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部目录演变看古代史学特性（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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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部目录演变看古代史学特性（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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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部目录演变看古代史学特性（修改版）

从史部目录看古代史学特点

一、史部的子类设置

（一）、《汉书·艺文志》的史部分布

（二）《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对应与对比

二、史部的变化

1.《汉书·艺文志》未设置史部，其收录的史部文献散布在六略中，《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独立一部，史部自出现后蔚为大观。

2.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子类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六类：

（1）名称和内容都没有太多的变化（正史、杂史、职官、地理，目录）

（2）改名换姓，但内容近似（古史-编年、霸史-载记、杂传-传记、簿录-目录）

（3）取消的类目（旧事、仪注、刑法、起居注、谱系）

（4）新增的类目（纪事本末、别史、史钞、时令、史评）

（5）子类下降，并入至其他类目（起居注并入编年类）

（6）合并为一个类目（旧事、仪注、刑法合为政书类）

3.《四库全书》总目增加了众多三级类目——子目。

4.“金石”由经部的小学下移至史部目录。

5.史部有“时令”等反应百姓生活的书目，但不多。

6.《隋志》编纂时期，史评已经出现，但史部未收录，却收录了一部分志怪小说。

三、从史部变化看中国传统史学特点

《隋书·经籍志》史部一旦定型，就呈现出蔚为大观的局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首先，史部的独立体现着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关系。在先秦两汉的政治舞台上，帝王占据了学术中心的位置，把本属于史部的“春秋”占为己有，阻碍了史学健康的发展，这一时段学术思想的表现就是政治在相当大的时段上裹挟了史学的健康和发展，皇权代表政治一方挤压了史学代表纯学术的一方。具体表现为：

1.古代史官职能的核心是为维护封建秩序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以久的制度和传统。中国史学很早便以“王官之学”的面貌出现。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史官，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大量记录历史的文献，古代相对成熟的史官制度，赋予了史官相应的诸如典礼、记事、保存文献等基本职能。

首先，典礼。在周朝取代商朝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周代的史官便参与了“受命”仪式以及新礼乐制度的建设。《尚书》曾经记载有，作册史佚和毛叔、卫叔、召公、太公望一起主持克殷后的祭祀上帝仪式，史佚谴责纣不敬神灵、暴虐百姓，从而使得上帝放弃了对殷商的垂青。这与周公向殷人解释的“天命靡常”、殷商失德导致天命垂青周室的意识形态宣传是相一致的。新王朝不仅要通过史官来宣扬王朝建立的合法性，维护新政权的政治成果，还要借助史官之职来维护尊卑秩序，如在大射礼中，太史接受司射按照尊卑射不同目标的规定，并以之作为判定成绩的依据；又如每年年底太史“次诸侯之列”征收诸侯的牺牲，以祭祀上帝；如此等等。

其次，记事。古代史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直书监察。也就是说，史官对于礼仪活动的参加者有着监察规范的职权。他们对小至礼仪得失，大至君臣关系的顺逆，都毫不留情地直书其事，以表达自己的礼制观和对乱世人物的惩罚。《尚书·周礼》：“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表明太史是有施用刑法、处理案件的权力。史官的监察职能对君主同样有效，周成王曾戏言分封叔虞，史佚严肃地对成王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史记·晋世家》）促成了晋国的始封。史官监察时使用的记事职能最初并非为了留下史料，而是为了警醒统治者谨慎言行。《大戴礼记·保傅》中说，史官监察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于饮食之间又不忘礼乐……是天子不得为非也。”哪怕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由于史官顽强地坚持职守，多少对各国君主产生了压力。

再看，保存文献。因为史官保管法律文书，执行着维护礼制的重任，确实造成一些破坏宗法制度的“乱臣贼子”的恐惧。史官以他们的直笔和律文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贵贱井然有序的封建制度。

2.中国史学一直附庸于政治

中国的史官制度必然导致官方史学依附于朝廷政治，官方修史的学术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

出身自“王官之学”的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决定了官方在书写历史时具有天然的史料垄断优势。首先，中国古代史学所聚焦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只能由身处政治中心、熟悉政治运作的史官来记载，民间或没有官方背景的私家没有可能接触到第一手的官方档案或文书，也没有渠道了解到军国大事的详情，民间或私家撰修本朝史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其次，中国古代历来有禁止民间私修国史的禁令。不仅如此，宋代的官方修史制度中还有专门的“防漏泄法”，防止国史资料外泄。官修本朝史在史源上的优势以及国史的独尊地位，使得后来的私家著史大多只能承袭官方的定说。因而，官修史书是私家著述繁荣发展的基础，离开官修史书，私家著述无从谈起。

再有，早期史官与君主还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关系，对王权还能有实质性的监管作用。随着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专制皇权逐渐登峰造极，史官亦史亦官的身份特点决定了其发展逐渐远离“实录”。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是庞大的官僚制度的组成部分，史官只是官僚制度的分支机构，史学并非终身事业，史官亦非久居之职，只是官员们漫长官僚生涯中的一个环节，大多数史官更重视仕途前程。

总之，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史官在书写本朝历史时没有独立的话语权，帝王和权臣掌握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

3.有史书性质的《春秋》在中国的归类始终是经部而非史部

班固在对“春秋古经”的阐述中指出：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春秋”最早指的是对史书的统称，先秦时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国史统称为“春秋”。墨子言:“吾曾见百国春秋”，说明春秋是当时史书的一种统称，此外还有“志”“记”等也是史书的另一种形式。孔子所著的《春秋》，就是以鲁国的史料（鲁国原有史官所著《春秋》）作为基础，结合其它诸侯国史料，最终编订成书。至战国时期，由于《春秋》语句过于简省，当时就产生了大量解释《春秋》的史书，最著名的莫过于《左传》《公羊传》《公梁传》。两汉时期，随着儒家思想地位的提升，本来只是史书的《春秋》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并被立于学官，成为“春秋经”。这样一来“春秋”的含义就发生了转变，由最初只是对史书的统称，到专指孔子所编《春秋》文献，最后成为儒家经典。

经部是政治选择的结果，《春秋》自然也是。孔子删订《春秋》，发明史义，使死的史料“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并非只是记历史而是在“作”《春秋》。孔子的这种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以褒贬的方式记录历史，据《春秋》讲学，比董狐将权臣弑君的史文“示于朝”的意义更大：过去秘藏于金匮石室的史书，得以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其“资治”尤其是塑造、规范社会政治伦理的价值进一步强化。《春秋》“长于治人”，是“刑赏之书”，为“一家之王法”，“拨乱世，反诸正”，有大功于治道等，“春秋之法”尊王、崇正统，固然令“乱臣贼子惧”，同时也削弱了史书对最高统治者的制约力，使之俯首沦为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这对于皇权统治来讲是莫大的惊喜，可以说，推举《春秋》为经是统治的需求。

但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文学和史学独立，文化主角发生变化，由帝王转变为士人。中国文化的舞台改变角色了，从社会结构上来看，魏晋南北朝之前，皇权覆盖挤压了一切。但到西晋灭亡时，帝王气息已经被打击到接近消亡，门阀士族们迁移到南方，东晋王朝皇帝成为摆设，由世家大族们联合推选上去的，皇帝已经变成了一个形象符号。士人有经济实力有政治实力，所以更关心文化问题，由此中国文学，史学，书法，绘画等都繁荣了，门阀士族阶层开启了中国文化新的一页，于是文学，史学这些东西从原来模糊不清的状态里分离出来了。文学是创作型工作，史学是研究性工作，所以必须要有知识的阶层来完成这份工作。魏晋南北朝士人地位突飞猛进，没有门阀士族的崛起，就没有文学和史学的独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东晋时期。文人文化的核心就是个体的自由和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各种才能的施展。所以在这个时段出现了大量的族谱，家谱，这些谱揭示出门阀士族对血缘的关注，这一时段注重婚姻，注重血缘，门阀士族有着强烈的自尊感和优越感，文化需要财富，需要时间。

其次，经学的繁荣阻碍了史学的独立

《汉书·艺文志》无史部，其历史类书籍散布于六略中，主要收入《六艺略》，出现一种经、史不分的状态。对两部目录做整体研究可以发现，《隋书·经籍志》的经部、子部、集部都能在《汉书·艺文志》中找到相对应的类别，唯有史部没有完整、独立的部分。

更具体的分析《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史籍的分布情况，《六艺略》所收之史书,当时是把它们作为解经之“传”,是经学的附翼。《诸子略》中所收之书,当时是把它们作为某家之言。再如《数术略》所收之《帝王诸侯世谱》和《古来帝年谱》两种,它们与《史记》的十表特别是《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性质相同,却被收入《历谱》类，说明当时并没有将这些典籍认作史书的观念，此时统一的史学认识尚未成熟，此时史学理论远远落后于史书创作，等到《隋书·经籍志》，史部乃定型。

而当时史学不成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在此时期史学的研究一直是围绕经学进行的。两汉时期，经学独尊,经学著作也在各类著作中居于支配、统帅的地位,从西汉末期开始的今文古文经学的纷争，进一步推动了经学的发展。经学在东汉时期的高度繁荣，与谶纬之学融合，对两汉之际的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当时几乎所有的文献典籍都被成为“解经之书”，并有较明确的分野。因此史家自然也是以经书为宗镜,将其著述见为经学的辅翼和解释。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汉中叶，今文古文经学的纷争，导致大量历史典籍被视为“解经之学”而纳入经学中，以此为今古文经学的学术纷争以及皇权政治目的服务。因此两汉时期历史学可以说是经学的附庸，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与学科定位，只是作为经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和原始资料的角色。

受到这种“以传释经”观念的极大影响，《左传》等历史著作在汉人眼中已经完全属于“释经”之作,即便司马迁《史记》在当时也不能摆脱“经学”的笼罩,所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其著述境界的追求,司马迁真正的目的则还是借助对人与事的传述而阐发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支柱的社会伦理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自白：“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司马迁本人将《史记》看做“述”经之“传”。班固也将《史记》视为阐发经义的一种形式,列其入“儒家者流”的“六艺略春秋家”。

以此，虽然史官的设立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汉时期的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和针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仍然将大量历史学文献归入“春秋古经”类。这说明到了东汉时期，一方面，史学家仍然把历史学视作经学的一部分，即“解经之学”来看待。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王朝的统治的正当性和正统性其实是通过谶纬方式由经学赋予的，“史”在此时不需要承担“正名”确立王朝正统的任务或者说责任，因此史部也没有必须要独立出来的关键条件。另一方面，《汉书·艺文志》经史不分的状况，也反映出在经学光芒下史学的崇高地位。“以史附经”显示的似乎是汉代史学处于经学的压制之下而没有获得独立地位的情形。虽然，史学的独立此时没有完成，但是此时史学比附经学获得了极尊崇的地位，为其后来的独立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明代王世贞，清代章学诚都提出过“六经皆史”的观点。经学是阐明、解释儒家之学的学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经学自西汉产生后，历经古文经、金文经、宋明理学以及清代经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越来越具有普适性，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究其发展状况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一直到清朝末年，经学都是维护政治统治的思想保障，这也是经部、史部开合的演变线索。

经学其理论和思想主张，直接切入政治，对封建时代中国思想与政治格局的影响尤深。经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一直充当着中国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而史部是在经部的基础上产生的，史部能在《隋书·经籍志》中独立成专门一类，也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

从魏晋开始，史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而获得独立。史部目录创立并被划分出来，这与当时史学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首先，动荡的社会环境极大地影响了经学的主流地位，在分裂格局的大环境下迸发出各种新思想、新学派，以史思辨成为当时社会的热潮。金毓黻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中写到：

“两汉经学,最重家法,至后汉郑玄,而结集古今学之大成,魏晋以后,转尚玄言,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发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史部),一意造史,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

各统治者纷纷一改往日繁琐复杂的旧儒家纲常名教，开始反思过去，重面未来。史学便由此而成为他们争相学习的对象。

其次，在纷争动乱的时代，群权并立，魏晋南北朝虽属乱世,但各代统治者对收集点校图书却表现出统一的热情。这大概是因为统治者们需要史官修史来为自己“正名”，以达到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的目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史学一直是被王权裹挟的，作为权利的口舌之一而生存于古代社会，这是从经学中继承来的传统，也是古代史学的政治任务。不过长期动乱的政局,也使得统治阶级对于禁止私撰历史的控制力大大减弱。而且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本土道教的繁荣,促使志怪、仙道小说的大量出现,《隋书·艺文志》史部中的“杂传”类所收《搜神记》等大多写就于此时期。当时的文人学者大多采用“实录”的态度撰写志怪小说。六朝文人大多接受佛道思想,宗教迷信观念支配着他们的创作,这也无可厚非,关键是此时期文人在创作观念上认为,他们所写的鬼神志怪小说就是史书。比如干宝所著《搜神记》就是以良史之才来创作的志怪小说。因为佛道二教之思想对其时文人的影响极为深刻。以史家实录态度著志怪小说之观念影响深远,唐初魏徵等修《隋书》之所以把志怪小说入经籍志之史部,大概就受此影响。此时志怪小说入史部,使得史部著作更加繁多。

最后，造纸术的改进极大地方便了书写，这为史学的发展传播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由此可见，以上种种原因促进了史学的繁荣兴旺，史学普遍被人们所接受，成为当时的显学。

到了清代编订《四库全书》时，因为清朝是满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为了维护其正统地位和观念,他们在对中原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动辄采用文字狱等方式镇压的同时,也不忘在修书时树立起正统形象。所以《四库全书》馆臣在为图书分类时严格贯彻落实了统治者的正统史观。他们非常强调史书体例的纯正,明确提出““正史，大纲也。”

清代强调正史，并将其专门作为二十四史的专称，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二十四史作为正史，适应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是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唐朝设立史馆，由宰相监修前代史，以后形成制度，即当一个新朝建立的时候，都要修前朝史。修史的目的：一是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二是通过书写历史来证明本朝的合法性。唐以后的封建王朝，对修史工作都很重视。一般是皇帝特下诏书，明确正统，委派宰相监修。朝廷牢牢掌握修史大权，禁止民间私修国史。这样，一朝一史的局面逐步形成。“正史”也因此被打上了官方色彩。也就是说，确定二十四史为正史，也就是从官方的角度确立了二十四个王朝的历史正统，这可以帮助清王朝构建传统政治文化秩序，并在这种文化秩序中为清朝的统治找到位置，确立其统治的正统性。而且满人作为入关建立起来的政权，自然要找寻历史传统来劝导世人承认其正统地位的认定。因此乾隆确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有六部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史籍，占正史的四分之一。清朝确定正史，多少是夹带私念的。

可见，中国的史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者，史学在古代中国一直是有其功用的，其中，最外显的的功用应该是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在史论中寓有政论，寻找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所谓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更为重要的是，史部虽然是从经部得以独立，但是其主张、任务或者说性质与经部是一致的，还是要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史部的独立与发展本身与帝王统治者利用学术思想来为其“正名”，帮助巩固统治的焦点问题。

再有，在经世致用与朴学考经证史的学术风潮的影响下，史部的相关考证越加细致，分类更为合理，名称和分类也越贴近实际，例如原《隋书·经籍志》“杂史”的《拾遗记》、《汲冢璅语》被下移到了更合适的小说或是杂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史类》：

“杂史之目，肇於《隋书》。盖载籍既繁，难於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遗记》、《汲冢璅语》得与《魏尚书》、《梁实録》并列，不为嫌也。然既繫史名，事殊小説，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著録，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繫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祗一家之私记。要期遗闻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

此外，《四库全书》中新出现了“史评”类，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史评的出现就类似于集部的诗文评，要形成“评”，必然是该类目要发展到一定规模。，史评类的出现，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现象，任何一个学科一个门类都需要一种理论进行概括和引导。这证明史学本身达到了一种理论化，成熟化的水平。不过“史评”早在唐朝便已经出现，只不过《隋志》只收录隋朝及以前的书目。

史部还收录了一部分志怪小说。这些小说之所以能够被史部目录书收录，是被当时佛道宗教思想影响的结果，导致世人认为这些鬼怪故事真实存在。小说描写的内容肯定是虚妄的东西，而且是孔子否定的东西，但是佛道需要利用这些故事宣讲来博取信徒的需要，所以只有承认志怪小说是真实存在的，才能说佛道是真实存在的，对志怪小说的认可其实是对信仰的认可。

“金石”的下移反映出“道重于器”的标准。《隋书·经籍志》于经部“小学”中增加“金石刻文”，《新唐书·艺文志》沿袭《隋书·经籍志》，但又增加了书法作品，《宋史》则小学、目录混收，《金石录》则既收在小学类，又收在目录类，《直斋书录解题》始收金石书入书目类，金石类书籍开始独立出小学类进入史部目录类。

“金石”类在经部首先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早期“小学”不收“金石类”主要是因为钟鼎、石刻最初应当是作为艺术品为世人所赏玩，其功用主要集中在书法研究、文字研究方面，与经学关系不大。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金石刻文的实际功用，但由于金石刻文初期数量不多，不足以独立成类，因此，《隋书》与《唐书》归入“小学”类，但是随着“金石”本身数量增加，加之其他相近种类也被收进其中,如《新唐书》等,“金石类”日渐庞杂；到宋代，“金石学”兴起，宋人对金石文献专门研究，以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的完成及郑樵《通志》设立《金石略》为标志，形成了金石学，著作数量激增，此时“金石类”再放置于“小学”已经不甚合理了。更为重要的是，宋人深刻认识到金石文献对于考订经史讹误的作用，并进行了考订的实践，《宋本金石录》：“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尔。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二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由此，金石类书籍开始独立出小学类进入史部目录类。

当“金石”作为解经之用时，世人的观念是应当归入经部，所以放入同为“解经之用”的小学中，到“金石证史”的观念盛行，“金石”类随之下移。这说明，偏向于技术类的知识，也就是“器”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一直是依赖于“道”的，它本身是没有自己专属的归属或是分类，它服务于什么，它就属于什么，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在目录中的反映。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主流永远是“人文”知识。这种思想取向其实是因为人文知识具有更多可阐释的空间，其社会性更为突出，而技术型的知识对于政治，思想的功用性远逊于人文知识。

最后，史部书目对下层生活的关心不够，这三部目录书本身的编纂者所在的社会阶层是帝王和士人阶层，是文化人的思想共识，这是《隋志》和《四库》编纂者的一种短板。不过，因为下层社会文化的繁荣，尤其是元明清以后，所以三种目录书尤其是《四库》，虽然没有直接贯以市民文化的名称，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书比如时令，可以折射出市民文化产生的苗头。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4]赵明诚，宋本金石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

[5]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Ting 于 2023/2/19 18:51:47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