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姐形象演变探微

纳西族　杨宁宁

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壮族的刘三姐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她不仅享誉全国，而且蜚声海外。有关刘三姐的民间传说、故事、山歌、戏剧、电影、诗歌、小说问世的不下百种，在这些有关刘三姐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几乎没有两个刘三姐形象是相同的，相似的也很少，有差别的倒是很多。显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其形象发生了演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演变呢？

刘三姐，又叫刘三妹、刘三娘，这是不同辈份和年岁的人对她的不同称呼。有关刘三姐传说的文献史料最早的当数广东阳春县春湾铜石岩（又名通真岩）内石刻“乾化乙亥重阳日，刘仙三姐歌台”[1]。乾化乙亥为五代十国后梁乾化五年，即公元915年，距今已一千多年。从流传的地域看，有关三姐的传说及山歌响遍两广、云贵、湖南、江西及台、港。

笔者将几十及上百个作品的刘三姐进行归类、分析、比较，认为其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建国前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为主。在这些传说中，刘三姐留给人们的形象是出身贫寒，心地善良，聪明过人，又能歌善唱，而且勤劳能干。传说有三个秀才，带着几船歌书要与三姐对歌，结果唱了三天三夜，始终唱不过三姐，最后他们一气之下，把所有歌书翻到河里。[2]三姐是个非常勤劳能干的农家女，无论插秧种地，还是打柴挑水，她都远远胜过哥哥和其他人[3]。三姐为人心地善良，对贫穷弱小者极力相帮。她解救被恶霸欺侮的姐妹[4]。她嫉恶如仇，不爱金钱富贵。她用山歌骂得财主恶少吐血，骂得他们落荒而逃[5]。她与劳动青年凤哥相爱，并愿与他结亲[6]。民间传说中刘三姐，是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仙人、神人。她会遁形，懂法术，她有时将脚放进炉灶里当柴烧，她能将石头煎成软糍粑。她能唤来飞禽走兽为她干活[7]。她唱山歌遭到哥哥的反对，禁止不成，哥哥几次加害她[8]。第一类的刘三姐形象质朴无华，纯真开朗，浑身散发着山野的气息，毫无雕凿痕迹。

第二类的刘三姐以南宋至晚清的文献史料为主。在许多地方志、风物志及笔记小说中，刘三姐留给人们的形象是通经史，解音律，才思敏捷，能歌善唱、守礼教、具有贤淑风范的大家闺秀。明代（？）孙芳桂在《歌仙刘三妹传》中说三妹“甫七岁即好笔墨，聪明敏捷，时呼为女神童。”[9]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盛赞刘三妹“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10]清代张尔翮在《古今图书集成》里对三姐的描写就更让人感到可笑，三姐是“年十五，其父受聘于林氏，和歌者仍终日填门，无一较胜。至其貌之羞花掩月，光彩动人，见之者无不神怡意荡，但授受之礼甚严，终不可犯”，三姐始终“礼尊宾主，言谈举止，皆以歌为节。”[11]在封建文人的丰富想象中，在他们的“妙笔”渲染下，刘三姐从一个农家女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博古通今，谈吐文雅，举止稳重，格守礼法的大家闺秀，与她婚配的也不再是劳动青年，而是博学多才的秀才书生。这第二类的刘三姐矫揉造作，散发着一股学究气，迂腐气，与第一类刘三姐简直大相径庭。

第三类的刘三姐是以建国后整理、面世的民间传说、戏剧、电影、诗歌、小说为主，在这一类的刘三姐作品中，收集改编者们摒除了封建文人强加给三姐的文雅博学、装腔作势又华而不实的糟粕，继承吸收了民间传说中的精华，在三姐朴实善良、勤劳能干、能歌善唱的基础上，赋予她很高的阶级觉悟，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这一类的刘三姐留给人们的形象是在能歌善唱的同时，具有顽强不屈的反抗斗争精神，并能带领组织群众一起反抗财主的剥削压迫。像今人所创编之歌舞剧第二场，当恶霸财主莫海人带领打手强占茶山时，三姐号召乡亲们唱道“众人天，众人地，众人河川众人山，众人茶山众人管，与他莫家不相干”。[12]当乡亲们耽心“莫家财多势大，和官府常来常往，你怎能斗得过他”时，三姐鼓动乡亲们“一根木柴难起火，柴多火苗高过天，只要穷人同心意，不怕莫家霸茶山”。[13]“上山有棍打得蛇，下水有网捉得鳖，有理敢把皇帝骂，管你老爷不老爷”[14]。在侬易天的长篇叙事诗《刘三妹》里，对于土官的欺压凌辱，三妹与情人“板汤英雄特江”进行了不屈的反抗和斗争，他们不仅用山歌，还用弓箭和拳头作武器。音乐故事影片中的刘三姐，更是勇敢中见机智，大胆中显泼辣，幽默中有嘲讽，具有强烈鲜明的个性。

尽管三种类型的刘三姐形象差异极大，但是万变不离根本，最能代表刘三姐本质特点的能歌善唱和聪明智慧，在每一种类的刘三姐形象中都占据主要位置。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的改变，最终导致了刘三姐形象发生演变。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些情节、主题和形象的演变呢？

笔者认为，导致刘三姐形象发生演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有这么几点：

1、 民间文学的自身特点是形象变化的第一个因素。

有关刘三姐这个人物和故事，最早来自壮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它的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而“民间文学作品由于采用集体的、口头的创作和传播方式，便直接决定了它本身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之中”[15]。民间文学的创作者们是以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为主。他们大多数不会书写认字，没有多少文化，这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必然是集体的、口头的。“劳动人民总是根据多方面的生活需要，对原作品进行不间断的加工、润色和增删、改动，使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较之最初的形态更为完美，使它社会作用也更加扩大”[16]。刘三姐民间传说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的方式，决定了这些作品从故事情节、主题思想到人物形象的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民间传说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口头，而口头传播者往往就成了再创作者，他的再创作总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识，根据群众的需要和好恶去进行的。这种改动性的再创作，常常是不自觉的，但却“是按照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变动，并非故意改动的”[17]。所以在各种传说中刘三姐的形象千差万别，就不足为奇了。而故事情节、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的不同，正说明了干百年来，刘三姐在口头流传中不断地被劳动人民进行增删、润色，使每一个刘三姐更具有了那一地区、那一时代的特点，更符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景、风俗习惯了。有的刘三姐传说与当地的风物景致联系在一起，象柳州鱼峰山鲤鱼岩的传说，贵县（今贵港）伏船山的传说，肇庆七星岩钟鼓洞的传说等。有的三姐传说和山歌掺杂着当地的方言俗语和民族语言，更显出浓郁的乡土气息。象贵县的三姐传说描写三姐劳动的歌谣：“刘三姐，本实贤，插尽南山九垌田。九个田头企九企（站），禾根直直行连连”[18]。再有三姐嘲笑秀才的山歌“一巴掌二闭犁}（拍掌叹息的样子），放你巍巍哭去归，回句歌词回不出，枉兄你吔（怎么）为歌师”[19]。

2、 收集改编者审美意识的差异是形象演变的又一因素。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无论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的创作者，在从事文学艺术的创作时，总是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的认识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作品的人物中。由于每一个创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阶级地位不同，文化背景和世界观不同。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会体现出不同的思想认识和审美意识，那怕是对同一人物同一主题的处理，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像第二类刘三姐的创作者们多是生活于封建时代的文人，他们在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饱读经书之后，思想认识和审美心理接受了封建礼教的一套，因此他们完全抛弃了民间传说中充满野性的刘三姐，而以自己的审美意识来塑造他们心目中的刘三姐。在他们看来，刘三姐如此聪明智慧，一定是才学超群、品貌出众的，一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的；刘三姐善唱山歌，出口成章，能击败无数个前来对歌的秀才、书生，她一定深谙音律，能解妙音，比一般秀才更博学多才。这样一个备受众人赞扬喜爱的女子，在封建时代一定是一个悟守礼教，具有贤淑风范的大家闺秀。这样的刘三姐，才是符合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的，才是美的，才是有才学的，令人敬佩的。而在民间传说的创作者——壮族劳动人民看来，勤劳能干，样样农活拿第一；能歌善唱，对歌百问难不倒；朴实善良，具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社会经验，就是聪明智慧，就是实实在在的美，就是他们敬佩的英雄。在这样审美意识的认同下，便有了第一类的刘三姐的民间传说。虽然两种类型的刘三姐大相径庭，但却符合每一类创作者的审美意识和逻辑思维，符合他们各自的世界观、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

3、 作品鲜明的时代特性是形象变化的第三个因素。

生活在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者，他的思想无不受着这一时代的影响，而他创作的每一部作品无不体现出这一时代的鲜明特性，不可能超前，也不可能滞后。这是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即使是对民间文学和历史文学的改编也不例外。刘三姐形象的演变正是在流传和改编过程中，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1958年，在毛泽东同志倡议下，全国掀起了一个搜集民间文学，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采风运动。同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20]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一个群众性的民间文学搜集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广西各地有关刘三姐的传说再次被收集整理出来，象萧甘牛发表于《新观察》的《刘三姐》故事，及各县收录于《广西壮族文学资料》中的几则刘三姐传说等（《壮族文学史》编辑室1960年编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彩调剧和歌舞剧的《刘三姐》，诞生了侬易天的长篇叙事诗《刘三妹》及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音乐故事片《刘三姐》。80年代中诞生了李文光的章回小说《刘三姐传奇》,90年代初诞生了柯炽的长篇小说《刘三姐》。这些便是第三类刘三姐的代表作。第三类刘三姐形象产生于建国之后。新中国的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扫除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荡涤着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一方面，文化工作者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熏陶，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依靠武装斗争，依靠发动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这一事实己被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实。因此，弘扬无产阶级正气，歌颂党的领导，表现劳苦大众的反抗斗争，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主旋律。这种时代精神同样被贯穿于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改编创作中。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出版的刘三姐传说，及改编创作的戏剧电影，与建国前的传说最大的不同是突出了刘三姐与统治者的反抗斗争。这种斗争一是通过禁歌与反禁歌的斗争来表现，过去传说禁歌主要来自刘三姐的哥哥，现在改为财主禁歌。财主禁歌的理由是三姐唱歌蛊惑人心，聚众闹事。这样就由三姐和哥哥的矛盾斗争改为三姐与财主的矛盾斗争，矛盾的性质就由人民内部矛盾变为阶级矛盾。二是通过三姐拒绝财主求婚，愿和一个会唱歌的劳动青年结亲，并大胆地对财主揶揄嘲笑，来表现与财主的斗争。一些整理改编的作者，在改造这些情节和人物形象时，各自谈了想法和认识。像收录于《壮族民间故事》的“宜山县刘三姐的传说”的收集者邓建业，说过：“一般人都认为三姐的死，是她哥哥亲手迫害的。而现在我所整理的这篇采自宜山老人韦丙兴的说法（三姐受胡员外儿子欺负），我觉得这种说法更为合情理些。因为刘家是贫苦农民，当然刘正夫也是忠诚老实的农民，无论恶势力如何迫害，他都不忍心害自己心爱的妹妹。”[21]叙事诗《刘三妹》的作者侬易天，在长诗后附有《关于“刘三妹”原传说及其写作》一文，在文中谈到创作刘三妹形象构思时说：“我觉得刘三妹只作为一位聪明善唱，勤劳能干的人来塑造是不够的，她还应该是一位富有反抗斗争性格的人物”[22]。因此他根据传说中三姐反抗胡员外儿子欺压的线索，将这一情节扩大，用五章篇幅来表现三妹的勇敢不屈的反抗性格。歌舞剧和电影《刘三姐》的创作，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上，在剧情创作中“着眼于写阶级斗争”，[23]“把刘三姐塑造为劳动人民的喉舌，让她和封建统治者面对面地进行斗争”[24]，使她具有勇敢、乐观、聪明善唱、倔强不屈的个性。把刘三姐写成了一个以歌为武器，敢于向反动统治阶级正面挑战的叛逆女性，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和气概完全压倒了剥削阶级。客观地说，刘三姐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力量，在这里多少有些被夸大和拔高了。象歌舞剧“脱险”一场有群众唱道“唱到皇帝倒龙位，唱到穷人掌乾坤。”显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很难有这样高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这是已经解放了十余年的劳动人民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的体现，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刘三姐形象在千百年间发生多次演变，这既是民间文学自身特点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与时代收集改编者的思想觉悟和审美意识有密切联系。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是有益的。

注释：
[1][2][3][4][5][6][7][8][9][18][19][21]覃桂清《探索歌仙千古之谜：刘三姐纵横》，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10][11]《“刘三姐”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2]
[13][14][25]歌舞剧《刘三姐》剧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5][16]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年版。
[17]
[20]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年版。
[22]侬易天：《刘三妹•后记》，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23][24]贾芝：《民间传说刘三姐的新形象》，载《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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