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故事的文本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陈玉平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由宋至清，柳永在笔记小说、话本、拟话本、杂剧中以不同的面目形象示人，爬梳、比对各代之流传文本以及柳永形象的演变轨迹，可以窥到演变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柳永故事；形象演变；文化意蕴

北词人柳永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出生于诗礼相传的仕宦之家，却留连于秦楼楚馆，依红偎翠，虽然他词作中负性使气自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可始终没有脱离名僵利锁而中断科举进仕之路，官至屯田员外郎。在文学创造方面，他为宋词这一文学体裁做出了杰出贡献。柳永一生坎坷，风流俊赏，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正史无传可记载。柳永的一生为后人所溢美或是溢恶，十分矛盾。比起很多在正史里彪炳史册的人物在民间后世黯淡无光，柳永死后，却颇有殊荣是一个活跃的角色：一方面在普通群众中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柳词口耳相传，有着相当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因其戏剧性的一生，独特的才情，而倍受吹捧。柳永随即成为一个箭垛似的人物，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文化土壤，不同的文学思潮，进而生发改编出不同的形象。


一、柳永故事的文本流传梳理


(一)宋元时期的文本

1、笔记小说

宋代记载柳永故事的笔记小说颇多，故事完整成篇的有：杨湜的《古今词话》记载四则，王灼《 碧鸡漫志》两则，叶梦得《避暑录话》和《石林燕语》共两则，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三则，其中罗烨的《新编醉翁谈录》四则，演绎与引征最为详尽丰富。 其他如《画墁录》、《独醒杂志》、《能改斋漫录》、《方舆胜览》、《绿窗新话》等书虽有记载，却是零散片段，不成篇目。

2、戏曲方面

宋元戏文《寒山堂曲谱》征引的《花花柳柳清明祭柳七记》，《永乐大典》第 1 3 9 8 0 卷著录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金院本《辍耕录》中的《变柳七》。元杂剧有关汉卿所作的《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元杂剧戴善夫的《柳耆卿诗酒翫江楼》、元杂剧杨暹的《柳耆卿诗酒翫江楼》。

（二）明清时期的文本

明代洪楩辑刊的《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第一篇《柳耆卿诗酒翫江楼记》，拟话本有冯梦龙所编纂的《古今小说》卷十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明传奇王元寿撰《曲品》中著录《领春风》。清人杂剧邹式金撰的《风流塚》。


最后，由于时代流传的原因，大多数作品已佚，只有上述笔记小说的十数记载和关汉卿的《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柳耆卿诗酒翫江楼记》、冯梦龙《古今小说》中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以及清杂剧《风流塚》完整保存至今。个别作品如戴善夫的《柳耆卿诗酒翫江楼》，则于遗留佚曲中可窥其一二。



二、古代文本中柳永形象的演变


一、宋元小说戏曲中的柳永形象

（一）宋代笔记小说中的柳永形象

由于距离柳永年代较近，柳永的生平经历又是为文人所津津乐道的谈资，宋代记载柳永故事的笔记小说较多，是柳永故事最早的记载，虽然篇幅短小，但都独立成篇，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叶梦得《避暑录话》《石林燕语》两则，杨湜的《古今词话》记载四则，王灼的《碧鸡漫志》两则，罗烨的《新编醉翁谈录》四则，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三则，其他如《画墁隶》《绿窗新话》《能改斋漫录》《方舆胜览》《独醒杂志》《艺苑雌黄》《芥舟撮记》等书亦有零星记载。

其中叶梦得《避暑录话》记录柳永生平较为独立完备，篇幅不长。却简要地概括了柳永的一生，如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歌辞” ，“有使作《醉蓬莱辞》以献，语不称旨”，“后改为柳三变，而终不能救”， “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 “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柳永年轻时放浪不羁，工于词体，作《醉蓬莱辞》忤仁宗，更名为柳三变，死后无子为王和甫所葬，于记载中，柳永一生行迹可寻。同时，文中云“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到“传禁中，多称之”，再到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一系列的记录，则补充说明了柳词传播之广和受欢迎的程度。

另及《石林燕语》中的柳永官职一事与《避暑录话》相差无及，资不赘述。

如果说，《避暑录话》中关于柳永的生平还算真实贴近，体制与正史传记相近，那么杨湜的《古今词话》所录的四则故事，则有些传奇色彩。其一是柳永作《醉蓬莱》词，为仁宗祝寿忤逆仁宗之事，这是后人附会柳永仕途坎坷的重要根据。还包括一个重要的故事蓝本“京西妓者钱葬柳七”，后世所传为佳话的“吊柳七”即滥觞于此。其二是柳永与一位本不知名的江淮官妓之间的爱情故事，明代冯梦龙《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移花接木，给这个本不知名的官妓起了个谢玉英的名字，坐实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佳话。其三传奇色彩更为浓郁柳永《望海潮》交杭州知府一事。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里增饰其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成为金人南渡的原因。其四是柳永作《倾杯》一词，神女托梦，着重渲染了柳永之才。

其他如，张舜民《画墁录》所载柳永遭宰相晏殊贬损的故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征引《艺苑雌黄》所载“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故事， 罗烨《醉翁谈录》所载的柳屯田耆卿，仙风道骨，厌薄宦情的故事、“三妓携柳耆卿作词”的故事，这些杂传、传奇类的故事互为征引，补充，演绎，大大丰富了柳永的形象。

笔记小说的定义本身就内容广泛驳杂，包括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多有轶事掌故的性质，取材多来自于民间的逸闻琐事，所录柳永故事芜杂不可考，有些难辨真假。也正是这些短小的，分散独立的琐碎记录，为后代文人“施其藻绘，扩其波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后世柳永故事的大多原型都孕育在这些笔记小说中，一脉观之，可以窥见柳永故事的发展线索，本于何事，何处删减生发，何处添枝加叶，何处移花接木。如柳永故事较为精彩的一个系统“吊柳七”，在叶梦得《避暑录话》中仅是“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杨湜《古今词话》中为“京西妓者鸠钱葬柳七”到了明代冯梦龙笔下就成了“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二）宋元话本小说戏曲中的柳永形象

话本小说《柳耆卿诗洒玩江楼记》，一开始在《宝文堂书目》著录名为《柳耆卿记》，明代洪楩将其辑录在《清平堂山话本》里，更名为《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亦有著录。关于话本的写作年代，各家说法不一。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将其列在“宋元部”，谭正璧先生在《话本与古剧》中也把他归入宋元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篇幅简短，在寥寥千余字的行文中又穿插诗词数首，分三个部分刻画了柳永的形象。

首先，第一部分入话以有诗为证开始，通过题美人诗来展现柳永的才华并称之“年方十五，生得丰姿洒落，人材出众。吟诗作赋，琴棋书画，品竹调丝，无所不通。”然后又说他流连于花街柳巷，得名妓的垂青。并填词一首描写其与三名京师名妓之间的花月情事。

第二部分正文中柳永被保奏为余杭县宰，简短地叙述了他为官清正，讼简词清，修建玩江楼，展现柳永诗酒娱情的生活。

第三部分，妓女周月仙出场，柳永对她一见倾心，无奈周月仙心有所属于黄员外，拒而不从。柳永在这里被塑造成了流氓才子的典型，他使用卑鄙的伎俩使周月仙就范，迫使她委身顺从于自己。于传统的柳永形象不同，这里柳永不再是对妓女同情理解，惺惺相惜的温情才子，而是一个行得流氓行径的无行文人。

故事的结尾倒是个出人意料的大团圆结局，柳永与月仙两情笃爱。两人离别之后居然还发“两下相思不相见，知他相会是何年”之叹。人物发展完全不符合性格变化的逻辑，作者对柳永的态度十分矛盾，没有对轻薄书生的讽刺，反倒是羡艳佩服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表明了话本这一文学体裁在一开始刻画人物时，简单化、类型化的缺点。

（三）元代戏曲中的柳永形象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是关汉卿的名作，用一本四折讲述了一个爱情喜剧，是元杂剧柳永故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故事情节大致是柳永金榜题名之后又抱得美人归的烂熟套路，中间虽然一波三折，但有情人终成眷属。白衣书生柳永与“上厅行首”谢天香相好，时逢春榜动选开始，柳要进京赶考，博取功名，遂将谢氏托付给开封府尹钱可，钱可认为柳永既是种桃花砍折竹枝，重色轻友，又担心他沉溺于女色会耽误前程，于是先故意拆散这对情侣，设局怪罪于谢天香。谢天香身在乐籍，受命演唱柳永《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是可可”。钱可本想以犯了自己的违字而治罪于她，以此断了柳永的念想，专心于功名。没想到谢天香机智过人，把“可”字歌戈韵，换“已”成齐微韵，通篇押韵不错，巧妙地避开名讳。钱可深为折服，为她除了乐籍，收入门中，实则替柳永悉心照料，以待柳永高中归来之日完璧归赵。三年后，柳永蟾宫折桂，高中状元归来，柳永不仅和钱可冰释前嫌，也和除了乐籍的谢氏结为夫妇，终成眷属。

首先，与宋代故事系统相同的一点，作者虽没有像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那样通篇穿插诗词，但柳永依然被塑造成才情出众的词人形象，一首《定风波》，文采斐然。

其次，柳永开始从《玩江楼》中无行的文人变为痴情的情圣，他三番五次发交代钱大尹照看谢氏，赶考三年，金榜题名后还对一身在乐籍身份悬殊的官妓念念不忘。

最后，柳永被塑造成一位热心于功名事来，一心想考取科举，博得功名的读书人。在宋代的故事系统中柳永只是个流连于花街柳巷、“且去填词”失意文人形象，是某种俗艳文化的代表。杂剧中柳永虽然依然倜傥风流，有着浪子潜质，但是在杂剧程式化与世俗化的戏曲模式中浪子的形象被弱化，他与一般文人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而且求取功名之心甚炽，正经稳妥地沿着科举之路前行。他许诺给谢天香的无非是“那五花官诰，驱马香车，你便是夫人县君也”的夫贵妻荣，没有丝毫反叛传统的叛逆色彩。

二、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柳永形象

（一）明代小说中的柳永形象

明代拟话本小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是在《清平堂话本》中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的基础上，敷演、改写而创作的，且改写幅度较大。《吊柳七》搜刮殆尽了明以前戏曲、小说、市井中关于柳永形象的记载，杂揉成一篇情节曲折、内容丰富的拟话本，如“奉旨填词柳三变”、“柳永以词押妓”等亦被采入其中。《柳耆卿诗酒玩江楼》对柳永计赚周月仙的无行文人行径似乎有颇为称道之意，冯梦龙题《古今小说-叙》则中认为“鄙俚浅薄，齿牙弗馨”他不仅在文字上进行润色增补，在再创作中，无论是结构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思想都作了明显的改动。

首先，在结构情节方面，冯梦龙在正文之前加上一个“得胜回头”写唐代孟浩然因为诗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殊”而触怒唐明皇终身布衣和正文中柳永“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得罪宰相和仁宗被罢官相呼应。刻画了柳永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性格。

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把女主角由《玩江楼》中的周月仙改变为江州名妓谢玉英，通过其对谢玉英始终不离不弃，体现了柳永对妓女惺惺相惜的真挚情感，一个怜香惜玉的风流才子跃然纸上，上演了一场悲欢离合、旖旎感人的爱情故事。

再次，在故事情节方面，做了大幅度的再创作，在《吊柳七》中和周月仙幽会的是黄秀才，设计奸污她的是刘二员外。余杭县宰柳永扶弱抑强，八十千钱付作身价，替周氏除了乐籍。正是“风月客怜风月客，有情人遇有情人”，一时传为佳话。柳永既是醉心风月的受名妓青睐的多情公子又具有救人于水火的侠义品质。

最后，增加了宋代笔记小说中“吊柳七”的情节，这是小说中最引人耳目之处。写柳永流连烟花，昼寝仙逝，虽作过两任官职，却毫无家计，众妓女以陈师师为首，敛取众妓家财帛，制买棺椁，风光发葬于乐游原，并为他带孝守墓。生前寂寂无名，仕途无光，《吊柳七》中虚构神话了柳永之死，希望以死后的殊荣抵消生前的落寞。

（二）清代戏曲中的柳永形象

明末清初的邹式金将《众名姬春风中柳七》改编为杂剧《风流塜》，如果说冯梦龙《吊柳七》是柳永故事之集大成的高潮阶段，那么《风流塜》则显得在改编故事方面求新无力，呈现出强弩之末之态。故事情节缺乏新颖性，因袭的痕迹较重，如流连秦楼楚馆、情定谢天香、遭宰相弹劾而奉旨填词等。故事情节方面，杂剧以柳永和谢天香之间相识一一相爱一一离别一一相守一一二次离别一一凭吊柳七为线索，中间穿插了柳永“奉旨填词”之事，未提及计赚周月仙。不仅情节多有雷同，文字上很多地方也直接承袭《吊柳七》，缺乏更主动性的改编创作。杂剧将柳永故事情节简化，如果说让人有眼前一亮的内容，就是进一步渲染凸显了柳永的落拓失意，以“风流塜”来突出“人生如梦”的主题。如第三折【浣溪沙】(生)“咳，天香，你可省得么，世间不独富贵功名，犹如梦幻，即悲欢离合，总是空花”；【忆多娇】(大笑介)“天香，俺柳七今日大悟了也，梦破庄周，梦破庄周，真个是其生若浮”。 总之剧中的柳永少了一些傲气，多了些不得志，面对人生的悲剧境地低头妥协，接受命运的无情摆布。


三、柳永故事演变的文化意蕴


历史上的柳永虽有其人，却只有一个，他极富才情却一生失意落拓，他“奉旨填词”流连于秦楼楚馆，虽然用史官的眼光来看，他无行且出格，但这个人物却是有温度的，历代文人总能从他身上找到共鸣点，文人的精神后花园不仅有陶渊明，苏轼，其实也还有一个依红偎翠，意尚豪放的柳永，柳永几近成了风流的代名词。在历代作家各自的柳永故事中，柳永形象与故事面目各异，其实在客观上都打上时代文化的烙印，主观上皆是撰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美学理想重新塑造构建的人物，寄寓着各自的情感。柳永形象演变，由宋至清，在上述各种体裁中脉络清晰，那么我们通过还原具体的主客观背景，找出其演变的原动力和推手。

两宋以来经济得到发展，坊市制被打破，厢坊制逐步建立，宋代的厢坊制度，使城市成为一个开放型的社会。随着居民结构的多元化、平民化，城市文化取向与物质消费的世俗化，城市的社会重心日渐下移，宋代城市呈现出新气象。除了有更多种类的商业和手工业外，又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众多的文化娱乐行业。市民阶层逐步兴起，必然会出现新的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低层文人与市井为伍，长期的耳濡目染，其作品一定是市民文学的传声筒，有意无意迎合这个消费群体的好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序中所云“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道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 宋代笔记小说中的柳永被塑造成或是沾染庸俗气质的读书人，或是流氓气质的浪子，也都是出于符合市民的谐谑享乐之需要，与农人之间“把酒话桑麻”同理。如话本小说《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还有笔记小说中众多关于柳永的记载，也有一种充当茶余饭后谈资的意味。柳永惊世骇俗戏剧化的一生，是文人们似乎取之不竭的素材库。这一阶段柳永的形象颇为复杂矛盾，集恶霸流氓与风流才子与一身，文人失意时从柳永身上看到才子的落魄不羁，以之为惺惺惜惺惺，柳永的佯狂代表了个性的张扬和对封建制度压抑人性的反抗；为了迎合市民阶层某些低俗趣味需要时则抹黑柳永以之为泼皮无赖。 由于市井阶层的鱼龙混杂，迎合了市民的审美趣味，也就意味着迎合了那些乐祸幸灾、狡黯猎奇的黑暗心理。“他们在作品中的所作所为，又不完全是文人雅士的标格风度，而是屏杂了许多市井的习气，反映出下层市民对精神贵族的文人生活方式的倾慕，对他们凭借自己的风流蕴藉赢得的左拥右抱的际遇的妒羡，以及按照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思维逻辑所作出的解释和评价” ，所以尽管情节直下突转，人物性格前后不一，不但不会降低听众对该话本的审美期待，反而起到增强作品的故事性，迎合满足了他们的审美需要。这就不难理解《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柳永为什么是流氓加才子了，是这种价值判断的错位造成的。

元代关汉卿的《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与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相比“有悖人情的柳永形象有所淡化和削弱” 。元代商业发达，市民阶层随着大都市的繁荣而萌芽生成，他们有着自己的文化需要，城市人口集中，为了满足市民群众在勾栏瓦肆的文化消费，元代杂剧这样因运而生了，比之传统的诗文，更能吸引市民观赏。元代思想领域松动，程朱理学的地位下降，个性解放和人的自我意识张扬在此时日渐显露，这时的市井细民自有一套衡量人和事的价值标准，比之礼教中人的失意才子，他们更推崇事理圆融的通达之士，喜欢带有喜剧色彩而又合乎情理的剧情和大团圆的落幕。这种封赠团圆式的结尾，表现了伦理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现了“合情合理”与“以理制情”的伦理原则。在情感定位上，自然不会像《玩江楼》中对柳永的情感判断那样游移不定，拙劣地穿插一个计赚周月仙的情节，突兀又不符合人之常理。另一方面，剧中的柳永虽然有宋代的底色，但更多的是打了元代文人士子的烙印。特定的环境造就特定的文化心态。元代科举考试时辍时行，儒生失去了进身阶，沉沦下僚。世传“九儒，十丐”的说法虽夸张，但儒生的被冷落却是铁打的事实，好在元代通俗文学发达，勾栏瓦肆遍布，所谓的士大夫阶层沉沦为书会才人，他们既受到儒学的浸淫，又委身于底层社会，“混迹色栏”粉墨登场，比起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来柳永某种程度上的隐于市更能吸引他们。其中关汉卿比较有代表性，他和柳永有着相似的际遇和人生目标，其创作也是借古人之事迹浇心中之块垒，杂剧中柳永之事，作者对材料的择选、生发、捏合，实则是与柳永作心灵的沟通，是求认同于古人的心理指向。这想必是我们在众多文人杂剧中看到金榜题名，蟾宫折桂情节的原因吧，用心中的幻想来弥补现实世界的凄凉。在《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柳永以新科状元示人，夸官三日，更是体现了元代下层知识分子对文人地位提升的期盼和对科举制度及利禄功名的向往。在大团圆的基调上，谱写着元代文人壮志难筹怀才不遇的乐章。关汉卿对柳永仕途顺利的改编寄予了自己对科举考试的厚望，一生没有走出科举怪圈的失意浪子，成了春风得意的新科状元，从这有意为之的艺术处理中不难看出，在《谢天香》一剧中柳永被塑造成为一个符号— 一个寄寓元人科举梦想的符号。进身无阶的元代文人用他们擅长艺术形式—杂剧来寄寓对科举取仕的满腔深情。

再看冯梦龙，他的《吊柳七》是对旧话本小说《玩江楼》的一次较大改动。在冯梦龙笔下，柳永是市井浪子和风流才子的结合体。晚明士商互动，士人的写作逐步面向市民社会。明代柳永这一形象的生成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的嬗变密切相联，是明代社会心理状态，文学思想的微观缩影。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明代中期，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体系，批判了标榜“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随后“百姓是用即是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等反抗理学的命题相继提出。追求人性解放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不少文人学者敢于冲破理学的束缚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以后，文学逐步走出了枯寂的局面，创作主体精神高扬，重视人性和人欲的表露。晚明重情思潮漫延发展至万历而达于高峰，出现了一批适性顺情、放荡不羁的狂士。冯梦龙便是其中之一，他著有《情史》，创设情教，经过他的改编，柳永身上的两个特点被放大彰显，一是怀才不遇，二是放荡不羁。从晚明文人的角度观之，风流多情和道德仁义相符，他们标榜名士风度，诗洒风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冯梦龙本人就过着出入于秦楼馆的狎游生活，在《挂枝儿》一书就记载了他与妓女的交往，和柳永相似他对妓女的态度是钟情而不是玩弄，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妓女，妓女也对他爱戴和尊敬有加。他不止一次的为妓女作传如《爱生传》、《万生传》、《张润传》，并和当时的名妓侯慧卿情投意合。另一方面冯梦龙也不能忘情于科举，虽然他是个震撼时人，诗情不凡的才子，仕宦之路却艰难坎坷。柳永可以说是冯梦龙情感之路和人生追求的写照，他以自己的生平身世和思想来打造这个人物形象，打上了强烈的个人印记，体现着自己的创作理想和审美趣味。客观上将对柳永有情有义的妓女与对其忌刻衔恨的达官显宦相对比，由此上升到社会批判的高度。

清代杂剧《风流塜》的作者邹式金生活于明末清初，明清易代之时，特殊的环境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切的影响，他有《杂剧三集》存世，收录明末清初诸家杂剧共34种。它们都是由文人采掇旧闻改编创作，其中许多篇目通过假借历史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对时光荏苒、朝代更替的感慨，或抒发壮志难酬、人生艰难的悲情，特别是对“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嗟叹。《风流塜》面对前人对柳永的创作，并没有拘泥于故实而束手缚脚，相反结合作家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和人生阅历进行改编生发，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邹式金借柳永之口传达遭逢国变，出处两难的隐曲和侘傺失意的遗民心态。遗民通常都有着高峻伟岸的人格，以其不合作的态度显示其铮铮铁骨，同样作为有着诗酒唱和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来说，其中许多人选择隐逸的生活，或流连诗酒，或啸傲园林 ，或陶醉于歌舞 ，以一种世俗化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合时宜 ，与新朝对立。邹式金入清后曾一度避居无锡众香庵 ，三十年居楼不下，苦心从事著述至死不忘故国，无疑也是种表明气节的方式。是的，流连诗酒，陶醉于歌儿舞女，不问新朝政事是显示其骨气的。三十年目不窥园，居楼不下更是一种决绝的姿态，在这种情形下的创作的《风流塜》更有一种清醒的绝望情绪蕴纳其中。在这种与新朝彻底不合作的态度里，名留青史是虚妄，留名于粉脂队伍同样是人生如梦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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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忠祥、胡玲《柳永浪子形象形成初探(上)》，《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7年

    第3期.

[16]王忠祥、胡玲《柳永浪子形象形成初探(下)》，《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7年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