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的两价性（ambivalence）：学问或是统治道具
-以目录书经部为中心
李悠罗


1. 绪论
  中国传统社会对‘经’的认识和评价有了不断改变了，并且在经典研究方向和‘经’的地位上也有变化。目录书反映制作当时的学术情况而收录以前时期的学术、历史、政治、文化方面的所有的情报， 这的确是一本很独特的著作书。包罗全学问的目录书，不但是一本古代学者们的学问入门书，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目录学、文献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但是综合学问的产物即目录书响应当时政治权力的需要而编纂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核心就等于文化权力，在统治者的眼里，目录书是一个正当化当时权力层的权威和正统性的最合适的手段。目录书的这种复杂性在‘经部’最明显地显现出，因为它给统治阶级提供理念的根据。在此，本文通过分析有代表性的三个目录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考察经的意味、学术情况、学术思想的变迁及经和政治的关系等。然后本文考察‘经部’的复杂的性格和从汉代到清代的经部发展的大规律。

2.《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以下称《汉志》）取法于刘歆的《七略》， 可缺少了‘辑略’一部分。《汉志》分6大略、38小类来著录当时国家所藏文献，在每略和每种目录之后附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各大小序言。《汉志》六经和其解说书排在第一列，此后在诸子略、诗赋略、方技略等项目下，使形而下学的、实用的学问接着排列。《汉志》按时间次序分类书籍，还有，在每一家之后有‘小序’，以此‘小序’说明每家的学术内容和学术源流；每一略后又有‘总序’，以此‘总序’综合评论每一略的要旨。可以说，各个‘总序’和‘小序’是一个小学术史。贴附序言的传统直接影响到以后的目录书体裁。此外，《汉志》在各种之末总计著者和书籍的数量，‘省’、‘出’、‘入’的方法来提供更具体的说明。《汉志》的大概的形式是如此，那么《汉志》经部的性格是什么？

1）六艺略的名称
历代中国目录书收录‘经’的项目名称不同，《汉志》把‘经’书放在六艺略，《中经新簿》放在甲部，《七志》放在经典志，《七录》放在经典。《隋志》命名经部以后，其类名字才固定下来了。那么，这些名字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先秦文献很少有‘艺’跟‘经’同义的情况。《诗》、《书》、《论语》、《孟子》、《荀子》诸书里‘艺’字以‘树立’、‘才能或技术’的意思来被使用了。到汉代，‘艺’和‘经’经常并用，被认识了同义词。‘艺’和‘经’合在一起的‘艺经’单词在《史记 卫世家》、《史记 儒林列传》、《汉书 郊祀志》、《说文解字》序等汉代文献上经常出现。班固是东汉学者，他自然会立足于这样的时代认识，决定分类项目。但是本来六艺指的是统治接班人才应当必备的六个技艺，即表示礼、乐、射、御、书、数，亦即六门学习课程。春秋时期，孔子把这六门课多次整理，完成为所谓六经。在章学诚看来，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 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尊奉而称经。至于《论语》、《孝经》、《尔雅》，则非六经之本体也，可以与六经相表里，而不可以与六经并列。  根据章先生的意见，我们可以猜测；虽然汉代混用‘艺’和‘经’，但是‘经’不能包括孔子书、小学类书籍，所以班固已比较宽容的分类项目‘六艺’来概括六经和其他书籍。可是，经过魏晋南北朝，随之小学、经典解释的发达，《隋志》把六经、《论语》、《孝经》、小学类放在‘经部’下。

2) 六艺略与汉代经学
今古文学派的争论热烈的当时，六经和诸子书的区分是格外重要的问题。时人以为包含六经的六艺略是古文，诸子略等是今文，因此可以说六艺略比诸子略被收录早一些。但是汉代的儒学响应於树立皇权的正统性和帝国秩序之权力的要求，所以经学更加发展。加上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而巩固其政治上的地位。这样的背景表现不只今古文的次序而政治目的也对六艺略的顺序给影响。在汉代，统治权力和儒学之间有某种的结托。儒学庇护当时再编的帝国秩序之正当性，同时政治权力为儒学保障独占的权利。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汉代儒学，可以说本来有一定的权力倾向之学术思潮。经过这样的过程以后确立的汉代经学略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学的三门学派。它们虽然互相反目，但是究竟为了维护体制的同一目的，形成有机的协力关系，而主道汉代学术史。其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与结合最为突出。汉朝需要体系化统治理念，安定体制和社会，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今文经学抬头了。古文经发现，为了解决今文经学的矛盾，古文经学出现了。这两个超过单纯的学术次序，跟当时的政治权力很有密切的关系。两汉初期，掌握权柄的董仲舒提倡‘微言大义’的方式，以再解释经典，至於服务政治权力。可是两汉末期的新兴权力主体王莽需要代替今文经学的新理论，因此置重於历史考证和训诂的古文经学被重视。这样的汉代经学之展开样相在《汉志》上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汉志》是根据《七略》而编纂的目录书。所以在该书里，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立的西汉经学界情况容易透露。例如小学类著录有关今古文经学的书籍无遗，后序客观地说明当时今古文并立的学术情况。但是《汉志》表示重视古文经的倾向，因为该书在古文经得势的东汉时候为古文经学者班固所编纂。在《汉志》六经排列的顺序跟古文经学者所主张的六经排列的次序一致。而且除了易类、诗类、乐类、小学类以外，在另外的小类我们可以看到古文经排在书目最前面，这事情反映古文经的影响渐增的情况，而且表示古文经学者班固个人的见解。总之，《汉志》六艺略不但客观地说明西汉时期的学术情况，而且透露编纂者的重视古文之意识。

3)《春秋公羊传》：统治道具
《汉志》最重要的编纂目的是一统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的混乱局面，以至确立皇权的正统性的。特别‘经’不是单纯的学术书，就是神圣和正统的象征，同时，那是权力的强力的武器。《公羊传》的意义上大一统这个概念最为重要。精通於《公羊传》的董仲舒向武帝积极推荐用《公羊传》为统治的基本教范。《公羊传》提供了维护社会秩序和阶级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典型，而这个跟追求强力的帝国统治的武帝之目的符合。春秋类虽然著录《公羊传》、《榖梁传》，但是有关公羊学的书籍更多。 这个事实意味在汉代重视《公羊传》，因此研究《公羊传》的风气很大的情况。《公羊传》的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统，内含多种意味。其中比较大的意味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被儒家之统一和被帝国的政治上统一。这些概念都是汉朝统治上需要的。《汉志》没用‘史类’名称，《春秋》和别的史书著录於春秋类，这表示重视《公羊传》的事情。很多学者以为当时史学不发达而史书不多，因此不称史类，把史书属于春秋类。但是司马迁已经著述《史记》，而且《春秋》很久以来被重视。在汉代，被理想化的周代之历史记录《春秋》其地位曾提升到神圣的境地。《春秋》已经持有最理想的历史典范之意义，班固用《春秋》的名义通称史书类，以表现希求理想国家的古文经学者之愿望和统治权力的正统性。考虑《隋志》以后史部的名称公式化的现象，我们觉得在《七略》和《汉志》的很多方面编纂者的主观意图隐藏著。到了汉代，对目录书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渐增，这样的感觉微弱了。

3.《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以下称《隋志》）跟《汉志》不一样用经史子集四部体裁作成目录，后来大部分的目录书沿袭《隋志》的体裁 。《隋志》算确立四部分类体裁。但是最初用四部分类者是《隋志》著录的郑默所作《中经簿》 。除了《七略序》的简记，对该书没有传来的内容，我们不知道分类体裁如何。后来西晋荀勖在《中经新簿》整理《中经簿》以甲、乙、丙、丁部分类所有的书籍。《隋志》受到《中经簿》的影响而确立四分法。《隋志》除了四部以外，还以附录的形式加上道经部和佛经部。《隋志》含着这个附录分类总6,520部56,881卷的书籍。跟《汉志》的规模比起来，我们可以知道对书籍和学术的研究其间很活泼。

1）经学研究的发达
《隋志》经部跟《汉志》不一样大量收录集注、集解、音义、义疏。我们要注意的是音义和义疏的出现。从魏晋时期对音的关心抬头，许多有关音韵方面的书籍编纂起来。这个时期有关小学方面的书籍跟以前的书籍之注意文字、训诂的不一样，变化到专门研究音韵学的书籍。这现象跟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学术情况有密切的关系。首先，研究经学需要声韵方面的知识。汉代以来，统治者为了教育百姓与巩固王朝的正统性重视经学。研究与学习经典需要对文字、训诂、声韵的基本知识。因此，究明经音与释明经义的音义书出现了。而且在东汉末流入的佛教兴盛，同时梵语拼音原理传来，很多儒学者从事注释与翻译佛经。这过程中对佛经读音的研究活泼地进行了。最后，到了魏晋齐梁，韵文的各种体裁成熟起来，在唐初，近体诗和骈丽文的韵文规律确立了。在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一种同音字典的韵书出现了。以后大量的音义书出现，其根本目的在於为了教化百姓与统制思想，极大化经典教育的效果。义疏发达的最大的原因在於汉代的‘传’和‘注’的文字旧而封着难懂的情况，甚至给统治者讲论经典的时候需要附加说明。因此注释家注经与解释古传和古注。为此，义疏发达的事情告诉我们义疏跟政治教化上目的有密切的关系之事实。
还有，我们还得注意的是《尔雅》的位置。虽然它是十三经之一，但是它的根本性格是一种训诂或字书。《汉志》和《隋志》把《尔雅》、《小尔雅》、《古今字》放在《孝经》类和《论语》类。以后，《新，旧唐书 • 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尔雅》放在小学类。我觉得对《尔雅》的认识从神圣到实用性逐渐变化了。随着音韵和训诂研究的发展，对《尔雅》的认识变成更科学的、客观的。
此外，《隋志》著录了许多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图书。例如，翻真语一卷、河洛语音一卷、鲜卑语五卷 等等。 这表示汉以来增加了对于少数民族的关心，且表示唐代人的对少数民族的比较有深度的理解。这可能是因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还有，《隋志》收录了有关通俗语言、民间语言和外语的图书。 这表示国际的大帝国唐朝的开放性和互惠的对外政策的一端面。

2）不同的定型化；《五经正义》
经学受魏晋时代玄学，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道教的影响，和汉代相比经学是不同样子。
到南北朝时代， 在政治方面南朝和北朝对立，经学又分成为南学和北学。南北朝的经学，因为在地区和文化上有差异，在学术思想方面也显出差异。南朝重视玄学，同时容受汉学。南朝重视经典的义理，所以在义疏学方面非常发达。反面北朝固守汉末的传统，少数民族来到中原后持续研究儒家的经学和文化，北朝经学的重视汉学而多研究典章制度和章句训诂。以后到了唐代，在地理和政治方面实现了统一，同时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统一也被需要了。尤其是关于经的解释和研究被进行到某一程度， 经学上的统一成了紧急事项，所以唐太宗和高宗召集了天下的儒生、儒书，让他们编辑《经籍志》。同时让孔颖达和其他儒学者编辑《五经正义》。以此，可觉察出想要通过经的统一完成政治统一的欲望。尤其是因为南学和北学对立，在经学上有不同意见，所以编辑五经正义成了紧急项目。可以说《五经正义》和《隋志》有着共同的目的，如此的政治目的记录在《经籍志》序上。《隋志》强调着开广道和经典的政治效率。照此编辑者重视治国治身，而没使用浅薄的内容来治理老百姓，使用了符合目的的内容。孔颖达大部分已南学为本，使用北学来补充内容。  像班固以古文学者的立场来编辑了汉志，孔颖达也以南学的立场来编辑了《五经正义》。这一点可以说一个《五经正义》的限制。还有，经典解释的定型化工作是具有强制性的，这也是一个限制。通过《五经正义》和《隋志》的编纂背景，我们可以了解到唐朝的强力的统一意志。

3）附加谶纬类，重视《孝经》
《隋志》经部有《汉志》没有的‘谶纬类’。姚名达对此发出了疑问：“既非圣人之书，何以混列一部？”  汉代以来谶纬、以谶解经盛行，汉成帝时有所谓六经六纬，所以《隋志》算客观地著录汉以后的谶纬盛行的学术情况。从另一个侧面上看，《隋志》之所以设立谶纬类，是因为唐人的思想的开放性。唐代已继承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的多样性，儒佛道三教并盛。尤其是道教的影响极大，它成为国教，即唐在政治理念积极利用儒教而在宗教、文化方面推崇道教。还有，唐代是一个世界性强的帝国时期，唐朝跟外国、异民族建立了比较互惠的关系。唐朝的这么宽容的思潮，这就是谶纬类占有经部的一部分之原因。
又值得注意的是《孝经》类与《论语》类之次序。《汉志》按着《论语》类-《孝经》类之次序收录这类图书，而《隋志》按着《孝经》类-《论语》类之次序著录之。孝的基础原理在于我与父母之关系，该基础关系会扩大到百姓与国家之关系。即为维持封建阶级和其伦理，孝是核心的、直接的教导，故统治者渐渐认识到《孝经》的重要性。《孝经》类序也表明孝的重要性 ：“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只，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  甚至，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重视孝经，以后绝大多数书目都将《孝经》类置于《论语》类之前了 。 

4.《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分四大类，每大类又分若干二级类目。有些二级类目，还细分为三级类目，甚至四级类目。一、二级类目前面有类序，三级类目后面有按语，简要地介绍了该类著作与分类的原因。《总目》新设独特的项目，就是‘存目’。《总目》所著录的图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收入《四库全书》中，二是未收入《四库全书》中而在‘存目’存其目。以‘存目’的设立 《总目》能著录比较完整的图书情况。但‘存目’也有直接表现编纂者的评价之作用。此外，《总目》每种书都有一篇提要，介绍作者，说明个书之大旨以及版本情况。

1）乾隆帝与《四库全书》
  清朝以文字狱与文化事业克服了文化水平差异造成的葛藤，还有在政治上获得了吸收汉族的成果。尤其是，乾隆帝为了编纂《四库全书》动员了许多汉族学者，利用了他们的知识。这先是综合历代图书的文化事业，从别的观点看，这又是异民族皇帝把所有的汉族历史、书籍、学问、文化等放在他的权威下之行为。《汉志》与《隋志》也有一定的政治性，可是异民族王朝的目录有着不同的脉络。这是因为中国保持了知识与权力接在一起的独特传统。 施布所谓汉族经典说的德治是不能随便废止的神圣之传统。在民族的自豪感和稳定的政治之岔道，满族皇帝一直有着很多苦恼。因此，他为了解决满汉之间的矛盾，通过检查方式，删除了表现汉族的对于满族传统与习惯的蔑视之历史记录。同时，他收集天下所有的书籍，然后按照自己的目的把图书整理了。这两政策正反映他对文子的信念；即以为文子是正当性的根本的。
因此，乾隆帝始终不渝地大力提倡经学，据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间，请内府所刊定的钦定图书有二十七种，九百五十三卷的经部书籍。 这些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出版事业产生了新职业，这就是专门学术研究员。这研究员是失败科举的儒生、差等职级的汉族官吏等等。他们参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私家图书编纂。这些出版热气促进了使汉族学者参加《四库全书》编纂。

2）《总目》经部与清朝学术情况
在《总目》经部里，值得注意的是五经总义类与四书类的新设。《隋志》把五经关联图书放在论语类之末，《元志》把五经与四书关联书放在经解类。到《总目》，这些图书占有了独立的类目，甚至其类名也变得更明确了。这演变反映被宋代朱熹提倡的宋学之痕迹。《总目》主编者纪昀是汉学学者， 他排斥形而上学的宋学，研究实证的汉学。本来原始儒家是一种生活哲学，到宋代，接受道教的宇宙论与佛教的心性论之影响，变成了思辨哲学的宋学。纪昀在汉学的基础上试图新的经学研究。他的学术倾向与当时复古主义相连着。通过将宋学的图书放在具体的类目下的方式，他也许希望截止宋学的痕迹，即为了提倡汉学，把宋学整理好。梁启超详细地说明了这些汉学：“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而征引材料，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解释古文本然意义。为了了解古文的本义，考证、训诂、校勘、辑逸等作业是必修的，这点影响到《四库全书》的编纂。大部分学者想汉族之所以参加《四库全书》事业，是因为经济的理由、消除学问不运之郁愤等的。这也是有道理，可我想皇帝的脱皮民族的、文化的自卑感之欲望与汉族学者们的对自己文化、传统之自豪感之融合是《四库全书》完成的动力。更重要的是纪昀等学者们为了按自己的目的引导皇帝，汉族学者们一直且巧妙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汉族学者们收集自己的思想传统、加以评价、获得强化自己的哲学运动的机会， 可以说，这些都是汉族学者们自己争取来的。从表面上看皇帝一人决定了《四库全书》编纂的开始，可是这决断已吸收汉族学者的想法。但是，他们不能完全崩解清朝的政治之目的。例如，《总目》经部比较重视宋元代图书而批评明代图书。具体地说，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明代图书量比较少而在‘存目’的明代图书量比较多。清朝用武力征服明朝，在清朝的立场来看，明朝应该是被否定、指点的对象， 因为明朝的牺牲是可以保证清朝的正当性和当为性的基本。

5．结论
我们通过考察《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三部目录书的经部了解一点‘经’-学问-权力的关系和性格。这三部目录书的经部发展的主要规律和性格可以分为三个特点；第一，非经典的经典化。从孔子把易变成为易经以来，经典的种类和各经典的解说书发展起来。第二，独立学问的地位性越来越强。经典化的最大动力是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经’的胎生的性格也是政治的，但是如《隋志》经部里有的多量的经典解释书，‘经’的纯粹学问的研究逐渐发展。 第三，‘经’的两价性。我觉得这些目录书的一个特点是学问与政治的矛盾的同居。在保障学问的自由之条件下，学问就持有纯粹性。但是，在成立文字与权力的等价关系之特殊情况下，学问与政治建立共生关系。虽然经学和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是不能算经学就是政治的产物。如太极图或买比乌斯带，经学和政治有着互相疏通、循环的结构。这特点可以叫‘经的两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