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题诗”故事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浅析
A Brief Study of the Orbit and Civilization Connotation of the Story of “Composing Poems on Maple Leaves”
李 波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 要]“红叶题诗”故事以红叶为媒、以赋诗传情，以其鲜明生动的意象、浪漫巧合的情节，令后人津津乐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传统题材。论文以“红叶题诗”故事情节及文化意蕴随时代演变轨迹为研究对象，从两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着眼于论述“红叶题诗”故事的文本流传情况，并围绕其具体情节要素演变进行解读和分析。第二部分，从宫怨主题、“媒妁”文化、“婚姻天定”观三个角度来探讨“红叶题诗”故事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中国叙事学研究；红叶题诗；主题学；宫怨；媒妁文化；婚姻天定观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275（2009）01-0000-00

一、“红叶题诗”故事文本流传情况及情节解读
“红叶题诗”故事在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其故事情节由简到繁，由疏到密，经历了主题类作品传承演变的一般规律。但无论情节怎样变化，故事都围绕着红叶题诗这一主题模式展开，即：宫女深宫幽闭——赋诗传情——文人偶见——题诗回赠或收藏红叶——喜结良缘。个别作品，《本事诗•顾况》没有结成姻缘，《玉溪编事•侯继图》是飞来红叶而非流水寄情，但也符合这一主题的基本模式。下面即以时间为序，分别从唐五代、宋代、元明、清至建国后四个时期，展开论述围绕这一主题铺演而来的历代作品的文本流传情况。
(一)唐五代时期
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最早的“红叶题诗”故事文本应是唐光启年间孟棨的《本事诗》，其《情感第一》卷载有顾况事。故事男主人公顾况，为史实中人，《旧唐书》有传，“顾况者，苏州人。能为歌诗，性诙谐，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戱侮之，然以嘲诮能文，人多狎之。……有文集二十卷。”[4]卷一百三十故事中的“上阳宫”亦为史实所有，约在洛阳西洛水北岸。“上阳宫女”可参见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其自注曰：“天宝五载（746）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1]卷四二六-七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文本以“帝城不禁（一作君恩不闭）东流水”，委婉而讽喻，御沟流水也无法阻拦情感，表达自由与爱情无以能禁的主题，成为文学史上“红叶题诗”故事之滥觞。
《本事诗》之后，晚唐时期，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题红怨》也记有“红叶”故事，文本变为两个故事，一为顾况事，一为卢渥事。其顾况故事，在《本事诗》故事基础上，稍有差异，文本题诗不同，故事结局更为明了。而卢渥事情节更为生动：“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嗟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无不讶焉。诗曰：‘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3]卷五十九这一文本，较《本事诗•顾况》有较大变化：故事的时代背景不同，由唐明皇变而为唐宣宗时期；题诗的基调少了哀怨，多了期盼；不再在史实人物基础上演绎故事；女主人公有了姓氏；更重要的是，故事以美满姻缘结局，更加富于传奇色彩。
五代时期，孙光宪记述晚唐五代遗事的笔记《北梦琐言》卷九载有《云芳子魂事李茵》，同样演绎的是“题诗”故事。文本为进士李茵与宫中女侍书云芳子人鬼相恋的故事，以悲剧结尾。这一文本相对于前面故事，有了更多的虚构性，情节一波三折，一对有情人历经波折，在以内官为象征的封建势力重压下，最后只能以“人鬼之恋”方式结合在一起。故事以悲剧结尾，有别于前期作品“大团圆”的结局，使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意味，主旨更加升华。　
五代后蜀全(一作金)利用所撰《玉溪编事》也载有“红叶题诗”故事。故事男主人公变为侯继图，情节更为传奇。书中谓：“侯继图秋日于大慈寺倚阑楼上，忽木叶飘坠，上有诗：拭翠敛蛾眉，郁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在桐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天下负心人，不识相思字。有心与负心，不知落何地。……”[5]卷一百六十
故事所载的秋叶诗，不是随御沟流出，而是随秋风吹落人前，已有些异闻奇事性质。《全唐诗》卷七九九--四三中也收录有此诗，题名《书桐叶》（任氏作）。另据清赵翼《陔余丛考》载，此故事叶上题诗为：“此字不书名，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情人，尽解相思死。”[14]165
（二）宋代时期
“红叶题诗”故事，至宋代，进一步演而为有板有眼、有情有节的“话本”小说。北宋时期，张实将前代于祐、顾况两故事缀合改变为传奇小说《流红记》，收入《青琐高议》。该篇写唐僖宗时，宫女韩夫人与儒生于祐历经波折，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这段故事又被元人白朴、李文蔚分别改编成杂剧《韩翠苹御水流红叶》和《金水题红怨》。
另据北宋时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其中也载有“红叶题诗”，说的是唐玄宗天宝年间顾况事。《太平广记》还引有另外一则红叶故事，即《北梦琐言•云芳子魂事李茵》事，比唐代故事情节更详，演绎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进士李茵，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茵收贮书囊。后僖宗幸蜀，茵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名云芳子。茵与之接。因见红叶，叹曰‘此妾所题也。’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及绵州，逢内官田大人识之，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怏怅。其夕，宿逆旅。云芳复至，曰：‘妾已重赂中官，求得从君矣。’乃与俱归襄阳。数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往年绵竹相遇，实已自经而死；感君之意，故相从耳。人鬼殊途，何敢贻患于君。置酒赋诗，告辞而去。”[5]卷三五四故事情节较前期作品，更为曲折离奇，艺术加工也更为明显，并羼入人鬼结姻、荒诞不经的成分，几乎是一出感天动地的“人鬼情未了”版本。
南宋王铚《补侍儿小名录》“红叶题诗” 故事，将男主人公改名为贾全虚，题曰《凤儿》。这一文本，较前代故事，更大地突出了一个“情”字，情节贯穿母女情、男女情、君恩情等。但认为一段姻缘全靠封建帝王的“恻隐”与“恩赐”成全，削弱了作品主旨，有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之嫌。
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上卷《韩夫人题叶成亲》故事，在背景、人物、题诗、情节等方面都与张实《流红记》(“红叶题诗娶韩氏”)如出一辙。
“红叶题诗”还出现在宋代词人作品中，其中以周邦彦的两首词最有代表性。宋人庞元英在《谈薮》中指出：“唐小说记红叶事凡四……本朝词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乐府两用之。【归花游】云：‘信流去，想一叶怨题，今到何处？’【六丑】 (咏落花)云: ‘恐断红，尚有相思字’，脱胎换骨之妙极矣”。[10]卷三五下清真词化用前人语句，出神入化，“举凡汉魏六朝唐宋各代作品，它都信手拈来，改铸融化，不着痕迹”。[11]305两首词中，化用了“一叶怨题”和“断红”、“相思字”的意象，抒发一己情感。可见“红叶题诗”故事随时代的流传，已由原来的爱情故事，进而演化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学符号和意象了。
（三）元明时期
自元明开始，红叶题诗故事又开始在戏曲舞台上传唱。张实《流红记》在后代广为流传，成为许多杂剧传奇的蓝本。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元代白朴据此作《韩翠屏御水流红记》杂剧，李文慰作《金水题红怨》，王炉峰作《红叶记》，祝长生《红叶记》、李长祚《红叶记》等，而以王骥德《题红记》最为著名。
元代白朴所作杂剧，题目正名为《于祐之金沟送情诗，韩翠屏御水流红叶》，曹本《录鬼簿》作韩翠蘋。原剧本已佚，现仅存全剧第三折的十七支曲辞，写韩翠屏重阳欢宴之时，重游红叶题诗之地，意外地得到了于祐的题诗红叶，生出共结良缘之愿。《太和正音谱》引有第三折《柳青娘》、《酒旗儿》二曲，从《酒旗儿》的一段唱词来看，似乎于祐在得韩后，有负情之事，遂又有怨情。
李文慰《金水题红怨》杂剧，曹本《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都有著录，贾本《录鬼簿》作《题红怨》，亦佚。
元代李唐宝《李云英风送梧桐叶》杂剧，《元曲选》著录。改侯继图为任继图，任氏改为李云甫的孙女李云英，文本添加了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以唐代故事为背景，显然是由《玉溪编事•侯继图》的故事情节改编而来,多有虚构。
明代王骥德《韩夫人题红记》传奇，是根据张实的《流红记》(“红叶题诗娶韩氏”)和白朴的《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杂剧改编而来。写的是，唐天子开笼放凤，韩平章得婿乘龙，翠屏女怨题渌水，于状元媒倩丹枫的故事，文本多有增饰。《古本戏曲丛刊》二集，著录。
明代祝长生的《红叶记》传奇，一题《题红记》。《曲品》、《远山堂曲品》、《今古考证》皆著录。此本据《青琐高议》卷五张实的《流红记》改编，今仅存残折，但可以推知，剧文写的是：于祐、吴子华御沟红叶题诗，与宫女韩翠琼、许春华发生爱情的故事。祁彪佳云：“此记守韵甚严，而葩藻之词，如三峡波涛，随地委折。但于祐拾叶在未第时，无一种轩举之气，所以终逊《题红》一筹。”[8]48此剧传本，还有明清戏曲选集《八能奏锦》、《大明春》、《玉谷新簧》、《群音类选》等，皆存有佚曲，说明此剧一直盛行于舞台之上。
明代冯梦龙《情史》卷二“情缘类”之《侯继图》，完全采自后蜀•全(一作金)利用所撰的《玉溪编事•侯继图》故事，只是文字略有改动。此外，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也节引有“红叶题诗”故事，表达了同样的宫怨主题。
（四）清代以后时期
“红叶题诗”故事在清代至民国时期，少有代表性作品，只以民间文艺、蒙学读物等形式流传。但从文学作品的长远流传来看，时空距离的拉大，往往会淡化作品原有的时代背景影响，使其在历史背景不断弱化的过程中，文学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建国后，地方戏琼剧《红叶题诗》剧本便是在原有故事情节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至今仍在戏曲舞台上传唱，见证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明末清初，杰出的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李渔，感慨于“红叶题诗”故事，在其《闲情偶寄》之四《居室部》联匾第四（秋叶匾）中，据此故事设计成了一种如秋叶状的匾额，称 “秋叶匾”，并在《闲情偶寄》里解释说：“御沟题红，千古佳事；取以制匾，亦觉有情。”[6]联匾第四
清代戏曲家唐英的《古柏堂传奇》中，记载了依据“乱弹”和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天缘债》，并自蓄昆曲家班，进行舞台演出。
明清以来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幼学求源》①，卷二“婚姻”中记有：“御沟题叶，于祐始得宫娥；绣幕牵丝，元振幸获美女。”当时民间流传“读过《幼学》会看书，读过《龙文》会说话”，可见此故事在当时几乎“脍炙人口”了。
建国后，“红叶题诗”故事主要是在琼剧舞台上演出，作为琼剧的标志性剧目，如同越剧《梁祝》、黄梅戏《天仙配》。经田汉先生修改润色并拍成戏曲电影的《红叶题诗》，更是琼剧艺术的珍品。该故事在晚唐红叶故事基础上，文本已有很大衍变：时代背景由晚唐改为南宋；地点由长安御沟改为杭州西湖；而男女主角的籍贯也改为琼州人氏了；剧情结构则由喜剧改为悲剧，由于祐、韩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一变而为姜玉蕊、文东和的为反抗恶势力而双双殉情；作品主题，原本宿命观念很浓，但此剧却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爱国内容，女主人公是一个执着追求爱情、勇于反抗的少女形象，她不仅具有一般少女的温柔多情，而且秉有刚强高雅的气质，这一形象，在琼剧舞台的人物长廊中熠熠生辉。
二、“红叶题诗”故事文化意蕴浅析
（一）从宫怨主题来看红叶题诗故事
宫怨题材作品，最早出现在诗歌领域。宫怨诗当源于《诗经•小雅》的一篇《白华》。据朱熹《诗集传》，周幽王得褒姒，黜申后，“申后作此诗”以自伤，是为古代宫怨诗之滥觞。宫怨源于君恩，“君恩无常”是宫怨之情产生的根本原因。一个“怨”字，集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皇权至上、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和古代女性对待婚姻情感问题的种种复杂心态。
“红叶题诗”故事，就是从宫女这样一个身负宫廷与社会双重压迫的特定角度，表现其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内心的幽怨与哀愁，反映封建时代女性的爱情生活，更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红叶题诗”故事宫怨主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中国封建社会，宫廷婚姻制度畸形而不合理，历代帝王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大量占有女性，以彰显其皇权至上。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佳丽三千人”，有幸承皇恩得宠的宫女少得可怜，绝大多数的宫女只能在深宫之中虚度光阴：“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燕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1]卷四二六白居易《新乐府•上阳白发人》典型地描述了这种婚姻制度的残酷和罪恶，以及宫女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心理。
历史发展到《本事诗•顾况》的故事背景唐代，封建帝王后宫庞大，宫女制度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在《旧唐书•后妃上》立传的后妃就多达二十一位，而《新唐书》又增至一百二十二位，普通宫女的数目就更大，有“先帝侍女八千人”之说。然而，纵有闭月羞花之貌，也未必能够得到宠幸：“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张祜《宫词》）[1]卷五一一,范摅《题红怨》所记故事背景：“明皇代，以杨妃、虢国宠盛，宫娥颜皆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水而流。”[3]卷五十九正是当时深宫之中宫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封建社会，宫女毫无身份地位可言，被选入宫，带给她们的恰是无尽的孤苦和寂寞。
唐代政治开明，宫女问题也逐渐为朝野所关注。元和间，李绛《请放宫女疏》进言：“后宫中人数不少，离别之苦，颇感人心。怨旷之思，有干和气，伏冀酌量所需，务放其余。使其亲戚如初，行客掖省费。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施，下以成群生遂性之乐。”[2]卷六五〇朝野既然关注，诗人也言无避忌，白居易新乐府《上阳白发人》，通过一个上阳宫人的遭遇，对不人道的选妃制度进行讽刺，卒章显志道：“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日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1]卷四二六
从创作环境来看，表现宫怨主题的“红叶题诗”故事在唐代得以出现还有一些必然的背景因素：一、唐代帝王的后宫数目庞大，但唐代统治者政治开明，对宫女的禁令、禁锢却非常松弛，通常犯罪宫女、年老宫女的一大归宿便是遁入道观或尼庵。所以，宫女的哀怨，多消磨在诵读经书、磐乐声声之中，“红叶题诗”赋诗以解忧的情节创作，也并非偶然。二、受社会环境影响，唐代文士多虚浮，爱轻薄，唐代的创作文风十分宽松，文人得以在史传或市井传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使其依附于名公巨卿，如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所载：“唐时禁网宽弛，无文字忌讳之祸，故其文士多轻薄，喜造纤艳小说，以至斥言宫阃，污蔑不根。”[12]950三、更重要的是唐代宫廷制度的另一特点，即：统治者较为重视对宫女的艺术培养，设有专门的教坊来训练宫女、歌妓，使其能歌善舞、擅为诗画，遂得以“红叶题诗”来抒发幽怨。
（二）“红叶题诗”特有的媒妁信物文化意蕴
“侯门一入深似海”，而宫禁森严，身在宫廷之中如同隔世，情感又如何得以传递和交流呢？“红叶题诗”故事以红叶为媒，以赋诗传情，使身隔重重宫墙的男女得以相知、沟通，“有情人终成眷属”。宋人刘斧评论张实《流红记》时，曾说：“流水，无情也；红叶，无情也。以无情寓无情，而求有情，终为有情者得之，复与有请者合，信前世所未闻也”。[7]前集卷五“红叶题诗”以叶为媒，以诗传情。
媒妁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从西周春秋时期开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婚姻礼仪的一道必经程序。历史发展到《本事诗•顾况》故事的时间背景唐代，婚姻开放程度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具有典型性的，武则天男宠，太平公主再嫁皆可为例。但唐代媒妁在婚姻中的作用和地位却得到加强。《唐律•户婚》中明确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15]卷十三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媒妁的意义。可见唐人十分重视媒妁习俗，将其作为婚礼仪式的必经形式。
“红叶题诗”故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以红叶赋诗传情，通过叶上题诗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这里，小小一枚红叶，是红娘，是信物，是定情诗。题诗之红叶为媒，红叶之题诗传情，遂在文学史上演了一段浪漫爱情的佳话。
与媒妁文化相似，古代信物文化也是在约定俗成中形成的，定情信物的记载可谓源远流长，古汉字缔结婚姻之“结”，意符从“丝”，即表明当时“丝”便是定情的信物或联姻的象征物。
在“红叶题诗”故事中，爱情的重要信物便是那首红叶题诗了，故事以题诗为线索，情节遂得以发展。我们看，晚唐孟棨的《本事诗•顾况》中：“题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16]卷九到唐代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的《题红怨》中，顾况故事中：“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卢渥故事的：“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3]卷五十九五代孙光宪笔记《北梦琐言》载《云芳子魂事李茵》，有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5]卷三五四后蜀金利用的《玉溪编事•侯继图》故事中更有一则从天而降，牵一线姻缘的题诗。北宋刘斧撰辑的《青琐高议》载北宋张实的《流红记》中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一联佳句随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成鸾凤侣,方知红叶是良媒。”[7]前集卷五元明唱曲自不待言，一直到琼戏《红叶题诗》，剧情也是以一首“犹自深闺怯晓寒，暖风吹梦到临安。花娇柳软春如海，却爱天涯一叶丹”的闺情诗，[13]73作为引领全剧情节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线索的。如此，不同文本中题诗内容各不相同，但它们在文本中的作用却是相同的，真是可谓，小小情诗，牵动机关。
（三）“红叶题诗”故事中的婚姻“天定”思想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男女婚姻有着无法躲避的缘法，婚姻关系的缔结充满了偶然因素。宿命的婚姻观在中国起源于周代，至汉儒以阴阳五行之说解经，姻缘天定的观念更加明确，至唐代，宿命观念更是广布民间，《太平广记•定婚店》中“月下老人”的故事也是影响深远。在《太平广记》中，“红叶题诗”故事文本《侯继图》便是作为“结缡之亲，命固前定”的故事出现的，此外，《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同样的宿命故事还有：《琴台子》、《卢承业女》、《卢生》、《郑还古》、《秀师言记》、《李修行》、《灌园婴女》等等。可见，此类故事广为流传，婚姻乃命中注定的观念深入人心。唐德宗时宋若莘著《女论语》曰：“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9]（事夫章第七引）姻缘天定思想与佛教的轮回观念融合，遂成根深蒂固的因果报应之说，人世间的“姻缘”自然都是前世冤业，无法躲避。
“红叶题诗”故事中，每一文本的男女主人公都在感慨着“命由天定、天缘巧合”，透过文本中情投意合、真挚唱和的浪漫良缘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婚恋故事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思想蕴涵，即：婚姻“天定”这一主题思想。
“红叶题诗”故事的婚姻“天定”思想主题，在各个文本中都遵循固有的发展模式：《云溪友议•题红怨》中玄宗闻顾况诗才后，即遣放部分宫女；宣宗忽动恻隐之心，下诏宣布，许可宫人聘于百司官吏；《补侍儿小名录•凤儿》中德宗闻金吾奏报后方授官赐婚；祝长生《红叶记》传奇中，帝偶遇上阳二女而知情后方施恩许配。上述文本中，故事喜结连理的结局都归因于帝王一念之差的慷慨仁慈。张实的《流红记》中，韩氏多亏于“得罪”帝王而被禁，却其实是因祸得福，有了巧得姻缘的机会；而王骥德剧作中，若非圣上恩赐使翠屏还乡，一对有情人恐怕永远没有相见之日。每个故事文本都将美满姻缘的缔结归功于当朝帝王，这自然是由于在封建社会的思想背景下，封建帝王拥有无上的生杀施予权力，历代儒生士子对君权神授天命观盲目痴迷和崇拜，同时，从故事的时代背景来看，婚姻天定观，跟唐代狂热的“崇佛”思想有关。当时，唐宪宗、宣宗、懿宗都十分崇信佛教：唐宪宗为迎佛骨而不惜贬谪名士；懿宗为迎佛骨可以死亦无憾，可谓举国迷狂。这样的“崇佛”思想，反映到婚恋中，便成为“姻缘天定”思想观念。
“前世缘分，今世婚姻”，这自然来自于 “三生说”的佛教思想。在这里，婚姻“天定”思想的“天”，就是具有最终裁定人事的神秘力量的主体，前有因，后有果，一切都是因果报应，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在当时，对于女性，就是要她们乐于天命，驯服于封建礼教的约束和管制；而根本上，则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和“等级制度”，在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下，也是为了挽救垂危的唐王朝统治。
唐以前，爱情婚姻题材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由门第和财富所定的婚姻故事，也即是由人力、人事决定的婚姻；自中晚唐以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一批婚姻“天定”思想主题的小说。如《玄怪录》的《卢生》、《玉堂闲话》的《灌园叟女》、《集异记》里的《裴越客》等。“红叶题诗”故事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时代、思想、文化背景之下，其文本情节当然不可避免地贯穿了婚姻“天定”思想主题。
[注 释]
①明代程登吉撰此书，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署明景泰年间进士邱浚编），清代则有邹圣脉（字梧冈）为之増补、注释，取名《幼学故事琼林》，在明清两代的乡塾蒙学教育中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董诰，等纂修.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计有功.唐诗记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李渔.闲情偶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7]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卷六.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
[9]宋若莘.女论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陶宗仪.说郛[M].《四库全书》排印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85.
[11]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3]谢成驹，主持编纂.中国戏曲志：海南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14]赵翼.陔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5]长孙无忌，等撰，(唐)刘俊文，校点.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朱胜非.绀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精装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