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作业一：《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经部目录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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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中国古代文学


2010

博

               



董定一


1120100412

[/align]摘要：本文先介绍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部著作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特点，在此前提下对其与经部相关的文献分类和文献目录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进而讨论这三部著作中分类的异同，从中探寻造成这些异同的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三部作品是不得不提的，它们就是记述汉代文献的《汉书·艺文志》、记述隋代及隋以前文献的《隋书·经籍志》以及集历代文献之大成的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三部书不仅在目录学和文献学方面意义重大，还客观的反映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发展及学术风潮流变；如果我们细读这三册典籍，从这一角度加以考据论证的话，其价值同样不可低估。



为了更透彻的对这三部典籍中所开列的文献目录加以分析，我们有必要简单的了解一下它们的创作背景及创作特点。



首先来浅析《汉书·艺文志》。汉志在我国文献学对古籍分门别类加以总结估别这一工程之中，走在了前面。由班固编撰的《汉书》乃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列于其中的这篇《艺文志》无疑是从文献学角度对我国汉及汉以前的各类作品的一次系统而简洁的总结归纳，它继承了刘歆《七略》中的分类法，将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类，同时其志中序言又起到辑略之用，，概述每类的分类范例，删七略而得此书，为后世的文献统计和目录编排起到了垂范之用。



接下来是唐史学家、政治家魏征及李延寿、敬播等人所撰的《隋书·经籍志》。汉之后虽说“一统山河归晋朝”，然晋代并未出现具有影响力的目录学文献。而隋作为汉之后第二个从真正意义上统一全国的王朝，其享国虽短然国力强盛，隋文帝杨坚及隋炀帝杨广皆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稳定的文化态势也为唐文学的一时大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志正是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可谓是对中古之前的我国古代文献的一次系统归纳和完备总结。《隋志》以《隋大业正御书目》这一隋朝藏书目录为主要依据，又借鉴了梁代目录学家阮孝绪《七录》的分类方式，修改撰写而成。它继承了晋人李充所著《四部书目》的分类范式，采用四分法，运用经、子、史、集四部类目对收录典籍进行了图书分类，这种分类显然更为契合当时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更系统严谨。



在《隋志》的开端部分，编纂者在介绍了经籍充当“机神之妙旨”“仁义之陶钧”的教化之功后，以较长的篇幅回顾了自上古直至当朝千年间经籍典策多舛的命运，以示为戒，也从另一个层面凸显出《隋志》作为记录这些著作名录的文献价值。



最后，清乾隆年间由大学士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谓中国古代目录学文献的集大成之作。作为《四库全书》这部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百科全书的指津要引，《提要》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以严谨精确的学术态度周详完整的将自上古至清中叶的尚存文献各归其类，入位详参，佐以精到的介绍说明，堪称是对古代文献典籍的一次大检阅和大清查，其价值自不必言。



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这些叙述绝非是徒费笔墨的无用赘笔。对于一部目录学文献而言，典籍之内对作品所采取的分类方法以及入类标准无一不牵涉到典籍之外的时代背景以及编纂者的学术思想。从这三部相互层递的作品之间所展现出的作品类别、作品形式、作品内容等方面的变化，实际上是古代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在变化中前行这一发展过程的折射。接下来，笔者就先对这三部著作中与经部相关的文献进行分类考察并援例说明，从中探寻中国古代学术在自朦胧而至成熟的这一蜕变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变化以及引发这些变化的原因。



首先，笔者想先概述一下这三部著作中经部类文献的设置情况及分类情况。《汉书·艺文志》一书处在文献学的草创时期，加之文学尚未自觉，相对作品有限，因此分类尚不系统完备，还没有出现后世的四部分类系统，因此也就没有单独列出经部。然而，我们倘若细考其文并与《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相对照的话，就会发现汉志中《六艺略》这一部分收录典籍的类型与后二者经部书目种类较为接近。因此，我们不妨就把《六艺略》看做汉志的“经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采取先开列书目再以简略断语对之予以总结的方式，将六艺一百余家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其中前六类是我们所统称的“六艺”，乃古代治学之经典；《论语》类多收记载先圣孔子思想和行为的著作，它被收入经部与六艺并列体现了“独尊儒术”的汉代人对孔子这位儒学大家的重视；《孝经》类则收录诸多陈言孝道宣传教化的典籍。至于小学类中典籍的内容，历来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大体意见是其多为识字释字之书，为启蒙性质的书籍。汉代之时文字发展并不完善，时人阅读典籍时往往需要借助字书。小学类进入六艺略一类，也体现了此类书籍在汉代人心目中的地位。



到了隋志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隋唐时期，中国文献目录的分类研究已然初成轮廓，经史子集的分类系统也已被初步的应用到了隋志之中。在《隋书·经籍志》中，其第一部分“经籍一”即是此书对古代经部著作的归纳总结，它把此类著作分为以下十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谶纬类及小学类。



而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四部分类法就显得更为严谨正式了，在书目之中，“经部”被作为一类著作的名称而明确的提出并着于卷首。《四库》对列入经部之中的著作的分类也同样在经部引言之中就明确的予以提出，它将这些著作划分为十类：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同时，又在个别大类下开设小类别并注明分类之由（如礼类著作在《提要》中被分为六类：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可谓一目了然。



纵观三书中对经部著作的归纳分类，其间既有传承契合之处亦有交叉混杂之处，有的类别所属作品一而贯之，简洁明确；有的类别所属作品则不断变化。而三部书中文献的各种类比既有延续、又有分化、还有合并，甚为复杂。为省文字叙述夹缠不清之弊，笔者将其中的子部相关书目分类列为表格加以对照参阅。此表匆忙而得，难免粗疏，期盼指正。

[align=center]表

1（见附件book1）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书子部分类对比（相同行代表同类作品在三部著作中所归入的分类，括号中内容代表该类别中与其他书中相应类别对应的部分）

[/align]根据上表，我们大致可以将三部著作经部中古代典籍的分类情况一览无遗，同时发现其中可探讨的问题。由于力所不逮成文仓促，笔者只准备对其分类的异同粗作论述，至于其各小类著作编次以及各小类所占比重等问题姑且留待日后再做分析。



经部作品在这三部著作中皆大致被分为九到十类，粗略观之似无区别，然细加考辨其分类却是同而不同。我们顺次相观，可以发现其分类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传承发展的相似。在三部著作之中所呈现的分类具有很强的固定性，自《汉志》、《隋志》直到《提要》，其间时代相隔甚远，且著作的时代背景及所面临的学术氛围截然不同，然而，其间包括六艺在内的大多数分类样式始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且，考察其间所收录的著作，虽因年代久远之故其作品名目多有变更，然它们仍大多延续了过往的主题和内容，甚至于还有同样的作品也被收入相似的类别中的情况。如《汉志》中刘向的《五行传记》与《隋志》中刘向的《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即为一书，即被收录在《六艺略·书九家》与《经类·书类》这两个相似的类别中；同样，被收录于《隋志·经类·春秋类》之中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晋杜预撰）、《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汉何休解诂）、《春秋穀梁传》十二卷（晋范宓集解）也被《提要·经部·春秋类》所收录（名字更迭为《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究其原因，依然离不开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垂范。中国古代文化发轫于远古，在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的争鸣、劳动人民的智慧再加以统治者基于自身所需而进行的推广使得其逐渐成形并诉诸于典籍，形成了以礼义仁智信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传为孔子删定创建的六艺也就成了文人顶礼膜拜的经典，汉代经学大行其道，属于经学的六艺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基调以及后世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汉志》中所言，“《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易》为之原。”六艺已然成为了指导中国学术著作创作的指挥棒，它自心神、言行、所知、所思等诸多方面，潜移默化了整个民族，其作用无可替代。正因于此，浸淫其间的文人在勾勒学术著作的地图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沿袭《汉志》中已然定型的单独将六艺列出的分类形式，借助这一业已固化的分类模式来阐述自己对文艺对学术的理解以与先贤相呼应。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统治阶级对目录学著作编纂的影响。诚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著作之中关于古代经籍分类的内容有很大程度上是文人阶层独立思考的结果，然较为权威的目录学著作多是官修，即便非是官修的书，也往往在成书过程中也会或多或少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统治阶级自然希望借助经籍著作施教化之功，树自我之名，正如《隋书·经籍志》在评介经籍之用时所言：“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当权者希望借助诗教、礼教等分类形式强化这些宣扬纪纲道德礼仪规范的著作的地位，从而培养一种温柔敦厚、恭俭庄敬的思想氛围；尽管其用心未必收得回报，然其效用仍不可避之不谈。伏俊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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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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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思想》一文中曾说过：“文学一旦获得独立主体的地位后，政教仍是其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我国汉时文化还处在蹒跚学步的不自觉时期，所谓文史哲不分，收录在汉志中的那些高文簿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文化典籍范围内，政教都是其所叙的重要内容。



第二、著作分类的变化。变化是永恒的，时代的变革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文献的编纂。由于编撰者思想境界与材料取舍多有不尽相同之处，三本著作目录中所载分类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所收的很多类别发生了不小的变更，或者更换名称及所属范围、或者一分再分、或者融入了其他的类别，其变化亦蔚为大观。下面，笔者不妨对这三部著作在分类上的变化做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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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六艺略·易十三家》中存在的灾异类著作在《隋志》中被归入了经类之中的谶纬类（如在前者所载书目中有《杂灾异》三十五篇，而后者所载书目中也多有《春秋灾异》等类似的书目）。而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这一类书不但没有得到单列一类的殊荣，反而是容貌难觅，只在其中《子部·术数类》中还依稀可以看到些许影踪。结合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时代背景，这种分类变化并不难理解。汉志的创作时期我国整体上文化虽得到了广大发展，然仍难脱蒙昧之病，无论是朝廷还是乡野间，术数卜算之行皆是随处可见；同时，汉统治者极力推崇儒家学说，将本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先贤孔子推上神坛，为灾异阴阳之说推波助澜。加之战国时期连年征战方止，汉帝四处用兵，穷兵黩武之行又起，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人们都希望能够凭借自身之力测验祸福，趋祥离灾，进而向自然中寻找预示，心智的未开化加之自身对不可知事物的恐惧使得灾异类著作大行其道。由于此类著作与《易》类著作多有相似之处，自易经中衍仲而来，故而也就被《汉志》收入了易十三家。





时至隋唐时期，南北朝并立的时代刚刚终结，隋唐易代就又把社会带入了兵戈之中，数百年的征伐也令人们重新陷入了对生存状态的恐慌。加之各派当权者在起兵征战之时多行谶语以鼓人心，故而谶纬类著作极为兴盛，同样因为这些原因，述灾异之兆的灾异类著作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者在安抚人心眩惑百姓等方面上多有共同之处，深得文人之信，多为之著书立说。在这种情况下，《隋志》编纂者将之合并一处“录其见存”，单列一类并不为奇。





清代的情况又与前二者有所不同。清文坛的学术思想崇实黜虚，摒弃了晚明文风虚妄任诞的一面。乾嘉朴学思想甚盛，治学者务以足踏实地的切实考证为己著作之要津，而《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纪昀，就是一位虽采拾博洽然思想传统固执的宿儒，他在做学问之时最忌不切实际的虚托妄言，这一点也自然反映到了其治学编书的过程中，虚无缥缈语多妄诞的谶纬不得重视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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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志·六艺略·春秋二十三家》中收录的部分著作到了《隋志》及《提要》中时其归类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属于代表“经”的六艺略，而是转而进入了代表“史”的史部所设的类别。如《太史公》（即《史记》，百三十篇）、《战国策》（三十三篇）二书即属于这种情况，它们所属类别即由六艺略的“春秋二十三家”转入了《提要》中的史部·正史类及史部·杂史类，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体现于目录学上的一个缩影。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其史官文化更是高度发达，所谓文史哲不分，文学作品多以“得太史公之妙”为荣，而最早的历史著作其间也大多夹杂着不少文学手法及哲学思辨，部分作品本身与先贤之间即关系紧密，加之汉时目录分类未加成熟，故而才有了如上所述“春秋二十三家”的收录情况。在隋之后史学发展开始愈加系统化和条理化，而“六艺”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是屡屡为人提及，故而《史记》等史书与《春秋》等六艺类书开始逐渐分开，前者逐渐成为了史学专著，这也体现了古代目录分类法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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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二书于分类上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增设了“四书类”，将以往各自为政的《论语》类书（《汉志》中属《六艺略·论语十二家》，《隋志》中属《经类·论语类》）、《孟子》类书（《汉志》中属《诸子略·儒五十三家》，《隋志》中属《子类·儒教类》）以及本在《礼记》中的《大学》、《中庸》集中在一起汇编成类单独列出，这实际上也是照应当时时代发展的举措。宋代以来以上四本书即被编为《四书》，元代之后此《四书》更是成为科举的必读书目。它们经过宋明理学家、清经学家的大力提倡（朱熹《章句集注》定“四书”之名）以及明代以来科举八股的刻意强化（单以此为出题范围），已然成为阐明理道垂扬圣教的经义典范。因此，《提要》将其集合在一起缀以成编并不稀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提要》编修者设立《四书》类的目的是“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对那种单独为揣摩举业而读解《四书》的文人士子，编修者是不赞成他们的态度的。当然，在社会之基未得变化、八股大行其道的清代，这种目的只是编撰者一厢情愿的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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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书》单列一类有些类似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经部单独设置了《五经总义类》，将兼治五经的学术著作收录其中；而在《汉志》与《隋志》中，这些著作一般都被附于一个不甚相干的分类里（如《汉志》将《五经杂议》等五经类著作收入《六艺略·孝经十一家》，《隋志》则将《五经大义》等五经类著作收入《经类·论语类》）。相对而言，后者的分类显然不甚科学妥当，这也体现了当时学界对于此类兼顾诸经的著作的困惑。此类书涉及面较广，单列任何一类皆有不妥之处，故而正名甚难；而《提要》单独开设一类，认为“《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既解决了分类不同的问题，又起到了为此类著作正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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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二书相应类别的关系问题。由于不同时代对小学类典籍的创作和界定情况不尽相同，因此目录类书中对此类作品的收录多有前后不一的问题，相对而言，《提要》对此类问题应当说是解决的比较好的。在其《小学类》的引言中，编纂者对历代经籍志中滥将典籍充入此类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作法多有歧见，已失小学初旨。《提要》极力推崇《汉志》，认为后者在小学类的编纂上“根据经义，要为近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诸多芜杂的典籍摒除在小学类之外，根据其讨论范围将它们对号入座，各自确定其相应的分类，如将论笔法者别入《杂艺》类、将蒙求之书别入《故事》之中，都是方寸甚当的编排，这也使得小学类作品复归本原，更加简洁而富有条理，反映出乾嘉学派师心尚古的治学思想。





当然，《提要》单纯地将小学类划分为《训诂》、《字书》、《韵书》这三类，未免仍是有保守之嫌。在《提要》中，编者声言尊汉志之法而编排小学类，然《汉志》产生之时文献收集分类工作尚处在蹒跚学步的阶段，其分类手法并未成型，作为学术思想蔚为大观的清代来说，依然保留如此的分类标准并作出如此的取舍，推崇对字义、字韵、字体的繁复研究，实是经学派尚系统考据的学风在目录学上的透射，亦有泥古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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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要指出的是《隋志·经类·小学类》中所引入的少量刻石类文献，如《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字石经周易》等。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文献与给童子看的启蒙著作并无关涉，《隋志》编撰者对于这一错位的分类现象作出的解释是“附于此篇，以备小学”，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当时对这种较为出格的文学体裁而言，目录学的确是有些无所适从。即使到了文献整理较为完备的清代时，《提要》中虽有“《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已非初旨”的观点，然在实际操作中，《提要》却采《宋史·艺文志》之例，转将金石类著作归入《史部·目录类》，这只做到了“不便与经籍相淆”的本意，却仍无法达成物归其类。由此可见，清人主流学者头脑中的学术观极尊正统，受此所限，造成了他们往往在一些似是而非、旁逸斜出的著作的分类问题上陷入迷茫和矛盾，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align=center][size=10.5pt]以上即是笔者在阅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的一些浅薄粗陋的所知所得，其中错讹舛漏之处自是难以枚举，希老师及各位学友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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