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及其对宋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摘要：宋代理学兴起，理学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创作也不例外。理学注重内在修养，追求一种圣贤人格；理学家的文道观强调“道”的主导地位，这些都影响着宋代小说创作，小说中发散着理性的光辉，伦理道德说教的意味也较强。
关键词：宋代理学  文道观  伦理教化  宋代小说

晚唐五代时，社会动荡，诸侯割据，纲纪败坏，士人多谋官利，不讲名节，以臣弑君的事件屡屡发生。这些政治行为严重地背离了儒家的三纲五常，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皇权，使江山社稷长存，重振纲纪势在必然。
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又蓬勃发展，宋朝统治者重文轻武，科举取士的名额相比唐朝大大扩充，士人的地位也得到很大提高，儒学复兴的队伍较庞大。宋朝的儒学在原始儒学基础上，吸收佛学、道家和道教学说而形成，称为新儒学，又称理学。理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体，比传统儒学更具有思辨性和哲学意味。理学主要有道学和心学两派，北宋的理学当时被称为道学，南宋时期理学分化，朱熹继承二程发展完善了道学，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则成为心学的始祖，自南宋后期始，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理学对中国近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领域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李泽厚把宋明理学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奠基期，代表人物是张载；成熟期，代表人物是朱熹；瓦解时期，代表人物是王阳明。任继愈则认为，“理学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它是我国特定时期（公元十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哲学史断代的统称。”。本文主要围绕宋代程朱理学展开论述。
一、理学的发展
北宋理学发展初期，理学家很注重道统问题，他们跳过汉唐，以孟子的继承者自居，意在拯救圣人之学。程颐云：“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以斯道觉斯民。……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①这里程颐盛赞程颢传千载不传之圣学，使之大明于天下，一方面体现出二程自信而又自负的心理，一方面体现出二程以传播发扬圣学为己任。圣学可以辨异端、辟邪说，可以造成善治，可以培养真儒。可见二程的理想，也正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理想不仅是埋头于学术研究，还在于积极为社会建构一种规范，为国家太平出谋划策、奉献自己的力量。
再看看《宋史•道学传序》：“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如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这里极其推崇道学，对道学的发展流变、师徒授受的继承创新都有一个清晰的阐述，并认为二程真正奠定了道学，使之大明于天下。道学以继承圣学自居，同时将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和修身养性的要求发挥到了极致，“内圣”的追求成为重心，即追求一种圣贤人格。道学的核心就是心性道德的充实与完善，以求成圣成贤。这种圣贤人格主要体现在“仁”、“诚”、“敬”、“存天理灭人欲”这几点上。
“仁”作为一种品德，是儒家一以贯之的追求。《论语》里孔子多次言仁，比如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②在家庭生活里，仁表现为“入则孝，出则悌”，尊敬长辈，关爱小辈，待人彬彬有礼。孟子的四端“仁义礼智”，是人性善的表现。宋儒继承孟子的性善论，同样认为人拥有“仁义礼智”四端，加上“信”，成为五常，是日常伦理道德的要求。朱熹说，仁本心之全德也。仁以德言。仁在于心，不在于事，心里若有一毫修名为人之意，便是私心，不可为仁。
“诚”在儒家经典里也多有论述。孟子论“诚”：“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③这里“诚”，有两层含义，首先指一种道德价值，指内心的纯真无妄，其次有一种本体的意味，是“天之道”。《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里“诚”是圣人与生具有的品质，而普通人则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够达到。
贺麟先生曾说：“儒家的所谓仁，比较道德意味多，而所谓诚，则比较哲学意味多。《论语》多言仁，而《中庸》多言诚。所谓诚亦不仅是诚恳、诚实、诚信的道德意义。在儒家思想中，诚的主要意思，乃指真实无妄之理或道而言。所谓诚，即是指实理、实体、实在或本体而言。《中庸》所谓‘不诚无物’，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皆寓有极深的哲学意蕴，诚不仅是说话不欺，复包含有真实无妄，行健不息之意。’”。④这个评价极为中肯。
宋朝理学家上承孟子，也把“诚”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一个核心范畴来谈论。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曾说“诚者，圣人之本也。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⑤又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也。”。“诚”是圣人之本，纯粹至善的，是普通人最高的道德规范和精神境界。“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原则。“诚”还是万物资始、变化的根据，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二程论“诚”比较重视它的人格价值，而不是“天之道”的一面。在二程的理论阐述里，“诚”更多地是一种关乎人伦日用的道德范畴。“进学不诚则学杂，处事不诚则事败，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今末学曲艺亦必诚而后精，况欲趋应善为君子者乎？”，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处处存“诚”，这样才能技艺长进，受人尊重。
宋儒要求人们持敬。“敬”主要是功夫论的范畴，是品行修养的重要方法。同时“敬”也是一种处事的态度，一种道德价值。
理学家关于伦理道德的阐述，最为有名的莫过于“存天理灭人欲”了。二程把“理”或“天理”确立为理学的本体。“天理”指的是“合于天的正确的动机”，“人欲”指的是“不合于天的不正的动机”，即与天理之公相对的人欲之私。理学家所谓的“灭人欲”是指“私欲”而言，并非要割断一切情欲，故胡宏、朱熹都说“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朱熹一再说“天理人欲，几微之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虽是人欲，人欲中亦有天理”，“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可见天理、人欲没有彻底的界限。但是这些理学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他们把社会的统治秩序行为规范当作无所不在的“天理”，来扼杀人们的自然正常欲求。
朱熹作为宋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其道德修养论集中体现在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他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信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这里又禁锢了人的正常感性欲求，而把社会规范提高到无上的地位。所以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里批判理学“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认为理学纯粹是杀人的工具。
二、理学家的文道观
理学家的道统思想在文论上，表现为文道观。
理学家文论的核心“文以载道”说首先是由周敦颐提出来的。《通书•文辞第二十八》：“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用，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这里“道”是指个人道德修养与人格理想。周敦颐把文比作车，把道比作车里的东西，车装饰很美，但没有装东西，无用。他强调道是文章的重心，不过他也承认好的文辞可以促进文章的流传，有利于道的传播。
“文以载道”同唐以来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在意义上都有区别。因为无论是“明”或“贯”，都还是立足于文而言的, 故可以说它们是文学家的文道合一论或文道统一论。载道之“载”，是负载之意，文则完全成为道的工具。但周敦颐毕竟还承认“文”有载道之用，因而并不明言废文。与此相同，程颢也说“修辞立其诚”，亦未弃文于不顾。但到程颐，就直说“作文害道”、“作诗妨事”、“好书妨道”了，片面强调“道”，几乎彻底否定“艺”。比如 《二程遗书》卷十八里记载的程颐的两条语录：
程颐有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只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常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
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
程颐认为六经都是圣人之文，不是圣人刻意为之，是德的自然流露。他也不是说不要为文著述，只是始终强调道德的中心地位，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自觉地将艺术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强调文的现实劝惩作用。
朱熹的文道观比周敦颐、二程更完备细密，更突出道的作用，文完全成为道的附庸。朱熹有言，“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放入里面，此是他大病处。”。朱熹认为，文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它依附于道，道是文的根本。他比周敦颐、二程更强调道的功用。他反对苏轼的“文与道俱”，认为文道是一体的，没有体用之分。他曾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可见道是本，文是末，道起绝对作用。程朱理学在宋朝影响已经很大了，这种文道观也在当时文学创作中留下了痕迹。
三、小说中的理学痕迹
时代的思潮必然渗透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宋代理学思想在在宋代小说中也多有体现。宋代小说创作，以文言小说为大宗，同时因为“说话”盛行，出现了话本小说。宋代文言小说的情况，鲁迅曾说过，“宋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⑥又说“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至宋朝，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北宋中叶理学盛行后，许多传奇成为了宣传理学的工具。
宋代传奇朴雅平实，多以劝惩为目的。比如士人与妓女的爱情，历来是传奇的一大主题。但相比较唐传奇同类题材的作品，宋传奇有着更多的现实色彩和劝惩意味。唐传奇里，讲述故事以女子的感情变化为重心。唐传奇《霍小玉传》，霍小玉是霍王之女，出身富贵，与李生相爱。当李生迫于家庭压力，订婚于卢氏女后，不与霍小玉相往来，霍相思成疾，长安中知情者皆怨李生。而霍小玉也不放过惩罚李生的机会，她死后，化作厉鬼，折磨李生。作者在文章中对霍小玉给予更多的同情，否定李生的薄情寡义。霍小玉虽也有理性的思考，“以君之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但更多地是追求自由和爱情。《李娃传》写得婉转曲折，李娃先是与荥阳生逢场作戏，耗尽了荥阳生的钱财，却也深深地堕入了情网，但还是与鸨母合计支开了荥阳生。当她发现荥阳生沦落为乞丐，落魄凄惨时，疼惜与愧疚之情油然而生，毅然决然抛弃旧有的生活，照顾他，资助他考取功名。最后两人结为夫妇，李娃荣封为汧国夫人。小说细致地描绘出了李娃整个过程的心理变化，合情合理，既有理的思考，也有情的触动，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位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女子。
宋传奇则把重心放在了女子的“节”与“义”上，女子寻求人格的自尊与独立。秦醇的《谭意哥传》塑造了一个贞节自守的妓女形象谭意哥，她本出生于良家，后家庭变故，沦落娼家。但她没有堕落，一心持有“倘得脱籍，为良人箕帚之役，虽死必谢”的信念，脱去乐籍后，嫁给茶馆张正字。被张抛弃后，没有重操旧业，也没有怨言，而是坚守妇道，闭门教子，后来张正字回心转意，谭意哥仅要求明媒正娶，以此捍卫自己的权利。最后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篇小说是一曲礼教的颂歌，或谓是一篇鼓动人们信奉理学的宣教文。《李师师外传》塑造了一个颇有民族节气的妓女形象，小说末尾盛赞了李师师的节义，“论曰；李师师以娼妓下流，猥蒙异数，所谓处非其据矣。然观其晚节，烈烈有侠士风，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小说里李师师自始至终都是知书达理，体贴温柔，而没有一般妓女的伎俩和狡黠。历史上的李师师真是这样吗？作者一定经过了一定的处理。
话本小说是市民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有理学的影响。比如《碾玉观音》里璩秀秀作为咸安郡王的养娘，她只不过想跟自己的心上人崔宁组建家庭，过上夫妻生活，但是没有按照咸安郡王允诺的日程进行。结果却被咸安郡王双双捉了回去，秀秀被活活打死。作者在作品里也体现出对秀秀的同情，比如她和崔宁被捉回郡王府时，有诗一首：“皂鵰追紫燕，猛虎啖羊羔。”。但小说的结局里，秀秀的命运却是凄惨的。这里体现了理学伦理思想，即作者认为秀秀的行为是逾理的，不符合三纲五常。作者在小说中为秀秀潜在地设计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默默地爱着崔宁，但抑制着爱的欲望，无条件地服从郡王的安排。等待着“满日”之后，再与崔宁结百年之好。以后的日子自然是平平安安，儿孙满堂，白头偕老。既服从了理，又满足了欲。
再如话本《志诚张主管》简直就是一篇小说化了的释“诚”的哲学论文，它形象地说明了“诚”的内涵、意义与达到“诚”之境界的修养方式。小说里叙述了一个名叫张胜的伙计，面对主母小夫人的苦苦纠缠，坚拒不沾，最后因诚而未致祸的故事。张胜的“诚”的品性决非一般的诚实、与人不作虚妄之语的意思，而是至圣至贤之道德品质的外化。用说书艺人的话说，“如张胜者万中无一”，是“立心至诚”。张胜经受住了色与财诱惑的考验。张胜的言行品性充分地体现了一个“诚”字，这“诚”不仅是不说假话，还是严格地按照封建道德标准做人行事，不起任何违反道德的不良欲念。因此，这“诚”里，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内容，至少有仆人对于主人的忠诚，受恩之人对于施恩之人的感激报答，不贪他人之财，不淫他人之妇等等。所以最后小说里有诗赞云：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心人。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作者直接表扬张主管的“诚”，号召世人学习之。
小结
总的来说，宋代理学对宋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几乎难以找出多少积极的东西。这是因为文学是人学，它的生命在于反映人的丰富的生活和生动的思想感情，它坚决要求摒弃那种僵化的伦理道德教条。但理学在小说中体现出了一些理性思想，表现为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和感情纠葛。这对市民文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注释：

①《明道先生墓表》，《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640页
②《论语•子路》
③《孟子•离娄上》
④《儒家思想之开展》，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7页
⑤《通书•诚上》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1页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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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萧欣桥选注.《宋元明话本小说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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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二）.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