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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春: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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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春: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
2010年01月13日

　　 大陆学者较早接触、介绍主题学理论的为谢天振先生。他的《主题学》一文，发表于1987年，该文是在作者多年积累的讲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经过了较多的深思熟虑。文章不仅较为系统地介绍、阐发了主题学的产生及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定义、对象分类，尤其是较全面地将理论同大量具体事例结合起来，使得进一步的实际的"形而下"探讨具有较多的可操作性，从而为大陆立足于中国文学的主题学研究起到了指导性的奠基作用。

　　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学界在此领域最值得一提的学者为王立先生。台湾师大陈鹏翔教授，在为其《十大主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版）所作的序言中曾称之为"中国大陆利用主题学理念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最有成就的年轻学者"。王立在这一时期先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展开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席琳迪翁经典学主题学的论文，之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文学主题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等。他的主题学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仅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其论文就有40篇。

　　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十大主题，九大意象，悼祭、侠义和复仇文学主题史，以及目下的小说母题史。与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十大主题"研究，在论著中，他"以抒情文学为材料，针对文人阶层自我的特点，围绕创作主题与对象间的物我主客关系，划分为：春恨、悲秋、出处（仕隐）、怀古、黍离、相思、思乡、惜时、游仙、生死等十大主题。认为此"十大主题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性、延展性，集中了中国文人、中国文学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关强仁参加了哪期情书注与思考。"[19]（《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第1页）因此，他的阐释直接逼近、和揭示了传统文人的文化性格和雅文化心态。为了说明主题的传承流变，十大主题研究还特别注意了其发端、阶段性和各自的代表性意象。

　　其次，他的"九大意象"，作为"十大主题"的续篇，将描述剖析重点移置到构成抒情文学最小元件的词语符号上。在此，王立拣选了具有代表性的九个惯常意象，按其物象来自动植物、无机物、心造虚幻物而选了柳、竹、雁、马、石、流水、海、黄昏、梦作为研究对象。以这九个意象的内蕴及其各自流变，观照文学主题意义的多重复调式的具体表现，进一步洞察文学作品中那些稳定性的文化--民俗投影。总之，从这两部专著，即《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与《中国古代文学九大意象》可见：王立先生致力于从具体的文献、作品从发，将西方关于纪念日的作文主题学理论，运用到中国文学内部的研究中来，努力建构起符合中国民族文学特点的中国文学主题学，这一基本思路给当时，和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正确的学术方向，并打下了坚实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被译介到国内。此书的上编有三篇涉及到中国诗歌的基本主题："诗与时间"、"诗与性爱"、"诗与政治"。松浦友久的著作对中国诗歌主题的概括不是很全面。但正如作者所说：他是从比较文学的视域，"就各国诗歌史所共通的基础的、根本的"主题进行研究，从而探求其国别文学中的"独特性与普遍性"。[20]著者一言以蔽之的设想显然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实际有一定的出入。比如他以"诗与性爱"主题概括中国古人的男女之情，以求在比较文学的"普遍性"之中探求"独特性"。但却忽略或回避了中国古人男性之林希儿的男朋友照片间的友情在诗中所占的比例，未免令人感到惋惜。因为不论从古人的伦理、道德情感倾向，还是诗歌现象来看，友情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甚至于要超越男女之情。

　　同一时期，丰华瞻的《中西诗歌比较》（三联书店1987年版）在将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主要是英美诗歌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中西诗歌中普遍存在而又各具特色的主题："爱情诗"、 "别离与思乡"、"隐居"、"生与死"、"感伤"、"劳动人民的诗"、"战争诗"。（丰氏书中还有"女诗人"一节，是从诗歌创作主体而论，不能称为"主题"）此著文字不多，却也在具体的作品比较里，给人指出了中西诗歌诸多相异之点，给人印象深刻。作者在绪论中说，他的研究重点在于 "它（诗歌）的艺术价值，它的美，它的感染力"（第2页），认为"诗歌的意义和诗情"是诗的中心（第11页）。所以，他对中国诗歌主题学的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我柳岩的胸围有多大们民族的特性，但研究范围和层面都被限制在诗歌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上，未能深入揭示中国诗歌主题的文学、文化魅力所在。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又有陶东风、徐莉萍合著的《死亡•爱情•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问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书中认为："前人通过文学的形式（即我们身处其中的符号世界）表达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而主题则是这种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最集中的审美凝聚。""只有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长河中反复出现、历久不衰的主题，才能称为中国文学主题。这种主题存在于一些惯例化了的意象模式（诗歌）和叙述模式（小说）之中。"本着这样的基本理论，他们将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概括为"死亡"、"爱情"、"隐逸"、"思乡"4种。他们从"意象模式"和"叙述模式"入手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诗歌主题学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而南京江北最新房价以四种基本主题概括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未免亦失之过简。此外，在九十年代末期，围绕唐诗分类展开的研究，也涉及到"诗歌主题"研究，例如1999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浩逊的28万字的《唐诗分类研究》，以《全唐诗》为参考，将其中的诗歌分成17类：边塞、山水、田园、咏物、宫怨、悯农、咏史、怀古、送别、酬谢、赠内、哲理、侠义等。这对分段展开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的梳理和深入研究有很大启示意义。

　　检视这一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尤其近二十多年以来的累累成果，就问题而言，1、在理论层面上的总结提炼仍尚待深入；[21] 2、"中国古典文学十大主题"的内部层次关系仍须进一步地梳理，以使之更加贴近历史的"原生态"。其中就中国古典诗歌来说，文学、文化"母题"与原有的"文学主题"关系还须通过深入讨论，加以明确，取得共识；3、对于中国文学主题之民族文化特性的揭示思念爱人的文章，亦期待有更为贴切的结论。4、正如王立先生所指出的：以陈鹏翔先生为代表的港台学者，固然引进介绍之功不可泯，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憾。概括说来，主要是过于艰涩生硬，多流于照搬，而与我国民族文学实际，尤其是传统文学的范畴、材料结合不够。"--这种问题的存在表明：开展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确实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须披荆斩棘，付出更艰苦的努力。

　　乐黛云先生说："主题学还研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地区的人何以会提出同样的主题；同时也研究有关同一主题的艺术表现、创作心态、哲学思考、意象传统的不同并对其继承和发展进行历史的纵向研究等等。会通中西文学，开展有关主题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22]这段话精辟概括了这一研究工作的内容要点和学术前景。我们认为，借助于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中的dnf开机时间"主题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借助于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主题学研究所积累的丰硕成果，对中国古典诗歌主题作更为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既对进一步开展"中西诗歌"文化比较研究，有重大学术价值，同时，也对现今弘扬中国"诗文化"传统，促进审美和谐的当代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我们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主题学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立足于诗歌本文的解读，从中国古典诗歌史的现象、事实出发，以发现、归纳、总结出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主题，这是最要紧的一个原则。（2）基本主题既要具有理论上的超越性，又要符合中国古典诗歌史的实际，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这些基本主题应该能够反映出中国古人在诗歌创作中的主体性，例如"求仕"之"求"。（3）要具有比较研究的开阔视野，注意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大地震 尸体研究的结合，从我们民族心理、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入手，深入揭示中国古典诗歌基本主题的民族文化内蕴。（4）对中国古典诗歌基本主题进行具体研究要建立在理论与现实相互支撑的基础上，增强研究性解读的厚重感和历史感。于以上的考虑，结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主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十大类：时间、生命、情爱、别离、求仕、忧患、隐居、从军、怀古、娱乐。

　　3、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的分类问题

　　主题分类，对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的"主题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分类"既是处理文献的基本方法、手段，也是思想理论产生的源泉。它从种种"类"的现象中多方比较，来揭示某种理念，形成某种理论；它以"类"的材料为基础，又力避停留在材料的类编之上，以期达成深入内在的理解。比较的思维，说到底即是"类"的思维脑出血的原因，而主题学的研究，说到底即为"类"的探求。在主题学研究的领域内，不同的主题分类常常成为研究者个性的标志，成就的标志。比如，国外学者为了便于进行主题学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行分类，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梵第根的主题研究分类法和罗马尼亚学者迪马的主题研究分类法。梵第根为三大类：①局面与传统的题材；②实有的或空想的文学典型；③传说与传说的人物。迪马则为五大类：①典型情境。如为了天职、不忠、复仇、嫉妒而死，等等；②地理题材。譬如围绕威尼斯这个城市曾有过一系列的文学作品；③传统描写对象。这是指植物、动物、非生物等。譬如西方诗歌中的"玫瑰花"题材，从希腊和拉丁诗，中世纪时期的拉丁、法国、意大利诗到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和意大利诗，从浪漫主义时期欧洲各国诗人的作品，直到当代的一些诗作，此题材世唐山学院女生照片代沿袭，越写越盛。④世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各类人物形象，如民族形象，如土耳其人、犹太人等。职业形象，如士兵、军官、男仆、丫环、名妓等。社会阶层形象，如农民、贵族、无产者等；⑤传说中的典型。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圣经》中的撒旦、该隐、犹大，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堂•璜等。现在，我们要转过身来，回到中国文学之中国古典诗歌的"主题研究"，同样也要从"分类"入手，按照中国诗歌文学的实际情况提出我们的问题，给出我们的答案。

　　（1）古人诗歌类分中的题材与主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人的诗歌类分中，原本隐含着一些诗歌主题研究的因素，当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主题研究。"古人对诗歌进行分类，往往从"题材"入手。所谓题材，"实际上是经过逻辑（并不限于一种逻辑体系）筛选，并按年代加工整理过的素材（Rohstoff）。素材是由一目了然的微粒老是肚子痛拉肚子成分组成的，而题材则是由经理性推敲才可理解的一个个整体构成的。这些整体的可理解性是建筑在''缘由－效果''或''昨日－今天''的关系之上的"。所以"题材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或情节，其中包括人物及相宜的姓名，摆在读者眼前的是生活或生活的一个侧面，就如实实在在的生活或想象中的生活一样。"[23]因此，我们可以说，一种文学题材，本质地说，就是一个生活场景，一个文人生活中的事象。古人将不可胜计的诗歌所反映出的丰富的生活场景和事象加以归纳、总结，便得出了一系列的诗歌题材。

　　题材在古人的文学类分中，常常作为文体的下位概念出现，有些时候，还会和文体混淆不清。近代学者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里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魏晋南朝之际，在"辨别文dnf山东一区枪王体"的文学风潮中，产生了一系列辨析文体的论文、著作，诸如在东汉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影响下产生的《典论•论文》（曹丕）、《文赋》（陆机）、《文章流别集》及《志》、《论》（挚虞）、《文心雕龙》（刘勰）论三十三种文体的相关篇章等等，都涉及到文学作品的体裁类分问题。在以上著述中，"题材"的概念尚不明确，然而，到了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辑的《昭明文选》就大不相同了。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按照文体的分类原则，将它之前的文学作品分为：赋、骚、诗、颂、箴、戒、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篇、辞、序、引、碑、碣、志、状等三十多种文体。在"诗"体之下，又分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讌、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二十三类。在《文选》对诗歌进行的的次级类分中，诗歌题材凸显邢台人才网首页出来，成为主要的分类标目。而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细致延伸，也错杂其中，诸如补亡、百一、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诗歌体裁便是混入题材之中。不过，毫无异议的是，大部分的题材反映了"生活或生活的一个侧面"。诗人通过诗中描绘的生活场景或事象，表现出他们对主客观世界（包括自我、他人、自然、社会、历史等）的情感把握、价值判断和哲理思辨。在题材中，隐含了主题的某些因素。

　　以"军戎"类为例，《文选》著录王粲《从军诗》五首。史载"建安二十年三月，公（曹操）西征张鲁，鲁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郑。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通常认为这五首诗"主要描写诗人几次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诗歌再现了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国效力的意愿。"（袁行龙之谷最新公测时间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其实，组诗最为动人的地方，还是诗人以艺术的方式描绘出自身在战乱中漂泊东西、妻离子散的生命体验，残酷的社会现实与崇高理想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带来的情感张力。其中的第五首写道：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雚蒲竟广泽，葭苇夹长流。日夕凉风发，翩翩漂吾舟。寒蝉在树鸣，鹳鹄摩天游。客子多悲伤，泪下不可收。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廛里，女士满庄馗。

　　建安时代，军阀割据，群雄逐鹿，"征夫"们被卷入战乱的洪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冒着朝不保夕的危险南征北伐。漫长的征途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惨象令他们对家乡、亲人充满了担忧和挂念：自身的朝不保夕、亲人的生死未卜、情人汶川大地震禁播分离的苦痛、田园荒芜的感慨，……征夫心头可谓百感交集，而无尽的忧思、愁苦积郁沉积，最终爆发出"自非圣贤国，谁能享斯休"（其五）的愤激。诗人在这几首诗中表现的不仅仅是个人情怀，而是整个时代的刻骨体验、集体情感--对战乱的恐惧、厌弃，对和平的渴求、向往，改变现实的理想、决心，在现实中碰壁的无奈、痛苦。这正是刘勰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的时代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王粲诗中"哀彼东山人"等用《诗经•豳风•东山》的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这种建立在类似的生命体验基础上的诗歌之间的"互动"，促成了此类诗歌在情感表达上的熟化与惯例，也相应地形成了同类诗歌的基本主题--从军、或战争。"互动"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是后出诗歌对先前诗歌在意象使用、语大地震女孩尸体言表达上的沿袭和摹仿、引用；先前诗歌的意象和寓意也因此更加稳固。诗歌中的用典或同类题材诗歌中的高频意象都是这一"互动"的结果。

　　（2）中国诗歌的"主题"生成与类分"困境"

　　在"互动"中，同一基本主题下的诗，又都保持了相对的个性和时代特征，因而各具魅力。对此，古人的诗歌论著也有所触及。清人金德瑛在评论古人"共赋一题"时，以陶渊明、王维、韩愈、王安石四人的"桃源"诗为例说：

　　凡古人与后人共赋一题者，最可观其用意关键。如桃源：陶公五言，尔雅从容，"草荣"、"木衰"八句，略加形容便足。摩诘不得不变七言，然犹皆用本色语，不露斧凿痕也。昌黎则加以雄健壮丽，犹一一依故事铺陈也。至后来王荆公则单刀直入，不复层次叙述，此承前人之后，故以变化争胜，使拘拘陈迹，则古有名篇，后可搁笔，何用多赘。诗格固尔，用意亦然。前人皆以实境点染，昌黎青海玉树地震死云："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则从情景虚中摹拟矣。荆公云："虽有父子无君臣"，"天下纷纷几经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后人须精刻过前人，然后可以争胜，试取古人同题者参观，无不皆然。苟无新意，不必重作。世有议后人之透露，不如前人之含蓄，此执一而不知变也。[24]

　　金德瑛这里所说的"共赋一题"，即古人对于已有诗题进行的再创作。然而他论述的"桃源"一题，却涉及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基本主题--隐逸，因而他对此所作的阐释，实则关系到古人对于同一题材、主题的处理方式问题。金德瑛指出了在重作时必须"须精刻过前人"才能有"新意"，否则就"不必重作"。然则"以变化争胜"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偏离主题，即金氏所谓"一一依故事铺陈"。这显然是从"诗格"（即诗法、诗艺）的角度展开的论述。

　　同一基本主题下不同作品的互动--程千帆先生归纳为"主题湖南省领导人才的异化和深化"[25]--使基本主题一方面更加深刻，另一方面产生分化，构成另一些主题，即类分主题。"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用《桃源诗》展现了"小国寡民"的隐逸思想和主题。"王维诗是陶渊明诗的异化，韩愈诗是王维诗的异化，而王安石诗则是陶渊明诗的复述和深化。"（同前）后三者分别演绎了神仙道化、揭露桃源神仙虚妄等类分主题和个别主题。这些主题下的作品一起汇聚，便形成了诗歌史上某类基本主题洋洋大观的景象。

　　《昭明文选》之后的一些诗文总集、别集和诗论著作，在对诗歌进行分类时，大都沿袭了它的做法，只是在诗歌题材分类上更加细致、更贴近文人创作"场合"（感发情境）和诗歌的表现功能。换言之，古人侧重于从诗歌的功用，即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来对诗歌进行分类。[26]一首诗用来表达离情别思，它便被归并到"别"、"送"等类；一首那一年那一天徐誉滕诗是歌咏花草葱茏，生机勃勃，它便被归并到"花木"类。这种非文学的分类方法具有"因功用而异"的随机性特点，只要诗歌承担一种功能，便有一种诗类被划分出来。因此，古人的诗类越来越多，他们的类分也因而具有无限性的特点。例如宋代宋敏求所编《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其歌诗分为：古风、乐府、歌咏、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等类。宋人题为 "王十朋龟龄纂集"的《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则分为：纪行、游览、古迹、咏史、述怀、寓兴、书事、闲适、贻赠、简寄、酬和、酬答、送别、燕集、怀旧、仙释、庆贺、伤悼、禅语、嘲谑、时序、寺观、居室、花木、泉石、书画、题咏、咏物、和陶、乐府。[27]

　　如此细致的诗歌类分方法，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古典诗歌所涵纳的生活境界越来越开阔，其表现功能与时俱进，渗入到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也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反映出类分者对诗歌认识的相应变化："观其所自，多因含冤遣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白居易《序洛诗》）就中国古代文人诗歌来说，白居易这里所说的"含冤遣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文人一生经历的所有可能的内容，--诗被广泛地应用于抒发各种各样的人生事象和感怀。这四句话等于是白居易代我们"提炼"的中国古诗之"基本主题"。

　　所谓"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是遍览各类诗歌后对诗本质的抽象认识。古人对诗歌表现内容、情感蕴涵和功用的体察如此细腻，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类分越来越细，例如北宋阮阅的《诗话总龟》分诗为43类、姚铉《唐文粹》"古调"中列有64类、清人张元济等辑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单是杜诗的分类就达到72门之多。"言志"、"缘情"是中国诗学对诗歌本质的高度概括，"文思念旧情人的句子"依"情"而类分，"情"有多少，"文"类便有多少。人类之情代代新生，如此一来，从功用立场出发的传统分类就像是"夸父逐日"一般地疲于奔命，而事倍功半。对"一时"之写者和读者有用，对"过时"的读者尤其无用。总之，这种"类分"所给与后来读者的帮助越来越因为它本身的琐细，繁杂而变得很有限了。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有言："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古诗不是"归趣难求"，便是"无迹可求"，再加上这样一种"乱眼如麻"细致分类，这对"快节奏"人生的现代读者来说，就只能"望洋兴叹"，"望而却步"了。

　　这样说来，从古人繁琐的诗歌分类里摆脱出来，探究借助"主题分类"，给现代的读者以最大的阅读方便，应该也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明代的何良俊说："六义者，既无四川工程造价信息网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则寄在冥漠；求之於远，则不下带衽。"（语见王世贞《艺苑卮言》）蕴含在形象层面之下的情思和兴寄难寻，一直困扰着中国古人。今天我们要穿越历史的隔阂，贴近古人的心灵世界，就必须解开"归趣难求"的绳结，探寻一条合适的解读诗歌，普及古代诗歌文化的有效途径，而开展"主题类分"的研究似乎已经成为这一领域里的"当务之题"。

　　（3）白居易的诗歌分类与观念诠释

　　在检视传统诗歌分类方式、特征的时候，我们特别指出，导致这种分类走向越来越琐细繁杂的根本原因在于古代诗歌编辑分类者一个十分朴素实用的理念："情发于中，文形于外"，诗类依"情"而立，而心中之"情"源于外感，于是感发的"场合"、"媒介"往往成了这种分类的最后根据。我们读唐代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光我们结婚了 强仁 sj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穷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其后，清代，著名的诗评家叶燮在其《原诗•内篇》（卷一） 亦有云："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指杜甫）有其胸襟以为基。"把这样的阐述与古人的诗歌分类之标目相对照，其中相呼应之处，恰到好处地把这种看似琐细的分类缘由暗示给了我们。

　　在古人纷繁复杂的诗歌分类方法、观念中，活跃于中唐诗坛的大诗人白居易，其诗歌类分可谓独辟蹊径，耐人寻味。他在《与元九书》中这样写道：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奥匈帝国地图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讽谕诗注重反映种种政治社会问题，如向帝王，或当权大臣进行讽谏（关于美刺兴比者、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属于他官场公务活动范围内的见闻感想；闲适诗则表现其暂离政务休闲在家时的悠闲恬适生活和心情（或退公，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感伤诗表现亲朋聚散丧亡等使人悲悼之事（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杂律诗即样式较为繁杂的律诗（白居易的律最感人的作文诗，体式多样，从句式分，有五言、七言的，从篇幅长短分，有十韵以至百韵的长律，有四韵八句的流行律诗，有二韵四句的绝句）。

　　白居易的这种分类方法颇为后人所非议。从表面上看，白居易的诗歌分类虽然简单，但是标准不统一，似乎重复着《昭明文选》的"错误"，即前三者从诗歌内容、题材划分，后者是根据诗歌体裁分出的。因此有些"无理"，但是作为一个驰名诗坛、熟谙诗论的大诗人，会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自取后人诟病呢？对此，王运熙先生分析的非常透辟："实际上他是先把诗作分为古体诗、近体诗两大类，然后再把古体诗大类按内容分为三类。白居易最重视讽谕诗，他把古体诗划分为三类，把讽谕诗四卷列在集子最前而，以突出其地位。……以体现他诗歌首先要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这正是他当时的苦心孤诣。对此我们应对他具有一种''了邢台百姓解之同情''。为了避免烦琐，白居易没有用''古体•讽谕诗''、''古体•闲适诗''等标题，因而容易引起后人误会。"[28]

　　既明此意，就不难理解白居易对于《昭明文选》问世以来流行的诗歌分类观念的继承与超越了。首先，他承袭了先明文体、后分题材，文体之下划分题材的分类方法，是为其对传统的"承"；其次，他为了突出其文学主张，凸显讽谕教化诗的地位，将题材、内容分类的标准作为重点，是为其"创"。再次，他最大的创造在于突破了繁琐的诗歌分类模式，从诗歌描绘、抒发的情感和生命体验入手，把握了诗歌"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本质并以宏观的视野将各种情感类型加以限定，概括并确定了一些中国古典诗歌最基本的"主题"类型，有利于后人对其诗歌文本的情感、文化内涵进行较为准确的解读。这是他同时代甚至是后来者所不及的。他说：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关于励志的文章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脑出血前兆。

　　从以上自叙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反复陈述的是他在诗作中寄托的理想、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在践行之时的内心体验、情感指向："意激""思澹"等等。他一篇之中再三致意"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反复强调"微之知我心哉"，就是出于"曲高和寡"，无人知己。事实上，白居易"但伤知音稀"的忧虑得到了验证。从后人对其评价来看:中唐至宋初，诗论家们对其诗作各方面基本持称扬态度。此后他则遭到愈来愈多的批评，大致从北宋中期开始，出现不小规模的对其诗作审美表现的批评之声。进入明代，诗学批评的意气化色彩明显增强，白居易及其诗作基本处于被否定的局面，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即主题理解的问题了。[29]

　　因此，白居易这种陈述己志的诗歌分类方法，除了是突出其注重讽谕教化的文学主张外，还寄李连杰动作电影全集寓了帮助后人理解自己诗作的希望。一个诗人对自己内心世界及其艺术表现形式--诗歌--的剖析，对于我们走进他的心灵、情感、哲理感悟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上文中我们提到了"蕴含在诗歌形象层面之下的情思和兴寄难寻，一直困扰着中国古人"的问题，或许可以从对白居易诗歌分类方法的思考和借鉴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白居易从诗歌描绘、抒发的情感和生命体验入手将各种情感类型加以限定，概括并确定了一些基本的诗歌"主题"类型的诗歌分类方法带来的启示引导着我们走向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的道路。

　　注释：

　　[1] 参见陈鹏翔《主题学研究回笼--序王立的〈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和〈中国古典文学九大意象〉》，见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笔者注：指处理的"手法和方式"。

　　[3]马幼垣《三现身故事与汶川感人事迹作文清风闸》，（台北）《联合报》1978,4,11－12。

　　[4]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版。

　　[5]王立《关于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些思考》文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4。

　　[6]《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

　　[7]《比较故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8]《浙江学刊》，2000,4。

　　[9]《民间文化》，2000,7。

　　[10]〔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125页。

　　[11]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见于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12]门罗•C•比尔兹利与尤金•H•福尔克的说法，转引自乐黛云先生《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3]王立《中国文学主题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4]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见《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

　　[15]贾祖璋《鸟与文学》，上海书店1982年版。

　　[16]王立《关于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些思考》，见《中国比较文学》1999，4。

　　[17]见刘荫生编《中国文学八青海师范大学就业网论》，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

　　[18]〔美〕刘若愚《中国诗学》，韩铁椿、蒋小雯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9－79页。

　　[19]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同上，第1页。

　　[20] 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序言》，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21] 陈鹏翔先生九十年初曾指出："中文世界所从事的仍是非常传统的主题史或相当基础的主题学研究。我们仍旧缺少对理论的深入探讨，中西类同主题的系统性比较研究。"

　　[22] 引自《我的比较文学之路》，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5期，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23] 〔美〕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4] 语见陆以湉《冷庐杂识》，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试系年集释》卷八《桃源图》注引。

　　[25] 程千帆《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

　　[26] 按：古人从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划分文类的问题，今人青海震灾义演论述中亦有涉及者。如郭英德先生《历代〈文选〉类总集的分体归类--中国古代总集分体编纂体例考论》一文中提出中国古代文体的"功能命名法"："中国古代文体的原初命名方式大都是功能性的，即人们根据自身一定的行为方式为相应的文体定名。许多古代文体的名称，原本不过是动词性的词汇，其本意盖指向于一种行为方式。……在中国古代，为适应社会上相似的普遍的行为方式而采用的具有一定功能特征的文本，即被命为同样的名称，这就是''功能命名法''。"

　　[27] 引自刘尚荣《<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考》，《社会科学战线》 1982年第二期。

　　[28] 王运熙《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2003年第五期。

　　[29] 胡建次《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白居易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1年第2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