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家与他们的诗
自魏晋至北宋，是道教和佛教兴起并达到鼎盛的时期，而这一段时期的儒学，虽然仍维持着表面的至高无上地位，但却明显显现出一种逐渐走向没落的状态。钱穆即认为：“当时所谓学术者，惟道院而已耳，惟禅林而已耳。盖儒术衰歇，自晚汉而已然。”自北宋开始，学者们有感于佛道之误人，开始重拾儒术，复归于孔孟，并吸收借鉴了佛教和道教的理论成就，形成了长久影响后世的理学。
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但其中邵雍精于数术，与正统得理学不是同一路数，因此被正统理学家们尊为祖师的只有四个人。朱熹编订的《近思录》详细引述了四先生的言论，并将它们系统地加以整理，成为后代士子必修的教科书。北宋理学的基本思路，一方面是将先秦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上升到一种本体论的高度，其终极即是由万物运行的规律即理所规定的；另一方面，即通过学者在学习实践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努力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最终达到一种与天地同其大的“廓然大公”境界。
北宋的四位学者中，周敦颐做过程颢和程颐得老师（宋史列传 第一百八十六 道学一“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张载是程颢和程颐得前辈，而程颢和程颐又是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们四人思想和学术，既有相互承继，又有分歧，而四人的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下面，我想通过四位学者在文学方面的创作来分析他们在精神境界和审美追求上的同和异。
在北宋初年，首先规定了理学的思想基调的人是周敦颐。周敦颐的思想取自道家的比较多，他最重要的《太极图说》即对内丹道教的《先天图》加以改造，把天地万物化生的根本定位为太极的运行，从而使理学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周敦颐的诗歌中，也随处可以看到道家的影子。例如他的《静思篇》：“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晴。醉塌云龙润，吟窗瀑泻清。闲方为达士，忙只是劳生。朝世谁头白，车轮未晓鸣。”（《全宋诗》p5065）在这首诗中，周敦颐在静思中陶醉在隐居生活的清幽闲适中，慨叹忙忙碌碌的众生，日夜为功名奔波，而堪破这一切的“达士”，却能够享受闲适的快乐，明显地体现着道家的出世归隐精神。而《读英真君丹诀》则更体现了道教对他的影响：“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后更知微。”
虽然周敦颐深受道教影响，但他毕竟是一位理学家。在他的身上，时刻体现着一种对自然生物之功的欣喜和与天地外物同一相通的境界。他在《治平乙巳暮春十四日同宋复古游山巅至大林寺》中写道：“三月山方暖，林花互照明。路盘层顶上，人在半空行。水色云含白，禽声谷应清。天风拂襟袂，缥缈觉身轻。”这首诗是他４８岁时写的，当时他刚刚徙知南昌。诗中说：“三月的山中刚刚有了一丝暖意，山林中的花朵互相映照，显得更加鲜艳。山路如此崎岖，人仿佛在半空中行走。但水中倒映着流动的白云，清澈的山谷中回荡着鸟儿的鸣叫，这一切又显得如此惬意和宜人，让我们几乎忘了山路的艰难。此时，天上的风吹动我的衣襟，我仿佛和天地化为一体，感觉身体仿佛要随风而去一般。”黄庭坚称赞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南宋曾及也说他的诗是：“欲验个中真动静，终朝临水对庐山。”
在周敦颐那里，既体现着道家的出世无为思想，又有着理学家的气质和品格。例如广为人们传颂的《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许多人在解释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能抓住作者真正的意思。实际上在这片文章中，作者赋予莲花这一形象以理学家的气质，也正蕴含着作者对理学的理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体现着中庸的道理，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中”是理学家们追求的一种超越的人格理想，这里的“中”并非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乡愿”，而是指那种入莲花一般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美丽与才能，又能做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崇高精神境界。亦即程颐所说的“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 “中通外直”即“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里体现了周敦颐的人格追求，他向往的是内心豁达通畅，在外给人以一种庄严又不失亲切的感觉。“不蔓不枝”即保持内心的纯一。“香远益清”即“得之于己而人知之”，周敦颐所追求的“人知之”并非来出于自己的钻营与宣传，而是由于内在的人格修养显现在外，使周围的人感到如莲花般的亲切。莲与菊的分别，又体现出他向往隐逸又与隐士有所不同的精神旨趣。周敦颐虽然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追求与世无争得生活，但他又与陶渊明式的隐者有所不同，他所追求的是自我人格境界的提升和尽情展现自己的才能，整篇《爱莲说》的中心也正在于此。
张载在周敦颐之后，比程颢和程颐年纪稍大。他少年时喜欢兵法，曾经想和几个朋友去攻打西夏。后来以书干谒范仲淹，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告诉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从此他便归心于儒道。”（宋史列传 第一百八十六 道学一）张载读书广泛，思想比较复杂，反映在诗歌里表现为风格和内容的多样化。他的诗中，既有专门辨析理学命题，阐发其哲学主张的，如《君子行》、《圣心》、《克己复礼》；又有叙事并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如《老大》《有丧》《土床》；还有大量的拟古乐府的作品，如《短歌行》《东门行》《鸡鸣》；更有一些诗作表现一种别样的情趣，从中根本无法看出是出自理学大家的手笔。如《放牛儿》完全以儿歌的口吻写成，《忆别》则是一首闺怨诗。但总的来说，张载的诗大部分是议论和拟古之作，其中有许多堪称佳作。现举其中两首分析：
第一首是他的《江上夜行》：“冰壶潋滟接天浮，月色云光寸寸秋。不用乘槎历东海，一江星汉拥行舟。”张载的理学主张是气本体论，他认为天地间的万物都是由太虚之气化生出来的。山川流行，万物品化，无不是太虚之气运行的结果。这首诗中写道：在清澈如同玉壶一般的江水中浮波荡漾，仿佛与天相接，此时正是秋季，月色透过云影投射到江面。并不需要像传说中那样乘着槎在天河上巡游，此时的江中倒映着漫天星斗，它们簇拥着我的孤舟。这首诗给人一种阔大的感觉，清澈的江水波澜荡漾仿佛道体的流转，而月色则代表了天地的交融。天上的星汉和江中的星斗浑融一体，而这一切又都在作者的心中，是作者对于天地变化的感悟。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遇聚结，为风雨，为霜雪，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糟粕煨烬，无非教也。” 然而张载的理学修养并不仅仅在其理论，在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种人与天地的交流，一种天地生化在人心中的映照，而这也正是张载理学的核心。
另一首《我欲》则更是理学精神与诗情的结合：“我欲庭前木叶疏，病枝衰蔓手披除。从今燕坐无通塞，来往风烟任卷舒。”诗中写道：我希望把庭院中的树叶不去遮挡我的阳光，于是亲手把残病的枝叶披除。从此在我静坐的时候，清风来往再也没有滞涩，我也陶醉在这样的情怀之中。程颢说：“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周敦颐主张纯任自然，使自我与外物浑然交融。而此处张载则认为对于病枝衰蔓应该亲手披除。对于枝蔓的剪除，如同对于心中私心杂虑的摒弃，张载认为：“纤恶必除，善斯成性也矣。”只有摒除了杂念，才能“从今燕坐无通塞，来往风烟任卷舒。”这样的境界正是张载所要追求的，这种境界和上诗所说“不用乘槎历东海，一江星汉拥行舟。”是相同的。
张载之后是二程，二程中，程颐是反对做诗的，程颢则不像程颐那样激进，他的诗给人一种温柔敦厚的感觉，有些是写得很好的。例如很有名的一首《偶成》：“云淡风轻过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首诗写于他二三十岁的时候，刚刚中了进士，授鄂县主簿。程颢从周敦颐学，自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可见程颢是很服膺周敦颐的品格境界的，在程颢的诗中，同样体现着和周敦颐相一致的审美倾向。在云淡风轻的午后，诗人在河边散步，欣赏花红柳绿的美景。在诗人心中，不仅仅为美丽的景色感到高兴，更为天地的生物之心，亦即理的流布运行感到高兴。这种高兴自然是不能被普通人所了解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诗人像孩子一样在看花玩耍。
程颢另一首著名的诗作是《郊行即事》，全诗为：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飞。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在这首诗中，丝毫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理学家板起脸来说教的意味。诗中说，在春日的好天气里，诗人逐红穿柳，看远山青碧，趁着酒意，坐在苔矶之上对着流水，玩赏清幽之色。诗人之所以敢于这样，是因为诗人的心完全和外物溶为一体，即便醉酒玩乐，春游晚归，也不会使心放逸。正如诗人在“定性书”中所说“所谓定，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诗人以顺万物之情感物，因春色而高兴，自然可以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只恐风花一片飞”，正是和天地生物之情相感，以仁爱之心体察万物的自然流露。
程颢的弟弟程颐是反对作诗的，认为作诗会使人玩物丧志。我们所能看到的他的诗很少，而且大多少作。如《问候舅应辟南征诗》是他十八岁所作。他最有名的诗是《秋日偶成》，也有人说这首诗是程颢的，但《全宋诗》中把它归于程颐。全诗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颐性格刚烈，志向高远，在诗中亦有体现。如十八岁做的那首诗中就有：“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之句，表现了少年程颐的志向。在《秋日偶成》中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则已经将少年壮志转向为对人格至高境界的追求和向往。这首诗的前几句是在辨析理与人和物的关系。诗中说自己早上睡醒，看见东方红日，从而有所感悟。在这样的早上，万物都以它们本来的面目存在着，人对于外物的感知，形成了四时佳兴，物的感觉和人的感觉是一致的。而道体的流转是在这一切天地有形的事物之外的，它又是一切事物流转变化的根本，人的思想却可以透过外物追寻道的轨迹，去感知那高远而不可捉摸的道。体道之后要用天地之道去指导自身，即为遵循孔孟儒家的精神，也就是富贵不淫贫贱乐的精神，这就是诗人所要追求的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