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推进
                董国炎
                   
    在近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关叙事文化学的研究不断推进，研究者不停摸索，所谓抱着石头过河的人数逐渐增加，对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陆续出现一批研究成果，人们对这些成果的认可程度、接受程度也逐渐提高。这种情况表面上不是轰轰烈烈，但是对文学研究实践，特别其中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研究方法的改进，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成果质量不断提高就成为一个合理过程的合理结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学术界笼罩在探求运用新方法的热潮中，新老三论、宏观研究、意识流、心理分析等等，层出不穷，曾经出现一拥而上的势头。相比较而言，叙事文化学的研究在时间上紧随其后，但是既没有一拥而上，也没有逐渐消沉，可以说在不冷不热的状态中不断进行和发展。叙事文化学研究在开始阶段采取摸索态度，甚至这类研究到底应该怎么称呼，包括叙事文化学、叙事学、主题学、故事类型学等称呼，一直各行其是。应该怎样建立规范，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术语怎样划定，都没有明确。对这一类研究，本文采用叙事文化学这个称呼，与个人理解有关，而是否能囊括相关问题，还值得继续探讨。叙事文化学研究不断发展，一些学者及其学术特点、一些代表性的成果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些学者和他们的成果，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文化学研究。而且叙事文化学一直处于一种开放状态。关于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对象、主要结论和主要研究方法是什么，都没有固定下来，都处于探讨之中。相关学者分别潜心于自己的课题中不断摸索，想以研究实绩争取更多认可。我觉得这种态度很可贵。在叙事文化学研究中，我个人印象深刻的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叙事学的研究，叙事学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在西方兴起，打破了传统的文体分类界限，不管神话、悲剧、诗歌、小说、历史甚至综合性的影视类别，都可以纳入研究范围，通过跨类别的综合的研究，探讨更好认识人类精神进程和叙述方式的规律。台湾学者较早关注并介绍叙事学和主题学，如陈鹏翔主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在1983年出版。陈先生自己是外文系教授，但他本人的文章着力探讨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大陆学者在文化叙事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浅见以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叙事学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无疑是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这部著作1997年出版，作者此前已经有《中国现代小说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小说史论》等坚实成果，所以此书材料丰富、史论结合，思辨性强，致力建设中国叙事学体系，这绝非一些介绍引进“叙事学”理论的著作可以相比。杨义此书有意打破西方文学主流意识，根据中国文学实际发展过程，重视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努力突破神话-----史诗----悲剧-----罗曼歌吟------小说------现代媒介文艺这种文学历史过程描述。这部著作产生很大影响，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不少期刊文章、学位论文包括一些著作，在作品研究中从结构、时间、视角等方面展开叙事探讨。其研究框架、论述程式、基本观点和提法等等，经常可以感觉到这部《中国叙事学》的影响。研究方面留下明显的模仿痕迹不是好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这部著作善于建立体系、观点明晰，所以影响很大。曾经有人关注《中国叙事学》与主题学的关系，我觉得二者有内在关系。实用理性笼盖下的中国文学，诗言志，歌咏言，文章者经国之大业，微言大义寓褒贬，叙事机制岂能脱离意义和主题？《中国叙事学》共五篇，结构、时间、视角之外，还有意象篇和评点家篇，后两篇集中研究的意义、功能、批评等等都涉及主题。我们看到不少学者把主题学和叙事学结合到一起研究，这其实是根据内在的联系。
      叙事文化学研究第二方面的成就是主题学研究，王立先生这方面用力甚勤，研究领域越来越广，随着他的《中国文学主题学》四册本、《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学透视》等著作不断问世，我们对他的十大主题、九大意象、系列母题以及主题学和母题学思想逐渐增加了解。他的主题学研究与以往研究作品主题有不少差异，他对作品构成模式、创作主体文化心态、社会文化背景、民族审美情趣等等给予充分关注，追求依据创作主体和创作模式，区分不同类型作品的主题性质。十大主题主要针对文人抒情文学，根据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之间物我关系主客关系，归纳各种主题。联系作者文化性格与心态演变，分析主题演变现象。他的母题研究主要对象是小说笔记史传一类叙事文体，但又是超文体的，很多注意力投向制度、民俗、道藏佛典、民间宗教、神秘思维、社会心态心理等领域，经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主题接受与传承演变的研究，注意发生发展的阶段性，按照国别差异进行观察比较，也很有启发性。王立先生的主题学研究也结合了叙述方式或者表现方法的研究，其九大意象的选择和变化、意象的特点以至表现意象的符号研究等等，其实已经进入叙事研究领域。总体上看王立的主题学研究在广度深度和方法论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绩。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台湾师大陈鹏翔教授等多人都对王立的主题学研究作出热情洋溢的肯定。
      叙事文化学研究第三方面成就是母题与故事类型学研究。对事物或者问题分门别类把握，既有总体把握还可以分为小类作更细致的把握，这是由来已久的认识把握事物方法。汉成帝时大规模搜集整理古籍，产生《七录》，发展为《汉书˙艺文志》，分类把握成为中国文化较早成熟的一种方法。南朝《世说新语》运用同类方法编排零散的记人笔记很成功，此书趣味隽永文笔好影响大,后代效仿之作不少。“五四”以后北京大学重视歌谣和民间故事，顾颉刚先生在民间故事研究中创造性运用一些历史研究方法，完成孟姜女故事转变研究，成为当时重要的母题研究成果，其方法论价值立即得到刘半农极高评价，称顾颉刚建立了研究公式。当时顾颉刚、刘半农、容肇祖、钱南扬等很多学者投入分类故事研究，取得诸多成果。现代西方学者汤普森《民间文学母题索引》总结大量母题，编成二十三个部类。这种方法中国人容易接受。新时期以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其中笔者印象深刻的，有吴光正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他的八仙故事研究，颇能体现系统考论的力度。宁稼雨先生在母题和故事类型研究方面用力颇勤。他的《女娲神话的文学移位》(《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写得相当精粹，在母题研究原型研究方面显示一种方法论意义。主要包括观察视野开阔，考索细致，有意克制厚古薄今倾向；对神话文学移位的正反两类表现、即发展扩大和萎缩退步都给以充分关注；移位原因的分析成为重点，文化研究意识强；对符号喻体表征及其作用充分关注，审美和文学意蕴研究受到重视，与历史文化研究并重等等。宁稼雨还撰写主题学和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个名称。近些年他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集中于这个领域，而且题材选择体现出发展，既有传统神话学题目如嫦娥、后羿、恶神研究之类，也有神化的圣人传说故事研究，比如《大禹传说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还有超越神话学的题目比如《唐明皇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武则天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当然由于研究内容和背景有很大变化，研究方法也有较大发展变化，经常可以感受新意和深度。宁稼雨先生2011年出版《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全书110多万字，分为6大类众多小类，当然此书还可以进一步修订完善，但是既出现度人金针，又出现大量编好的系统材料索引，无疑给青年学子提供很多方便，有利于推进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