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作业  杨程远1120160499


经部作业

由目录学经典管窥经部学术之发展


——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为例


    中国古典目录书由来已久，自刘向父子编撰《别录》、《七略》以来，代不乏作。这些数量庞大的目录学著作，根据其编纂体例、收录书目范围，大致可划分为三种，即官修目录、私家目录和史志目录。龚自珍说：“目录之学，始于刘向。嗣是而降，约分三支：一曰朝廷官簿，荀勖《中经簿》，宋《崇文总目》、《馆阁书目》类是也；一曰私家着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下是也；一曰史家著录，则汉《艺文志》、隋《经籍志》以下皆是也。三者体例不同，实相资为用，故不能偏废。”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为代表的史志目录，大多依官修和私家目录而修成。这两部目录书和清代的官修目录《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其著录体系、内容的变革之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大致脉络。本文试以这三部目录书为基点，对中国古代经部学术的发展做一简要梳理。



一，“经部”之从无到有


班固的《汉志》是继承了刘歆《七略》的成果并加以剪裁整理的，全书共分六大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每类先列书目名称及卷数，然后总结该类总的家数和卷数，最后对每类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评价工作。可以看出，此时尚无“经部”之名称。至于《隋志》，则已经明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加上佛经类和道经类，共为六部。然而后两类乃有类无书，仅列出卷数而无具体书目，并不能算独立完整的分类，因此《隋志》实质上采用的是四分法目录。四分法并非《隋志》首创，而是在前代已见其雏形，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序中有言：“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薄》。”《隋志》也说：“秘书监荀勖又因魏《中经》更著《新薄》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这四部是：“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体可归纳为“经子史集”，与后世定型的四分法有所不同。但可见《中经》和《中经新薄》已经开创四部分类之先河，如来新夏先生所指出的：“魏郑默《中经》开创四部分类之论，当属可信。”而到了《隋志》中，已经明确产生了经部，共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十类。核之《汉志》的著录，只有名为“六艺”实则九类的“六艺略”差相仿佛，即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因此可以说，《汉志》的六艺类书目即后来经部的渊源与雏形。而根据《汉志》的统计，“六艺”共103家，3123，数目颇大，“六艺”为与《汉志》之首，这体现出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学的国策和汉代经学昌盛的局面。





《隋志》一该魏晋目录书以甲乙丙丁命名的方法，而是径以经史子集标目。从此这一方法成为古籍分类的惯用方法，清代王鸣盛有言：“甲乙丙丁亦不如直名经史子集，故《隋志》依用而又改移之。自后，唐宋以下为目者，皆不能违。”《隋志》经部著录书目627部，5371卷。《四库全书总目》则更为严格详尽，“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仅就经部一项而言，《四库总目》远较前两部庞大，其著录书目共690部，多达10230卷（含附录），且不包括存目的1070部，10145卷。





二，三部目录书大类之变迁及相关学术演变之情况：


为方便起见，讲三部目录书的大类列出，以示其明显之变化：


《汉志》“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隋志》“经部”：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


《四库总目》“经部”：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字书，韵书，训诂）





比较而言，三部目录书的大类目有如下几种变化：


第一，未改变者：易、书、诗、礼四大类始终存在，且顺序未变。溯源追本，根据《说文》，“经”解释为“织从丝也”，此处“从”乃“纵”之原字，因此经之意为织物纵向之丝，后引申为常道、准则。儒家重要著作被称为经，正是因其可做为世人行事之常道、准则。《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尊为“六经”，成为中国古代经学的源头。汉代以后，儒家经典不断增加，“六经”之后又有“九经”、“十经”、“十三经”等名称。经学遂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门学问。这正是三部目录书都把经部作为首类的原因。


第二，名次改变者：相比《汉志》，《隋志》和《总目》中孝经类的名次被提前。《汉志》小序中对《孝经》有这样的阐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而到了后两部书中，《孝经》的地位都被提前：《汉志》中《孝经》位于《论语》之前，《总目》中《孝经》则位于新增的《五经总义类》之前。这种变化在《隋志》的相关表述中可以找到：“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孝经》的重要性被大大加强了，名次自然上升。《总目》则沿袭了《隋志》的这一安排。


第三，短暂存在者：谶纬类只在《隋志》中存在，为《汉志》和《总目》所无。汉代谶纬盛行，加之君主的提倡，出现了大量卜吉凶、解经书的谶纬类书，数量巨大，这也是《隋志》加以载录的原因。但《隋志》作者对于谶纬的荒诞是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的：“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隋志》以后，旧、新《唐书》之《经籍志》均设谶纬类，只《旧唐书﹒经籍志》在名称上略有不同，称为图纬。这之后从《宋史》开始，正史不再设置谶纬类。谶纬类书因其虚诞不经，从南朝至隋唐，日益遭到禁毁，到《总目》中已无此类。


第四，新加入者：《总目》中的五经总义类和四书类为《汉志》和《隋志》所无。


“五经”者，《诗》《书》《礼》《易》《春秋》也，在《总目》中已经加以著录，为何又另设一“五经总义”类？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五经总义”类前的小序中可找出答案，或为“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式的“无类可隶”者，或为“《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式的缺乏总括精义类的文字，因此“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需要进行“以统该之”式的工作。


四书类，《总目提要》中说得很清楚，乃是承袭《明史·艺文志》的惯例而来：“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於《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於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此外，还因为“《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佑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後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作者列举“四书”和“楚辞”概念的演变，意在说明其由来已久和约定俗成。这也可看出四部儒家经典日益整合归一的学术发展趋势。





三，小类著录演变情况及相关学术动态——以春秋类为例


三部目录书除了其大类的变动，小的类目设置的变化情况更为复杂，反映出学术在时代发展中的动态。这里以“春秋类”的变化为例试做说明。“春秋类”，三部均有，《汉志》的著录如下：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毅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


　　《毅梁传》十一卷。榖梁子，鲁人。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


　　《左氏微》二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公羊外传》五十篇。


　　《榖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榖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二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著记》百九十卷。


　　《汉大年纪》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以上书目的著录情况在后两部目录书中大多有所出入。例如，《汉志》春秋类中的《战国策》三十二篇，《隋志》中名为刘向所著《战国策》三十二卷、高诱撰注《战国策》二十一卷被放入史部杂史类，《总目》中名为《战国策注》三十三卷，亦入史部杂史类；再如，《汉志》春秋类中的陆贾《楚汉春秋》九篇，在《隋志》中不再属于经部之春秋类，而是被放进了史部杂史类；又如《汉志》中的《太史公》百三十篇，在《隋志》是被归入史部之正史类的，名为《史记》一百三十卷。《总目》的著录同《隋志》。


从三部目录书对史书的分类，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经、史的日益分离。在班固的年代，史籍数量有限，因此被附在春秋类加以著录。随着史籍数量的日益增加，经、史不同，应加以分离的意识不仅日益强化，且根据史籍本身性质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详细划分也出现了。这种变迁体现出三部目录书编纂者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古代学术史的发展和学人学术思想的进步。


纵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设置，三者虽在大类上有着很大的趋同性，但细究之，从大类的变化到小类的安排，都有着或显著或微妙的变化。本文试通过对这些变化的考察，来梳理古代经学发展演变的脉络情况。



为方便起见，讲三部目录书的大类列出，以示其明显之变化：


《汉志》“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隋志》“经部”：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



《四库总目》“经部”：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字书，韵书，训诂）


据《汉志》的统计，“六艺”共103家，3123篇，数目颇大，“六艺”为与《汉志》之首，这体现出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学的国策和汉代经学昌盛的局面。皮锡瑞评价汉代经学盛况时指出：“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


《隋志》经部著录书目627部，5371卷。《四库全书总目》则更为严格详尽，“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


到了清代，仅就经部一项而言，《四库总目》远较前两部庞大，其著录书目共690部，多达10230卷（含附录），且不包括存目的1070部，10145卷。



核之三部目录书，易、书、诗、礼的顺序始终未变。


一，易类


易类《汉志》所录易类共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但这些篇目后来大多亡佚。据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一书所考，《汉志》中易类除《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有残余以及《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轮五篇，图一》存疑外，其余皆亡佚。虽然，比较西汉、东汉经学书籍的著录，还是能看出比较显著的变化，西汉治经者，往往“笃守遗经，罕有著述”，如《汉志》所载篇目多为一两篇，多者如《灾异孟氏京房》也只有六十六篇；而后汉治经者则多鸿篇，如周仿《尚书杂记》三十二篇，达四十万言。景鸾著作多种，达五十万言。这反映出从前汉到后汉经学的昌明。


到了《隋志》，易类书目达到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不包括亡佚）。不难看出部类和卷数都大大增加了，但其中多为东汉之后所作，其中尤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人所作为多。同《汉志》相比，存《汉志》及其以前的易类著作只有如下 部：《周易》二卷，魏文侯师卜子夏传、《周易》十卷，汉魏郡太守京房章句、《周易》八卷，汉曲台长孟喜章句、《周易杨氏集二王注》五卷。另有几部《隋志》已明确标出亡佚的则不论。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的《经学昌明时代》中曾有提及：“施、孟、梁丘，今不可考；惟京氏犹存其略。”西汉《易》的传授出于田何，后又分施、孟、梁三家，到了后期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官学并立，又有费氏、高氏两家私学，易学各派形成一时之盛。而到东汉时期则逐渐衰落，唯郑玄的易学成为主要流派。所以《隋志》当中对施、梁二家已无著录，由此可以看出易学各派的盛衰。


从《隋志》到《四库总目》的易类著录，还可以看到相关书目多样化的趋势。如章句、注解类，《汉志》仅有施、孟、梁丘氏各二篇，而《隋志》则有京房、孟喜、刘表章句以及郑玄、马融、宋忠等数十家注，远超两汉。三国到两晋众多的易类著作，为后人研究《周易》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意见，也反映出易学研究的不断兴盛。


《总目》著录则多达317部，2371卷，种类也更为繁复，如图谱类（《易数钩隐图三卷》）、辩疑类（如邵伯温《易学辩惑》、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等）及司马光、张载、苏轼等名家注解，至于集解、本义、原始类书数量更多。对易类书籍著录类型的增加，一方面说明对经典《周易》的研读始终不衰，一方面也显示出目录书在经部著录易类上的成熟和完善。



二，书类


《汉志》书类9家，412篇。其中，班固把古文经列于最前，是为了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在书类小序中也可看到这一点：“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隋志》书类则多至32部，247卷。其存《汉志》时及以前的书著作仅也《古文尚书》十三卷，汉临淮太守孔安国传。《今字尚书》十四卷，孔安国传。而在《汉志》中加以著录的《大、小夏侯章句》《大、小夏侯解故》《欧阳章句》均在《隋志》中无见，《隋志》载“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这是由于今文尚书学的传承断绝所致。


《总目》中书类56部，651卷。其中对《尚书》的研究比较集中于《禹贡》《洪范》上。《禹贡》类著作共6部，存目17部，如《禹贡图注》《禹贡合注五卷》《禹贡方域考一卷》等；《洪范》类著作共4部，存目2部。《总目》中提到：“《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弃,可见此二篇确为汉宋以来聚讼纷纭的篇目。但《禹贡》因其地理历史方面的重要价值日益受到清人的重视，而《洪范》则因方士五行伪逐渐受到摒弃。此外，《总目》中所著录的《尚书质疑》一类的书目亦有不少，这些都可见出清人尚实黜虚的治学风貌。



三，诗类。诗类之变化较其他几类较小。《汉志》著录6家，416卷。实则围绕鲁、齐、韩、毛四家展开，四家著录部数分别为2部、5部、4部、2部，以齐韩为多。而后来，随着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其余三家逐渐衰落，毛诗兴起。到魏晋时，齐、鲁、韩三家诗学已基本失传，《隋志》指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 因此《隋志》所录39部，442卷（不计亡佚）中，除了少量的韩诗类书目著录，其余大部均为毛诗类书目著录。三国两晋时期学者对《诗经》中的动植物、字、音等细节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产生了三国吴郡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晋孙毓《毛诗异同评》等著作，这些均为《隋志》所录。而《四库总目》诗类共62部，941卷，其中著录隋及隋以前的诗类书目共四部:《诗序二卷》、《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毛诗陆疏广要二卷》、《韩诗外传十卷》。《隋志》中尚有对韩诗的著录，而《总目》中则仅存毛诗，《总目》诗类序这样说：“《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今稽众说，务协其平……尊汉学者居多焉。”《总目》的小序和实践反映出其比较矛盾的态度，既希望能将各说“协其平”，消融诗学发展中的汉学和宋学之争，但在实际选录时仍以尊汉学者为主。



四，礼类。《汉志》著录礼类13家，555篇。相比后二作，无论是家数还是篇目都要少得多，且内容也不尽纯粹，如《中庸说》《军礼司马法》等未为礼类所收之书也在其中。


而《隋志》则达136部，1622卷，若计亡佚，则有211部，2186卷。通览《隋志》所录，可见唐人已经对礼的类型做了比较清晰的划分，分为周礼、仪礼、丧服、礼记、三礼大义等几类。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丧服类著作所占比重甚大。此中原因或有两点：第一，两晋时期礼学思想研究兴起，王肃著有《周官礼》注十二卷、《仪礼》注十七卷、《丧服经传》注一卷、《礼记》注三十卷，周礼和仪礼的研究得以发展。第二，魏晋时期动荡多、统一少的局面造成人口锐减，死亡率攀升，因此一般民众在处理死者遗体时难以规行矩步地按严格丧礼进行，丧服礼于是渐流于形式。儒生为了加强礼对人民的约束，使丧服礼重新发挥作用，所以丧服礼方面的著作大大增加。


《总目》中礼类情况则更为复杂，其把礼定为六目:周礼（22部，453卷）、仪礼（22部，344卷）、礼记（20部，594卷）、三礼总义（6部，35卷）、通礼（4部，563卷）、杂礼书（5部，53卷）。此外还有各类之属以及附录。比之上述二者，《总目》设置了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三类。其中，三礼总义为发明经义之作，通礼的作用则是总结历代礼制。这些都反映出礼类著作的繁盛以及编纂者随之而来的愈来愈精细的分类意识。



五，其他类别：


（一）春秋类


    “春秋类”，三部均有，《汉志》中，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以上书目的著录情况在后两部目录书中大多有所出入。例如，《汉志》春秋类中的《战国策》三十二篇，《隋志》中名为刘向所著《战国策》三十二卷、高诱撰注《战国策》二十一卷被放入史部杂史类，《总目》中名为《战国策注》三十三卷，亦入史部杂史类；再如，《汉志》春秋类中的陆贾《楚汉春秋》九篇，在《隋志》中不再属于经部之春秋类，而是被放进了史部杂史类；又如《汉志》中的《太史公》百三十篇，在《隋志》是被归入史部之正史类的，名为《史记》一百三十卷。《总目》的著录同《隋志》。




（二）五经总义类和四书类


“五经”者，《诗》《书》《礼》《易》《春秋》也，在《总目》中已经加以著录，为何又另设一“五经总义”类？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五经总义”类前的小序中可找出答案，或为“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式的“无类可隶”者，或为“《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式的缺乏总括精义类的文字，因此“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需要进行“以统该之”式的工作。



四书类，《总目提要》中说得很清楚，乃是承袭《明史·艺文志》的惯例而来：“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於《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於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此外，还因为“《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佑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後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作者列举“四书”和“楚辞”概念的演变，意在说明其由来已久和约定俗成。这也可看出四部儒家经典日益整合归一的学术发展趋势。



（三）《尔雅》著录情况之变


《尔雅》一书，《汉志》附录于《孝经》类之《尔雅》类。而《隋志》则把《尔雅》类又归于《论语》类，其原因如下：“《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也就是《尔雅》类书为解经之用，附于经末，方便人们理解经书；既然如此，其地位便随经而提升，不可小觑，故归于《论语》类。而这一变动之根由主要在于《孝经》地位的提升。



《总目》则将《尔雅》从六经的附庸独立出来，其原因或有两点。首先，时过境迁《尔雅》类书目大大增多，再作为附庸未免显得不合适；其次，对《尔雅》价值的重新认识：“然诂训亦小学也，故今仍从《汉志》，列为《小学》之子目。又《尔雅》首《释诂》、《释训》，其馀则杂陈名物。……至《埤雅》、《尔雅翼》，务求博洽，稍泛滥矣，要亦训诂之支流也，故亦连类编之。”要之，《尔雅》地位的变迁，既有此类书目增多的自身原因，更是因为经学本身地位的重要，《尔雅》不可无之，因此《总目》的编纂者在编纂的时候既将其与经部分开，又没有完全归于字书。



史部作业


一，史部的起源



作为现存第一部的综合性图书目录和史志目录，《汉志》并无独立的史部，所分六类中也没有与后世史部相近者。只有六艺略中的春秋类比较接近。究其原因，盖因班固之时史书类著作数目尚少，不足以独成一类。汉志六艺略中相关著录如下：


　“春秋。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以下为春秋经传）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榖梁二家。


春秋传5种：《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

《榖梁传》十一卷。榖梁子，鲁人。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


春秋微4种：《左氏微》二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外传2种：《公羊外传》五十篇。

《榖梁外传》二十篇。


章句2种：《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榖梁章句》三十三篇。


杂记3种：《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石渠论1种：《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以下为其他史书）

先秦史书4种：《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二篇。记春秋后。


秦代史书2种：《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汉代史书2种：《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年表3种：《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著记》百九十卷。



《汉大年纪》五篇。”


按汉志所录史籍共三十二种。《汉志》除春秋类以外，其他类也有部分史籍，如六艺略书类中有历史类书籍《周书》和诏令奏议类书籍《议奏》；礼类之中《周官传》、《周官经》、《军礼司马法》，《汉封禅群纪》，《议奏》；论语类有传记类书籍《孔子徒人图法》。



二，史部的形成


汉志在书目著录上所采用的是六分法。汉志之后，比较重要的目录书有三国魏郑默的《中经》和西晋荀勖的《新簿》。《中经》早佚，但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序言中提到：“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唐代魏征在《隋志》中也说：“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从上述二证都可看出，荀勖的《新簿》是因袭郑默《中经》而成的，而《新簿》乃是采用甲乙丙丁的四分法，所以我们可以断定郑默《中经》已开四部分类的先河。《隋志》中谈到《中经》曾这样说：“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可见此时史部已经独立出来，其中的丙部就是后来的史部，因此其顺序乃是“经子史集”。应该说，史部的实质独立在《中经》中形成了。


《新簿》之后，具有代表性的目录书是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李充所编目录，因为图书数量较少，所以只有四部的次序，而不立各书的类名。李充调整了荀勖四部分类的顺序，正式形成了“经史子集”的顺序。钱大昕说：“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自此，李充所确定的四部分类法为后世官修目录所沿用。


李充以后，有两部重要的私家目录，它们是宋齐之间史学家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王俭《七志》，乃是有意改变已经形成的四部分类法，而重归刘向刘歆父子的六分法，分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六种。实际上，王俭的做法并不符合当时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反而有削足适履、人为倒退之嫌。这突出表现在他对于史籍的处理。不同于班固时代史籍数量有限的情况，经历数百年后，王俭所处时代的史学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据清代姚振宗、聂崇岐等人所补的史书艺文志记录，东汉史籍达二百余种，三国史籍有著录者达一百八十余种，两晋则多达七百多种。在史籍数量大增的情况下，王俭却仍然仿效《汉志》，把史籍附录于《经典志》的末尾，这就导致军书、阴阳、术艺三志在著录数目上和经典志相差甚远，从整体上显得很不平衡。王俭七分法的尴尬，客观上显示出百年间史学的发展和史籍数量的增长。



王俭之后，有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七录》为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仙道录。虽亦分为七类，但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阮孝绪的分类比王俭要合理不少，除了佛法和仙道二录，其他五类里，经典录相当于后来的经部，记传录则均录史籍，子兵录和术技录合起来相当于后来的子部，文集录则为集部。因此可以说《七录》的分类方法更为合理，也吸收了四分法的合理处，体现出目录学分类方法最终走向四分法的大趋势。另外，具体到史部，《七录》吸收了《中经》和《七志》的合理之处，并进一步扩充了史部的收录范围，共包括：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类。比之后世的《隋志》和《总目》，我们不难看出：史部内部的具体子目划分，在《七录》中已经大体形成了。



三，史部的确立及发展

在《隋志》之前，虽然魏晋时也有四分法目录书，但均佚，因此《隋志》就是现存最早的四分法目录书。《隋志》一改之前目录书的“甲乙丙丁”之名称，而是径以“经史子集”命名，“自后，唐宋以下为目者，皆不能违”（清王鸣盛语）。至此，史部正式确实。



《隋志》的史部包括十三类：


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四库总目》的史部包括十五类：


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诏令、奏议）、传记类（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职官类（官制、官箴）、政书类（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类（经籍、金石）、史评类。


四，由三部目录书之对比看古代史学的发展


首先，三书的小序为我们勾勒出三个时代中人们对史籍和史学的认识。《汉志》一开始就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所以《汉志》“六艺略·春秋类”从一开始就带有史的性质，而不仅仅是作为《春秋》一书的附庸。由于门类的调整，《汉志》中“春秋类”里关于《春秋》一书的传、章句仍被放在经部春秋类，而其他的史籍则归入史部。



《隋志》史部小序主要说明了两点内容：第一，史部收罗广泛，因此有“开其事类”的必要性。《隋志》这样定义史官：“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也就是前行往事、百官职称、天文地理、人事更迭、法典规章、善恶记录靡不毕集。第二，简要梳理了隋代以前史学的发展，勾勒了一个非常简明的史学发展史。



《四库总目》史部总叙首先提出了作史的准则：“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并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为例以说明。然后列举了十五类的出处，即正史为大纲也；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皆参考纪传；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皆参考诸志；史评参考论赞。可见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对后世目录学的深刻影响。


1，正史。此名如《总目》所说，最先见于《隋志》（之前《七录》称“国史”）。《隋志》和《总目》差异不大，其中均著录以《史记》肇端的历代国家正史。然《隋志》正史类值得注意者有二，一是其中著录了大量音韵训诂类书，如《史记音》《汉书音训》《汉书音义》等，而这些为《总目》所无，这是因为《总目》对正史著录的标准更为严格，所谓“皆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今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并且“训释音义……拾掇遗阙……校正字句者，若别为编次”，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总目》的正史类书目相对较少，可见清人作目录的严格。第二，《隋志》《总目》的著录标准其实均与“正史”的概念有所不符，章太炎说：“今之所谓正史，以官定者为准。不颁学官，则不得谓之正史。”事实上而书所录正史之书并非看是否官定，而是看“其合于正史体裁与否”，因此带有很大私人著作性质的《史记》《三国志》等因为其在体裁和内容方面的巨大影响而皆被列为正史。


2，古史与编年体。按照《隋志》小序中“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者之别”的说法，所谓古史即通常所说的编年体史书。所以到了《总目》就正式用了这一名称。（《总目》之前的《古今书录》《旧唐志》已经使用“编年类”之称）《总目》小序中说编年体首先又东汉荀悦奉汉献帝之命改纪传为编年，然后刘知几《史通》把正史分为纪传、编年二体，可见四库馆臣是认可刘知几的这一做法的，这样有利于发挥两种体例在时间和人物方面记录的各自优势，互补其短。


另外，《隋志》中“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的“起居注”一类为《总目》所无，其中著录的书目部分被划入“编年类”。这主要还是因为二者在体例上很接近的原因造成的。


3，杂史。此名始于《隋志》，《隋志》认为，杂史类有如下几个特点：在内容上“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在体制上“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但因为对于裨补史实、了解帝王事迹不无用处，因此加以著录。《汉志》中的《战国策》《楚汉春秋》均在此类。《总目》的观点和著录与《隋志》大同小异，然其更重视那些“事系庙堂，语关军国”的大事件，而且务必是“存掌故，资考证”，那些“里巷所言，稗官所述”之内容概不著录。这可见出清人著录的严谨和对史籍真实性的重视。


4，霸史与载记。此名亦为《隋志》首见。《隋志》以前，《七录》称为伪史，马端临《文献通考》则兼用二名。霸史之“霸”，章太炎的解释是“《隋志》于正史之外，别有霸史，以霸匹正，则正言正统，霸言僭伪割据也”。从《隋志》著录来看，霸史主要著录的割据政权均是少数民族所建立。《总目》则摒弃“霸史”这一名称，而改用“载记”。这一名称其实《后汉书》《东观》《晋书》等前作已有使用，并非《总目》原创。《总目》这一做法，或与满清统治者本为少数民族政权而占有全国的经历有关，如继续用带有“僭伪割据”含义的“霸史”名称，则无异于自讽（与清代文献中改明朝引进的“红夷大炮”为“红衣大炮”这一做法同理）。



5，旧事和政书。《隋志》此处著录比较驳杂，以《汉武帝故事》为开端，而小序又说是对相关法令制度类书籍的著录。因此《总目》批评其“《隋志》载《汉武故事》，滥及稗官”。《总目》从“旧事”类出发，新立“政事”一类，只有那些符合“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才可入类，因此如《通典》《通考》（《通志》则在别史类）《唐会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等均在此类。这反映出清人更加清晰的分类意识，也客观体现出千百年见政书数量的增长。


6，杂传和传记。相比而言，《隋志》“杂传”的收录非常驳杂，个人、家族、僧道及鬼神传记均有，其中不无虚诞怪异之说，许多书如《搜神记》、《搜神后记》、《志怪》、《齐谐记》都被后世目录书放入子部小说家类。而《总目》则改为“传记”类，并且清晰许多，细分为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四类，使著录更加清晰明确。


7，其他：



——职官、地理、簿（目）录三类，《隋志》和《总目》均同；



——《总目》之“别史”类。来自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收录那些“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类的史书。



——《隋志》的仪注、刑法为礼仪和法令类，部分收入《总目》的“诏令奏议”类；



——《总目》新增史钞、史评类。前者始于《宋史·艺文志》，后者始于《明史·艺文志》，均体现出人们对于评点历史、吸取历史教训的日益重视；



——《隋志》谱系类为《总目》所无。这是因为《隋志》的谱系“专录贵族，不及齐民”，而皇室的血脉有编年类著录，私人的谱系乃一家私事，因此渐无存在之必要，从宋以后这一类就不复存在了。




要之，从《汉志》到《隋志》再到《总目》，史部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出我国史籍的增多、史学的发展和学者分类意识的不断强化。



子部作业


本文考察从《汉志》到《隋志》、《总目》中子部著录的变化情况。


《汉志》无子部，其中“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为后世子部的渊源。三部目录书的子部著录如下：


《汉志》：诸子略：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隋志》“子部”：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类十四大类；道经、佛经归为集部，实为附录于目录之末。





《四库总目》“子部”：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分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六家）、艺术（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家）、谱录（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三家）、杂家（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类）、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大类。


一，从《汉志》到《隋志》

《汉志》中，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六家是承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分法而来的，其余四家则为刘向刘歆父子所增补。至于兵书、数术和方技三类，在《汉志》中则没有被划为入“诸子略”中。《汉志》小序中说：“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因而在刘向父子看来，这三略乃是具体之“器”“术”，“诸子略”才是“道”。到了《隋志》，上述者就都进入了子部，这实际上反映了先唐时期学术思想的趋同性，正如梁启超所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


因此，从上述著录可以看出，《汉志》和《隋志》对子部的著录是大体一致的，顺序也没有什么改变，《汉志》兵书略，在《隋志》子部中为兵家类；《汉志》数术略之天文类，在《隋志》子部中为天文类；《汉志》数术略之历谱类，在《隋志》子部中为历数类；《汉志》数术略之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在《隋志》子部中归为五行类；《汉志》方技类（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在《隋志》子部中为医类。但在具体目录上，则有减少的目类，即阴阳家


汉代，阴阳家是儒家的附庸，地位仅次于道家。汉代初期官方思想为黄老学说，汉武帝以后则儒学一统天下，阴阳家地位仅次于此二者，可见其在汉代之盛行。然《隋志》中已无此目类。《汉志》阴阳家小序中这样表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我们比较《汉志》中的“数术略”的小序，可以看出阴阳家和数术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余嘉锡先生说：“阴阳家之与数术，《汉志》以为同出于羲和之官。而数术独为一略者，固因一言其理，一明其数，亦由数术之书过多，犹之诗赋之于《三百篇》耳。”因此，后世日益看到阴阳家学说中和数术相关的那一面，相关书籍也就逐渐融入数术和方技之中了。


二，从《隋志》到《总目》


对比《隋志》，我们会发现《总目》中名家、墨家、纵横家消去，而增加了艺术、类书、谱录、释家。在顺序上，道家下滑至最后，而兵家的地位则有了不小的上升。

1，减少之目类


从《汉志》、《隋志》到《总目》，减少的目类有名、墨、纵横三家。其原因，或可从《汉》《隋》两志的相关小序中找到答案：


①名家：《汉志》：“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鋠析乱而已。”《隋志》：“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春秋传》曰：“古者名位不同，节文异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辩其名物之类”，是也。拘者为之，则苛察缴绕，滞于析辞而失大体。”


名家所根本的“正名”“辩名物”的功能，随着古代学术的日益完善，被更为复杂精密的“礼”类所取代，那么名家自然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②墨家：《汉志》：“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隋志》：“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粱之食，桐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汉书》以为本出清庙之守。然则《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禋人鬼”，肆师“掌立国祀及兆中庙中之禁令”，是其职也。愚者为之，则守于节俭，不达时变，推心兼爱，而混于亲疏也。”


墨家的主张多种，其中“贵俭”“强本节用”不符合儒家严密成体系的礼制，也不可能为封建时代大多数穷奢极欲的帝王所满足，而“兼爱”也与儒家带有鲜明阶级性的“仁”的主张背道而驰。而且墨家思想发展到最后很容易变成《水浒传》中“替天行道”口号的先导，这自然为统治者所不容，所以墨家的消亡也就成了必然。


③纵横家：《汉志》：“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隋志》：“从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汉书》以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临事而制。故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周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邦乱家。”


纵横家在乱世当中凭借其纵横捭阖的谋略可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一旦进入治世，其“明辩说，善辞令”的带有分裂和煽动色彩的思想与行为势必为统治者所不容。大诗人李白一生崇敬苏、张、鲁仲连，渴望如他们一样一举建功，但这样的理想在开元盛世只能是幻想，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纵横家学说在统一为大趋势的中国走向消亡的必然性。


2，增加之目类：

①艺术。刘宋王俭《七志》首创“术艺志”，梁阮孝绪《七录》则有“术技录”，；宋代《崇文总目》编目时重新命名之为“艺术类”，这一目类为《明史•艺文志》沿承，并直接被《总目》接受。《总目》小序中说：“古言六书，後明八法，於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後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玄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於《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体经。均退列艺术，於义差允。至於谱博奕，谕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其观念已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相差不大，带有赏玩品鉴意识，可见清代的艺术目类已经大体成熟了。



②类书。现知最早的类书是魏曹丕主持编纂的《皇览》。类书是以类相从，方便查阅的工具书，在《隋志》中被放入子部杂家类。其后《旧唐书•经籍志》在子部设“事类”，《新唐书•艺文志》则设立“类书类”，标志着“类书类”的正式确立。《总目》小序中说：“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於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於检寻，注书者利於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认为类书的形成对剽窃有助长之倾向，而且造成了实学的荒疏。但另一方面，类书又有充分的实用性，并且在保存“遗文旧事”方面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总目》正是因为类书的实用价值，所以沿袭《新唐志》的做法，继续设置“类书类”。


③谱录。此类为《汉志》《隋志》所无。《四库总目》小序说：“《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於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於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於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亦病於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可见此类为尤袤《遂初堂书目》所创，便于“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收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三家，仍是体现出《总目》


在子部设置中的强烈的实用观念。


四，《总目》中“小说”的目录学定位


众所周知，“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中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并且那时候的“小说”概念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以塑造人物为核心的叙事性文体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汉志》中的小说类小序是这样说的：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可见，在刘向刘歆父子眼中，“小说”所值得关注的，只是其与正史之间的关系，只是其能够裨补正史的功用。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也认为小说乃正史之所遗，可以补正史之遗阙。可见这种史之附庸的观念乃古代目录学家和史家的共识。《总目·子部总叙》说：“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喻博弈，故次以小说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原属史部的作品重新被划归入小说。《总目》说“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与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可见其分类是以内容的重大或细琐为标准的。“小说”虽有补史的作用，但它真伪相杂，与史不可以相提并论，所以这些内容是被“退而求其次”式地下放至小说家。古代目录学分类之严格，小说地位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


从三部目录书尤其是《总目》对小说的阐述和分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人的实用观念和崇实黜虚的思想倾向，这一方面造成了古代小说地位的长期低下，对虚构性文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今人在梳理古代“小说”概念的流变时产生了诸多的困难。



集部作业


一，集部的渊源、流变和形成发展



作为成熟的官修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下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个类目。就内容而言，追本溯源，《汉书·艺文志》中“诗赋略”应为集部的渊源，包括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五类。《汉志》以后，有荀勖《中经新簿》之丁部，其中著录诗赋；王俭《七志》之文翰志；阮孝绪《七录》之文集录等均为“诗赋略”一脉相承。至《隋书·经籍志》，始确立四分法，集部得以正式形成。《隋志》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三个类目，道经、佛经有详细的小序和书目统计，但没有具体书目名称。具体分类和类目如下：




《汉志》“诗赋略”：著录诗赋106家，1318篇，共五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



《隋志》集部：著录554部，6622卷，共三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共“三种”。另有佛经、道经两类有小序、数目，无书目；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著录3275部53005卷，共五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




从著录的书目可以看出：集部的分类，在《隋志》中已经大体成型，而这是和《汉志》所创的雏形分不开的，正如《隋志》集部小序末尾说：“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可见成熟的集部正是脱胎于“诗赋略”并加以引申、合并后的结果。具体而言，“楚辞类”中收录了《汉志》诗赋略中屈原赋的部分作品；另一部分作品和陆贾赋、荀卿赋一道进入“别集”类，且这种以作者区分集子的分类方法为别集所继承；杂赋、歌诗类带有综合归纳性质的分类方法则为总集所继承。




二，具体类目的变化



（一）楚辞类


楚辞类为《隋志》首创，此后官修目录均沿用此例。《楚辞》一书为西汉刘向所编，收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和刘向的楚辞作品。《汉志》诗赋略小序中说：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这里面值得我们关注的信息有很多，一，几乎通篇都贯穿着强烈的功用文学观念。诗赋的意义，在于“登高为赋”方可以为大夫，在于不学之无以言，因此班固自然对“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的作品颇有微词。比较《隋志》《总目》小序及综合古代官方文学观念，可以说这一功用文学观在我国影响深远。二，诗与赋的紧密相联。班固小序中说“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引用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说。可以说言赋比言诗。我人知道，《诗》在《汉志》中属六艺略，在后世则为经部之书。因此班固的做法除了在分类上追本溯源，也是为了提升赋的地位，进而确立“诗赋略”存在的价值。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汉代经学思潮大背景下的学术动态。



《隋志》楚辞类小序中首先简要梳理了楚辞的发展历程：“《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隋志》充分注意到了楚辞气质高远、雅致清远的特征，这表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官修目录在文学观念上了有了很大的进展。



《总目》楚辞类叙录中谈及：此类定名，始于刘向。而最先以此为类目者，始于《隋志》。“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所以“不得不分著”，乃是充分考虑到楚辞的文体特征，因此所受书目极少，仅6部65卷，存目17部75卷。清人治学之严格及对楚辞选编的重视可见一斑。



（二）别集类。《汉志》无别集，仅以人名命集，有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之属。


《隋志》始有别集类，小序中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


依其先后，次之于此。”这进一步说明了《隋志》文学观念的进步，其分类的原则就是“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观其体势，见其心灵”八个字，这种完全从文章题材、作者心灵去观照分类的角度充分体现出《隋志》作者在文学观念上对经学化和功利化的进一步摆脱和进步。鲁迅先生曾言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应该说，也正是有了魏晋南北朝的充分发展，《隋志》的文学观念才得以长足的进步。



《总目》类叙录中提到：别集始于东汉，以此为名始于张融《玉海集》，而体例之形成始于齐梁。唐宋以后，别集日盛，但“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仅有数十人而已。馆臣认为，精华的筛选需要经过时间的淘洗，否则难免泥沙俱下，所谓“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因此明代以后作品更多，但《总目》的筛选著录却更为严格，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三）总集类。《汉志》无总集，唯杂赋、歌诗类带有综合归纳性质的分类方法则为总集所继承。《隋志》总集类小序中指出：“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总目》叙录则首先指出了总集编纂的必要性，那就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以及“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因此总集被视为文章的渊薮和衡鉴。其次点明体例的形成以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为始。最后批评了某些编者编辑总集的不严谨，甚至“剽窃陈因”，《总目》列出也是为了引以为戒。对比后两篇叙录，我们不难发现，总集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首先这是文学作品数量日增、人们需要有容量更大的类目出现的必然结果。其次，总集的出现体现文体意识的增强，如《昭明文选》分“文”为赋、诗、骚、七等38类。第三，对文章的裁汰和品评是总集出现的又一重要原因。



学术研究方法作业


对文史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政》篇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也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其中的“器”“思”“规矩”都是对研究方法的表述。通过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和相关著作的比较阅读，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形式和特征：



一，古代学术方法



（一）分类。清代桐城派姚鼐以义理、考据、辞章为文论的纲领。其中考据和义理堪称古代文史研究的两个基本路数。


1，考据。古人多从目录学和文献学入手治学。中国古代有悠久的编纂目录书的传统，我们所熟知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都是其中的代表。分类体现出古人的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因此目录的撰写是学术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目录的比对、对四部形成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古代学术变迁的规律和重要典籍的流变情况，因此古人都以目录学为治学之必经之路，如张之洞说“读书而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可见古人始终把目录学看成学问之津逮，这对于今天我们治文史者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文献学方面，以清人为代表，古人做出了大量扎实的考据工作，其主要形式有校勘、注释、编纂、辑佚等，这些工作给今人研究古代典籍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善本。其治学方法，则为“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领域则以经学为中心，而涉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水利、典章制度、金石等等。因为引证取材的实证方法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称，又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汉学”“宋学”之争。考据学同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


2，义理。其兴起与汉代今文经学相联。不同于古文经学家专攻一经，研究其训诂注疏，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注重从思想理论角度的阐发。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之后，魏晋玄学援道入儒，使义理之学重新抬头；而隋唐文人援佛入儒也使其获得生机。之后，从宋至明末，义理之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一种和汉代经学风格迥异的“新儒学”——宋明理学。理学家门一反汉唐的义疏传统，抛开传注，直接从经典中寻绎义理。但其末流难免流于空疏。因此有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



（二）特点。1，现象性。古人治学，虽留下了大量精华，但不免有现象化、经验化的特征，往往难以比较精确的概念或术语进行归纳。如就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而言，“意境”“兴象”等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形式而言，则评点、感想类的占绝大多数，如李卓吾评《水浒》、金圣叹《六才子书》、张竹坡评《金瓶梅》、毛氏父子评《三国演义》等，其中虽不乏吉光片羽的精华所在，但如《文心雕龙》式体大思精的著作毕竟是少数。可以说，缺乏严密的系统性、体系性，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缺陷。



2，神秘性。古人谈学，往往有神秘性的特点。如庄子经常把“道”视为“得之于心而应于口”但“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的精神产物。曹丕《论文》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严羽《沧浪诗话》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为理想的诗歌境界，陆游告诫其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无疑，这些都是古人在文学研究上宝贵的经验之谈、至理之言，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特色，但过分强调方法之神秘、领悟之天分，而缺乏比较系统有操作性的方法论，无疑对后来者的系统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二，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学术方法



狭义的古代文学文学研究，即立足于文学自身，关注作家、作品艺术特质等因素。毫无疑问，这是古代文学研究最基础、最根本的关注对象，也是任何时代的学人所应努力的方向。但时过境迁，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学术范式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除了与古代文学紧密相关的史、哲、艺等学科，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等都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角度。在这种背景下，“通”就成为学人日益重视的学术境界，如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就主张“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有的狭隘格局，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细读文本，沉潜于文学天地之大美固然必不可少，但以问题为导向，兼收并蓄，勇于吸纳其他学科的方法为我所用也同样重要。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大家们可谓先行者，其学术实践和著作多值得我们学习探讨。此处略举几例，以稍见其特色：



1，王国维的多重证据法。西方实证主义的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是显著的。王国维早年服膺叔本华、康德的理论，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哲学具有二重属性，一部分是关于现象界的知识，一部分是关于本体的学问。相应的，“可信的”实证论是康德哲学的另一方面，实证论认为，知识必须建立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不能离开经验材料。一方面，王国维在他的文史研究中承袭了清代考据学家的传统考据方法，并将其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作了沟通，使得中国传统考据学方法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就是他著名的“三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另一方面，从西方实证主义原则和近代逻辑分析方法出发，王国维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史学科固有的特点和缺陷，他认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辩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学术大多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严谨的概念表述，从而造成了理论上的许多混乱。王氏的看法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文史哲学科始终是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如果说西方哲学是无生命的本体论，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就是与人生紧密相联的本体论。产生的背景不同，中国古代哲学自然在概念、范畴、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与西方有所不同。如果不了解中西哲学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一味以近代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来看中国传统文史学科，则难免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之弊，也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史全面、丰富的面貌。


2，求真求美的人文科学方法。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对近代学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始终保持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自觉和重视。在他的名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曾对科学精神有四个方面的定义：第一，“善怀疑，……不肯妄偱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第二，每治一科，“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第三，要注意那些“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者，第四，“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归纳起来，即要有怀疑的精神；要讲求条理和系统性；善于继承前任，有所创新；善于比较，得出结论。梁氏对于比较法是非常重视的，他在总结清代考据学风貌时就认为其方法乃“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清代学术概论》），他后来提倡“小说界革命”，以小说为匡救世道人心的利器，也是受西方政治小说批评时政的精神之影响，如他赞扬伏尔泰“寓诸诗歌院本小说等，引英国之政治，以讽时政……卒乃为法国革新之先锋”。但是，比较法乃是另外二者的产物，即观察法和归纳法。梁氏对于自然科学重观察、重实践的方法颇有吸收，他说：“科学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个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评胡适之哲学史大纲》）在此基础上，梁氏力倡逻辑归纳法，从个别或特殊的事物出发，扩大为同类、一般事物的判断的思维过程，从而发现带有普适性的规律、原则，这与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是有相承之处，也是对西方以笛卡尔、培根等人论理学的自觉吸纳。梁氏还认为，归纳不能是无的放矢，任何研究的进行都要从假设开始，围绕一定的假说进行，否则其学术活动只能是漫无目的，很容易流于徒劳无功。因此他对乾嘉学派和墨子的方法多有采纳，“吾中国三百年来所谓考证之学，其价值固自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虽不无夸大之处，但墨子在逻辑思维上的优势确为先秦诸子他家所难比拟。无论是倡导乾嘉学派，还是墨子，还是西方近代论理学，都可以看出梁氏对于求真求实、尚观察重归纳的学术方法的重视。


3，文史互证的文化研究方法。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陈先生的“文史互证”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史证文，即用史学家的理性眼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去分析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及作者生活的特定历史环境，尤其要考索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用典等，以期达到对作家和作品“真了解”。二是以文证史，用文学作品来补史之缺。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历史之眼光’通过发现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并与史籍所载互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之了解。《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都是陈氏文史互证的典范。如《元白诗笺证稿》中考察了“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中的“蛤蟆陵”乃是长安“坊中语”误念董仲舒“下马陵”所致。对于《卖炭翁》一诗中的“宫市”制度，引用《旧唐书·代宗纪》《旧唐书·张建封传》《融斋续笔》等多种史料共同证得：“当日士大夫同恶宫市弊害。”显然，这种文史互证的方法需要深厚的史学学养和广博的文学积累，确非一般人所能为之。




四，古代小说研究举隅


笔者的专业是明清小说与小说理论批评。小说研究在古代多以评点的形式出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新思想、新的学术范式的传入，古代小说研究也摆脱了以往那种停留于评点、感受式的初级阶段，开始有了系统专门的研究，如王国维引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研究《红楼梦》，揭示了《红楼梦》作为“悲剧之悲剧”的美学价值；胡适对几部有代表性的长篇作品从故事情节、作者生平、版本演变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许多成果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道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一次书写了现代意义上小说的专史，使小说史发展的全貌第一次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以他高度的灵性对许多小说作品进行了堪称不刊之论的评价。新时期以来的学者们在前辈大师的基础上又做出了许多新的成绩：


1，以孙楷第为代表的小说戏曲文献研究。孙楷第先生治学，特别注意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考辩，偏重传统的实证式研究。他偏重于对戏曲小说文献的考索，整理了《傀儡戏考原》《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沧州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沧州集》等著作，可称是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但孙先生的治学不仅于此，他由目录学出发，就许多追本溯源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提出戏曲起源于傀儡戏，宋元“说话”四家的分类问题，元曲的体制等等。孙楷第先生的学术实践充分证明，扎实的目录学、文献学功底与归纳法、演绎法的结合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不会过时的途径。孙楷第先生的高足许政扬同样循此路数，也在小说戏曲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2，叙事文化学。中国叙事文化学坚持“中体西用”原则，借鉴传统叙事学和主题学理论的同时，将中国的叙事作品和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学的体系调整在叙事文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西学研究范式。从当前取得的学术成果上看，叙事文化学应用在古代叙事作品中的研究打破了文体的束缚，使研究对象不仅局限在一种固有的文体之中，而是通过完整的、文化史的脉络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从而可以得出比以往研究更加全面的认识。可以肯定的是，叙事文化学的兴起会对古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和戏曲的研究产生新的影响。



3，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即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读者）)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根据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一文，近年来的文学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对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的研究；对文学家族的研究；对地域性文学史的研究。近年来，文学地理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多进步，梅新林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专门研究古代文学地理学的状况，是这一领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4，“悬置名著”与小说史全貌。1999年郭英德提出。“名著”，特指明清小说史上那些著名的小说作品或作品集,包括《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悬置”，是借用现象学的术语，指的是把这些名著暂时悬挂、搁置起来，存而不论，犹如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所说的“将其置入括号”。后来陈大康先生的《明代小说史》可以说是“悬置名著”观念的一次实践，它有意避开或略谈那些人所共知的名著，而把注意力放在较少为人关注的二三流名著和小说的出版、传播上。客观上，悬置名著确实可以腾出名著在明清小说史上所占据的过多的空间，让更多的小说史现象突显出来，进入小说史家的视野；也有助于研究者抛弃静态的小说史观照方式，而去关注小说生成、展开、转换的动态历史，考察并描述小说生产、传播、消费的复杂过程，接续种种缺失的小说史环节，从而达到小说史研究者的共同目的：还原尽可能全面、真实的小说史原貌。但必须指出的是，切忌本末倒置，中国小说史的不朽价值，毕竟主要是靠几部传世名著所支撑起来的。



总之，古代文学作品虽然是已成陈迹，但她所蕴含着的无限的阐述与解读空间却是永不消减的，因此在方法上，我们只有不断推陈出新、兼收并蓄，将很多看似无甚关联、其实不妨一试的研究方法融为一炉，使之充分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身特征，进而丰富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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