悍妒形象服务的。
其次，明清小说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炀帝与宣华之间的真情。《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等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炀帝对宣华的宠爱，并通过二人和谐默契的相处，
以及炀帝痛失宣华而伤感的具体描摹，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二人的淫乱色彩。《隋唐演义》第二十回叙炀帝为萧后所逼，迁宣华出宫，二人“一旦分离，讲了又讲，说了又说，炀帝十分不忍放手”，宣华去后，炀帝更是“终日如醉如痴，长吁短叹，眼里梦里，茶里饭里，都是宣华”，以致萧后不得不妥协。《隋炀帝艳史》第七回记宣华病后，炀帝“心下慌乱”，“慌得炀帝寸心就如野鹿一般，在胸中只是乱撞”，对萧后说道：“宣华若不能生，朕定当哭死矣！”宣华死后，更是“终日只是痴痴迷迷，愁眉泪眼”。但同时，作者也明确意识到炀帝对宣华的钟情更多是对美色的贪恋。痛失宣华后，通过一系列宫中、民间选美活动，炀帝很快便沉迷于新的恋情享乐之中，故《隋唐演义》感慨道：“死别已吞声，生离常恻恻。最苦妇人身，事人以颜色”。明清文本如此处理宣华形象与故事，主要服务于隋炀帝形象的塑造。与前代文本故事相比，明清时期塑造了更为复杂真实的炀帝形象，相对客观地写出了情感与肉欲交织的帝妃后宫故事，作者对此流露出批判与艳羡交错的复杂情感。如集中描述炀帝故事之幽情雅趣题材的《隋炀帝艳史》，在描述炀帝后宫生活时，将其描写为一个怜香惜玉的封建帝王。后宫中的众女子都是主动爱恋炀帝，并无丝毫勉强之意，炀帝对每一个女性都投注了真情。宣华故事中这些表达帝妃情感内容的加入更有利于塑造众宫人眼中“有情有义”的帝王形象。
再次，对宣华夫人失贞的批判。《隋炀帝艳史》第六回以宣华临终前的一梦表达了作者对其不能从一而终的批评。宣华梦文帝责其淫乱后宫，并以如意击其头，后果病卒。果报观念来源于佛教，在明清小说中，常借轮回果报构架故事结构，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民众，如《醒世姻缘传》等。明清小说借梦境与果报观念，在宣华故事中传达了对女性守贞的劝世主旨。在明清小说文本中，对女性之贞节尤为重视，如《艳史》塑造了骂贼而死的朱贵儿的形象，《隋唐演义》更是有感于其贞烈而为她安排了与炀帝的再世姻缘。与《艳史》相比，《隋唐演义》第四十八回还安排了更多为炀帝守节殉难者，如同样骂贼而死的宝儿，跳水自尽的妥娘，自缢的降仙、月宾等，并赞叹说：“自古知音必有知音相遇，知心必有知心相与，钟情必有钟情相报”，“殉难捐躯，毁容守节，以报钟情，香名留史”[6]。宣华夫人的失贞在明清备受指摘，与当时的贞节观念有关。秦汉至唐中期，男女两性关系比较开放，寡妇再嫁，也属平常之事。至唐朝后期出现注重名节的倾向，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形式禁止寡妇改嫁，但政府的有意引导与提倡，使得舆论对妇女再嫁有了一定约束。宋代理学家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于夫妻关系上则将男尊女卑推到了极致。“单从贞操观念说，汉唐时儒家所倡的贞操，仅是理论，仅是空谈。宋中叶以后， 即付诸实践， 这确是历史上的极大的转变。”[7]273 发展到明清时期，女性对贞操的恪守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知。在女性“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教化中，妇德被视为第一要务，而守贞更是其核心所在。贺瑞麟《女儿经》曰：“习女德，要和平，女人第一是安贞”，“出嫁倘若遭不幸，不配二夫烈女名。此是女儿第一件，听了才是大聪明。”[8]141 守贞成为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理念。宣华一身侍父子的行为在明清也激起远甚前代的愤慨，从而成为批判矛头之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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