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方法一、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学术研究方法之认识

“学术思想”，看似虚空飘渺，实则学问甚至是民族前进方向都受其指导。众所周知，中国学术思想十分发达，学术分门别类，精致多元。如果想要详细解说各类学术思想，规模庞大，字数不可数。所以历来学者大家，都选择以思想转变的大略为纲，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便于阐述学术思想与整个国家，整个文明之间的关系。

本学期受教于宁老师“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系列课程，学习以“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三个主要文化形态为参照标准，以时间段落为轨迹，从中国历史文化舞台的主角变化角度来整体审视和把握中国文学思想演进的实际情况，以及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 何以贴近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脉络和轨迹？从目录入手，回归原典。

目录、版本、校勘是传统学术的重要内容，是前人所倡导的研究古代学问不可少的三把钥匙。尤其是目录学，不明目录，则不明学术的源流，便不知读书和查书，所以古代学者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目录、版本、校勘都十分精通。历代正史目录学著作是中国文化典籍记录的重要窗口。清代王鸣盛曾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研究学问，借助图书目录的检索，便可按图索骥，去探究蕴藏于图书典籍中无限丰富的文化知识。学习要讲究学习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有了目录学常识，用来指引读书，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清代学者江藩：“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历代正史大多设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用以著录当时的文献典籍。这些类似当时全国总书目的文献是人们了解相关历史文化的门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视野或者探究目的定位或者受限于目录学。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我国古籍目录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和报导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发展的概括和文献资料出版情况。所以借助目录学，以古籍目录为基点，根据图书类别、时代、分类等收录情况，用以窥探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状态和面貌是梳理和把我国古代思想的“捷径”。而回归原典，解读经典则是解读古代学术思想的必备环节。古代文学研究需要积累知识，需要读书，需要认真调查和分析材料。经典是学术的基础。经典是前辈人文学者思考与探索的结晶，也是后辈学者作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人文学者的学术研究，就是叩问经典的学术旅程，以经典解读为中心，从解读经典开始。

但要牢记的是，学术方法并非唯一的，以“三段论”为主体是为学术思想提供一种符合逻辑，成体系的方法，但这个不代表着没有其他方法。社会科学哪怕条件都一样，方法也是具有多样性的。因此是要用一种合适方法去支撑思维逻辑，论文体系，而不是用唯一的方法。

而在课堂之外，结合经史子集的情况，就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言，中国古典学术应该是以儒家经学为主体。

经学的研究方法的产生则始自孔子。孔子早年继承来自“官学”中“信而好古”的学术理念和“述而不作”的学术方法；晚年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则是转向了“信古为今”“言传身教”。孔子两种学术方法在西汉时分别发展成为两汉古文经学家“章句训诂”方法和今文经学家的“微言大义”方法。到南北朝，南、北学者各持己见，经义注疏混乱，“南北之学”矛盾不解。唐代“大一统”局面下，在帝王的总体指挥，唐太宗等君主的诏令下，“九经义疏”等注经成就使得“书证式”的注疏之学发展到顶峰。与此同时，释、老二学泛滥，对儒学造成了强力冲击，这使得以捍卫中华文化命运为己任的知识士子兴起了“毁佛”之风。在这种道佛冲击与坚守儒学本位的背景下，经学出现了两大学术倾向：“舍传求经”与发挥诸经义理。后来，这种学术倾向成为宋代经学的先声。宋学破旧注、发新说、重义理，甚至是从改经注发展到径改经文，例如，陆九渊等人宣扬“六经注我”的观念和方法。但是过犹则不及，这种学术风范和学术方法是存在一些全部推倒儒经注疏甚至经典原文的倾向的，所以导致这种今文经学方法逐渐被学界舍弃，遂有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清代学者对宋学的增字解经、妄为“叶音”甚至径改经文等解经方法不满，所以推崇汉学，采用“书证求义”的朴学方法，引用众多的古书实例，来证明字义、注释音读、校理错字错简，从而推求经典义理。但由于清儒注书过分单一地使用书证归纳法，而不知运用其他方法，故亦有让人诟病之处。

简而言之，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以两大基本研究路向最具影响力：一是“追问真相”，通过理解与解释古代文本之“原意”，用以揭示“真相”，二是“意义建构”，即是对意义阐发而非“追问”，更关心对象“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

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复杂多元，底蕴深厚，在主体经学外，其他学问也并非是无人探究，也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体系和研究方法。例如历史学重考据，主要采取编年、纪事与传记等方法；在历代文学和学术滋养下，传统阅读方法包括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文学批评也发展出了相应的推源溯流、意象批评、选本批评等多元方法。

二、中西研究方法的交互与借鉴

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学术思想大量涌入，引起了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东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处于此一时期的中国学者既能够传承固有的中国学术，又能吸收借鉴西方学术方法，形成了继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例如胡适借实证主义提出的“三步研究法”，以及后来与诠释学相融通的“义理阐释学”，他们的思想与学术直到今日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证方法

实证论思维方式或实证性原则是近代自然科学观念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果.最先由孔德(AugesteComte,1798一1857,法国哲学家,主要著作为《实证哲学教程》)提出,经历了马赫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其思维方式的特点，第一,以实证为目标。孔德的实证哲学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浓缩在“实证”一词之中：现实而非虚幻、有用而非无用,可靠而非可疑、确定而非含糊、肯定而非否定。第二,以经验现象界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实证主义者都极为重视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的规定,即把哲学研究的对象限定在与感性经验相关并通过感觉而可以实证地加以经验的现象界,尽管他们对此现象界是存在不同理解的。第三,以可证实性原则作为哲学思维的最高原则。可证实性原则的具体内涵是：知识来源的客观性,知识内容的准确性、精确性,语言表述的明确性,逻辑结构的严密性等。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始终高举“证实原则”来反对形而上学.

方法论是实证主义的中心问题,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哲学只是一种方法论，这为实证主义从哲学进入文学奠定了基础。胡适把实验主义方法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在当时到处鼓吹其科学方法论,发表了大量论述科学方法论的文章,并且身体力行,把假说的方法、考据的方法运用于古史研究、古典小说的考据及《水经注》的考据等。胡适通过对比中西学术,提出先秦墨家的方法,与西方的实证主义或实验主义的逻辑方法相接近；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是科学方法等论点。因此,胡适要求发掘墨家的文化传统,并试图用其实验主义的方法来修补完善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藉此来沟通中西文化。尽管民国时期政见迭出,学说繁多,但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其影响可以说是普追性的。就学术而言,几乎每一个有成就的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它的影响。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完善在“归纳”和“演绎”方法论方面的具体步骤和内容，但是实证主义毕竟是从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时，必定会存在不适应的现象，例如如何用归纳法如何求得普遍必然的知识?而且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了的“科玄论战”波及当时的整个思想界，科学派积极主张科学能够解决人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掩盖了传统文学中的“意味”和个人或是流派“哲思”的。

（二）诠释学

诠释学的核心问题是“文本”的理解问题。理解或解释的媒介是人的语言或言语。达到的是对意义的理解,而意义的理解遵循整体性原则。狄尔泰的古典论释学强调理解生命的意义,即理解生命各部分对于生命整体的关系。现代诠释学则强调理解“文本”的意义,并认为构成“文本”的个别符号的意义只有在“文本”这一整体中才能被确定.所以论释学遵循意义的整体性原则。诠释学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最早被完整地译介是在钱钟书的《管锥编》中。钱钟书自称方法：一曰“打通”，二曰“阐释之循环”。钱钟书还称自已对“现象学”最感兴趣(而现象学方法是诠释学方法的基础)。

因为诠释学着眼于理解和阐释,以一种动态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解读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诸多问题，所以为人类跨越自然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统一真理与方法,融合中西提供了新的思路。

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诠释学可以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多元开放的意义结构。在当代论释学看来,“意义”并不是完全附丽于文本之上而独立于解释者的,正是解释者与文本自身的“视界融合”才能生成意义.因而意义既不是绝对的、独立的,更不是封闭的，它把“意义结构的开放性”提到了哲学建构的一般方法论的高度。

还有，现代诠释学看到了“语言”的重要作用,这对传统认识论片面强调意识活动而忽视语言力量的狭隘观点,无疑是一种突破。不过它也并非完美，这些思想家因为过分强调了语言的作用,从而陷入了“语言本体论”，他们把人的主体性、人的理性、人的历史文化都看成是由语言或语言之网决定的,而没有看到语言也是源于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的.

（三）文学文本理论

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文学文本理论为人们重新思考文学的本质、深入开展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与方法。

“文本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范畴，是法国当代理论家罗兰·巴特最先提出来的。20 世纪 60 年代末，罗兰·巴特从结构主义视角指出“文本理论”就是作品自身形式结构研究的理论。其后，相关著述大量涌现。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文本( text) 、文本性( textuality)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和超文性( hypertextuality) 等概念的应用非常普遍，这些概念和术语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极具生产性的范畴，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和文本分析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概括起来，西方学者的文本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立足“文本”范畴释义，建立自己的文本科学。该类研究逻辑性、体系性强，是一种关于文本的元理论。

第二类立足某一学派观点，开展对“文本”问题的探究。主要研究文本结构分析技巧以及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文本理论研究视阈得以扩展。

第三类则是对 20 世纪以来各种涉及“文本”问题的理论综述。该类研究内容丰富，体系驳杂，侧重于文本理论的应用和阐发。

在中国，“文学文本理论”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 20 世纪晚期还主要集中在哲学界对当代西方哲学家文本理论的研究，比如“后结构主义的文本世界”“解构主义的文本理论”等。然而在 21世纪初，逐渐成为文论界的研究热点，涌现出一批相关的优秀论著。但是，虽然“文本”范畴一时间成为最时髦的批评术语，被广泛征用，但其内涵并没有得到很好界定； 更重要的是很多学者提倡文本分析，但在具体批评过程中，并没有彻底贯彻文本剖析方法，更没有关注文学文本客观性的几个层次，玄学味浓厚，多口号式话语，批评实践与理论主张脱节。而且很多批评家虽然主张文本解读，但实际批评本身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没有两样，还是抛开文学文本存在的客观形式直接进行主题或内容论述。

三、中国古代文学主流研究方法

单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而言，从古至今，虽然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直处在变化中，但一些根本的原则和思想则是贯穿始终的，就根本思想而言，便是“文献”与“文艺”，二者都是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

（一）、文献实证

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献。掌握第一手的文献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只有在文献掌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才能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献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或作伪等原因，一手文献资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虚假的材料，这时首先就应该将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开始研究，否则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结论。比如，《尚书》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为经典而为学者尊崇，宋代朱熹虽明确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但没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际，学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最终认定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作。

文献首先要注重真实可靠，但并不是说凡是伪书就毫无价值。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因此，我们对文献之真伪不能不顾，但也不要执着于真而对假的材料全部弃之不用。

而且，辨别伪书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辨伪八法，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辨伪十二法：

一、 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逸，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

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是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五、真书原本经过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

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者全伪或一部分伪；

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

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文献实证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年谱编纂，其学理依据则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通过年谱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并把文学作品按照时间编年，就能了解具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作品的解读建立历史的根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迹不能完全落实，或者由于考订有误造成人物事迹错误，作品编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运用年谱―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导致穿凿附会。面对如此问题，学者就应该多闻阙疑，不要强作解人。可这样说，并不是不追求史实的准确性，而是为了更符合真实。

（二）、鉴赏批评

　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这和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称之为鉴赏批评。古代中国很少有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除外），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感悟性的短评，如极具中国特色的诗话词话等。

鉴赏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对学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鉴赏批评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断，它不仅需要读者具有深厚的审美积累和审美经验，而且需要读者有灵心善感，能够穿越文字的阻隔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能够感知创作的甘苦，知道创作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评判作品的优劣。可在现代，由于文体、语体的差异，很多学者已经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艺术审美研究一直是比较欠缺的。

实际上，文献实证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

（三）、文史互证

　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不分家，进入现代以后，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学科门类逐渐细化，文学和历史被分为两科，学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历史学者不懂文学，文学研究者不通历史，这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多不便，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回顾中国学术史，可以看到一流的学者往往文史贯通，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界限进行综合研究，此一方法可概括为文史互证。

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很早就被学者运用，如汉儒对《诗经》的研究。现代学者中，陈寅恪的相关研究推动了诗史互证的进一步发展。陈寅恪提出要注意诗歌的古典今事，古典即典故，今事即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以及与具体诗文直接相关的史实，并认为今事对理解作品和诗人更为重要。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经过陈寅恪的发扬，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也被大量应用到文史研究中。不过，陈寅恪在诗史互证中的着眼点主要在历史，而非文学。

四、说唱文学之研究理论与方法

（一）文献搜集与编纂

  说唱文学面对的主要困难是基本一致的。首要问题就是文献资料收藏的分散与不易查阅。以往学界对说唱文学的版本情况信息了解较少，郑振铎早在上世纪初期即说：“国内的图书馆，可以屈指而数。所藏大抵以普通古书为多。如欲专门研究一种东西，反不如几个私人藏书楼之收罗宏富。小说戏曲，更是国内诸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已经成为独立学科的小说和戏曲当年尚且如此，说唱文学中的其他文类长期以来自然是被忽视的。其次，说唱文学的著录极不完善。说唱文学本不在传统目录学的范畴之内，说唱文本也较少为藏家所关注，全面了解说唱文本的存藏情况可谓奢求。再次，说唱文学多以抄本形式流传，不同抄本之间、抄本和刻本之间的差异往往极大，版本源流极难判定。说唱文学文献并不具备传统版本学的价值，一般只有薄薄数页，在图书馆的目录中，一般都是著录为“俗曲一叠”，或者“小曲一夹”，一摞叠在一起，没有细目，无法获知具体内容；或者由于纸张脆弱，残缺严重，查阅不便。因此，在说唱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对文献资料藏地一一探访，曲本一一过目，仍是编撰俗曲目录最为扎实与可靠的方法。


（二）口头诗学与田野调查

口头诗学是我国民间文艺学领域十分关注的理论热点。

“口头诗学”，又称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古典学学者帕里及其弟子洛德所开创的一门通过类比验证和比较方法解决口头传承内部运作规律的理论典范。在中国，口头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才新起的一门学科，它广泛借鉴了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具有新的方法论意义。

口头程式理论包含有3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程式、主题及故事类型，它们构成了口头程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程式，是口头诗学的核心概念，它制约着口头文学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程式是构成叙事单元的最小公分母。任何一部恢弘的史诗本文都是由程式这一最小细胞培育而出的。可以说，程式之与形式，等同于主题之与内容

“表演中的创作”这是口头诗学的核心特征，口头诗学理论以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和故事型式来建构，将口头诗歌看成是活态过程，其强调每一首口头诗歌的表演，都是一次表演中的诗歌创作，口头诗人既属于传统，同时又是创造性的艺术家。

口头诗学理论对中国口头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用田野作业的方法来研究活形态的口头传统。虽然早在帕里和洛德之前，很多学者就采用田野作业的方法来观察史诗，但帕里和洛德更近一步，他们体现出田野作业反复取证的过程，“这些证据包括研究者在现地、现场记录的、观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实”。从而从史诗的真实表演中获得对口头诗歌文本的更为科学的认识。田野作业为中国探索口头文学提供了一种实践的方法，我们应该从田野调查出发，从口头传统的内部获得活态的第一手资料，坚持口头文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路线，而且还可以采用广泛的比较法，用语言学、人类学及史诗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类比验证，以今证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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