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史部作业 - 传统文化与文学

张雪史部作业
	发起人：yukizhang　　回复数：0　　浏览数：3338　　最后更新：2010/10/31 22:00:14 by yukizhang

发表新帖

　帖子排序：

2010/10/31 22:00:15

[只看该作者] #1

yukizhang

角　　色：普通会员
发帖数：11
注册时间：2010/10/9

回复编辑删除

张雪史部作业

从史部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演变

一、从“六经”之一到“四部”之一：史学在学术史上的独立

我国的史官文化起源很早，从上古时代的甲骨卜辞就可以追寻到史官产生的最初的印记。史官往往在一个王朝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周礼•春官宗伯》载史官之职：“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莫系世，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材之法，以招王治。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家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 《史通•史官建置第一》总结周代史官建置说“按《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以看出上古时代史职种类繁多，权利重大。可见国家对史官和历史的重视程度。而在现存的第一部目录书《汉书艺文志》中，史学著作是附在《春秋》类中，共有《太史公》百三十篇等十一部书，没有形成独立的分类。这固然有当时文献较少，不足以支撑学术体系的一个类别的原因。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认为：“刘、王并以众史合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利。”（《广弘名录》卷三《七录序》）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史部总序中也认为：“班孟坚《艺文志》无史类，以《世本》以下诸书附于六艺《春秋》之后，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唯秦汉之争，编绎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
孔子制定六经之时，将当时的历史文献《春秋》、《尚书》作为重要的一门学问用以教授后人，随着孔子学说的经典化，《春秋》这类历史文献也被作为经典学问收到汉代知识阶层的重视。这时史部学问的“非独立”状态正说明了当时古人对历史和历史文献的极端重视，作为经部学问的历史研究影响了后世对待历史的态度及研究历史的方法。班固编修《汉书》之时，已经掌握了大量汉代的历史材料，其历史观念较之前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书》本身就是足以垂范后世的一部重要史书，这足以说明当时汉代政府和知识分子对收集历史资料，总结历史的重视程度。
从《汉书》到《隋书》的近六百年间，中国经历了十个以上的短暂王朝，知识和文献虽然屡经战火，但依然发展迅速，成果显著。《隋书》中将天下典籍学问分为四部，史部从经部分离，被单列一类，而于经部并列成为最受重视的正统学问。比较《汉书》而言，《隋书》几乎是重新建立了一个关于史学的门类，将历史著作分为十三个门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史部共收书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几乎超过了经部一倍以上。也就是说，在这六百年间，研究记录历史的学者数量大增，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种类不断增加，经部中的一类已经无法容纳这些典籍。史部的分离也是势在必行。

二、成为史的材料：正统与边缘

《隋书经籍志》史部第一类即是正史类，由此之后，正史类始终位居历代目录书史部第一直至清代四库，四库史部正史类小序中认为：“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章太炎《史学略说》中认为：“今所谓正史，以官定者为准”、“正史云云，又有当论述者，正统之说是也”。正史类是被王朝统治者承认的正统，规范的历史记录，是历史典籍中最权威的著作。隋书正史类以《史记》为第一，承认《史记》在历史文献中的正统地位，而其后的《汉书》、《隋书》等正史都是继承了《史记》的体例。《史记》开创了一种记录历史的体例，隋志中说：“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尽管《史记》存在着“离经叛道”的因素，是充满个人色彩的“一家之言”，但仍被当作正史的源头，“三史”之一，被后人研究继承。个人编修正史类史书的行为在隋代被明令禁止，隋文帝曾经下诏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贞观三年正式设立史馆，设专职史家编修前代史。后代王朝也继承了这种有官方修正史的精神，并视为国家大典、备受关注。四库中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乾隆皇帝：“御极之初，急招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学宫，嘉惠后学。”可见修史之重。
不如正史而与正史相关的历史被分门别类排于正史之后，作为正史的补充和参考。隋志中有古史类，序中说：“其著述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以春秋之体。”古史类的著作继承了春秋的记事方法和叙述体例。而经部的《春秋》类就只是对《春秋》及其三传的研究，不再被归入史部。杂史类“其属词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册之正也。”体例不同而记帝王之事的被列入此类。（杂史类中有《拾遗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或记神幻，或小说意味浓厚的著作）
正史类，古史类、霸史类都是记录帝王事迹，国家大事，地方豪强等与上层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而起居注类更是围绕着帝王的生活展开。仪注、诏令类则记载了各级政府机构的规章制度，行政命令。隋书中多处强调史官的传统：“左史记言，右史纪事”。史官从出现之初就是为上层统治者服务，史官所记的历史也紧紧围绕着帝王事迹和左右政局的人物。到了《隋书》编订的年代，史部中的分类增多，被当做历史的材料的内容和范围也在不断增多，杂传类、地理类中就收录了不少边缘的、民间的历史。《隋书》认为：“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杂传部分内容最多，有各地高人贤士孝子传记，各大家族传记，列女传等等。神仙类、列异类数量也很多。（洞冥记汉武帝内传续齐谐记述异记搜神记搜神后记等小说意味浓厚的著作也在此类，后来被列入滋补小说类）。《隋书•经籍志》称,甚或“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序称“大抵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俱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说。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耳。”这种以备参考的态度使得一些不那么严谨的书籍录入史部，而这种“不严谨”也提供了另外一种记史的方式，某种民间立场和非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史书”。
自《隋书》设地理类，后代目录书一直沿袭着这种分类。《隋书》地理类包括了地图类如《周地图说》；外国风土人情如《突厥所出风俗》、《诸蕃风俗》、《男女二国传》等。还包括《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异物志》等被四库归入子部小说类的著作。四库中出现了大量官员奉诏编修的地方志，说明了当时统治者对于官修地方志的重视。还出现了如《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热河志》等富有民族特色的地理书。地理类提供了关于整个王朝及远方外域的风俗人情，地理风貌，文化传说，甚至是想象中的地理如《山海经》。自汉至隋唐，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点由帝王将相，国家大典逐渐转向民间和地方，虽然这些非自觉的“关注”比较对正史的重视而言只是极少的一点，但毕竟在客观上对于构建全面的历史作出了一定努力。

三、从记录到研究（研究史的方法）

古史《春秋》只录事而不加以评论，作者的倾向褒贬态度暗含在叙述之中，要读者自己领悟。这种“呈现”式的历史记录过于简单而导致了后世理解的分歧，学者们不得不展开想象力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这就有了《左传》再现式的解读。《春秋》史的本质和经的身份影响了后世对历史文献的解读研究。
在《隋书》中，正史类《史记》、《汉书》后都附有对其研究的著述，也作为正史的内容，多是注音、音义、集解之类。古史《春秋》、《尚书》是经的一部分，而以治经的方法治史也是隋唐以前比较重要的研究历史的方法。这种对于“三史”的研究一直持续到清代四库。在继承前人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后世之人也在不断进行着创新。《春秋》只是简短的纪事，没有作者的评论；《史记》后的“太史公曰”和《汉书》《后汉书》的“赞曰”等初步形成的简单史评。但在唐以前所修正式的经籍志、艺文志的史书分类中并没有史评一类，从南宋前期开始，“史评”作为史部的一个独立门类被确立，《郡斋读书志》中首次列入史评类，收书二十三种；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也同样有“史评”类。史学发展到宋代，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记录历史事实，或是考证式的研究。宋人治史强调史学的资治功能，从《资治通鉴》、《唐鉴》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书籍编纂的目的。宋元学者在编纂史书时很重视贯通古今，宋代编修的四大类书、《资治通鉴》和元代的《文献通考》都是从上古先秦记录到作者所在的时代，通过贯通古今来为现今的政治提供经验借鉴。宋元学者探究基本史实间的规律和原因，并作用于当代的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宋人治理学的精神不无关系。
四库中将史评分为“考辨史体”和“评骘旧闻”两部分，其序中说：“春秋笔削,议而不辩。其后三传异词。史记自为序赞,以著本旨。而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班固复异议焉。此史论所以繁焉。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于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翻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汉牛。又文士立言,务求相胜。或至凿空生义,僻谬不情,如胡寅读史管见讥晋元帝不复牛姓者,更往往而有。故瑕类丛生,亦惟此一类为甚。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监阅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澜语,原可无存。以古来著录,旧有此门,择其笃实近理者,酌录数家,用备体裁云尔。”这表明一方面清代学者对史学理论的认识已到达了相当的水平，另一方面对史评类并不是非常重视推崇。可以看出，在四库史部中，史评类的地位并不高，《史部总叙》云:“……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岳《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皆参考论赞者也。”具有实用功能的史书排在前列，而评论性的典籍则在最后，“以经史之学为本体,为学须明体达用”的汉学学术思想在清代占了主流。
由于时间有限，加之学力尚浅，对于庞杂的史部研究只进行到或可窥其九牛一毛的程度，所以文中浅薄粗疏错漏之处还请老师和同学多加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