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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之总结(修改版)
研究方法之总结(修改版)
发起人:蔺坤2022 回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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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22/11/8 10:44:51 by ra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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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8 10: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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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坤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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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之总结(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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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方法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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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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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方法影响到研究质量,在古代文学领域而言的重要性,类似于做饭的烹调方式,食材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方法(菜系和大锅菜)。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背景,颇多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现在学者可以掌握的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古代学术的方法,另一条是西方学术的方法。一直以来,学界产生了对不同学术方法的表述与争论:中西之争和今古之争。“今”已经不是纯粹的中国的“今”,而是已经融合了很多“今”。从“古”的方面来看,主要有两种基本研究方法,即“文献考据”和“义理”。在研究方法领域,很多人遇到了困惑,总是选题找不到方向,感觉学位论文选题也都被写尽了,“作家”、“作品”的研究以及跟着文学史的研究已经僵化,已经无路可走,所以需要变革它,仔细思考怎么在“考据”和“义理”中去选择的问题。国内的学术批评一部分是正常的商榷,但一部分分歧来源于这两种学术方法之间的攻击,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都作出了贡献,今天也还有相关的争论,主要还是圆融与圆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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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么从“圆融”的方面看待这两种学术方法?第一点是“实事求是”,根据研究者、研究对象、背景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比如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选题大致经历几个时段:(1)确定选题,已经有对方法的预示;(2)围绕选题进行文献搜集和辨伪;(3)对文献内容解读和梳理出来,让读者知道文献说了什么;(4)进一步发挥对这些内容的价值进行探讨(包括但不限于文学、美学),梁启超《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5“w”说,即“what(什么)”“who(相关人)”“when(时间)”“where(地点)”“why”,后一者最为重要。选题有差别,意味着同一选题的完成程度不同,李白、杜甫、《红楼梦》没有多少文献可以搜集到了,这种情况下,应该站在前人基础上向上攀登,应该解决它的美学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等。有些研究对象是陌生领域,是一片荒地,不能上来就“义理”,应该先把文献工作做扎实,把功夫做到了再做其他工作。第二点,应该根据研究者的资质、学养、兴趣等选择方法。不能用自己的兴趣资质来衡量一切人。应该灵活决定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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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关于“通”的问题。这涉及到选题的问题。那些僵化的选题很大程度上是眼界没有打开,跟学术环境分工过于细密有关系,应该从我做起,不要走这条老路,把视野打开,越大越好,中国古代文学应该打通,“考据”和“义理”并非水火不容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水乳交融的,比如陈寅恪、钱钟书,切实找到有创新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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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研究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显示出更深层次的认知。做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很长,几千年以来,中国却没有自己的《中国文学史》这种方法类型,而且很多“专门史”都没有,都从西方借鉴而来,而西方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意识,主要在于哲学思潮的支撑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别,西方重视逻辑因果。西方绘画是焦点透视,中国是散点透视,相比西方多元。而从“通”的角度看两者则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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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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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主要是以经史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与之相伴我国古代的文学研究也形成一套类似的独特的研究里路与方法。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诸如校勘、考据、注释等的实证性研究;另一类则是包括诗文评、批点等在内的文学批评。20世纪上半叶是文学研究由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过渡的时期,这种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与外来方法多元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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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文学地位特别是通俗文学地位的提升,学者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脉的目录、版本、校勘以及考证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通俗文学领域。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学、戏曲学等通俗文学)版本学、目录学在整理、辑佚等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将传统的治经史的方法应用到文学领域大提高了古代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的地位。此外在传统的以金石学校勘经史的基础上,又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对文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与研究。特别是王国维创设的将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比勘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于之后文史研究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古代文学的研究者除了传统的学术研究外,积极吸收接纳国外的观念与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借鉴了西方的社会学、神话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去阐释一些具体的文学现象。其中涉及到的进化论、人性论、审美艺术论等一下子给予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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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中比较重要的借助于其他学科方法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有以下几种。首先是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以及有雏形,孟子曾提出“知人论世”方法,即是把作品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与作家环境中进行解读的方法。“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最为接近现代所说的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对于它的评价而言,一方面,文学和产生它的环境确实有着某种复杂的关系,古人对文于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还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明确的概括。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就靠近了“索隐”式批评的比附,有时会断章取义,甚至歪曲事实。但是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毕竟在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得到普遍的运用,成为一种基本的学术方法,在一些文学研究以及文学史的撰写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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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美学心理学方法。西方20世纪初兴起了一股反理性主义的人文思潮,按照《西方美学通史·20世纪美学》的说法,这种思潮的主要特征是:“不仅在社会观上把人抽象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而且把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的生命、‘心灵’、‘幽灵’或其他某种非理性的生理心理功能(如意志﹑欲望、直觉、情感、人格等);这样,就把人的某种非理性因素抽象化、普遍化,上升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论等无不如此。这种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美学心理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阐释经典著作的重要方法,许多通俗文学作品、诗学、美学的研究都获得极大地进步。特别是精神分析心理学被广泛应用到古代各类文艺作品中,精神分析学说的反理性反教条色彩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巨大助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对人性的非理性的个性的张扬,都是研究者价值观的体现,并不具备普遍性的真理,并没有把握过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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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神话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这种学术思潮以实证主义方法、偏离正统思想观念和探索原始的世俗民间的文化观念为主要特征,主要应用于考察原始图腾、原始习俗、神话学、民俗学、原始社会特征等研究领域。比如孙作云在神话学研究领域颇有造诣,他将纸上材料、古物实证和民间传说相互参照比较,进而得出结论,在《九歌东君考》中提到神话学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古文学的研究已经由文字训诂、文学欣赏诸方面进到民俗学考古学的领域了。我们对于一篇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应专斤斤注重于文字学或文学史的研究,应该从这些较古的作品之中,寻求古代人的生活、风俗习惯,迷信、传说等等。我觉得这些不为前人所注意的方面,正是我们后人应该努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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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是关于文学文本内部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学性质和特征的明确化,把文学当做文学来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很多学者也在进行文学研究时自觉维护文艺作品的文学性,这些研究方法至少也要以不破坏文学性为前提。英美“语义学批评”(或“新批评”)是20 世纪上半叶较为有影响的文学批评流派。语义学批评强调对文学自身的研究,主要是对对实证主义和传记批评进行反拨。把英美语义学方法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时,极大地强调了诗歌语言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而且把传统的训诂学方法与现代的心理学语义分析联系起来,探讨诗歌的声音与读后所感的关系,促进了传统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多样且灵活,为古代文学研究从传统模式到现代化的转型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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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人文学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传统的学术研究方式逐渐边缘化,而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学术确立为核心领导地位。建国之后的三十年间,文学反映论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在文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批判主观主义、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学术追求也倾向于思想教育,总之“艺术感受力枯萎,艺术的整体性遭到蔑视,艺术的本性被理解为政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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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革的结束,文艺理论界开始重新审视研究观念和方法的革新,此时竞相迸出各类新的方法与理论。比如有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结构主义、符号学、意象分析、原型批评还有心理学方法。拓展了研究文学的范围和角度,展示了古代文学不同层面的丰富内涵,迎来了古代文学研究开放多元的新局面。首先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论”。系统论要求把某一古代文学现象看作一个完整的相互有机关联的整体来研究。信息论则把文学活动视为从信息的制造到信息的传播、再到信息的接受的完整过程。控制论较少运用于文学研究。这类方法就克服孤立、静止、片面的研究里路有积极的一面,但更多的相关成果并没有提出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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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心理学的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切人文学,或关注文学活动中的心理、心态问题,深化了古代文学研究,丰富古代文学的意义内涵,并且促进了审美心理学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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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是人类学的方法。“人类学注重对人类审美意识中原型结构的探源,要求研究者跳出狭隘的地域限制,超越具体的单个文本,兼容民俗学、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种方法,而在世界性广阔视域里,贯通中西,沟通古今,寻找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个性与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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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结构主义与新批评。这是20世纪欧美国家所兴起的立足于文本自身的研究方法。它注重文本细读,极大地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中不够重视分析文本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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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叙事学理论的提出,它要求采取抽象化的方式对叙事模式与范型,叙事要素与法则等进行研究。叙事学作为一种新鲜的文艺理论方法,被引入到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中,相关成果颇丰,但是古典小说的论文,但是大多数没有考虑到中国古代叙事具有自身独特的模式和特点,因此还没能够摆脱西方叙事学的原理和框架,通常是用西方叙事学框架去硬套中国传统叙事文学,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的提出则有效的解决了这一困境,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把文学的文化研究与古典文学主题学相结合,创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体系。通过这个尝试不仅打通了小说和其他文体之间的界限,以及前代与其他各个断代文学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打通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视角与西方学术理念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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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接受美学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接受美学重视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只有注意到读者文学接受的文学研究才是完整的。这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文学阐释提供了新的角度,促进了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与古代文学史的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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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些新观念、新方法,一方面突破了过去的单的文学观念促进了思想观念和文学方法的更新,拓展了学术研究视角,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生搬硬套的现象以及造成一些研究者人文关怀的缺失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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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期以来小说学的研究方法与视域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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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的提出,古代小说与小说也向理论化、学理化方向深入发展,在其中研究者又吸收了众多西方的新的文学研究方法,诸如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创作心理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信息论美学、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叙事学等各个角度对小说意义进行阐释。首先关于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一方面是从美学的角度对古代小说进行研究,运用社会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符号学美学、结构主义美学等多种美学方法呈现古典小说的意义。另一方面研究者对古代小说的美学观念进行研究,包括小说作家的美学滚粘、审美理想、审美个性的各个层面以及对于明清小说平垫的美学观念的研究。这些研究方法的使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避免了盲目使用西方小说理论的削足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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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这一时期对于小说神话学的研究,把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符号学的理论应用于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特别是对小说题材和母题的研究课题颇为丰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广泛应用于古代小说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古代小说与其他传统文学样式的比较研究,包括小说与小说之间、小说与戏曲之间、小说与史书之间、小说与诗文之间的比较,也包括对小说内部价值观念、艺术理念、美学观念、人物塑造、艺术形式等方面的比较研究,这些比较研究都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是跨文化比较研究,特别是小说翻译以及与西方小说在主题、人物、形式、美学观念的异同对照上,打破了小说研究的时空界限,将古代小说研究放到了更大的文化平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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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古代小说文化学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宗教意识、伦理观念等方面对小说的起源问题、民族特色、结构模式、史传传统、与佛道教的关系以及人物情节设置等方面探讨古代小说的民族性,还从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民间习俗、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对通俗小说的文化内蕴进行研究。此外还有叙事学理论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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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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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的这些研究方法,极大地开拓了古代小说研究的领域与视野,也同时为古代小说研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小说图像学的方法细分出传播、叙事、批评等多个研究维度;以及对于小说与出版的关系的讨论,包括书坊、印刷、传播、读者接受等各个层面;以及域外汉学小说的整体研究、古代小说的西传研究等方面。这些衍生出的新方法对于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具有重要影响。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需要吸收借鉴使用学界已经成熟的如上方法,特别是应该熟练掌握文献学方法、文本细读法、历史学方法、文化学方法、叙事学方法、比较文学方法、美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夯实研究基础,开拓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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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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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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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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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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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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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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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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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傅刚《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目的、意义、方法》,《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
[蔺坤2022 于 2023/2/20 15:14:33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