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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敏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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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作业----------李彦敏

集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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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敏

以《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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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隋书

.

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为研究对象

一、集部从无到有

《汉志》诗赋略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之属、歌诗五种。

《隋志》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

《总目》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目录学意义上的集部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自隐而显的变化发展过程。《汉志》中的诗赋略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虽然没有明确的集部，但是诗赋略可视为集部的滥觞。到了《隋志》确立了四分法，明确了集部，集部有名有实，名至实归。而《总目》在《隋志》的基础上进一部继承完善了集部。

《汉志》“诗赋略”小序：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序文虽短，但却概述了诗、赋、乐府等随时代不同而发展演变的趋势。但是《隋志》集部序更加具体细致指出文学演变与时代和地域的关系。其云：“宋玉、屈原、激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唐初史臣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演变，每一时代作家作品的脉络清晰可见，其与《汉志》诗赋略的区别，反映出文学史观从无意识到自觉，由模糊不清到有序梳理得变化。

文学是学术史中最具有活力的一种学术，而且能够生动表现朝代文化的基本精神。《汉志》诗赋略以赋为主，赋是汉代主要文学形式，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辞、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汉代为什么赋特别流行呢？《汉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

900

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

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赋在汉代大盛有自己的原因：

1

，经济上到汉武帝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2

，国家挥戈北上，解决匈奴的困扰，使得无数的文人才子热血沸腾，积极地进取精神得以彰显，天汉大国的思想开始在文人间产生。这使得赋气势高昂，恢宏如海。

3

，国家统一了多年，国内形势安定下来，各民族间的交融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特别是南方楚文化的北上，将南方所具有的神秘绚烂的风韵带入，加深了文化豪迈粗犷的底蕴。这些投射到赋体的文学中就使得汉代的大赋中想象丰富，气势恢宏。

4

，前代的文学对赋有着重大的影响，赋在某种程度上对与屈原《离骚》的继承和发展。

5

，经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经学大师层出不穷，经学的精神深深影响到了汉大赋的流传。

6

，帝王皇族对文学的热衷和提倡也是文学兴盛的重要原因。其中帝王对文学的鼓励是文学繁荣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汉武帝个人对汉赋的喜欢也是汉赋繁荣的重要原因，在汉代诸皇帝中甚至包括汉以前，汉武帝是最为爱好文学和艺术的皇帝了，他本人也是辞采甚高的赋作家。有赋作流传于后世。皇帝的爱好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在武帝周围有一批擅长文辞之士，如朱买臣、严助、主父偃等，公卿大夫如兒宽、孔藏、董仲舒、司马迁等，对于赋的繁盛，钟嵘曾在《诗品序》中这样概括道：“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有妇人焉，一个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从中可以窥见文坛被汉赋所垄断之一斑，处于汉武帝时期的赋家和赋作也蔚为大观。

从《隋志》可以看出，集部与文学的关系已经趋向于明朗。在《隋志》编纂者眼中，文学已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有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地位和价值，这一观念上的巨大进步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体裁上，五言诗的成熟、七言诗的创立、骈体文的兴盛、乐府民歌的发达、小说的初兴，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的重大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真正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继承了两汉诗赋文学，并且在特殊的学术背景下，文学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充实。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古今诗苑英华》、梁刘勰《文心雕龙》、东晋谢灵运《诗集》、徐陵《玉台新咏》等多种文学经典著作有重要文学价值。魏晋南北朝打破了两汉大一统局面，社会政局的动荡加重了人们的痛苦，魏晋文学关注社会现实状况，并积极表达对社会政治动荡的不满，同时社会动荡使儒家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动摇，儒家封建礼教成为人们发展的束缚。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儒家封建礼教束缚的内容，文学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动荡而衰落反而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不断成长发展，魏晋南北朝统治者比较重视文学的发展，东晋永和、宋元嘉、齐永明、梁武帝之时是文学突出发展的时代，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想的开放。士族文人对文学的欣赏成为世家大族的一种标榜方式。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重视人物品评，人的文学才能成为品评标准之一，所以这种选官方式大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同时世人对文学的追捧促进了文学的创作传播，晋朝左思《三都赋》在当时特别受追捧争相传写，以至于“洛阳纸贵”。魏晋玄学思想使学术空前活跃，学术思想得到解放，就文学风格来说，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太康古意、永明新体，千百年来一直都为文学辞章之士所追怀。南北朝时期玄学思想逐渐衰退，佛教、道教思想在学术思想中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映射到文学作品中就成为志怪志人小说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佛经的反映对文学声韵有很大影响，如“四声八病”理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对两汉学术的继承，（并没有抛弃儒家经学）并且为隋唐学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所以魏晋南北朝学术是中国学术传承的重要阶段。

到了《总目》中的集部用

52

卷的篇幅对数以千计的文学著作及其作者进行了研究，详其源流，举其得失，对研究文学的发展历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总目》的文学观念与前代相比并无实质上的进步，基本上承袭的仍是《隋志》的观点。

二、《汉志》与《隋志》的比较

集部在四部书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历代诸家目录均有所记载。《汉志

.

诗赋略》是后来集部的起源，阮孝绪《七录》奠定了集部发展的基础，至《隋志》确立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共著录《楚辞》以下至隋代文学类图书一千一百四十六种，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卷（含亡书），著录书籍丰富，记载范围广泛，是《汉志

.

诗赋略》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的十倍以上。

楚辞类

：相当于《汉志

.

诗赋略》，《隋志》创为楚辞类，之后的史志以及《总目》均设此类。《汉志》将屈原赋列入诗赋略，作为与陆贾赋、荀卿赋等并列的一个类目，至阮孝绪则调整了这种分类方式，将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与杂文四部，楚辞从此在四部体系中登上首位。《隋志》承袭了这一做法，《隋志》“楚辞类”小序为：《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隋志》已经注意到了“文彩”、“气质”、“雅致”等文学属性，显示出《隋志》在文学上的进步。

《四库总目》“楚辞类”小序为：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後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着重从体例上进行阐释，楚辞既成为了一种无法与其他文体相容的独立文体，其单列一类也属自然。

别集类

：主要是著录个人的诗文集。别集是相对总集而言。汇编众家著作成一书总集，汇编一家著作成一书称别集。“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说明别集在东汉以后开始出现，到南北朝时大盛。

《汉志》没有专门设立别集类目，如《诸子略

.

儒家类》有《孙卿子》三十三篇，《诗赋略》中有《孙卿》十篇，儒家类有《儿宽》九篇，《诗赋略》中有《儿宽赋》二篇，可见同一个人的著作分别归入不同的门类。

《隋志》集部书目收录与《汉志》有三点不同，作家地位逐步凸显：其一《汉志》诗赋略书目多以作者名命名，如《枚皋赋百二十篇》、《朱买臣赋三篇》等。《隋志》别集书目则多在书名前加注作者的朝代、国别、官位等，如《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汉司空师丹集一卷》等，作家身份更加明确，其二《汉志》诗赋略书目主要收录赋、歌诗。《隋志》则不仅收录个人作品集，且收录少量区分部帙的集子，如《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等，为作家的个别研究提供更完备的资料。其三《汉志》主要按文体收录作家作品，作家面目模糊。《隋志》则按时间顺序详尽收录了先秦至隋代的个人作品集，作家主体地位凸显，其中晋宋作者别集最多，可见晋宋时文坛繁荣的状况。

总集类

：《汉志》无总集类，《隋志》创为此类，《隋志》总集小序：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隋志》在古代文学目录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和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它第一次正式确立‘集部’，并在集部比较集中地著录各类文学文献，自此以后，集部遂成为古代文学目录的基本形式。《隋志》共著录《楚辞》以下至隋代各类文学文献

554

部，

6622

卷，统计亡书合

1146

部，

13390

卷，包括历代作者一千多人。著录书籍之丰富，记载范围之广泛，与《汉志

.

诗赋略》“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之数相比，不止超过其十倍之多。《隋志》集部所反应的文学文献十分详备。所著录的文学书籍之多，种类之富，是此前都没有过的。此外，总集类所收文学批评著作还为以后目录逐步扩展的诗文评类开了先河。

三、《隋志》与《总目》比较

《总目》集部比《隋志》集部多出了诗文评和词曲两类。

诗文评：《总目》诗文评小序：“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旁采故实。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後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总目》认为诗文评的产生和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两汉文章兴盛，但无法可求，因此没有专门研究品析文章的专著。建安以后，文学体式逐渐齐备，文学评论才应运而生，《典论》是曹丕的文学评论专著，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门性论著，不过《典论》一书现在已基本亡佚，真正编纂成书并且比较完整流传下来的诗文批评著作，应该首推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总目》诗文评类著录的最早的文献正是《文心雕龙》和《诗品》，并且对两书的特点还着重进行了区分：“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并称他们分别代表了一种诗文评体例，对后来的诗文评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目》集部总序中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诗文评类相对于楚辞类、别集类和总集类而言，出现在目录分类中的时间要晚很多。诗文评类的设立相对于集部其它部类而言也更复杂一些，直到《总目》设立的诗文评类才真正巩固了诗文评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诗文评类的设立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路程从附载于总集之中到设立文史类再到最后稳定下来，总的说来从明代到《总目》编修完成之前，诗文评类在集部的地位是不稳定的，有的目录著作根本没有设立相关的诗文评类，也没有收录诗文评类著作，“诗文评类”的名称也没有被广泛接受，直到乾隆时期编修《总目》时，在集部设立诗文评类收录诗、文批评作品、诗文评类目以及著录的内容才最终得以定型。

词曲类

：《总目》词曲类小序云：“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选、词韵。”反映出《总目》分类的严谨性和合理性。《总目》对词曲类整体上持贬斥态度，一方面贬斥词曲为小技、末派，另一方面又肯定它是乐府之遗音，所以对于词曲类既有贬抑又不全然废之。

《总目》集部总序云：“至于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这段话为词曲类定下了一个总的基调，不仅把词曲类看成是“末拔”，而且对其发展过程中的得失优劣都漠然视之，仅仅把词曲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录存下来以备一格而已。这种不关痛痒淡然处之，把《总目》对词曲类的贬斥态度表现的淋漓尽致。《总目》明确指出词作为小技，而且由于词体形成发展的时间不长，故而根柢不深，如《乐章集一卷》：“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等。但是《总目》又不全然否定词曲类，词曲类小序准确地传达出《总目》对词曲类复杂的态度：“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首先由于词曲类作品具有供人歌唱娱乐的属性，所以《总目》认为词、曲不是纯粹的文学体式，而是处在文章和技艺之间；其次，由于词曲类作品多体杂香奁、秾丽纤巧，所以《总目》认为词曲类大多不能寄托深远，品级颇为卑劣，而且词曲类作家多是以才学相高耳，不足为贵。最后，从词、曲的产生来看，《总目》认为有一个递降的过程，即：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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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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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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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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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词、曲二类都是层递而降的末端结果，无论是品第还是成就都远远赶不上诗三百以及古体诗、近体诗。但是《总目》也认识到词曲类的文学属性，写景抒情小道可观，故而又不能完全偏废，既贬斥词曲为技艺，又肯定它的文学性，也是《总目》对词曲类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总目》也有推崇的词曲创作，还给予很高的赞誉，甚至被称为“词家之冠”，“冠绝一时”等。《总目》认为优秀的“词”堪与“诗”相比，如，宋黄庭坚《山谷词一卷》：“顾其佳者，则妙脱蹊径，迥出慧心，补之‘著腔，好诗’之说，颇为近之。”肯定了黄庭坚词作的成就。认为辛弃疾“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处，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给予高度赞誉。在词体的韵律方面，

周邦彦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代表，给予高度评价。

总之，集部在《汉志》这种语境元素的孕育下，并在《隋志》的土壤里正式生根、发芽，到了《总目》已经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在目录学上具有永恒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

2012

年

[2]

魏征

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

1973

年

[3]

纪昀

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97

年

[4]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5]

张舜徽《

.

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6]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7]

刘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