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传统  锐意创新

杜贵晨

学术研究不能不有理论的指导，而指导学术研究的理论，除借于威信中外他人之外，却也只能从自己的研究中概括出来，从而有相关理论的创新。
因此，学术研究的意义其实有两个层级：一是具体课题的研究，二是就大量相类课题研究的研究。前者得出的是对课题本身具体问题的认识，后者得出的是解决此一类具体问题的一般性理论。从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二者的关系决定了，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中能解决任一具体问题，就此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固然不易，但从不断重复和提高的此类研究中体会归纳出某些规律性特点，概括为一般性的理论更难，过程也需要更长。此所以我国古代传神阿堵、颊上三毫为艺术之至境，而放眼看去，满天下学者如过江之鲫，论著的出版更如恒河沙数，但能够真正成为学术研究指导的理论建树却廖若晨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情况更是如此，甚者可说是一个有研究，没有理论的所在。有之，则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近年致力研究并逐渐推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堪称一大理论发现。
宁先生从事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多年，于古代小说、史传文学等叙事作品研究涉猎之广，海内外能出其右者不是很多，而尤以从编纂古代小说提要等为基础进行中国叙事学、主题学研究的成就广为学界所注目。二、三十年来，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出版研究专著若干部，研究路数、学术观点，多能自成一家，进而聚沙成塔，积渐成顿，憬然有悟，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之说，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其成说之难，创造之苦，可以想见。而因此我们也理应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这来之不易的学术理论成果。
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虽然创建者宁先生自有界说和全面的论述，同好则多有阐扬，但笔者尚未能很好地学习，所以仅就粗略的阅读稍抒浅见。就从顾名思义说起，窃以为宁先生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研究中国文本叙事内容与形式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的研究，不能说前所未有，但从来未能成说，因此作为一门学问提出来，宁先生此论实有开创之功。除其本身的意义之外，也还少有地打破了中国文论创造一向的沉寂，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范例，是值得重视的。
而具体到此说本身的创新之处，则在于一是打破了向来叙事学研究多就一部作品或一种文体内部叙事特征进行探讨的狭小格局，而 “超越单一作品又跨越单一文体”，实际是就小说、戏曲、诗文等一切文本所叙同一“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的发生过程及其动因”，以及“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和人物的异同轨迹”进行综合比较的研究。这必然因视野的扩大，所见比前人更加宽展，而使进一步横向全面的概括成为可能；二是以“清晰地厘定不同文本故事情节的形态差异”，“为整个该故事主题类型的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和素材”，使对“故事主题类型的文化分析”成为可能。这又必然因为研究对象之间所呈现异同性的复杂多样，使鉴别与分析能够比前人更加深入，而导致研究提高到文化哲学的层面，并向纵深开拓。
如上“中国叙事文化学”具体内容两点创新的共同必然性，则是在中国叙事研究可能的范围内，实现了近二、三十年来陆续兴起的诸如小说叙事学、戏曲叙事学、诗文叙事学、史传叙事学等等的整合，建立起中国叙事学更加宏观的视野、思路与方法，那么其贡献或至少是其尝试之功，确实是值得称道和拥护的，尤其是在这个多研究现象而甚少产生理论的时代！
宁先生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甫一提出，即陆续有学者撰文评论，啧啧称道。称道诚是已。但依时贤的评论，似宁先生此论的提出多得益于对西方主题学、比较文学等理论的借鉴，则本人的看法略有不同。须知宁先生治学于当今中国文学理论与方法言必称欧美的时代，固然不能不受到欧美理论的影响，甚至宁先生本人也于此感受甚切。但是，纵观宁先生几十年来的研究，毕竟于中国叙事文本沉浸最久，钻研最深，思索最多。实践出真知，而前人的理论却往往是灰色的，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宁先生大量的编纂和论著，尤其是代表了中国叙事文化学应用成果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一书，虽大处不免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但具体细致而微的方面，却处处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分类学说及个案形式的深刻影响。而且比较来说，后者的影响在内容根本的深处，前者却主要在形式表达的浅层。
所以，说“中国叙事文化学”之论受有西方主题学等理论的影响，诚也是有识之见，但这影响主要在诱导和形式构造的方面。若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本根，则还在中国文化的深厚传统。正是宁先生积几十年治中国叙事文本之功，又得益于西方理论的启发，才能够一旦获有“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的感悟，乃植根传统，锐意创新的一大成就。未知诸贤特别是宁先生本人以为然否？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