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郁轮袍”故事的演变及文化内涵--李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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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郁轮袍”故事的演变及文化内涵--李帅
“郁轮袍”故事的演变及文化内涵

李帅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王维郁轮袍故事体系的嬗变伴随传奇、诗词歌赋、诗话、戏曲等多种表现样式的掺入,人物形象不断变化,故事情节也越来越复杂,评论者的态度一变再变,这些文本形态变化的背后折射出不同的时代文化内涵。

【关键词】郁轮袍;演变 ;文化内涵

The Evolu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Yu Lunpao Story

                  LiShuai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

Abstract:The evolution of Yu Lunpao story goes through with legendary story, poetry, drama and other performance styles.The characters are changing, and the plots are also more and more complex. The reviewers’ attitudes change again and again. these behind the text show changes of the culture connotation of different ages.

Key words:Yu Lunpao;changes; culture connotation


“郁轮袍”写唐代王维参加科举的故事。流传至今,约一千二百年历史,是文学领域为人津津乐道的传统题材。本文对现有资料爬梳整理,得到与郁轮袍故事有关的唐传奇1篇、诗词10余首、赋1篇、笔记小说13篇,诗话等评论性文字7则、杂剧3部(亡佚1部)、传奇3部(亡佚1部)、白话小说4部。并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对该故事的演变流程进行探讨,分析该故事文化内涵,以期对“郁轮袍”故事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观照。

一、郁轮袍故事的文本流传

郁轮袍故事的主人公王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然而王维的郁轮袍故事于正史无传,对于王维科举之事的记载,史书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如《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文苑下》云: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1]607《新唐书•文艺传》云:“王维,字摩诘。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开元初,擢进士,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2]615这些史书对王维的记载与郁轮袍故事无涉。

唐代是郁轮袍故事的萌芽期。首先出现在唐代薛用弱的传奇集《集异记》里。情节主要写唐代王维才华横溢,于科举考试前向岐王干谒请托,得到引荐,不惜假扮在封建社会身份极为低贱的伶人来靠近公主,在公主面前弹奏自创琵琶新曲《郁轮袍》并献诗,得到公主赏识,于是战胜之前同样干谒请托的张九皋,科举考试中擢为第一。该文本成为此后各种敷衍王维“郁轮袍”故事的祖本,后世多有文字对之转引、节录或稍作补充。

宋代郁轮袍故事首次进入诗话和辞赋领域。诗话方面有《韵语阳秋》《唐诗纪事》,赋有苏轼的一篇《老饕赋》。此外《海录碎事》《锦绣万花谷》《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事类备要》《六帖补》《记纂渊海》等文言笔记、小说集皆转引、节录了《集异记•王维》故事。诗词方面,“郁轮袍”作为古曲旧调与音乐经典被屡屡提及。如苏轼的《宋叔达家听琵琶》:“数弦已品龙香拨,半面犹遮凤尾槽。新曲翻从玉连锁,旧声终爱郁轮袍。”南宋陆游的《琵琶》:“西蜀琵琶逻逤槽,梨园旧谱郁轮袍。”南宋张孝祥的《鹧鸪天》:“忆昔彤庭望日华。匆匆笔梦生花。郁轮袍曲惭新奏,风送银湾犯斗槎。”方回《次韵谢俞山长见赠》:“试遣俚音辱聪听,未应堪比郁轮袍。”这些作品将娓娓动听的郁轮袍古曲列为赏心乐事与文人雅事,为之披上典雅色彩。

元代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记录唐代诗人生平和创作的传记专书《唐才子传》。该书涉及王维郁轮袍故事时候,大致承袭了前代唐传奇郁轮袍本事情节,但是更加突出强调公主对王维的尊重与赏识。韵书《韵府群玉》在介绍琵琶曲《郁轮袍》曲名时对郁轮袍故事有简单介绍。此外有大量诗歌多重复宋代故调,视“郁轮袍”为高雅动听的琵琶旧调。

明代“郁轮袍”作为琵琶古曲出现在诗歌中仍然多承袭前代旧调,表现动听音乐与文人雅趣。沈守正《雪堂集》中的《施生归自九江赋赠》和张衡的《郁轮袍》杂剧主旨暗合,“半生落落负贫豪,万事如空问浊醪。纵使西风吹败叶,不教独奏郁轮袍。” 作者半生落魄,只是个性率然,纵使贫穷,豪气仍在。徜徉酒国,几乎感到万事都空。即便是处于西风吹败叶这样的凄凉之境,也“不教独奏郁轮袍”,因为王维通过奏郁轮袍逢迎权贵而获功名,对此诗人是不屑为之的。在这种情感过程里,郁轮袍不仅仅是铮铮淙淙的琵琶古曲,也是一种令人鄙夷的逢迎权贵的象征,于是郁轮袍作为一支音乐,背后的寓意得以纵向深化。

在评论性文字方面,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值得关注。 “往尝读薛记《郁轮袍》,窃谓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逗漏,为千载词场雪寃,不觉浮三大白。自快恨不呼右丞庆之。”[3]卷四十一作者首次为王维辩诬,在作者看来郁轮袍故事子虚乌有。胡应麟的这段言论标志着对王维郁轮袍故事真实性的首次质疑。

此外明代郁轮袍故事找到新的载体--- 杂剧、传奇、白话小说,此前该故事体系一直隶属于雅文学范畴,新文体的加入意味着开始出现雅俗两种力量的交融与激荡。至今可见记载的有明代秋阁居士的《夺解记》传奇(已轶,仅《群音类选》卷二十收录《郁轮夺解》1出佚曲)、王衡的《郁轮袍》杂剧、张楚叔的《郁轮袍》传奇、王元寿的《郁轮袍》杂剧(已轶)、凌濛初的《拍案惊奇》、明末小说《壶中天》(该书据胡士莹先生考证,为明末作品。原书回数不详,仅残存六、七、八三回)这些作品对于郁轮袍故事做出大幅度情节调整,王维形象因此具有多重色调。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作品除了科举题材,也开始吸纳婚恋情节。这标志着故事内容在唐、宋、元的科举文化、音乐文化基础上首次将叙事版图扩展到爱情领域;同时也标志着唐、宋、元时期形成的叙事格局就此打破。

明代郁轮袍故事亦出现在蔣一葵的《尧山堂外纪》、陆時雍的《唐诗镜》彭大翼的《山堂肆考》,胡震亨的《唐音癸签》中。这些材料只是因袭前代,基本无变化。

清代《御定渊鉴类函》《香祖笔记》《佩文韵府》《词苑丛谈》《全闽诗话》皆涉及对郁轮袍故事的转引、点评。诗歌中亦零星偶见,较前代无新意。

在俗文学领域里,白话小说有《野叟曝言》《续金瓶梅》、传奇有《临川梦》杂剧有《四才子•郁轮袍》。这些作品大多涉及郁轮袍故事的篇幅比较短小,一闪而过,多将“郁轮袍”视为文人无行的典故。《野叟曝言》有诗云:“摩诘郁轮袍,韩偓香奁诗;宛转娇娆口,狼藉同优俳。柳州附叔文,八关争妍媸;眉山媚释氏,二程分渑淄。文人类无检,谁作中流砥?”[4]卷之七《临川梦》的主人公汤显祖亦云:“可又来,公相自宝其权,匹夫独守其志。我汤显祖即使终身穷困而死,断断不羡那郁轮袍之富贵也!”[5]7

在这些通俗作品中,只有黄之隽的《郁轮袍》杂剧例外,该剧以王维为主角,用不无欣赏的笔调,将其塑造成一个科场得意、顺利做官的才子形象。

此时评论性文字中出现两篇涉及考察郁轮袍故事是否属实的文章。可以说,清代社会弥漫的理性反思浪潮与重视史学的风尚使得文人们能够以更为通透的冷峻眼光来审视和质疑郁轮袍故事的真实性。杭世骏《王右丞诗注序》云:“小说《郁轮袍》一事以时世考之,右丞开元九年登第。尔时姚崇秉国,明皇方急于图治,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务收贤俊,用宁军国,太平安乐之覆辙,殷鉴不远。肯以状头付之婴儿子之予夺乎?迨其后别墅流连,焚香禅诵,萧疎高远,不干荣进,而谓早岁躁于进取肯自厕于优伶之伍乎?右丞一代雅人而受诬者几千载,惟予与松谷有独知之……”[6]卷八杭世骏的评论得到章学诚的呼应与认同,章学诚的史学著作《校雠通义•外篇•王右丞集书后》云:“摩诘萧远清谧,淡然尘外,诗文绚烂归入平淡,似不食人闲烟火味者。郁轮袍取解之辱,杭大宗已辨其诬……”[7]65面对约定俗成的看法,这些评论大胆质疑,体现出作者对历史“求真”品格的坚持,其推断有其合理性,使得郁轮袍故事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二、唐宋:郁轮袍故事的诞生

——科举入仕的渴望与文人雅趣

郁轮袍故事自产生、成熟,至繁盛、回落,由雅趋俗,雅俗共荣,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不论是文本形态还是文本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本形态上,经历了由唐传奇期到宋代诗词歌赋、诗话,再到明清时期传奇、杂剧、白话小说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其文本内容由单一走向繁复,出现情感态势的多重变奏。这个渐变复杂漫长,有必要以时代为顺序做进一步详细阐释解读。

唐宋时期,郁轮袍故事在雅文学领域内萌芽、发展。先看唐代。唐代郁轮袍本事出现在传奇《集异记•王维》里,隶属于雅文学范畴。与《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其他唐传奇一样具有作者为文人,内容敷衍文人故事,审美趣味典雅的共性。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加以分析:“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8]73 可以说,“传奇”作为一种成熟小说文体空前重视词采、想象,将华美的语言、丰富的表现手法、情节的大胆幻设相互融合,构成区别于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特点的重要标志。以传奇作为生长原点,郁轮袍故事从一开始情节与人物形象就比较成熟完整,无疑为后世的演绎打下良好基础。

《集异记》中,王维被塑造成科举中攀附权贵、钻营请托的才子形象,很好地还原了唐代科举干谒请托的社会风气与举子心态。既然该故事以科举为主题,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对唐代科举概况有一个大致了解。科举制度兴起于隋朝,在唐朝因为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高度发展。由于能够改变文人命运,实现人生价值,因而对举子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唐代孟郊《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可谓是科举制度改变文人处境与命运的一个重要注脚。正因为科举能量巨大,应试者甚重。《唐摭言》云:“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不减八九百人。”[9]卷一可见参加者甚众。然而录取人数却受到严格控制,《通典•选举五》 云:“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10]415由此可见唐代科举大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态。

在这种竞争压力面前,要在科场获胜不仅要有真才实学,也要做足考场外的工夫。唐代科举允许考试前举子自行向名公贵卿和知贡举者干谒请托,自行投文,如果能获得王公贵戚的推荐延誉,将大大提高中举几率。于是文人们攀附权贵、夤缘钻营的现象大量产生。《集异记》中的“郁轮袍故事”正是这种时代旋律和士人心态的映像。

据傅璇琮先生考证,《集异记》中王维以郁轮袍新曲及诗歌得到庇举并一举夺第的故事纯属虚构。因王维进士及第的事情发生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张九皋明经登第早于王维登第12年,因此得出结论《集异记》所说王维与张九皋争解头的事情,是子虚乌有的。故事本身虽属杜撰,但却在艺术真实中真切反映历史现实:一方面,作者笔下的王维不惜用干谒请托的方式夺魁,体现出举子汲汲于功名的心态特征;另一方面,本已内定的解头只需公主口谕就可以更替人选,折射出贵公大族把持科举、一手遮天的黑暗现实。

进入宋代,郁轮袍故事继续在雅文学范畴蓬勃发展,范围扩大到赋与诗话当中。而在诗话和笔记中,王维科举中夤缘请托的形象经常遭到文人的否定和批判。换句话说,此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文人操守是作者们评价和关注的重点,作者并不赞成为了功名而不择手段。戴埴的笔记《鼠璞》将“裴思谦从仇士良求状头”与“王维以郁轮袍求庇举夺第”二事并举,并亦从道德角度做出批判与否定,“此二事无廉耻甚矣,虽得一名,何足为重?纪载以为盛事,何耶?”[11]卷一作者于反问中流露对王维夤缘请托行为的否定与贬斥。葛立方在诗话《韵语阳秋》里也发抒己见:“王维因鼓《郁轮袍》登第,而集中无琵琶诗。画思入神,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者以为天机所到。而集中无画诗。岂非艺成而下不欲言邪?抑以乐而娱贵主,以画而奉崔圆,而不欲言邪?”[12]卷十五认为王维集中无琵琶诗是因为牵涉到“以乐而娱贵主”(案:此处指王维以琵琶曲“郁轮袍”求得公主庇举夺第一事)而感到羞耻,想加以掩盖。这种批判方式语带揶揄,传达出对王维以请托关系而夺第的不屑与轻视,无疑也是作者立足于道德制高点而加以评判的结果。这种评价深层次上是将干谒请托看做以丧失人格为代价追求名利的行为;同时也体现出功名富贵往往与人格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观念的表达一定程度源于宋代新儒学——理学——对人们意识的灌注。

儒家历来强调“义以为上”的道德原则,《论语•阳货》篇提出:“君子义以为上”[13]275的价值观。《孟子•离娄》亦提出“惟义所在”,[14]189将是否合乎道德视为评判行为的重要准则,这无疑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宋代学术思想重阐发儒家经典义理,把儒学推向高峰。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皆继承了儒家的道义原则,在肯定道德规范方面取得一致性。朱熹建立的“朱学”思想体系认为“理”是宇宙本体,天地万物根源,同时也是指封建道德规范。此外,他还沿用二程观点,把性看做天理在人心中的体现。而性的理念范畴不出道德范畴。“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15]卷十四至于具体道德修养的培养,朱熹提倡“克己复礼”,要求言行都符合“礼”的准则。在这些基础上,朱熹曾经提出过“存天理,灭人欲”[16]卷三十一 “理欲之辨”的核心就是要遏制不合乎道德规范的欲望。而陆九渊的心学一派作为南宋理学的主要一翼,推动儒学继续向前发展。“心即理”[17]卷十一是陆九渊的核心观点,他说的“心”指的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实体,而认识本心的途径则是对内心道德的体认与省察。此外在道德修养理论中提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18]卷三十五提倡在日常生活中贯彻道德的自我修养。总而言之,宋代理学非常重视对道德规范的省察与遵循,形成一股庞大的精神力量,无形中强化了封建主义对人的精神捆绑。结合“集体无意识”论可知,宋代人思想潜移默化会受到这种时代思潮的沾溉,其思想必然打上时代烙印。这或许可以成为宋人喜从道德角度评论郁轮袍的一种解释。

三、元代:异族统治时期郁轮袍故事的异化

元代郁轮袍故事在元代仍隶属于雅文学范畴,但在异族统治下故事细节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在讲述王维故事时大致转述了《集异记•王维》故事情节,在此基础上加入一个新的细节描写:当公主发现平时自己喜欢的诗歌出自王维之手,大吃一惊,“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19]卷二延于上座的行为和‘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的强烈赞美强化了公主求贤若渴、尊重人才的形象。这两处细节是对传统写法的的异化与突破,内心深处映射出的是元代怀才不遇文人对贤明统治阶级与开明统治政策的盼望。我们知道元代是异族统治时代,科举时断时续意味着科举进入中落期。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儒生社会地位急剧下降,严峻的社会形势对长期依靠科举改变命运、实现人生价值的汉人来说,不啻为一场漫长的灾难。大量有才能的人入仕无门,找不能生活的出路,只能沦落到社会下层,内心悲苦。而此时对于开明统治的盼望、对于贤明君主的呼唤成为很多命运不偶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例如《窦娥冤》表面上表现的是社会底层女子的悲惨遭遇,以及与地痞的冲突斗争、与贪官污吏的矛盾,而窦娥所有这些在社会制度不健全情况下遭受的污蔑与摧残深层次上则表达出对法治健全的呼唤与对英明统治阶级的需求;而《王粲登楼》表面写王粲因为恃才傲物而遭受统治阶级冷遇,牢骚满腹,实际上暴露了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批评,唱出了知识分子心中的悲歌。由此可见,作家往往用曲笔写出各种际遇中的心理状态与内心需求。《唐才子传》中凸出公主对王维的礼遇,实际上流露出的是元代失意知识分子在特殊社会环境中渴望得到重视与尊重的心态。外部社会现实的冰冷与文人内心的热切盼望这对矛盾构成了该时期郁轮袍故事最鲜明的特色。

四、明代:从对黑暗科举的控诉到爱情题材的渗入

      明代俗文学空前繁荣。既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白话小说的横空出世,又有三言、二拍等拟话本相继问世,杂剧、传奇亦在前代基础上日新月异,佳作连篇。此时期郁轮袍故事也随时代潮流进入雅俗融合的新阶段。俗文学领域里杂剧、传奇、白话小说等新文体加入,这些文体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们形式活泼、长短随意、更擅长表现内心感受的写作方式毫无疑问为郁轮袍故事带来生机。

此时期王衡的杂剧《王摩诘拍碎郁轮袍》大作翻案文章,极具自传性质。这部杂剧颠覆了王维以往为了功名不择手段的投机者形象,将其塑造为一个看清科场黑暗后高蹈风尘、隐居不仕的高傲形象。该故事写歧王屡次欲推举引荐王维,都遭到他拒绝;在无赖子王推冒充王维夺第被揭穿后,王维感到心灰意冷,不愿为官而出家修道。与之前郁轮袍故事中汲汲于功名的形象判若两人,体现出强烈的创作主体意识和批判现实的个人情绪。这种创作特色与作者王衡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心态有关。王衡是当时朝廷内阁首辅王锡爵的儿子,天分极高,少有才名,然而却卷入一场轰动一时的科场案。万历十六年(1588) 王衡乡试第一,然而礼部郎官高桂揭发此次考试有舞弊行为,王衡虽与此事无关却因是宰相之子而被列入嫌疑人遭到攻讦,于是被迫复试,复试虽然通过,却仍让他深感痛苦耻辱。根据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考证,《郁轮袍》杂剧作于万历十八年,发生于王衡科场牵连案后,可以说,该剧正是王衡“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以史写心之作。作品中品行高洁的才子王维是作家理想人格的寄托,而王维的不屑为官,隐居辋川,则隐喻了科举的腐朽与黑暗,表达了王衡对科举的不满与失望。恰如《盛明杂剧》眉批所言:“辰玉满腔愤懑,借摩诘作题目,故能言一己所欲言,畅世人所未畅。”[20]卷二十

一定程度上,该作品文章中多处结合作者所见所闻与亲身经历,用剧中人物为自己代言,发出深刻的喟叹与感慨。

他写赶考士子的悲哀:

两泪老长安。万里争云栈。茫茫陪嫁客。几度嫁衣斑。灯尽油干。灯尽油干 。刚把名儿贩。都来命有权。点着头 鬼也朱衣。反着面人都白眼。(【第四折】一枝花)21]卷二十

他写对世风浇薄的批判以及对人们过于重视科举的不满:

【僧】你虽则如此,如今世人重的是科目,科目以外便不似人一般看承。我要二位数百年后再化身做一个不由科目、不立文字干出名宰相事业的,与世上有气的男子立个法门,势利的小人放条寛路。你二位谁去?【第七折】)[22]卷二十

这些评论将矛头直指科举制度,一针见血的指出其黑暗不公及对人性的戕灭与残害,体现出作者对完美人格的心理追求与借杂剧抒怀的创造旨趣。

此外,文人拟话本《拍案惊奇》中的《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分析了唐代才子李白、王维等人的科举遭际,揭示了科举制度的黑暗不公,与《郁轮袍》杂剧有异曲同工之妙:“随你胸中锦绣,笔下龙蛇,若是命运不对,到不如乳臭小儿、卖菜佣早登科甲去了。就如唐时以诗取士,那李、杜、王、孟不是万世推尊的诗祖?却是李杜俱不得成进士,孟浩然连官多没有,止百王摩诘一人有科第,又还亏得岐王帮村,把《郁轮袍》打了九公主夫节,才夺得解头。若不会夤缘钻刺,也是不稳的。只这四大家尚且如此,何况他人?”[23]卷二十三

除了传统的科举题材,明代郁轮袍故事中还有一个突出现象:爱情主题的介入。明代王元寿《郁轮袍》杂剧虽然已轶,但根据明代祁彪佳《遠山堂曲品》仍可觇见一二。《远山堂曲品》云“大意本之王辰玉剧《应试》一折,全用剧中之曲,万户伤心之咏,乃仍之夺解者;但王推冒试□王球复冒婚,则伯彭意为之,恐闺门太寥落耳。然末段似多一二转,于煞局有病至若词之清新,当为诸本最。”[24]57据此推断,该故事涉及婚恋情节。而明代张楚叔所做《郁轮袍》传奇故事情节最为丰富复杂。在传统郁轮袍科举考试情节框架基础上也插入婚恋情节,写王维以才华打动苏颋女儿蕙芳芳心,后来安禄山反叛,王维被困,服用喑药来拒绝接受伪职,当此之时,王球、王推前后冒维之名求蕙芳,后来李光弼破安禄山,真相大白,王维与蕙芳最终澄清所有误会喜结连理。

婚恋情节的加入是明代俗文学中郁轮袍故事的一个新亮点。我们要追问的是,郁轮袍故事为什么要在明代加入婚恋情节呢?这实际上不是偶然,揆其因由,和明代市民阶层壮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密不可分。我们知道,文学的审美旨趣往往取决于当时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明代都市文明空前发达,伴随新经济崛起,市民阶层不断扩大,成为明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主体。此时,文学商品属性大大加强,书商和创作者为了牟利或获得关注往往会主动迎合阅读者口味:他们知道,高深严肃的作品市民阶层看不懂,也不喜欢看,于是量体裁衣,为他们打造贴近大众生活、形式活泼的俗文学;又深谙市民阶层热衷关注爱情、喜欢喜剧的大众心理,于是轻车熟路,在人们津津乐道的“金榜题名”的科举主题框架下加入“洞房花烛”、皆大欢喜的爱情主题,毫无疑问这对扩大受众群体的数量和增强文学影响力、促进作品传播流通都有巨大推动作用。

五、清代:僵化科举制度与困顿儒生的入仕渴望

最后看清代。清代各种文体全面开花,共同繁荣,各种文化呈现集大成的趋势。一方面,元代、明代以来的小说、戏剧进入清代依然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另一方面,元明以来呈现回落趋势的诗歌、辞赋、骈文重新振兴起来。此时期的郁轮袍故事承接了明代雅俗交融的局面,诗歌辞赋、笔记、杂剧、白话小说兼而有之的形式促进了郁轮袍故事的传播,但就总体数量而言,较明代有所减少。

科举制度在清代郁轮袍故事体系中仍然是核心话题。清代科举进一步僵化,各种弊端日益突出。统治阶级采取八股取士,命题范围局限在四书五经,考生不得随意发挥自己的见解,无论从考试形式还是到考试内容都死板空洞,严重束缚了应考者,有许多像蒲松龄一样的饱学之士长期无法在科举中崭露头角,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导致他们往往选择文学作为心理宣泄方式来发抒胸怀、排解苦闷。清初黄之隽的杂剧《四才子》就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应运而生。其中《郁轮袍》杂剧敷衍郁轮袍故事,情节遥遥承接唐传奇《集异记》中的郁轮袍本事,写唐诗人王维伪装伶人见玉真公主,因奏郁轮袍新曲受到赏识从而得官,赐宴琼林的发迹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王维面对统治阶级和功名利禄不再持拒斥态度,反而一反以往故事的常态,积极与统治阶级合作,然后被统治阶级吸纳和接受。通过比较发现,与明代王衡《王摩诘拍碎郁轮袍》杂剧的高蹈风尘的结局处理截然不同。这种心态和黄之隽的际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以今人之视角看黄之隽,他真是一个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优秀作家,其创作涉及诗词、史志、杂剧等多个领域,且数量惊人,据《黄之隽诗歌研究》一文统计,其文集《痦堂集》里包括诗歌1655首,词作143首,而他的另一本文集《香屑集》则囊括930首集唐诗。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在后世逐渐受到重视与尊敬的优秀作家在世时却长期命运不偶,屡试不第。康熙五十九年,黄之隽五十三岁时才中举。此前,则久困场屋,以坐馆授业为生,大半生在应举、坐馆、落第中蹉跎。《郁轮袍》杂剧写于他寂寥困苦的坐馆入幕时期。“十年寒窗读书苦,及第落第两重天。”剧中黄之隽将王维塑造成一个平步青云、科举夺第、入朝做官的人物形象,这其实正寄托了作者多年怀才不遇的感伤以及对用科举中第改变命运的向往。这种向往实际上是多年来支持作者科举道路上屡败屡战的精神动力与思想后盾。同时也可视作是封建社会以科举为唯一出路的困顿儒生辛酸而执着的心理写照。

正如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卡尔•包勃尔所言:“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迫切的需要等着解决。”[25] 155由此可知,同一故事由于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社会风尚、价值观念、人生际遇等现实原因,往往展现出不同风貌。郁轮袍故事随着小说、诗话、诗词、杂剧、传奇等文体加入,雅俗共荣,常变常新。在文本面貌变幻的历程里又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暗流,每个浪花的击打打都推动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诠释出他们自己心中独特的郁轮袍故事。而每一种诠释都不是“最后的解释”,这也是正是王维“郁轮袍”故事永恒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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