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


南开大学  宁稼雨


【摘要】本文在肯定强调文本研究价值意义的基础上，对中西方各种与文本研究相关的类型进行了梳理，从中摸索辨析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相关关联启示作用。为中国叙事文化学建设寻找值得参照借鉴的营养因素。

【关键词】 文本研究 中国叙事文化学  关联作用



作为“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换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它理应受到来自中西方古往今来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影响渗透。但中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可谓汗牛充栋，其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需要找到合理和恰当的切入点。

鉴于学界多年理论批评先行，文本研究滞后的情况，近年来学界文本研究呼声甚高。对此笔者表示赞同，同时也从中国叙事文化学自身研究的经历中切身感觉到，越是理论色彩凸出的研究方法，越是应该在充分掌握熟悉文本的基础上来发挥理论的导向作用。在我看来，理论方法好比一辆推车，文本则好比车上的货物。没有货物的车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但没有车运载的货物也只是仓库中的积压品，难以实现自身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叙事文化学对于故事文本的关注是情理之中的。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核心视角是故事类型，而就书面叙事文学而言，故事类型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同一类型中不同故事的文本。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对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故事文本进行比对和分析研究。那么文本的关注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起点。那么，以往学界对于文本研究有过一些怎样的成规和经验，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分别具有哪些参照启示作用，应该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重要参照经验之一。所以，以文本研究为纽带，应该能够找到一些古今中外叙事文学研究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之间的有机关联。

根据文本研究时间状态的不同，我们把文本研究大致分为文本前研究、文本自身研究、文本后研究三种类型。下面分别胪列探寻。


一、“前文本”研究

“前文本”研究是指对文本产生之前的各种相关问题的关注、了解和研究。

任何文本的形成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其生成的渊源和过程。那么，从源头开始，追溯某个文本的起因缘起，是了解文本的重要准备和前提。而文本内涵因素的丰富性也就造成了溯源工作的多重角度。其中很多角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发生关联。

中国古代的“前文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切入：

一是从作者（也就是文本的制造者）方面进行研究，研究作者和文本的形成是否具有直接关系，作者为什么写这部作品等问题。具体包括：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和特点，尤其是创作该文本有着怎样的动机初衷和用意寄托等等。比如传统的“知人论世”之说，就是对此工作的最好表述。

这种古老的研究方式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中国叙事文化学一项重要工作程序就是在充分了解某故事类型全部形态演变材料的基础上，对该故事类型中各个文本形态与此前文本之间的异同状态的形成原因进行解读分析，力争给出一个既与文本形态吻合，又与该文本作者的创作初衷一致的合理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有多少对于该文本作者思想和生平经历的了解，就成为能否正确解释其文本形态之所以如此的内在动因的重要根据了。比如，了解了唐代科举制度背景下元稹在科举道路上对于功名的追求与成功，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莺莺传》中的张生从炽热的爱情中剥离出来，送入求仕的轨道，并将其塑造为一个“善为补过”的浪子回头形象。

二是对于文本形成之前的源头的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历来注重考据，其中对于文本内容的本源探索是重要的环节。比如诗词研究中的本事研究，就是要在充分了解诗词文本写作相关背景的基础上，对文本内容解读给予合理的定夺。这在叙事文学研究中尤其显得重要，比如对小说、戏曲研究中的源流关系研究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其中有两种形式比较普遍，一是叙事文学文本作者本人以所作文本的前言、题词、例言等各种形式对其叙事文本所依据的蓝本进行交代。如汤显祖介绍《牡丹亭》剧本主要故事情节的来源为：

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

洪升在其《长生殿例言》中也对其《长生殿》剧本写作的缘起、蓝本依据和几次更改的情况作出交代 。这些都为后人暨读者了解其故事文本的源头提供了第一手重要材料。二是一些学者以各种零散的方式对某些故事文本的本事来源进行提示交代。相关资料谭正璧先生的《三言二拍资料》搜集相当丰富，可以参看。这些内容和方法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都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但是，它们又并不能完全替代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因为以往叙事文学的前文本研究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小说、戏曲故事题材互见的范围之内。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来说，其前文本关注的范围还要更加扩大和全方位。除以往叙事文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戏曲小说外，包括诗文、史传等其他各类文体中与文本相关，具有前文本意义的各种文本材料，均在关注之内。它于以往叙事文学小说戏曲同源关系的前文本关注是衔接和继承的关系。

从外部看，西方有关前文本的研究与中国明显不同，但对于中国的叙事文化学的研究也不无启示。如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说”“积淀说”，研究看似没有关系的事件、因素和对作家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按照荣格的解释：

集体无意识这个词的含义是指遗传形成的某种心理气质；意识就是从这一气质产生。……艺术家不是一个赋有力求达到其目的的自由意志的个人，而是容许艺术艺术通过自己以实现它的目的这样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有一定的心情、意志和个人目的，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集体的人”，一个具有人类无意识心理生活并使之具体化的人。

这种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很容易让人将其理解为儒释道等传统思想在国人意识深处的烙印和痕迹。所以，它很容易让人把这些积淀的“集体无意识”理解为与形成故事的前文本因素取得贯通。如果把这种贯通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和认知结合起来，那么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中有关前文本研究与关注的视角范围就会更加立体和全面。

此外，现代西方文论中有关文本研究“互文性”的提法和角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主题学及中国叙事文化学对于同一故事类型不同形态演变形态的视角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效果。以及在西方比较文学中法国学派的渊源研究、影响研究都和前文本研究有直接的关系。了解这些方法，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中充分考虑这些方法的积极作用和能量因素，是重要的把握原则。


二、文本研究

文本研究指对文本自身的本体研究。

所谓回归文本，主要还是回归文本本体。文本本体研究不仅是文本研究自身的需要，也是正确进行文本之间相互对比的前提，同时它也是更高理论层面意义上的坚实基础。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来说，同一故事类型中不同文本的发现、确认和解读，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文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切入。

一是文本文献研究。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文本自身的真实性做出判断，得出结论，力求接近文本自身真实原貌，尽量还原文本真实情况。这些大致属于古籍整理工作，是一切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主要是从校勘、版本等方面进行还原。近年来学界呼声较高的“史料还原”提法，其肯綮还是还原文本自身的原始样貌。这一工作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叙事文化学它的任务重心是对同一故事类型不同文本形态作出梳理和解读分析，那么如何正确判断每个文本的真实产生年代和真实原貌就成为一切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没有对于每一文本真实年代和原貌的准确厘定，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一切后续工作都是劳而无功的。

二是从文本鉴赏的角度对文本进行赏析，评价、品味、挖掘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和艺术韵味。这是中国古代具有悠久传统的方法，也是中国文本批评、文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它肇始于由汉魏六朝的人物品藻活动，人的审美、自然的审美和文学艺术的审美三位一体，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鉴赏传统。这个传统为中国叙事文化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本解读程式，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文本解读有了坚实厚重的参照依据。

与中国传统的文本研究不尽相同，西方的文学文本研究更多注意作品自身，如文字解构、韵律等问题，而不去关注作品自身意义以外的东西，仅仅是从文本自身来挖掘理解。如新批评完全把文本之外的一切因素与文本根本对立起来，不考虑作品与历史或现实外在关系，把作品视为一种有自己的存在方式的文字解构 。新批评对于形式主义的绝对化强调固然有过分之处，但对于习惯于“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来说，这种对于形式成分的刻意强调显然具有明显的矫枉过正作用。这种正面影响也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所需要吸纳并融入其方法体系中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对于不同形态文本的文化内涵解读，不应该只从历史思想文化角度切入，也应该把形态演变中形式变异的因素充分考虑在内，从文化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去考量文本形态的变异和原因。

东西方文本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各自均有闪光的亮点。兼容并蓄，取长补短，会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力度更加丰厚，构造更加合理。


三、后文本研究

后文本研究指文本产生后所引起的社会评价、社会效应和社会功能。

中国的后文本研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本社会效应的引导和评价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文以载道”观念作用下的教化说，以这种教化学说作为衡量文本社会价值的尺度，并将其贯彻到文本阐释和价值判断上。这个传统的积极意义是能够从整体上制造一种激励文本产生积极正面社会功能的作用，对于社会风气、道德伦理有一定正面导向的作用。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种教化风气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封建皇权加强意识形态文化统治的工具手段。

正因为这个强大传统惯性的存在，所以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过程中，对于这种强大惯性对于各种文本所起到的消长起伏态势作用，就应当给予特别的留心和关注。既要看到后代评议研究文本中的教化理念作用，又要充分体察到文本制造者在这种背景下进行文本生产的创作心理。努力把后文本的解构还原工作建立在与其生长的文化背景吻合的平台上操作运行。

中国古代后文本现象另一突出表现是经典作品的续仿现象。翻开中国文学史，可以发现大量的经典续仿现象，不仅《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续书可谓汗牛充栋， 就连“世说体”“聊斋体”“阅微体”“剪灯体”“虞初体”等系列作品也是不胜枚举，蔚为大观。这道中国文学史的独特风景不仅是传统中国小说文体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体任务。

与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是，西方的后文本研究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后代阅读者与文本制造者之间的联系，把文本意义的解释权交给阅读者和研究者，主张阅读者和研究者的主体价值。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按照接受理论，阅读的过程永远是动态复杂的过程，读者必须参与对文本的联想，填补原文跳跃的空间，对原文进行意思的推断。没有读者积极连续的参与，文学作品也就不会存在 。

中国西方关于后文本的研究和关注传统几乎是大相径庭，但其各自却都有真理的意义。这些闪光的部分如果兼容并蓄地融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中，必定会产生1+1大于2的强烈效应。具体来说，在采用中国传统方法关注文本社会功能效应和关注叙事文学续仿现象的同时，最大可能地把研究者自己置放于文本参与的角色位置，挖掘对文本内容和形式意义的想象空间，把文本后的解读复原工作实现效益最大化。


综上，中西方文本研究和关注的角度可谓千差万别，但从中国叙事文化学这栋房子搭建的需求来说，都有可取之处。吸收改造融合这些方法中的合理之处，是中国叙事文化学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