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经皆史”
摘要：“六经皆史”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的学术观点。本文试图分析章学诚提出这个观点的学术背景，阐释这一观点的内涵。并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这一观点的渊源与演变的大略。
关键词：章学诚、六经皆史，训诂学
一、“六经”之名
“六经”之名，初见《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 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 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所谓“六经”，是六部儒家经典，从孔子的话，可以知道，“六经”是一套国之教化体系，也是检验教化成效的标准体系，每一部经书都有自己的教化宗旨和目标，同时“六经”也反映了古代儒家学者的文化品格以及儒家教育的内容、要求和目标。另外，《庄子?天运篇》说：“六经，先王之陈迹也”。“陈迹”也就是史实。
此后，由汉代经唐宋到清代，经学的典籍体系逐渐增繁，先后有五经 ，九经，十一经，十三经之说。《御制重刻十三经序》说：“班固氏曰‘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代以来儒者传授，或言‘五经’（案《乐》本无经），或言‘七经’，暨唐，分三礼三传（《春秋》，《周官》，《礼记》），则称‘九经’，已，又益《孝经》，《论语》，《尔雅》，刻石国子学，宋儒复进《孟子》，前眀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孔子言‘六经’，体现的是儒家的伦理和道德的精神，本于国之教化的文化目的和功用，以之为治国之典章宪法。后世经学，沿着这一传统而演变发展。
二、 “六经皆史”的学术史背景
“六经皆史”是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著作《文史通义》中提出的中心观点。《文史通义》一书的论著目的，是出于对当时经学时弊的箴砭和挽救。经学家对六经所持的最大理论，即是道在六经，通经以明道。明代以王学未主流的经学至于末季也走向衰落，清初顾炎武针对眀一代经学的流弊，提出“经学即是理学”的观点，这个学术观点一直总领着清代初期到中叶的学术，到了章学诚，才对这个观点提出异议，他对“求道必于六经”的观点颇不以为然，他也对当时“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学术方法进行批判，认为“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他对“道”进行阐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章学诚又对圣人求道的原理作出分析，并明确后人学道的方法：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於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於圣人，斯为贤人。学於贤人，斯为君子。学於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於一阴一阳之迹也……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
按照章学诚的逻辑，道既然已经明确，那么圣人作六经的动机和意图，就是非常明显，六经不是孔子所作，并非私人学说，而是集述先王的历史事迹以资治国和教化，治国和教化本质上是一件事情，不可能倚靠空言来实现，必有真实的事，否则不可信，所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而立教。章学诚说：“夫子明教於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徵不信也。所以圣人“教之为事……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於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於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则肄业存於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 章学诚这些论述，实际是原道只宗旨。他原道的目的是为了明经。夫六艺者，圣人即器而存道。
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 以上论述可以知道，“六经皆史”本质上是一个经学的命题，然而因为，是针对“经学即理学”的清初以降对明理学弊端的纠正而后确立起来的学术观点的弊端所作的纠正。对持着“道存于六经”的观念的错误根源进行澄清，并对基于此观点经学的训诂学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以为六经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之所居，六经是历史。至此，一个经学命题转而变为史学的命题。六经本质属性的重新规定，使得经学也转想了史学。
刘兴均先生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是可以信从的，他深入浅出的做了说明：诗经不是纯文学的抒情作品，其中颂带有史诗性质，国风反映风土民情，包涵记事言政的内容。尚书是上古典章制度的汇编。
三、章学诚对以训诂学治经学的学术方法的批判
作为本义之训诂一开始就与先王陈迹联系在一起，刘兴均指出：既然训诂的本义是指先王的古言古道，而六经又是直接或间接记载先王的陈迹，那么，训诂的本旨与六经要义是一致的。然而，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命题确是针对当时以训诂学治经学的学术方法提出的批判。这种批判，本质上说，又不是直接针对具体的方法，而是针对其所持学术观念，也就是“道备于六经”的观念。
章学诚通过对六经进行根本的溯源，以找出宋以来流播的“道备于六经”之论的偏弊，并对以训诂章句的经学治学方法的偏颇做了分析，他说：
夫六艺者，圣人即器而存道；……古者道寓於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
“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穷大道也。” 也就是说，六经不能全部包涵所谓的道的。又说：“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道矣。”他指出了旧观念里边根本的缺陷。
对训诂学的经学研究方法的重新认识和评价，章学诚主要是针对以戴震为代表的训诂学派而言的。他指出：“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君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故不知戴学者矣。”
他提出“六经皆史”的学说，旨在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证以求道的流弊。关于“史”的涵义，他说：“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他论先王之道、法都是府史所守，除此之外，别无他所：“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
他论文章和官司掌故的离合与法道相离：“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於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刘兴均先生在总结传统训诂学的时候，提出“提倡实事求是，反对空言说经”的主张。 这也是章学诚对后世训诂学者的方法论上的启示。
所以，他指出当时学者对求道于六经在认识和做法的三种偏失，概括为三“不知”，第一种“不知”：“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第二种“不知”：“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义者也。” 第三种“不知”：“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於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他提出一条他认为正确的思路和方法“故无志於学则已，君子苟有志於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於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於实用也审矣。” 
所以，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正典也。” “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於空言。”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於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他提出了“史学经世”的主张，认为六经不是空言著述，求道应该本于事物、人伦、日用，而仅仅通过训诂考订六经的途径。这不仅体现他对汉堂宋明经学空疏的厌倦，也彰显了他重实际人伦日用的经学主张，从史学而言，他的史学思想有浓厚的重实践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和精神。
当然，章学诚作《文史通义》，除了有其经学本身的出发点以外，也有他对于史学的反思性总结和发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理论，不是全部肯定，看到他们的不足，并阐发自己的学说。他自序撰书之本意：“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从这个角度说，章学诚在完成经学批判的同时，也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史学体系。从这个意义讲，章学诚的学说对后世的训诂学、经学以及史学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在当代，这些学科的研究目的、任务和方法的明确，都可以从章学诚的学说中获得直接的或间接的借鉴和启发。
四、“六经皆史”的渊源略考
在章学诚之前，历史上曾有六经皆史的相似观点，在这里，略作考察。
隋王通认为《书》、《诗》、《春秋》三部经典，都出于史，并且都有特定的不同的政治功能，他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然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  王通又有论：“ 子曰，书以辨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徳，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藴尽矣。
宋陈傅良有孔子史笔削六经，史与经并衡之论：“然则春秋固不可以无史欤，岂惟春秋，孔氏之述六经也，则以万世之史笔削之焉尔，于《书》，录《康诰》，不录《唐诰》，于《诗》，录《鹊巢》、《驺虞》，不录《狸首》，其甚彰彰者也，史行于天下，六经修于圣人万世之后，史与经并衡焉，有以考吾之所去取者矣，是孔子之意也，《春秋》固东迁之史也 陈傅良是肯定经的史意的，但是对于经史的属性关系，阐述得不特别明确。
元郝经有“六经自有史耳”之论，他没有把经史合一而视，而是对等而看待，认为六经中包含有历史。他从比较纯粹的史学分析了史学的发端和发展，对六经和史的属性和概念，以及他们合与离的发展的关系，论述得较为系统而且明确，他认为经含理，而史显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要综合起来并做到二者的统一，他提出了一套经学和史学的具有学术方法论意义的观点。他说：“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至马迁父子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其后遂有经学，有史学，学者始二矣，经者万世常行之典，非圣人莫能作，史，即记人君言动之一书耳，经恶可并，虽然，经史而既分矣，圣人不作不可复合也，苐以昔之经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经可也，若乃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苟能一之，则无害于分也，故学经者不溺于训诂，不流于穿凿，不惑于议论，不泥于高逺，而知圣人之常道，则善学者也。训诂之学，始于汉，而备于唐。议论之学，始于唐，而备于宋，然亦不能无少过焉。而训诂者，或至于穿凿议论者，或至于高逺，学者不可不辨也。学史者不昧于邪正，不谬于是非，不失于予夺，不眩于忠佞，而知所以废兴之由，不为矫诈欺，不为权利诱，不为私嗜蔽，不以记问谈说，为心则善学者也。古无史之完书，三变而讫于今，左氏始以传春秋，错诸国而合之。马迁作《史记》，离厯代而分之。温公作《通鉴》，复错厯代而合之。三变而史之法尽矣。古不释经，亦三变而讫于今，训诂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三变而经之法尽矣，后世无以加也。但学之而不遗辨之而不误，要约而不繁，得其指归而不异，而终之以力行而已矣。呜呼后世学经者复务于进取科名，徇时之所尚，破碎分裂，经之法复变矣。学史者务于博记，注滋谈辩，钓声誉以爱憎好尚为意，混淆芜伪而史之法复变矣。其将变而无穷耶，其亦变而止于是耶，其由变而经史之道遂亡也邪，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昔人之议，犹若是矧于今之变乎，变而不巳其亦必亡矣 值得关注的是，郝经注意到了以训诂学治经学的弊端。
明王守仁“五经亦史”之说，他对经和史都有属性上的明确认识和规定，他对史的政治功用做了儒家道德上的阐明，史的目的是明善恶示训戒，其所应有的政治目标是“示法”和“杜奸”。他对六经的史的属性的认识，也是从政治功用的角度来阐发，但是他偏重于社会道德秩序。其论兹录于下：“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明王世贞对六经与史有这样的说法：“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冺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他对史，有文献学和史学体裁意义上的区别论述：“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札，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駇，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诔，皆其余音也。附之于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
明李贽的《经史相为表里说》，清袁枚在《随园随笔》也提出“六经自有史耳”。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也提出：“六经皆史也。”他认为六经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非圣人为垂教立言而作。他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等命题，反对“离器言道”。章学诚对史的典章政教属性的认定，可以说，这是章学诚六经皆史命题的枢纽，是打通经学和史学的纽带。近人龚自珍﹑章炳麟等亦倡此说（参见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也论述了历史编纂的问题。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他于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之外，更强调了“史德”。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提出“史学”的“义（历史观点）、事（历史事实）、文（文笔）”三大必须要素。他把史书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书教》），或称 “著述”与“纂辑”（《博约中》），把史与史料明确的区别开来。章学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史法”和“史意”两个史学范畴的区别。《文史通义》是一部体系完备的经学和史学著作，基于经学，终于史学，打通了经学和史学的壁垒，体现了清代中叶经学家从经学研究向史学研究的跨域和突破。他不仅对历史尤其是清初期到乾嘉时期的经学做了总结性的反思，也对唐刘知己以后的史学做了总结和发展，自觉的构建完备的史学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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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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